张闻天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的探索_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张闻天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的探索_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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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党的八大的召开,宣告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建立,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的矛盾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可惜的是我党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偏差,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然而正是在左倾错误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有益探索。研究张闻天的这一探索及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定会有所补益。

一、张闻天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社会主义矛盾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的科学论断。能否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是能否正确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前提。

在这个问题上,我党曾出现过思想上的偏颇,这除了轻视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外,再就是对列宁“过渡时期”思想的曲解。列宁曾经提出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命题,意指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这个时期。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斯大林将列宁的意思作了改变,以致使人们对列宁的思想往往产生误解,以为列宁讲的“过渡时期”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就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样就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完全混为一谈,也就自然地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矛盾引申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因此,把阶级斗争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唯一形式,而把“和平过渡”斥之为修正主义在当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毛泽东“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不少人脱离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现实,把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当作资本主义矛盾,认为社会主义内部的差别、矛盾,如“三大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劳动报酬的差别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因而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与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社会主义矛盾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分析。

张闻天针对这一源于对国情认识错误的观点,为了澄清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的混乱,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社会作了深刻分析。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真正思想,即指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且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已经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注:《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以下凡引自该书,不另加注。)张闻天在确定了中国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即“有不同的小的阶段”。这里,张闻天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但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及思想却是鲜明的。

既然中国社会已步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么中国社会的所有矛盾自然就只能是社会主义特征的矛盾。张闻天针对那种把我国社会主义中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及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别等都看成资本主义残余或旧社会残余的观点,指出其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情,这些差别是社会主义下的差别,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差别,根本“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它“产生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身”,“是共产主义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合乎客观规律的东西”。他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许多矛盾,资本主义趋向只是作为可能性存在着,矛盾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张闻天这种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国情,把分析矛盾的着眼点放在社会主义本身,看似平凡,但在当时背景下却非同一般,它对我们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矛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二、张闻天深刻剖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性质及特点

1956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的矛盾从此发生了新的变化,然而自反右派斗争发生后,人们逐渐忽视了社会主义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区别,以致在处理社会主义矛盾过程中采取了对待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张闻天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倾向,并作了具体的剖析。

第一,在矛盾性质方面,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基本上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规律是一切社会普遍规律的原理,结合我国情况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运动。这一矛盾统一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表现和作用与资本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是统一的,两者间有矛盾,但并非对抗性的矛盾。”我国这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特点,决定了由这一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矛盾,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等,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就在于它们“基本上的一致性,统一性,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因此,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各部分人民中间是基本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各部分人民中间矛盾是基本的,斗争是基本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内长期所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正是漠视社会主义矛盾性质的写照。所以,张闻天强调:“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性质硬套到社会主义中来”。

第二,在矛盾发展趋势方面,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的矛盾,可以经过人们的认识和自觉行动而及时得到解决,矛盾不断产生,但可以不断解决,某些矛盾的解决可以使矛盾逐渐缓和以至消灭。客观上,矛盾不能转化为对立,既使因主观上的错误使矛盾发展为对立,但改正了错误,对立性的矛盾又会缓和下来。张闻天指出,这与资本主义矛盾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矛盾在内部不能根本解决。矛盾的暂时解决,只是造成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一时的缓和只是更激烈斗争的准备,而且矛盾必然发展为对立。张闻天在阐明两者区别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党的路线对矛盾发展的影响。他说,社会主义矛盾能否正确解决,要看党的路线正确与否,路线正确,矛盾就能解决得好,矛盾不断产生,也能不断解决,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路线错误,矛盾就有发展为对立的可能。“由于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所以社会主义内部矛盾解决不适当时,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但用正确的路线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则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就不会成为现实性。”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矛盾发展趋势的揭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无疑有所启迪。

第三,在矛盾解决方法方面,张闻天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本解决,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途。社会主义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才能产生和胜利。因此,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用革命暴力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社会主义矛盾解决方法则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社会主义矛盾的解决,不要求消灭社会主义,而是发展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它是和平的转变,不需要采取“革命”手段。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这里不是革命的阶段,如像人民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样。这里是发展的阶段,同一经济形态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新的质变,是一种飞跃,但不是革命的突变,“飞跃,‘渐进的中断’,质变,可以是革命的结果,也可能是改良的、完善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内,属于后一种。”张闻天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引导到(爆发式)新的革命的转变,而是(渐进性的)和平转变。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差别的最后消灭。”这实际上直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革命”理论。

