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山东论文,两面论文,政权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中共深入敌后，宣传、动员、组织民众，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政权，抗击日军入侵和日伪统治。其中特别重视利用和建立基层乡村政权，除在中共实际控制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之外，在敌占区或游击区，对日伪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由完全敌对转而区别对待，通过各种方法尽量争取利用，使之成为表面上属日伪组织，暗中支持中共抗日的“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①。因关乎中共能否在敌后立足、发展，争取伪基层乡村政权从一面转向两面，成为中共对敌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山东为个案，从中共的策略变化和战略调整、对敌伪工作实践等方面切入，考察两面政权出现的过程、类型、作用及局限等，分析两面政权出现的原因，以求深入了解中共在敌后得以坚持抗日、开创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多重因素。
一 中共策略变化与抗战初期两面政权的出现
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鲁西北重镇德州后，又沿津浦、胶济铁路南移、东下，攻城略地。每占领一地，日军宣抚班便展开宣传“安抚”工作，迅速组织建立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到1938年6月，山东全省日伪省、道、县伪行政组织基本建立，县以下的伪区、乡公所等也陆续组成。深入敌后游击抗日的中共组织与武装由此面临直接威胁。正所谓“我们逐步推进，敌人逐步恶化，我们发展到哪里，敌人伪化到哪里”②。在力量足够壮大之前，怎样应对这种威胁，成了中共在敌后抗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日军兵力有限，抗战初期，又急于攻打下一地方，因此，在占领一地后日军只留少数兵力并靠发展伪军维持占领地的统治，而且这些有限的兵力也主要驻守在县城和据点里，村庄防卫主要依靠伪乡村政权和伪军协助。出于民族义愤，一开始中共对这些伪政权组织一概采取“逮捕处理罚款”等敌对办法，结果造成“伪组织中的人完全与游击队对立起来”，使敌占区和中共控制区域间的经济往来受阻，形成经济上的自我封锁③。更甚者如冀鲁边的乐陵县，中共“有些领导由于愤恨汉奸分子，把群众被迫应付敌人的行动当做资敌，或者当汉奸严办，因而一些人被迫跑到敌人那边去了”④。结果，反倒加剧了中共自身在农村的孤立和困难处境。由此，中共认识到一律严惩伪组织及民众的被迫资敌行为，并不利于抗日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其实，早在1938年2月，中共领导上层即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应对政策。如刘少奇在抗战初期总结华北游击战争经验时，即指出，不应禁止乡村政权及民众的被迫资敌行为，更不应把他们当成汉奸来处置。中共在敌后，必须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以争取日伪乡村政权和敌占区民众在情报、购物、带路、送信与掩护宿营等方面对游击队的帮助，同时还应替他们保守暗中抗日的秘密，以免遭敌人报复⑤。据此，结合抗日斗争实践中的教训，中共地方中层领导意识到调整对日伪基层政权敌对政策的必要，开始对地方伪政权进行深入调查与分析，对它们分门别类，并在政策上区别对待。认识到乡村伪政权组织，大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自保组成的，参加伪政权或武装的人员其实并不是清一色的汉奸，因此，提出对他们应着重加强政治工作，以“争取能够抗日救国者或中立动摇的分子打击真正的汉奸”⑥。山东中共地方基层领导人也接受了这种政策转变并付诸实践。如当时的中共乐陵县委书记马学全“深知群众的具体困难，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他总是尽力争取的”。“他还用灰色政权的办法，教育伪乡、保人民表面应付敌人，而实际忠于我党”⑦。这样的灰色政权，就是应对日伪和中共两方的两面政权。可见，两面政权在抗战初期的出现，是中共基层领导贯彻上级指示，对民众境遇给予理解，从而调整对敌占区政策的结果。
能否争取伪乡村政权从一面转向两面，关键还在于中共教育争取工作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在具体斗争实践中，中共对怎样争取利用伪基层政权，开展对敌伪工作，总结出了一些具体经验和指导办法，强调进行伪组织工作要隐秘地、有计划、有步骤、有耐心、灵活地去做，争取与打击相结合。
