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朝鲜和台湾的劳动者题材小说初探——以人物形象与矛盾之性质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台湾论文,劳动者论文,题材论文,人物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绪言
20世纪30年代，对朝鲜和台湾进行全面渗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1929年到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更加重了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和镇压。当时，朝鲜和台湾都处于作为日帝殖民地而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1929年经济危机终于波及了日本，这对朝鲜和台湾的影响是在两地必须解决的“民族矛盾”上更加上一层“阶级矛盾”，从而使两地都不得不筹措双重的对应方案。 这样， 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上升为社会变革主体势力（注：林宪永、金哲等《变革主体与韩国文学》，汉城，历史批评社，1990年， 第149页。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 第301—304页。）的工人问题与原来两地已存在的反帝反封建问题， 同时成为30年代的主题。
韩国近代文学史上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评价是认为该时期的文学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放到文学的面前，以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为基底，体现出意图变革现实矛盾的强烈的现实指向的特点。（注：张盛洙《1930年代倾向小说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第1—4页。）
台湾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社会改革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由于敌对势力相当强大，这一斗争在整体上表现出复杂的面貌和曲折的过程。当时的不少作家被这一运动所吸引，有的人甚至投身到斗争之中，因此，这方面的主题和题材自然成为他们关心和表现的新焦点。（注：刘等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福建，海峡文艺，1991年，第471—474页。许达然《台湾文艺》[114]，台北，第83页。）
在朝鲜，20世纪30年代上升为无产阶级文学主流的工人题材小说，（注：1930年代的台湾的工人题材小说大约有12篇，但是朝鲜方面相当多。不过为了圆满进行此研究课题，朝鲜作品的选定作了相应措施，特此说明。）按照与客观环境的变化相对应的内在规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注：张盛洙《1930年代倾向小说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第112页。）， 但工人阶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势力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而台湾作为工人小说加以研究、介绍的（注：1.《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台北，远景出版，1981.9再版／2.叶琼霞《王诗琅研究》，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6，第38页。／3.许达然《台湾文艺》[114]，第83—85页。 ）不过有12篇左右，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发表。因此，本文的对比研究选定台湾的12篇工人小说和当时朝鲜以围绕工人题材问题展开论争的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作家为中心发表的文学史及其他有关研究书籍中反复讨论过的问题作品（注：本论文以以下论文、论著里讨论的作品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1.张盛洙，博士论文，1989年。2.韩基亨《新倾向派小说的现实主义性质》， 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89年。3.金英淑《日据时代的劳动小说研究》，建国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4.朴重烈《1920—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研究》，全南大学硕士论文，1991年。[单行本]1.林宪永、金哲等《变革主体与韩国文学》，汉城，历史批评社，1990年。2.金成洙编《卡普（KAPF）代表小说选》[Ⅱ]，汉城，四季，1988年6月。3.林奎灿，韩亨基编《卡普（KAPF）批评资料丛书》[Ⅰ—Ⅳ]，汉城，太学社，1990年1月。）为分析对象。
本文将通过把朝鲜、台湾两地工人题材小说中出现的相关人物，按性别、年龄加以分类并分析矛盾的性质，从而考察当时两地工人题材小说的整体面貌和区别以及出现差别的原因。
2、20世纪30年代朝鲜和台湾的社会、经济状况
2—1 朝鲜的情况
20世纪30年代朝鲜工业化政策的展开过程，是由日帝独占资本进入朝鲜这一强烈动因造成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建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也是资本与劳动力商品关系的扩大过程。（注：转引自小林英夫《1930年代朝鲜‘工业化’政策的展开过程》，收于《韩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汉城，四季，1983年，第510页。）当然，另一方面， 这也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进一步强化的过程。（注：许秀烈《日据下韩国殖民地性工业性质的研究》，汉城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第10—21页。）前期的中心政策是开发朝鲜的电气产业，从而建立和完善作为日帝垄断资本进入朝鲜的基础的动力网。与此相反，后期则是将朝鲜作为日本产业结构军事化再构的一环，把以电气产业为基础的朝鲜产业的军事再构与金融、财政、劳动等殖民地政策的改变结合起来，全面地展开。
