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历程、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前景论文,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历程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交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外交不仅仅可以通过政治斡旋、文化交流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以体育为手段开展的外交活动同样可以达到以上目的。因此，体育外交也是一个国家外交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其作为世界上一个新兴的东方大国，开始了全新的体育外交活动。新中国的体育外交历经半个多世纪，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成长道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笔者试图对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点、影响体育外交的主要因素和体育外交的发展前景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评述。
1 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及主要特点
体育外交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制定体育外交政策的直接依据。因此，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与新中国的整体外交政策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发展的3个时期，可以将体育外交也划分为前后3个时期。
1.1 第1个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主持制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十分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大力支持被压迫国家、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主张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国彼此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开展友好合作，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始终不渝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坚定不移地站在国际正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一边。这些思想成为我国外交战线的宝贵财富，也指引了我国的体育外交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一时期新中国的体育外交活动又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又都分别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1阶段：1949年建国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的体育外交
新中国成立初期处于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之中，国际形势极为险恶，中国外交是以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为主要外交目标。依据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确定的“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三大决策，新中国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基础上，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里，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一次建交高潮，为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欧、北欧国家也先后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了脚。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国际问题方面互相支持，友好合作。同时，在体育领域，中国政府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奋发向上的新形象，也采取了“一边倒”的体育外交策略，着力开拓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交流。
正是在这一阶段，我国开始了初步的国际体育交流，多次派遣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性的比赛。1949年中国学生篮球队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2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及第1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体育代表团，标志着新中国体育外交的正式展开。1950年新中国接待了苏联男子篮球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体育代表团。此后，1954年中国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1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大会期间，中国与苏联、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进行了广泛的体育交流，向世界展现出新中国体育健儿的风貌。同时，我国也获得了苏联、波兰、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帮助，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体操、游泳、田径、足球等项目的人才，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53年8月9日，中国运动员吴传玉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游泳比赛中，获得男子100m仰泳第1名，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一场中苏友谊比赛中，中国举重运动员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保持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在此期间，中国对外体育交往也遇到了重重阻碍和干扰。1952年7月19日在赫尔辛基召开第15届奥运会，由于种种不合理的阻挠和迟发邀请而造成的拖延，致使新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次奥运之行推迟到了7月25日才能成行，未能准时参加此届奥运会比赛。1952年11月由于英国政府拒发中国乒乓球代表队赴新加坡的入境签证，致使中国体育代表团未能参加第1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还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与台湾展开了代表权的争夺。国际奥委会虽然于1954年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但是却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撤销台湾体育组织作为国家奥委会的议案，企图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中国奥委会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统一，于1958年8月19日发表了关于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同时，宣布退出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国际体育交流活动的开始阶段，规模和范围还比较小，并且还受到了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重重阻挠，但是这一阶段的体育外交活动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的民族气节，奠定了新中国体育“苏联模式”的基础，有力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第2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冲破国际封锁，大力发展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体育关系
这一阶段中国面临着来自于苏、美两大阵营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继续其反共政策，加紧在中国周边地带构筑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而苏联领导人推行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与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观点发生了冲突，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苏联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关系愈演愈烈。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甚至爆发了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并把两国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外交面对世界局势的动荡以及世界格局出现的分化、改组，积极应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修反的外交政策。中国体育外交关系的重点也转向为打破国际体育组织的孤立，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体育关系上来。
这一阶段，中国积极开展与亚非拉独立国家的体育交流活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参加了1963年和1966年在雅加达和金边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新兴力量运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面参加的一个大型国际运动会，中国运动员在这两次运动会上共获得了66项冠军，打破了数项世界纪录。新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新兴力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认同与支持。受此影响，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许多国际体育组织开始关注国际体育领域出现的新气象，霸权主义受到国际社会众多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反对，霸权主义对国际体育组织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垄断开始被打破。新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发扬民主、弘扬正气的种种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好评。
第3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乒乓外交”带动与西方国家整体外交关系的改善
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和国际上继续受到美、苏两大阵营的威胁，中国外交曾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干扰。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场，出于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在国际政局上采取守势，并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苏联。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一迹象，及时地调整了外交政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关系的改善中，体育外交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1972年，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下，创造性地运用“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乒乓外交”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中国先后同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从此，“乒乓外交”以一个人民之间的友谊促动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和解的成功典范而载入了史册。
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从1972年开始，在体育国际组织中开展了“驱蒋”、争取我国合法席位的斗争。1973年，首先在亚奥理事会中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地区体育组织的会籍被取消。此后，我国在9个国际体育组织和8个亚洲体育组织中获得或恢复了合法席位。1974年，我国运动员成功地参加了德黑兰第7届亚运会。以此为标志，持续20多年的我国体育反封锁、反孤立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突破。
1.2 第2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他指出：“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为此，邓小平指出：“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他特别强调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的主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正是得益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引，我们的体育外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重返国际奥委会大家庭。