首先是确定争取与打击的对象。一是利用敌伪矛盾。寻找、抓住伪组织人员受辱、苦恼的时机，给予正面的安慰与诚恳的同情，但又不要显示出自己是有意宣传。二是在敌人惨无人性的烧杀后，看到他们也受刺激、良心发现时，便劝导他们参观烧后惨状，或就某些惨案，很客观地与他们去研究。再就是将中共游击部队大大小小的胜利与敌伪屡次失败的事实，用疑问的方式，提出研究。这样，抓住一切机会与事实，用启发的方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以确定对之争取还是打击⑧。
其次是怎样争取与如何打击。选择好时机，如游击队打了胜仗时，伪组织人员就会对日伪前途产生忧虑和动摇，教育争取易于见效。临邑县一位抗日连长的经验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这些地主、保长都有两面性，我们仗打胜了，他们就靠我们近点，我们受挫折时便离我们远点，什么时候都给自己留着条退路。我们要抓住他们这个特点，充分利用他们。”⑨中共地方组织采取以个人名义交朋友的方式，对伪方人员逐渐提出一些协助或迎合中共抗日工作的要求。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实际教育，并以事实证明使之相信抗战必胜及战争的长期性。对于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则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孤立与打击他们，如利用敌人的怀柔政策，向敌方揭破其罪恶，经常反复地暴露他的恶行，以引起众人的反对与忌恨。或者将抗日政府给他的密信，故意在根据地泄露出去，引起敌方的疑忌，使其被孤立或除去⑩。
由于抗战时期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异常复杂，中共将乡村伪政权改造成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并非易事，需要极其细致耐心的工作。据时任聊(城)阳(谷)阿(东阿)三县敌伪工作团团长、具体组织和领导各县对敌工作的梁仁魁回忆，争取东阿县刘集伪村长刘义路成为两面村长，就是通过反复研究、周密布置、耐心说服才成功的，关于对敌伪争取工作之困难，他深有体会：“像我这样一个习惯于带兵跟敌人刀对刀、枪对枪拼杀的人，去和敌伪人员、地主士绅坐在一条板凳上，交朋友做工作，确实是一件陌生而不容易的事。”(11)另一方面，为便于对敌斗争，在党的组织基础、群众工作开展较好的地方，中共乡村党支部指定党员或能与敌人周旋的干练可靠人士去当“伪村长”或“伪乡长”，使该乡村政权成为中共实际控制的两面政权。抗战时期曾任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委员、临淄县委书记的李玉轩后来回忆道：“为了便于和敌人斗争，各村党组织都让能与敌人周旋的干练人员当了‘伪村长’(即两面村长)，他们当中不少是隐蔽在群众中的特别党员。‘伪村长’是我们安排的，明着为敌人干事，暗着为我们服务。”(12)
抗战初期，中共在冀鲁边区深入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在建立自己的抗日政权之前，“不管驻乡、驻村，都是依靠所谓‘白皮红心’两面乡长、两面村长”。但是，除中共实际控制的两面政权外，一般的两面乡村政权能否长期协助中共抗日、成为稳定的“红心”政权，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人除一小部分是真‘红心’，而大部分是靠不住的，往往在形势恶化时就成了‘白皮白心’，倒向了敌人方面”。如“平禹县前后卢家村有一个姓卢的两面乡长，平时对我抗日干部，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毕恭毕敬”。可是，一次鬼子同伪军前来“扫荡”合围，“这个所谓的两面乡长，不仅不出面保护，反而像一条叭儿狗一样主动向敌人讨好献媚”。敌人退走后，应抗日民众一致要求，中共将其击毙以杀一儆百(13)。由此可见，在日军的武力威胁面前，两面政权又会有倒向日伪的一面。中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初期，在日军的强力进攻和“扫荡”面前，真正“白皮红心”、持续可以依靠的乡村两面政权的数量非常有限。在日军意识到中共的威胁加紧“扫荡”，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在华北连续五次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后，本就数量有限的乡村两面政权更是不断减少。
二 中共战略调整与反攻前夕两面政权的再次出现
1941年开始，山东的抗战形势同全国一样，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中共抗日游击队已不可能在敌占区公开活动，1942年中共在敌后的发展出现严重的“敌进我退”现象。原本就为数有限的乡村两面政权大多退回日伪一面，除根据地外，中共已难于在敌占区插足。“中共鉴于1940年以前军事抗战战略的失败，于是，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攻势’，采取使新政权(日伪政权——引者)两面化的政策”，“中共此种战略的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利用新政权充实抗战力量’的程度，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政务时，形成抗战的外围力量，以弥补自身独立抗战力量的不足，而在所谓‘总反攻’时，要使新政权的部队、公务人员与民众成为‘反攻友军’。”(14)如果说抗战初期中共争取利用伪政权只是出于策略上的变通，那么，现在对敌工作就被提到了整个抗战战略的高度。