日帝通过向朝鲜大量输出资本来缓和国内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为在日本失去投资场所的垄断集团提供了朝鲜这个比较有利的投资场所。这时期渗透到朝鲜的垄断集团的代表是野口财阀。野口财团投资朝鲜建立基地的目的是率先在朝鲜创设军需工业，从而占据主导地位。（注：参阅崔运圭《近现代朝鲜经济史》，汉城，图书出版格木基（音译），第315—316页。）
野口财团对朝鲜的投资首先是在为军需工业打基础的水力发电建设和铁路建设方面。野口财团20世纪20年代末建设的水力发电所和新兴铁路全部是为了兴南地区的肥料工场（1930年1月开工）。 具备了动力和输送手段以后，野口财团就通过经营窒素肥料工场，利用咸北的煤、江原道金华（音译）和咸南端川的硫化铁等原料、燃料生产硫安肥料、乳酸、碳化钙等产品，再以此为原料生产军需原料，运送回日本。（注：参阅崔运圭《近现代朝鲜经济史》，汉城，图书出版格木基（音译），第317页。）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帝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不断推进朝鲜经济的军事化，特别是对朝鲜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比任何时候都严酷。1927年到37年间，日本垄断资本在朝鲜建厂数目剧增，新建的工厂有53 个， 是1926年前建厂总数的4倍。资金规模比1926年建厂的规模明显增加， 工场规模也扩大了，一半以上的工厂雇用了200名以上的雇员， 四分之三以上是雇用了100名以上雇员的大型工厂。 （注：汉城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分组《资本主义在韩国的发展》，汉城，新路，1991年，第79页。）
20世纪30年代朝鲜工人的工资连日本工人的一半都不到，甚至更低。以兴南肥料工厂为例，根据1938年7月的民族别、性别工资调查， 给日本工人支付的工资几乎是朝鲜工人工资的两倍。而且日本工人在工资之外，还有“在朝津贴”、“在乡军人津贴”、“奖金”、“分居津贴”等等，还可以利用公民社的福利设施。相反，朝鲜工人不仅没有这些优待，反而在半封建的雇用关系中受到什么等人的中间剥削，并且经常因为所谓违反劳动纪律而被罚，或是因各种强制性的“储蓄”而被扣除工资。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际上日本工人拿到的工资几乎是“可以雇佣具有同等技术和劳动条件的朝鲜工人3—3.5名的金额”。（注：尾村秀树等著《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汉城，四季，1983年，第508页。）
朝鲜工人和日本工人工资的差异不只是量上的差别。分析一下朝鲜窒素、兴南肥料工场中枢部门的民族别和职种别人员构成，就可以发现这些部门中排斥朝鲜工人，日本工人构成了这些部门的主体，而且他们有各种职务，从而成为指挥和监督劳动过程的殖民地“产业下士官”。（注：尾村秀树等著《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汉城，四季，1983年，第508页。亦参考《资料：在兴南肥料工厂肥料部的民族别、 年龄别人员构成表》，同注12，第84页。）
在这种低工资的另一面，劳动时间反而被无限制地延长。在朝鲜没有日本国内那样的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工会也由于严酷镇压而名存实亡，这样完全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日帝资本获取殖民地超额利润。
当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都没有任何关于工人劳动时间的规定，兴南肥料工厂的工人回顾当时的情况说：
劳动时间每天12到16个小时，有时接班的人不能来就不得不24小时连续工作。但是拿到的是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低工资。（注：李××《兴南肥料工厂劳动者走过来的胜利道路》，第144页。 参阅同注13，第509页。）
即使是从朝鲜总督府1930年调查的经过有意压缩的数字来看，当时的工作时间也比日本工厂的工作时间长很多。据统计，调查的1199所工厂中的41%，工人65374名中的46.9%被强制每天长达12小时劳动， 劳动时间10小时以上的工厂是全体工厂的79.4%。因此可以说，当时朝鲜国内工厂的工人大部分被强制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以上。（注：姜东镇《日帝支配下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收于金润焕等《韩国劳动问题的结构》，汉城，光民社，1980年，第110—111页。亦可参考《资料：朝鲜总督〈工厂及矿山的劳动状况调查〉》，1933年，第66—69页。）
在朝鲜的日本垄断资本在朝鲜总督府奖励的部门（时局产业部门）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伴随而来的是资本的集中和劳动力的集中。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具有熟练技术部门和未熟练部门并存的资本构成，这种特殊性为少数熟练劳动力由日本流入的劳动力充当，而大多数未熟练的劳动力由南部朝鲜农村流入的劳动力充当这种现象——提供了经济依据。作为用军事手段维持的民族压制体系中一环的劳动力统辖和朝鲜劳动力向未熟练部门的限定，构成了对朝鲜工人进行无限制剥削的核心。
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在朝鲜的产业中心还是接连不断发生了同盟罢工。1931年发生了205起罢工斗争， 这是日帝统治期间发生罢工次数最多的一年。1月份，大邱26个精米工厂的1600 余名工人和运输行业的1000 余名工人举行了罢工。 咸兴片仓制丝工厂的600余名女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5月份，清津、元山、北青、金海等地开展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发生了有名的平壤平原橡胶工厂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及京城纺织永登浦工厂的400余名工人反对降低工资和要求实施8小时工作制并保障团结权的斗争。以1931年5月到6月间开展的平壤平原橡胶工厂女工们的罢工斗争为中心的平壤市内橡胶工厂女工们的罢工斗争是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一次。（注：李载华，同前书，第206—207页。）