1975年4月，中国奥委会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要求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作为中国惟一合法代表的权利。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作为中国惟一合法代表的权利，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不再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而维持“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奥运模式”。此举创造性的运用，妥善地解决了我国和台湾地区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会籍问题，随后，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纷纷按此模式恢复或接纳中国为会员国。从此，中国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开始全面参加国际体育活动。1984年，我国运动员成功地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我国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赛中频频取得了较好成绩，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
1.3 第3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国际环境。一方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对中国实施外交和经济制裁；另一方面，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产生了怀疑。面对这种不利形势，在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外交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十四大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指出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对外方针和政策，对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新时期做好体育外交工作的根本指南。这样，我国进入了以开展多边体育外交，扩大国际体育交流，承办大型国际体育盛会，全面提高民族与国家声誉为主要目的的新的历史时期。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体育也取得了非凡成就。1995年，国家体委制定了“奥运争光计划”。根据该计划的指导，我国运动健儿在奥运赛场上佳绩频传，自第23届奥运会取得首枚金牌后，到第27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共取得了80枚奥运金牌、223枚奖牌。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上，更取得了奖牌总数世界第3名的历史性突破。伴随着中国运动员在竞技场上的不断夺冠，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到2001年初，我国已经是100多个国际体育组织和90多个亚洲体育组织的成员，有110多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170多人在亚洲体育组织中任职。截止到1999年，中国陆续向93个国家派出了25个项目的援外教练1777人次，为国际体育运动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们不失时机地承办了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北京）、1993年第1届东亚运动会（上海）、1995年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天津）、1996年第3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哈尔滨）等一系列重大国际赛事，增进了我国与世界和亚洲人民的友谊与了解，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3年，中国北京申办了2000年奥运会，虽然这次申办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它激发起了中国的民族凝聚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成功无疑为新中国体育外交又增添了一笔辉煌。申奥成功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体育本身，不仅仅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飞跃，同时对政治、经济及科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腾飞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按照“奥运模式”，一方面努力发展海峡两岸民间体育交流，以体育促进两岸关系；另一方面，在国际体育活动中，对台湾当局利用国际体育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遏制了台湾“体育外交”战略，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影响中国体育外交的因素
外交领域是一个充满了变化因素的特殊领域，它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体育外交作为我国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受到一个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外交政策是体育外交的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体育外交的广度和深度。
2.1 综合国力的影响
体育外交的广度和深度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呈正比的关系。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由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政治组织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并且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系统所显示的整体功能。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它开展的国际体育交流能力就强，体育外交为国家整体外交所做出的贡献也就越大，反之亦然。比如，建国初期，国力较弱，百废待兴，国际体育交流的范围与深度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国体育对外交往的范围和规模较小，交往的主要国家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到“左”的路线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几乎陷于瘫痪，综合国力大为削弱，我国的体育对外交往活动骤然减少，甚至出现了一年（1969年）中无一次对外体育交往的记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和平的因素远远超过了战争的因素，实行改革开放，确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总方针。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体育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2 国际政治的影响
体育外交还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连。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着体育外交的方向。外交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体育外交也不例外。国际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体育外交的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新中国建国初期所确定的“一边倒”的体育外交政策就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决定的。而大力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体育交流也是在面对美、苏的“夹击”之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是毛泽东主席敏锐观察到中美关系解冻迹象后做出的断然决定。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中国政府适时扩大了国际体育交流的范围，广泛参与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体育交流活动，两次申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且取得了第二次申办的成功。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对体育外交的成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回顾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交往的历史我们就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952年，新中国曾经派出第一个奥运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1954年，国际奥委会也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但是1958年8月，中国奥委会却声明退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国际政治中反对新中国，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力量较强，新中国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的完整采取的必要措施。而1993年，中国申办第27届奥运会的失利，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反华势力的影响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
2.3 文化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对我国体育外交的开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的古老东方大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重人伦、重道德，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的传统体育运动。中国传统体育中的竞技不仅仅是为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崇尚在竞技中尊从礼仪的规范，实现道德的升华，即所谓的“君子之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如导引、吐纳、武术和太极拳等将养生、健身、延年益寿等目标放在首位，得到了国外许多体育爱好者的重视，中国利用在国内、外推广相关传统体育项目的机会与世界各国进行着友好的交流。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了推动与日本民间人士的友好往来，中国通过日本友好人士将太极拳教材和电影带到日本，经过广泛宣传，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很多日本人对太极拳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近年来，中国许多武术家受到俄罗斯、美国等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前往国外开设武馆、教授武术、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同时，还有许多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在北京体育大学等知名体育高校或嵩山少林寺等具有独特传统体育背景的场所学习中国传统武术。由此可见，中国的这种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对中国体育外交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3 我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前景
回顾了新中国体育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影响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展望我国的体育外交发展前景，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到任重而道远。
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体育外交战线坚决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孤立，团结世界上友好国家和友好人士，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所有这些，不仅是我国下一阶段开展体育外交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期体育外交的坚实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有的优越性，有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发挥全民族的智慧，解决历史重大问题，2001年北京申奥的成功就是一个典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家体育运动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如何开展体育外交活动都进行了明确的指示，以此为依据，国家体育总局针对各个时期不同的国内、国际形势及时制定出了我国体育发展的相关具体方案，2000年末出台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就是为了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充分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对新世纪体育工作的行动指南。基于这些有利条件，我们认为，只要重视国际体育交流的工作，加强党对体育外交工作的统一领导，大力加强体育外事队伍的梯级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体育外交工作，实现我国体育强国的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诸如，我国目前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还处在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竞技体育的基础项目水平不高，总体实力也尚需加强；新的体育体制有待完善，新的运行机制还不够顺畅；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作用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体育外交工作的要求还很不相称，具体表现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人员较少，体育后备人才不足，在国际上结交朋友还不够广泛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将中国的传统体
育与国际奥林匹克体育实现良好的接轨，既不抛弃中国传统体育的精华，也不盲目崇拜西方体育的现代性与先进性是摆在我们广大体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感觉到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了历史，如何实现让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一宏伟目标，我国的体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