中共山东军区积极调整战略部署，重点开展对敌占区工作，加强政治斗争攻势。一方面，1942年年底实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正规武装力量进入敌占区，扰乱敌人后方，给敌人“兵力不足、前紧后松、前实后虚以有力的打击，使敌的‘蚕食’兵力不得不实行分散，不得不再回师敌后之敌后”，由此，“在开展敌占区工作中，也大大的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便于我在敌占区生息力量”(15)。另一方面，山东分局领导将正规武装力量化整为零，选拔精干武装组成“敌后武工队”(有的地方称游击小组或特务大队，名称不一)，潜入日伪控制区，开始采取隐蔽、昼伏夜出的方式，反击日伪的“蚕食”，并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同时建立与统一了敌工部、对敌工作团等各级对敌斗争组织，强化对实际工作的检查督促；宣传组织群众，向群众宣传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鼓舞群众坚持斗争(16)。能否把伪政权争取过来，变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成为中共能否在敌占区站住脚、扎下根的关键，因此特别重视改造伪政权。从1942年冬到1943年麦收前，中共对伪政权争取工作的强化，使山东农村的两面政权又陆续出现。
具体而言，发生这种变化，客观上是因为日伪在华北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抽调兵力致使其后方兵力空虚，为中共实施“敌进我进”政策打开空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共山东分局对敌斗争方策的调整。从技术上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武工队等化整为零的中共武装。“武工队是政治攻势与武装活动相结合，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17)，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凭借其艰苦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对敌工作，采取打击和教育争取、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催生革命的两面政权。如奔赴莱芜东部地区活动的莱东武工队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就展开对伪政权的争取工作。他们首先处决了一批死心塌地为敌服务的坏分子。这就使一些汉奸和伪政权人员的资敌行为有所收敛，对武工队产生心理恐惧，有的甚至捎信表示不做坏事或托人找武工队表达抗日意愿。同时，武工队还注重对伪方人员的教育争取工作。如对当时群众反映不好却有些活动能力的朋山区麻善乡的伪乡长刘典，武工队经过多方教育争取，刘答应以伪乡长之名掩护中共抗日活动。严惩与教育争取两方面的结合，使得该地争取伪政权的工作进展迅速。到1942年年底，“已争取了9个乡100多个村的伪政权为我服务”。同时莱东县武工队“还与一、四、五三个区的伪区长建立了联系，使其保持中立”(18)。中共对乡村伪政权争取工作显见成效。
中共对乡村伪政权的教育争取工作有时须采取半强迫的方式。如1942年冬，活动在枣庄峄县一带的文峰游击队根据中共鲁南区党委的部署和峄县县委指示，陆续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一些伪乡保长“请”到抱犊崮山区集训，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要他们表面应付敌人，暗地里要真心为抗日军队工作。经过集训，收效很好，伪乡保长们都有了一定转变。石家庙伪乡长马景章被强制受训两个月后，改变了原来对日伪和中共都假意应付的态度，暗地里为八路军游击队做了些工作。“马所管辖的以褚楼为中心的铁佛沟、纸坊等十几个村庄，成为文峰游击队隐蔽的游击区，可以半公开的活动了”(19)。
中共地方组织和地下党在争取利用伪政权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与莱芜同处鲁中的新泰县中共党政军领导多出身本地，熟悉那里的环境和各种社会关系，他们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开展细致有效的改造、利用伪政权工作。抗战时曾任中共新西工委委员、新西行政办事处主任的曹礼琴回忆说，他们当时几乎是天天对伪政权进行“排队”，及时掌握、了解情况，根据伪政权及其组成人员的不同表现，区别对待(20)。并派地下党担任伪职以控制伪政权。据抗战时期中共新西工委书记李春之回忆，二区“有孙、曹二庄、圈里及前后羊村”，三区“有天井峪、斗沟(三五户人家)、北官村、石河庄”，四区“有张庄、司家庄、东车庄、高孟庄、前高庄、东韩庄”，这些地方都是通过中共地下党掌握着伪政权(21)。