2—2 台湾的状况
1895年日帝占领台湾以后，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注：日据时代按资本家的企业发展角度来分析可分成3个阶段。可参阅东嘉生著、 周宪文译《台湾经济史概说》，台北，帕米尔，1985年，第62—70页。）以农产品加工业（制糖业）为中心展开，同时，一度是台湾经济支柱的农业逐渐转化为以甘蔗生产和米谷生产为中心的农业。这样，台湾经济发展的中心就是米糖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注：日据时代按资本家的企业发展角度来分析可分成3个阶段。可参阅东嘉生著、 周宪文译《台湾经济史概说》，台北，帕米尔，1985年，第85页。）
日帝强占台湾的当时（注：日据时代按资本家的企业发展角度来分析可分成3个阶段。可参阅东嘉生著、 周宪文译《台湾经济史概说》，台北，帕米尔，1985年，第52页。），台湾没有完备的金融机构，利率也参差不齐、偏差极大，各地区的治安也很成问题。不仅如此，而且日本国内的资本储备也不充足，因而造成了日本资本投资的困难。但是在台湾总督府的统治推进下，已经开始建构“吸引投资”的基础了。后来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扩充了本国资本，台湾的企业（制糖业占据绝对首位）也大大繁荣起来，产业资本的投资非常兴盛。
日本昭和年间，一战后的经济阴影迟迟不去，从1927年开始又爆发了金融危机，台湾的银行接二连三地倒闭。1930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再次波及日本，导致了日本经济空前的不景气。但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连串的经济灾难转嫁给殖民地，想通过殖民地人民的牺牲来减免本国的经济灾害，因此台湾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打击。经济的暂时萎缩、工厂破产、工人失业使台湾大众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台湾银行”由于业务散漫和贷款对象的操纵等原因，在危机刚来到时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虽然日本政府替它填补了巨额亏空（注：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350页。 ）而避免了破产，但台湾经济因此受到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台湾经济处于这么频繁的危机中时，日本垄断资本却乘机插足其中，兼并或消灭弱小企业，进一步集中资本，巩固其垄断地位。比如说日帝的垄断企业“三井物产”利用这次机会打垮了台湾的两大米商（瑞泰、泉和租），从而掌握了“精米市场”的主导权。还有“大东信托公司”受到台湾银行和总督府警察的抵制和迫害也是在这个时候。
另一方面，日帝为了摆脱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国内的经济危机而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和“对外侵略政策”。对内停止实行“金本位体制”并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对外脱离“金本位体制”，使日币贬值。同时企图借助“对外侵略政策”来清除国内经济的梗塞。这样，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垄断资本互相勾结之后，台湾岛内接连爆发了“五·一五事件”（1932年）、“二·二六事件”（1936年）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之后，日帝在中国大陆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和“七·七事变”（1937年），全面发动了侵略战争。因此，台湾立刻陷入“战时体制”之中，台湾政府在供给日本米、糖的任务之外又增加了军需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和“南进补给基地”这两项任务。（注：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385—386页。亦可参考日据时代按资本家的企业发展角度来分析可分成3 个阶段。可参阅东嘉生著、周宪文译《台湾经济史概说》，台北，帕米尔，1985年，第94—98页。）
日本侵略台湾以后日本资本逐渐集中投资于工厂设备方面，尤其制糖业十分兴盛。因此，在大大小小的日本工厂中工作的台湾人日益增多。日帝20世纪30年代发动侵略战争后，台湾逐渐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日本垄断资本重视台湾投资，台湾社会的工业化和军需工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农村的贫苦农民迅速涌入城市成为大企业的工厂工人或城市的下层工人。
从台湾工人的各产业各职务劳动人员的构成来看，近20万的日本“工人”几乎全是“工头”，他们占据着指导或监督台湾工人的位置，自己是从不干活的。（注：转引自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302—303页。）
台湾本地工人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他们的工资与日本工人有着显著的差异。从资料《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工资差别（台北市）》（注：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147页。转引自史明， 《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302页。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别，如果考虑到这是官方统计的数字，可以想象出实际情况还要更恶劣，工资差异还要更大。
例如1935年，这可以说是经济比较安定的日帝统治后期了，但白米一升（台斤二斤半）的市场价（台北市）几乎在一毛二到一毛五之间，猪肉一斤两毛五。而当时木工和泥瓦匠的工资，日本人是一天四元，台湾人一天二元。工厂里的台湾工人一天的工资是一元到一元二毛，瑞芳矿山的矿工日工资一元五毛，南部甘蔗农场的日雇工，男性一天七毛，女性一天三毛半。台北的苦力（城市雇用劳动者）的日工资是六毛到一元，台湾原住民被强征劳役的日工资最多二毛。