其次,社会主义的矛盾,只能在“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中求得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表现形式,那么解决社会主义矛盾,就只能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我国人口多,底了薄,生产力很不发达,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核心。然而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反作用,生产关系的改善也就成了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重要因素。张闻天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要经常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只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化不变的东西,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脱离,都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调整的是否适合,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物质生产。”张闻天断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善,矛盾将不是激化,而是逐渐和缓。”

再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基本上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对这些矛盾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而不能采取专政的方法。

张闻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结束时曾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唯物史观的常识,所以要不厌其烦地重温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忘记得所剩无几了。”张闻天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性质及特点的分析,也正是唯物史观常识的具体运用。然而,六十年代前后,我党对待社会主义矛盾的“左”的做法,恰好是对这些基本常识的违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不正是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用“革命手段”取代“和平转变”而受到人们尊崇吗?张闻天的分析,既是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又是针砭时弊、犯颜直谏的呐喊。

三、张闻天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我国三大改造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正确地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不久,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修改了这一结论,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则进一步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系统化、完整化,直至后来阶级斗争被强调到一切工作以此为纲的地步。

面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不断升级的形势,张闻天没有见风使舵,奉承迎合,而是独立思考,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大改造完成后,“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张闻天把基本矛盾是作为主要矛盾的同义词使用的——笔者注)他不仅分析了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的原因,剖析了把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根源,阐明了把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危害(对此,笔者在另文中将专门阐述),而且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能否说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张闻天的这一观点,不仅维护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而且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至今天十五大的表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一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针对我党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所出现的认识上的偏差,张闻天重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写下了大量学习笔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阐述了自己对主要矛盾的看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规律是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张闻天根据这一原理分析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表现(或基本表现)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后,其表现则是生产和需要、或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了。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其本质应是一个东西: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统一。基本上是统一的(生产为了满足需要),但有矛盾(生产不能满足需要)。这种矛盾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表现形式。”同时张闻天还从经济决定政治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揭示了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密切联系,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所谓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张闻天对此有着基本一致的认识,他针对“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谬误,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如果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是巩固的。”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不可能。可是,在当时流行着一种倾向,即片面强调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而很少联系发展生产力,甚至将主张发展生产力的意见名之为“生产力论”。张闻天的认识,无疑深化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党内的一般认识水平。

四、张闻天具体分析了我国的两个突出问题:党内矛盾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矛盾

在党内矛盾问题上,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第一次将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党内。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说:“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争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自此,对待党内矛盾从认识上到解决方法上逐步向“左”的方面倾斜,进而在文革中发展为将党内不同意见判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采取了极端错误的解决方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张闻天充分认识到了党内矛盾在社会主义矛盾中的地位。他说:“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如果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问题,也不可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矛盾问题。”为此,张闻天阐明了党内矛盾的性质。他指出,党内矛盾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立性决定了党内矛盾的非对立性,“党内矛盾不仅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党内矛盾“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这种思想斗争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进行。张闻天批评了那种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做法,指出了把党内犯错误的同志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而加以斗争的行为,“必然会导致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把同志当作敌人,给党造成极大的危害。”明确提出“必须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践踏党的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张闻天的这些论述,显示了其极大的理论勇气,其思想为我们正确对待和解决党内矛盾奠定了基础。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我党对其矛盾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斗争,并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根源。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谁战胜谁”的斗争,以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但是毛泽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这一个问题,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不断升级,他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还非常尖锐。以至反右派斗争发生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页。)由此成为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如何认识意识形态的矛盾直接关联着对整个社会主义矛盾的认识,张闻天抓住了这一要害。他不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意识上还将长期存在,但今天在思想意识上的主要矛盾在于思想落后或超越于实际。当然这种矛盾也带有阶级烙印,但主要问题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是长期的,但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深刻地说明这一问题,张闻天分析了思想矛盾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主要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同一世界观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基本上属同一世界观,但也有差别而产生的。这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见和争论都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时张闻天对“资产阶级思想”也作了专门分析。他指出并非所有的思想错误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思想错误,有的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的则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虽然二者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本身有其复杂性,不能简单对待,他说:“同附着在工农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因为这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影响,但又不是阶级斗争,因为对象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所以张闻天提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

,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自由争论的空间,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张闻天在左倾思潮压倒一切的气候下,在自己蒙冤受难、禁锢流放的环境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所作的探索,充分反映出张闻天过人的政治勇气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他的思考,代表了一批老共产党员在历史发展曲折中的思考,它真实地记录了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批老共产党员的远见卓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张闻天的认识水平还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今天全党的认识高度。虽然他的认识还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抹杀其功绩。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是我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乃至今后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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