鲁西南地区也有中共控制的两面政权。如金乡县伪二区化雨镇镇长王福祥就是中共利用合法手续安插进去的。而且“经过一番工作，伪二区的乡政权基本上控制住。各乡伪乡长，有的是我们派进去的共产党员、干部，也有的是被争取过来的社会进步人士和有抗日觉悟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抗日两面政权的骨干人员。他们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在伪政权内的机关内监视敌人，侦察敌人的行动，掩护群众，为我们进行工作”(22)。再如清河区临淄县南卧石“伪村长”李民源、郑家六端村“伪村长”郑德修等，都是中共安插进去的(23)。
上述情况表明，这一时期随着中共在农村抗日宣传组织工作的深入和与群众关系的密切，自己控制的两面政权数量增加。在可能的地方，中共甚至还主动派人建立乡村两面政权。如中共泰西县三区区委、区政府派张高显任张家楼村伪村长，直接建立“两面政权”(24)。
再如日伪在泰安县境内建立伪区公所时，中共“抗日政府针锋相对，采取以敌治敌的策略，选派我党部分身份合适的干部参加各区选举，求得合法出任区长”。除二区外，一至十区都是如此建立两面政权的。中共泰西县委也没有放过二区政权这个空隙，而是充分利用敌伪政策变化，最终建立起倾向抗日的两面政权(25)。由中共主动建立并控制的伪基层乡村政权对日伪当然是完全应付，办理日伪交付的工作实际是为掩护政权的抗日性质。
由上可见，在日军连续的“扫荡”、“蚕食”面前，中共善于利用其后方兵力空虚之际，“敌进我进”，把武装力量化整为零，潜入乡村，对伪政权既争取又打击，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还通过各种策略手段，或派中共人员担任伪政权的负责人，甚至主动建立或参与伪基层政权的选举组成，使敌占区或游击区乡村倾向抗日的两面政权重又出现。特别是泰安、新泰、莱芜所在的鲁中区，因山地较多，活动空间、回旋余地大，应是中共对敌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出现了不少革命的两面乡村政权。但从整个山东情况来看，在1943年时，有革命两面政权的村庄并不普遍。肖华在工作总结中说道：“泰山区XX县三八一个村政权中，革命两面派不过四三个村，三一个乡政权中，革命两面派只有四个。”(26)再如冀鲁边区，由于日伪的分割封锁，中共处于极端艰苦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能开展活动的50余块马蹄三角地带，仅剩10个村庄不资敌，虽然“村政现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两面派，只其小部分是真正的革命两面派”。这种形势不到反攻时难于改变(27)。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在中共力量还处于弱势时，真正可以依靠的革命的两面乡村政权数量仍非常有限。为此，在反攻到来之前，中共在敌占区农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将绝大部分的一般的两面派政权争取为革命两面派。一向重视并善于做情报工作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对中共的战略调整了如指掌，尽管采取过“清军清政”等举措，但难说奏效。1944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观察判断道，中共在“治安地区(敌占区——引者)农村的两面工作，过去是以‘使我方村政权通敌’为目的，现在则要更进一步，实现像冀东及东进纵队管区内的那种‘村公所共有化’。由于我方县、乡政权的无力，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村公所难免陷入敌人操纵之中”(28)。
三 两面政权的作用
整体而言，日伪占领区乡村的两面政权，一面应付日伪，一面协助中共抗日，为中共在敌占区或游击区开展抗日斗争，扩大影响，组织与宣传群众，打击日伪军，开创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一定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掩护或救助抗日工作人员及其活动。中共泰西县委敌工部部长崔子明曾回忆：“我们的革命两面政权，是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束缚住鬼子、叛徒、特务的手脚，使他们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着。”(29)日伪下乡“扫荡”，抓捕中共干部或工作人员后，抗日两面政权的负责人就会出面营救。如临淄“西二区区委书记刘保文被王家六端的伪军抓去，‘伪乡长’刘鸿儒千方百计地把刘保文保了出来。青年干部崔英智被石槽盛据点的伪军抓住，‘伪村长’郑德修趁着敌人还未回据点，半路上送给伪军一些钱，并说崔是好人，便把崔英智留下了”，使其逃离虎口(30)。冀鲁边区宁津县马头孙庄两面村长孙秀良曾巧妙掩护当地中共妇救会民运工作干部李芳林逃脱日伪的“清乡”搜查(31)。