机关使役和下级职员的情况略有不同，总督府实行的差别教育允许台湾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学习，但这些学生毕业后一般是回家务农或进工厂干活或是成为小商人、摊贩，他们和台湾的一般大众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进入日本人的政府机关或企业里干杂事，相对来说，他们的境遇还算可以。但如果想再晋升到高一级的职务就是白日做梦了。（注：参考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304—306页。）
台湾工人既然面临如此恶劣的劳动情况，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与日帝资本家的对立。当时的台湾工运具有下述的特点。因为（一）日帝总督府实行殖民地独裁统治而带来的政治压迫，（二）总督府与日本资本家勾结起来进行的经济压迫，（三）日本人监工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台湾工人的凌辱等原因，民族复仇心成为台湾工人发起的劳资纠纷斗争的力量源泉。换句话说，台湾的“阶级斗争”有很鲜明的“民族斗争”的一面。（注：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665页。）
下面，以1928年4月3日高雄台湾铁工厂的罢工为例，具体考察一下后期“文化协会”指导下的工人运动。罢工之前工人对工厂方面提出的要求有：（一）承认工友会的成立，撤消解雇工人王风的命令，（二）支付罢工期间的工人工资，（三）解雇工人应提前两个月通知本人，（四）解雇工人时按就业年数支付退职金，（五）支付定期休假期间的工资。工厂方面对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 对工人的罢工严酷镇压。 同年4月16日解雇了参加罢工的113名工人。因此，有些人回家务农（当时的工厂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有些人则向工厂方面屈服，罢工以失败告终。（注：见于《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第1275页。转引自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 1980年， 第668页。）1928 年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社务处也因劳动时间延长的问题而发生了劳资纠纷。协商破裂后，同年4月21日台湾工人（男工113名，女工257名）举行了罢工。但由于罢工准备不足、工人意识缺乏等原因， 罢工仅持续四天就复工了。5月19日再次罢工， 进行了几次斗争和街头示威，但22名工人被警察逮捕后，由于警察的瓦解政策，罢工斗争不了了之。（注：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 台北， 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665—670页。）此外，当时台湾民众党左派和台湾共产党也领导了一些工人运动（注：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670—675页。）。
3、人物形象与矛盾的对比样态
在朝鲜和台湾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工人作为问题个人或集团出现在小说空间中是自然而然的事。小说这一文学空间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和表现作为艺术创造的中心。这种对人物形象的描绘是顺着矛盾的主线（注：人物的内部冲突（internal conflict ）与外部冲突（external conflict）从属于中心冲突（ centralcontral conflict），内、外部冲突以中心冲突之主线得以交织， 进而决定人物的性格，最终赋予人物生命。）进行的，而中心矛盾是小说结构的中枢和情节发展的核心。（注：参考文德守、金时泰《文学概论》，诗文学社，1982年，第123—125页。）无论如何，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独特审美属性是把人物作为小说艺术的表现中心的。（注：赵俊贤《中国当代小说史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20世纪30年代朝鲜和台湾的敌对性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小说中的矛盾即使是个人性的矛盾也具有客观矛盾的主观表现的性质。
朝鲜和台湾的工人题材小说中的工人形象是在人物内心和外部的矛盾中创造出其典型性格的。中心矛盾（注：参阅韩国哲学思想研究会编《哲学词典》，东岸，1989年，第 216—218 页。 亦参考Helmuth Schneider著、韩贞淑译《劳动的历史》，韩吉社，1982年，第 443—445页。）成为小说结构的主轴和发展的核心。
3—1 人物形象的多样性
工人形象系列是共时性和历时性形象（注：历时性形象的出现根本上发源于文学内部继承，即连续性的实践。）的总合。换句话说，同一形象系列包括同时期的不同小说家创造的同类形象，也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小说家创造的同类形象。台湾和朝鲜两地的小说中之所以都出现了工人形象，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两地小说家处于类似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对社会和人物的关心点相似，他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也比较接近。
以下讨论的朝鲜工人题材小说是以注⑦提到的论文和研究书籍中所论述的作品为中心，并对反复讨论的问题作品按发表年代顺序依次进行分析。为了行文的方便和分析的清楚明了，本论文给每部作品都编了号（注：“朝”代表朝鲜。按作品发表时间赋予英文拼音，并照此序进行了分析。朝A《制纸工场村》（1930.4.）朝B《交代时间》（1930.3—6.）朝C（洋灰烟囱》（1930.6.）朝D《总动员》（1931.7—10）朝E《女工》（俞镇午）（1931.）朝F《工场新闻》（1931.7.5—15.）朝G《工友会》（1932.2.）朝H《窒素肥料工厂》（1932.5.29.—31）朝Ⅰ《出勤停止》（1932.12.）朝J《女工》（李北鸣）（1933.3.）朝K 《工场街》（1935.4.—5.）朝L《午前三时》（1935.6.）。）。