掩护伤病员疗伤治病。前已述及，新泰西部的莲花山区，有不少的伪乡、保长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抗日骨干分子，中共的伤病员，由这些伪乡、保长掩护，安置到老百姓家里养伤治病。每当鬼子汉奸进村时，伤病员早已隐蔽好，由保长等与敌人周旋，一次次地把敌人骗走。经过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病，伤病员得以痊愈，返回机关或部队继续抗日斗争(32)。
提供日伪情报或诱敌上钩。中共对于伪职人员，凡曾给日伪送情报者，一律进行登记，教育其改邪归正，令其以“合法”身份给八路军送情报。这样，日寇什么时候来“扫荡”，什么时候来逼粮等等情报，都了如指掌。或者以假情报迷惑日伪军，使他们经常扑空上当(33)。3月中共抗日武装抗击日伪、锄奸等活动，经常借助白皮红心的伪乡、保长的情报。如1941年夏临邑县五区中共抗日武装的一次伏击伪军行动大获成功，就是因为大梁家伪乡长向中共临邑五区区长刘润吾和临邑抗日武装八大队副队长路有水报告了伪军的行踪，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才取得的(34)。临淄县南卧石村伪村长李民源曾用苦肉计诱敌出动，保证了中共成功伏击日伪(35)。
破坏日伪征粮拉夫等活动。如莱芜县寨里区两面政权在给日伪送物资前，先向中共报告，经批准后方能少量应付，或在运送途中有意让中共拦截，或中途扔手榴弹，再派人向敌人报告说“八路军来抢粮食了”，制造假象，使敌征粮计划落空(36)。据曾任金乡县二区化雨镇伪镇长的王福祥回忆：“1941年冬，敌人征集大批民夫集中到城西玉皇庙一带修碉堡，挖封锁沟。化雨镇也去了不少民夫。在他们到达敌人指定的地点后，我随后也去啦。在工地烤火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听到枪声就往回跑，不给敌人挖壕沟。’工地监工汇报我们镇上的民夫跑光了，我坚持说没回来。隔几天我又向伪区公所谎报说：‘我镇民工被八路裹走啦’，又向伪区长表示处境困难。”(37)抗日两面政权的对敌斗争坚决而巧妙。
缴纳抗日公粮。1943年麦收，泰南专署原未计划征收公粮，后来由于形势变化，需要征收8万到10万斤公粮，结果新西完成了15万斤以上，加上当地抗日武装自己用等，全区共收公粮20多万斤，有力地支持了抗战(38)。临淄县沟南武工队曾深入到临淄城周围的葛家庄争取乡长成为两面政权，为中共筹集了大批粮款(39)。
协助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协助抗日，也是中共对敌工作的重要方面。为此，中共地方组织对伪军家属进行登记，伪军作恶的记黑簿，做好事的记红簿，区别对待。利用两面政权伪公职人员的合法身份，给伪军捎送传单、劝降书、投诚证、通行证等。深入莱芜敌占区抗日的武工队队长罗俊曾回忆：这些伪公职人员在把传单等交给伪军时，伪军不敢收，乡长说：“你不收不行，武工队都有你们的名单，谁好谁坏都知道，他们有‘红黑簿’，凡是做坏事的都点了黑点，将来当了俘虏不得了。”伪军听后便悄悄问乡长：“你看到了吗？都是点的黑点？”乡长说：“周少让黑点最多，武工队知道他家是高庄，将来他作了俘虏非枪毙他不可。”这样，伪军才把传单收下，然后说：“我们有机会就投八路军，请你转告他们。”(40)可见，这些伪乡保长，在中共争取瓦解伪军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共争取或掌握的乡村两面政权，之所以取“两面”形式，有保护其免遭报复之考虑。但这种报复仍难以避免。如临淄县“西上村(现属北羊乡)‘两面’村长王志义，原在四边县政府工作，党派他回村任‘两面村长’，不幸于1941年暴露，被店子的伪军抓去残杀在西上庄西北的大洼里。南卧石村‘两面村长’李德亭，1945年3月被伪保安团王兰田部逮捕，押到皇城营村杀害”。另一方面，有的两面政权负责人在日军的武力威胁面前，就会出现摇摆，甚至退回到日伪一面。如临淄县皇城乡伪乡长陈象坤、郑郭乡伪乡长李子纲、曹村伪村长王兴年，由于他们认不清形势，只看到日军一时强大，便背叛抗日，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从两面服务，转向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罪恶深重，抗战胜利后受到了正义的审判(41)。
中共主动建立的两面区乡政权，也不能确保能始终坚定抗日。由于所配干部和工作人员，成份、思想相当复杂，除中共选派部分人员外，多数是敌伪人员，身份不明，关系不清。一旦环境恶化，经不起考验，叛变为敌，对抗日工作危害极大。对此中共指示，清理革命队伍，查清身份，有罪恶确系坏人者，交上级处决。如泰安九区正副区长都为中共所派，1943年“区长翟修德被泰城特务邱树生抓去，关在宪兵队，次日经我区内线李和年同志出面，花九千元伪币买通特务邱树生，保释翟区长出险。并从邱口中得知，此事是副区长苏达三叫抓的，还准备抓李和年送宪兵队处理。经县委研究决定，派人到苏达三家中，将其抓获，押送县委处决”(42)。
四 结语
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的出现，初期是中共变通抗日策略的结果，后来成为中共调整抗战战略的产物。中共与日军力量对比悬殊，在实力足够壮大之前，使基层乡村政权取两面形式，是在强势日军“进剿”威胁面前的求存之举。