《制纸工场村》（注：李箕永（1896—1984），《大潮》，1930.4.（《卡普作家7人集》，集团社，1933）转引自《西禾》，草色， 1992年。）中的黄雄（音译）是文学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人。他的性格在与为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制纸工场工人们密切接触的过程中逐渐鲜明起来。他不仅是工人思想和利益以及他们的志向与愿望的代言人，而且在更高层次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付诸行动并积极引导工人们也走到这条路上来。日帝警察把黄雄逮捕并监禁起来以后，黄雄所撒播的革命斗争的种子并没有被消灭，罢工失败以后，这些种子依然在芝善（音译）等工人中生根发芽。
《交代时间》（注：宋荣（1903.5.24—）。作品收于《朝鲜之光》[90—91]，1930年3—6月。转引自宋影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10]，汉城，太学社，1988年。）的主人公“我”与两位“金君”是在某日本矿山工作的工会干部，是唤醒被日帝和矿山主的阴谋欺骗的工人并引导他们走向团结的先进工人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先进的志向，并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大联合的思想。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描绘，小说真实地表现了受到矿山主的民族歧视和差别待遇、在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被当作牛马一样驱使的朝鲜工人们的悲惨境地和悲剧命运以及他们的反日感情和阶级意识。
《洋灰烟囱》（注：尹基鼎（1903—）。作品收于《朝鲜之光》，1930年6月。转引自俞恒林、尹基鼎、 尹世重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16]，汉城，太学社，1988年。）中描绘了东亚制丝工场中女工们罢工的场面。由于公司方面以经济不景气为借口增加工时削减工资，女工们举行了罢工。文中描写了罢工过程中通勤女工英淑、惠景以及突破监视和铁丝网的阻拦把激励的信传递给住宿女工们的景淑等人的义举和心理活动，从而生动并个性化地表现了住宿女工与通勤女工团结罢工的坚强斗争精神和她们的勇敢和大胆。结果罢工取得胜利，洋灰烟囱中重新冒出烟气。
《总动员》（注：李赤晓《批判》[3—6]，1931年7—10月。 转引自李善熙、李赤晓、任西河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23]，汉城，太学社，1988年。）的主要人物是玉贞和真必，他们都是工会的干部，矛盾从真必的叛变开始展开。玉贞的丈夫真必背叛自己阶级，提出妥协方案，玉贞立即表示反对。作为先进工人形象的玉贞站在工人立场上坚决反对真必，体现了坚强的斗争精神。其后玉贞走到斗争的最前列勇敢地展开斗争，结果死于资本家们指使的暴力团的暴行之下。玉贞的死点燃了工人斗争的熊熊烈火，由于工人们坚韧的斗争，资本家最终不得不屈服，答应工人的所有要求。
《女工》（俞镇午）（注：俞镇午（1906—）， 《朝鲜日报》，1931年1月2—22日。）的主人公玉顺起先是在女工们反对降低工资和无理解雇的斗争中仍不能觉醒的制丝工厂工人。日本监工不但用金钱引诱她刺探工人们的秘密，甚至强暴了她。在其他先进工人琴珠、刚勋、顺丽、宝俳姆的帮助下，玉顺逐渐觉醒了。文中描绘了认清了蹂躏以至解雇玉顺的日本监工所代表的资本家阶级的本质而投身罢工斗争的工人形象。玉顺的形象是在与勇于开拓自身命运的琴珠等先进工人和日本监工的情妇顺任等人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丰满起来的，是从被动接受发展到勇于斗争的工人的典型形象。
《工场新闻》（注：金南天（1911—1953），《朝鲜日报》，1931年7月5—15日。金南天、金万善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4 ]，汉城，太学社，1988年。）中塑造了觉醒工人即先进人物的形象，描绘了他们利用“劳动者新闻”这一媒体谋求工人团结及为粉碎御用工会建立真正工会而努力的过程。宽洙为了改善工人待遇和促使工人团结而费尽心血，但由于御用工会干部在昌的阻挠而没能得到工人们的支持。后来，昌善创办了报纸发动群众，为新组织的成立做了准备。
《工友会》（注：金南天，收于《朝鲜之光》，1932年2月。 转引自金南天（1911—1953），《朝鲜日报》，1931年7月5—15日。金南天、金万善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4]，汉城，太学社，1988年。 ）以工厂内部的“亲睦团”和“和平橡胶足球队”（注：《工友会》的故事情节与普罗拼忒林（国际工会）第5 届大会《关于组织的纲领》之“互相补助组织的利用”相一致。）为中心描述了与公司方面相对立的工人们的团结的力量。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为在平壤橡胶工厂召集红色工会而努力斗争。他因事被捕以后，顺实与结交的同志们一起加入到工场男工们的足球团和女工们的互助组织中，把这些组织的成员引向自己的一方，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后，采取集体行动来反抗公司以产业合理为借口扩大工厂和降低工资的行径。
《窒素肥料工厂》（注：李北鸣（1910—）。作品发表于《朝鲜日报》，1932年5月29—31日。李箕永、 李北鸣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20]，汉城，太学社，1988年。）中的文吉起初不仅阶级意识没有觉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日帝的欺瞒政策所诱惑。但在解雇风潮中经历了艰难曲折之后，文吉抛弃了对工厂方面的幻想，其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哲植和相浩是在艰苦的生活中首先觉醒的工人，而且他们还走到群众中去唤醒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出勤停止》（注：李北鸣（1910—）。作品发表于《文学建设》[1]，1932年12月。参阅李北鸣（1910—）。作品发表于《朝鲜日报》，1932年5月29—31日。李箕永、 李北鸣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20]，汉城，太学社，1988年。）中的昌洙是有才干的技能工，在勇植的教化下他加入了反对工厂方面停工的斗争，为使工人们的思想和意志达到一致而散发了传单。但幅地工场方面没有换掉发生故障了的气压计而造成气罐爆炸，昌洙死于这次爆炸。由于他的死亡，工人们的反抗气势更加激昂，激愤的工人们在勇植的推动下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向着工场办公室游行。勇植曾因“工人代表大会”事件而被捕过，他接受了先觉醒的工人们的教化和指导，自己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他使工人们团结在“工人代表大会”的周围进行实际的斗争，展现出一个有一定工运经验的自觉工人的面貌。
《女工》（李北鸣）（注：李北鸣，作品发表于《新建设》[6]，1933年3月。李箕永、李北鸣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20]， 汉城，太学社，1988年。）中正姬组织工人参加读书会而被捕，工友和其他工人们向厂长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实施请负制”、“改善职工待遇”、“解雇监工”，并写出陈情书。正姬不顾监工的威胁，以请愿代表身份把陈情书交到办公室。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所有工人放下手中的活儿汇集到大街上示威。
《工场街》（注：李北鸣，作品发表于《中央》[18]，1935 年4—5月。参阅李北鸣，作品发表于《新建设》[6]，1933年3月。 李箕永、李北鸣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20]，汉城，太学社，1988年。）中的昌洙被勒令从高中退学后，把周围的孩子们召集起来开办了夜校，夜校被禁以后选择了去工厂做工的道路。告别母亲和妹妹，离开家乡来到窒素肥料工场所在地兴南，但三个月过去了仍看不到一点求职的希望。这正是当时面对殖民地贫乏现实的所有劳动者的普遍遭遇。通过昌洙这一形象展现出面对生计和求职问题彷徨、矛盾的殖民地劳动现场的贫瘠现实。
《午前三时》（注：李北鸣，作品发表于《朝鲜文坛》[ 23 ]，1935年6月。参阅李北鸣，作品发表于《新建设》[6]，1933年3 月。李箕永、李北鸣编《韩国近代短篇小说大系》[20]，汉城，太学社，1988年。）中的俊植联合工人们为取消连勤制而展开罢工斗争。而工人们在俊植的引导下提出撤消连勤制以及无条件释放因打瞌睡而被监工殴打并逮捕的明洙等要求。并选出自己的代表与工场方面进行谈判，最终取得胜利。小说通过契长、现场监工与俊植、明洙、成求、相浩等人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展现出劳资之间对立和斗争的深刻性，并且确证了工人团结的力量。
台湾工人小说如注⑥中的论文和文艺报刊所示，其顺序因分析标准的不同而有变化，但都是相同的12篇小说。因此本文把这12篇作品按发表时间顺序加以分析。跟朝鲜小说一样，每篇作品都编了号（注：“台”代表台湾。按作品发表时间赋予英文拼音，并照此序进行了分析。 台A《恭喜？》〔1928.1.1.〕台B《斗！》（1931.3—4.）台C 《一群失业的人》（1931.4.）台D《流氓》（1931.6.）台E《阿枝的故事》（1931.10.）台F《岛都》（1932.1.）台G《瑞生》（1932.2.2—3.），台H《其山哥》（1932.3—4.）台Ⅰ《失败》〔1932.12.〕台J《夜雨》（1935.1.）台K《一个劳动者的死》（1935.2.1.）台L《转途》（1936.10.）。）。
《恭喜？》（注：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肇政、 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中一位性情温良的青年在父亲病逝后为养活母亲和两个弟弟而不得不辍学做工。从农村搬到台北近郊的村子里，但一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为期10天的临时邮递员的工作。他发现日本人临时邮递员比自己拿的工资高出60%。另外在发送贺年片的过程中在年末年始充斥街头的人群中他体会到了阶层间的距离感。劳动工资差距体现出的民族矛盾和各阶层间的不和谐，使个人产生一种萎缩的情绪，这表现为对社会的否定和不满意识。
《斗！》（注：梦华（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民报》[357—360]，1931年3月26日；4月11—16日。转引自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 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2]。朴永熙的《战斗》（收于《开辟》[55]，1925.1.）也相类似。 ）中孟达一家曾从事的营生因世界性的不景气而被迫中止。不久以后收到要求纳税的通知。这样，全家人不得不集体出动来维持生计。连上小学的孟达也不得不辍学卖油炸糕来贴补生计。孟达本来是个成绩优秀且有多方面才能的孩子，沦落到街头叫卖的境地使他充满了自卑感和悲哀。一天在路上他偶然遇到学校时的同班同学，由于那个同学嘲弄他，两人扭打起来。对方挨了一拳后流着鼻血躲到自己家里。扭打中孟达的油炸糕全部掉到了地上，他追着那个同学要求赔偿，但大门里出来的男子一口咬定家里没有那样的孩子，这时和他一起叫卖的荣发站到他这一边儿帮助他，因此孟达得到了一定的安慰并产生了阶层意识。他在教堂周围叫卖的时候，突然由牧师的传教想起以前听过的天国和地狱的故事以及天国是乐园的话，因而陶醉在想象中，冲动地要进教堂，结果因为衣衫褴褛而被赶了出来。被从教堂里逐出以后，他意识到自己能去的地方只有自己和荣发等相同阶层的人所在的地方，这是对阶级矛盾的初步觉醒。
《一群失业的人》（注：朴守愚（1905—1959），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民报》[360—362]，1931年4月18日、25日，5月2日。 转引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 日。转引自锺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2]。）讲述的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求职（生存）日益困难的情况下离开农村寻找活路的流浪者群体的故事。到处流浪却找不到工作，最后连路费也花光了，因此有家不能回。对他们来说最难忍受的是饥饿的折磨。想要找点儿杂草来生火取暖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片红薯地，刚打算偷些红薯来填饱肚子就被红薯地的主人发现了，仓皇逃跑中丢掉了所有的包袱。雪上加霜的是又下起了雨，他们无奈地诅咒穷人的坏命运。