客观上敌强我弱，但日军兵力有限，日伪难于控制基层伪政权，也是两面政权产生的重要条件。两面政权并不是冀东农村特定环境的产物。
中共深入敌后，对伪职人员细致耐心而又灵活多样的教育争取工作，以及严厉打击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使得两面政权的出现成为可能。
中共争取伪政权协助抗日，为使其免遭报复也考虑其自保诉求，让愿意协助抗日的伪乡村政权取“两面”姿态，做到“皮白心红”。但两面政权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时，其两面的倾向会摇摆不定，时白时红。中共真正可以持续依靠的两面政权数量非常有限。尽管如此，仍不可否认，伪乡、村或保长心中是否存有民族大义，仍是中共能否成功争取其协助抗日，变一面为两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中的多数并不愿背负汉奸的骂名。正如有的伪乡长所说：“我们是中国人，哪能忘记了祖宗？给日本鬼子干事，不得不应付罢了。”(43)
在中共争取伪政权而成的两面政权之外，还有中共安插地下党员或可靠进步人士进入伪政权从而实际控制的两面政权，甚至还有中共为争取“合法”斗争而主动建立的两面政权。由此也可以说，两面乡村政权成为反攻到来之前中共在敌后或游击区的一种生存方式。
尽管由于资料等限制，无法统计两面政权的数量，但可以确认的是，中共之所以能在环境险恶的敌占区或游击区落脚、扎根，坚持抗日斗争，并不断壮大抗日力量，离不开乡村两面政权提供的掩护、救助、情报、粮款筹集、给养供应等多种协助。因此，乡村两面政权成为中共在敌后立足、积聚并发展抗日力量的重要依托之一。同时，因支应两面而带来的两面政权村庄百姓的负担之重、生活之苦，更是可以想见。
收稿日期 2013—02—25
注释：
①本文考察的乡村两面政权，是指对日伪与中共两面而言。关于抗战时期乡村两面政权的研究，仅有朱德新的《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作者认为两面政权是冀东特定环境的产物，其实不然。关于两面政权产生的原因、类型、作用等，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由于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此也存在表面上是统战形式而实际执行中共政策的乡村两面政权，此类政权是对国共两面而言，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
②赵淳：《我对开辟德平临邑的一段回忆》，《临邑党史资料》第4集。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41页。
③程子华：《对敌占领区的工作》，1938年7月13日，第3～4页。
④⑦周令阁：《血染徒骇水 功载史册中——马学全烈士传略》，《惠民党史资料》1988年第1期，中共惠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第131、131页。
⑤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1938年2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845页。
⑥程子华：《对敌占领区的工作》，1938年7月13日，第3～4页。
⑧⑩贯一：《关于进行敌占区工作方法方式的几点意见》(1941年6月15日)，选自太行《战斗》第52期，第4、4～5页。
⑨宋安温：《血战王楼后的十八天》，《临邑党史资料》第8集，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87页。
(11)梁仁魁：《聊、阳、阿三县边界敌伪工作片段》，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光嶽春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412页。
(12)李玉轩：《抗日战争时期在临淄工作的回忆》，《临淄文史资料》第9辑，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编印，第134页。
(13)邓林华：《在开辟平禹的日子里》，《临邑党史资料》第4集，第15页。
(1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页。
(15)《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16)《中共山东分局对敌斗争委员会关于山东半年来对敌斗争工作的检讨与今后工作意见》，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17)《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第61页。
(18)尚克东：《威震敌胆的莱东县武工队》，《泰安党史资料》1989年第1期(总第16期)，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36～37页。