《流氓》（注：孤峰（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民报》[368—370]，1931年6月13、20、27日。转引郑登山（生平不详）， 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 转引自锺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 ]，台北，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2 ]。）中的印刷工场职工阿B本来是因为工场倒闭、工资下调、工时延长、集团解雇等原因而失业的，却被挂上了不良职工的牌子。阿B打算暂时靠卖冰棍来谋生， 却由于官方发放许可证的手续不合理（必须拿到官方指定的医院的诊断书），投入了两个月的生活费而没有任何结果。又决定卖仙草，却被巡警捉去罚了款。其后由于妻子的反对，经商的念头想都不想了。最后加入到以前所轻视的公园流氓群体中。
《阿枝的故事》（注：克夫（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民报》[384—386]，1931年10月3、10、17日。转引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 日。转引自锺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 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3]。）中的工人阿九和老工人阿生对年老退休后生活悲惨的阿枝表示同情并对工人的命运感慨万千。其中最有城府的阿生13岁入厂做工30年，却落得让儿子阿福沿街卖糖饼才能维持家中最低生计的境地。阿枝10岁时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由于父亲的虐待而离家出走，在街头流浪时遇到一群拾破烂的人，他加入进去勉强维生。这群人当中有位阿福（与阿生儿子同名但不同人——笔者注）在偷高级香烟时得了一大笔钱，于是不花本钱偷盗一时成为他们这群人的谋生手段。一次在翻找日本人宿舍时被巡警发现，因而在监狱服了五个月苦役。出狱后，14岁时由亲戚介绍进了印刷所，但工资全部落到了父亲手里。时光流逝，他结了婚，儿子死了，妻子也死了，50岁时被从印刷所赶出来，开始了悲惨的生活。阿九以与阿生的对话为中心无限感慨地叙述了工人阿枝的生活经历和身为工人的悲惨命运，同时又揭示了摆脱这种命运的方法。他说：
我们唯一的武器是同盟罢工，在巨大的团结下，那喊声，那气魄，可以超越一切。你看五一劳动节，多么伟大的一天！这正启示了我们未来必将胜利的趋势。（注：见于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肇政、 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业公司。 1981年9月。丛书之第37页。）
《岛都》（注：朱点仁（1903—），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民报》[400—403]，1932年1月30日，2月6、13、20日。转引自《王时琅、 朱点人合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中某青年看到喧闹的游行队伍而回想起一个工人。那个工人史明小学五年级即14岁时，母亲因贫穷和疾病的折磨而洒手归西。其后因年幼的弟弟失踪、父亲投江自杀（注：朱点仁（1903—），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民报》[400—403]，1932年1月30日，2月6、13、20日。转引自《王时琅、朱点人合集》， 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第149—158页。），史明对人类产生了憎恶之情，对社会也充满怨恨。后来在父亲同乡朋友的帮助下作了涂装工，他觉醒到工人的处境之后率先组织了工人团体。史明站到了劳资斗争的第一线，结果由于法律的权威和金钱的力量而被捕。放出来后他继续寻找机会。后来他们讨论在邻近权势家们招待贵客的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有人反对，有人赞成，结果赞成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史明同意反对派的意见。其间史明组织的以反对派的工会成员为主力的歌唱队唱出了下层阶级的苦痛。因为这件事史明一直受到监视，在游行那天，他刚出宿舍门就被权势家们指使的流氓围住打架，结果被警察拘留，第二天才放出来。其后他的行踪不再有人知道。
《瑞生》（注：杨松茂（守愚）作，原收于《台湾新民报》[ 404—406]，1932年2月27日，3月5、12日。参阅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笙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 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2]。）中的瑞生原是小型事业团体祝生会的外务员，后失业，却不得不抚养老母、病妻和幼子。他由于在解雇时与工运有牵连而没有拿到一个半月的津贴。走投无路中在“产业道路补修”的工地找到了活儿，但以他的体力根本不可能承受这么重的劳动。结果中途累倒，为治病花掉了所有的工资，沦落到向邻居借钱的地步。又送了一段时间的货，后来被赶出来。沿街叫卖砂糖遇到了警察，他一想到罚款就魂飞魄散，仍掉所有东西逃跑了。其中还有他想偷偷溜进剧场去看喜欢的剧却被守门人发现而遭到羞辱并被警察拘捕的情节。
《其山哥》（注：陈赐文（生平不详），原收于《台湾新民报》[408—410]，1932年3月26日，4月2、9日。参阅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 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3]。）中在工场工作了27年的其山哥因过度劳累的各种后遗症而病倒了。妻儿为给他治病使尽千方百计，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只能悲而无策。但邻居们热心帮助，送米送钱，不求回报。其后同事金凉主动送来了劳组的慰问金。而向公司要求发放退职津贴时却被公司以有罢工经历为借口加以拒绝。
《失败》（注：自滔（生平不详），原收于《南音》[第1卷第 12号]，1932 年12月8日。参阅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肇政、 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业公司。 1981年9月。丛书之[3]。）中一群街头商贩被日本警察以妨害市容为名逮捕、罚款甚至遭到严刑拷打。关于这一事件，工人抱平和合君与小资产阶级知识人的代表B先生和恒春医院的院长就问题的解决方案展开讨论。 讨论过程中，恒春医院院长认为大众集会无用，B 先生建议委托乡镇代表与当局谈判寻找解决途径。但工人们强调了与统治者抗争就必须组织发动群众。但参加第一次集会的相当多数是“意识不清楚，内心软弱的人”。召集第二次会议打算正式写出裁判申请时，街头行商们因走狗的威逼恐吓而大部分没有出席，最后连先来的一个人也意识到气氛的异常而偷偷溜走了。