(19)张东明：《变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枣庄文史资料》第10辑，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56～58页。
(20)曹礼琴：《敌进我进 开辟新西》，《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8期，第34页。
(21)李春之：《新西抗战情况片段》，《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8期，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29～30页。
(22)王福祥：《抗战时期化雨镇的“两面政权”》，《济宁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80页。
(23)张德润：《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政权”》，《临淄文史资料》第7辑，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18页。
(24)聂其华、吴品正：《沉痛祭奠张高显同志》，《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8期，第91页。
(25)马东：《忆抗战时期我泰西县组织人民对敌斗争的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泰安市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37～38页。
(26)《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第130～131页。
(27)《对冀鲁边区工作的检讨与今后工作意见》，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478页。
(2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第393页。
(29)崔子明：《革命的两面政权》，泰安地区出版局编：《徂徕烽火》，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30)(35)张德润：《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政权”》，《临淄文史资料》第7辑，第118、115页。
(31)李光远：《“抗日堡垒”——记宁津抗日军民克敌制胜几件事》，《宁津文史资料》第9辑，政协宁津县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10～11页。
(32)朱杰、杨在春：《在艰苦的岁月中——忆鲁中第三、四军分区的建立与卫生工作片段》，《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7期，第46页。
(33)(40)罗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里——忆山东纵队四旅敌后武工队》，《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9期，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44～45、59页。
(34)刘润吾：《回忆我在临邑五区工作的几个片段》，《临邑党史资料》第10集，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31页。
(36)张贯中：《莱芜县寨里区抗日斗争的历史回顾》，《莱芜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莱芜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50页。
(37)王福祥：《抗战时期化雨镇的“两面政权”》，《济宁文史资料》第2辑，第81页。
(38)李春之：《新西抗战情况片段》，《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8期，第31页。
(39)张建平：《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沟南武工队》，《临淄文史资料》第9辑，第75页。
(41)张德润：《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政权”》，《临淄文史资料》第7辑，第119～120页。
(42)马东：《忆抗战时期我泰西县组织人民对敌斗争的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2页。
(43)罗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里——忆山东纵队四旅敌后武工队》，《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9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