《夜雨》（注：转引自朱点仁（1903—），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民报》[400—403]，1932年1月30日，2月6、13、20日。 转引自《王时琅、朱点人合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中的有德是在印刷工厂工作的中年工人。由于工厂方面公休日还安排工作又不发工资而参加罢工，结果失业了。妻子抱怨说也就是多受点苦而已，何必罢工呢。他参加的“全台北印刷工会成员总同盟罢工”（注：官川次郎，《台湾的农民运动》，台北，1927年，第82—85页。），以职工的全面惨败而告终。有德为了维持生计求爷爷告奶奶，把所有能当的东西全当了，仍然没有出路。结果他只好接受以前极看不起的卖淫寡妇阿柳嫂的怂恿，把十六岁的女儿秀兰送去咖啡店当女招待。
《一个工人之死》（注：参阅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肇政、 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 ]， 台北， 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4]。）中的施君原在农村经营菜园，把蔬菜卖到市场上借以维持生计。由于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他的生活日益贫困，后来转到城市生活，到铁工厂工作。为了维持家庭和父母妻儿的生计，他不分日夜做工，结果死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李君是施君的同事，小吕也是施君的年轻同事。王君以自述方式满怀感慨地叙述了施君之死所昭示的工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有产者无产者间阶级对立的现实。
遭孽的我的天啊……不公平！不公平！这权势与财物的天呵！（注：参阅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 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4]，第6页。）
这段话结合景物描写把工人的处境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发了一通牢骚。并且又说农民、矿工和工人无可依托。拼死拼活做农活不过是养肥了资本家，辛辛苦苦挖出来的宝石做了资本家的装饰品，织出漂亮的绸缎也都穿到了“行尸走肉”们的身上。
《转途》（注：柳塘（1917—），原收于《台湾新文学》[第2 卷第1期]。参阅郑登山（生平不详），作品发表于《台湾民报》[189]，1928年1月1日。转引自锺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业公司。1981年9月。丛书之[ 5]。）中的阿添一家为了维持生计，妻子替人洗衣服，大儿子学校一毕业就去材料店当学徒，八岁和四岁的两个儿子到街头叫卖盐光饼和胡椒饼，女儿只好卖给人家做养女。阿添自己做了街头小贩，他先是卖冰激凌，由于传染病伤寒流行而遭禁止。转做面条生意，遭到罚款，又转做冰棍小贩，结果四次“犯法”，最终进了拘留所。
3—2分析人物形象中体现出的矛盾的性质
在朝鲜，矛盾在大的方面表现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制纸工场村》中，工人们先是被日帝在纸物会社旁边扩建工场提高工资的谎言所蒙骗而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发现上当后进行了集体抗议。主谋者黄雄被捕后，罢工仍继续进行。为了黄雄和其他工友的获释，工人们集体抗争。《交代时间》中，由于日帝和矿山主实行民族歧视和差别对待，引起了日本工人和朝鲜工人之间的大冲突。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国际联合（注：艺术运动的布什彼齐化主张突出于权焕《朝鲜艺术运动面临的具体的过程》，收于韩基贤、林奎灿编《布什彼齐化与组织运动》[卡普批评资料丛书Ⅳ]，汉城，太学社， 1990年， 第197—198页。）。《洋灰烟囱》中，工人们因工厂方面（资本家）不合理的工资制度而举行罢工，并引导斗争取得胜利。《总动员》中矛盾的导火线是围绕工资下调产生的工人们的抗议、工会干部真必的背叛和由工厂方面唆使的暴力活动导致玉贞的死。最终由于恐慌和产业合理化而实行的工资下调和无理解雇成为矛盾的主线。朝鲜橡胶工业会（资本家组织）和橡胶职工工会形成对立局面，工人们坚持罢工，斗争到底，取得了胜利。《女工》（俞镇午）中工人们为反对公司方面以产业合理化为借口扩建工厂、下调工资，采取了集体行动进行抗议。《工场新闻》中，工人们拒不接受公司方面不许喝自来水而让喝脏井水的命令和改良主义化了的工会干部金在昌的妥协方案。其中揭露了堕落干部的腐败。工人们后来创办了《工场新闻》，并组建了新的工会指导部。《工友会》中，为反对公司方面因产业合理化政策而扩大工场、下调工资，工人们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对抗。《窒素肥料工场》中，揭露和批判了日帝资本家以产业合理化为名掀起的解雇风潮，描述了工人们的处境和命运以及他们的思想成长过程。《出勤停止》中描绘了以裁员和结构性产业问题为中心的工人们的意识化、组织化及自发产生的阶级斗争。《女工》（李北鸣）中生动表现了劳动者和工场监工之间由于过长劳动时间及由此产生的产业灾害、不当解雇等问题而互相对立的情况，也描述了工人们进行的集体的有组织的反抗。《工场街》中矛盾的主线是处于贫乏的殖民地环境中的预备工人（求职工人）们的生计和求职问题。《午前三时》中工人们对不人道的夜勤制度表示抗议，选出陈情委员会，递交了陈情书，最终从领班那里取得了改善工作条件的成果。
在台湾，矛盾情况如下所述。《恭喜？》中，一个性情温和的青年做着与日本人相同的临时邮递员的工作却得到极不同的待遇，通过与年末年始时充斥街头的形形色色的富人们相对比，他产生了阶级矛盾的意识。《斗！》中，身处殖民地的现实在儿童们的心中投下了劣等感和悲哀的阴影。殖民地儿童因家境困难而被逐出学校。摆在街头小贩孟达面前的现实是作为孩子很难接受的虚伪的世界。他心理上的萎缩和自愧感通过好友荣发得到了暂时的安慰，但最后连教堂都把他驱逐出来时，孩子的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一群失业人》中矛盾的主线是在离农和失业交织下自发产生的阶级矛盾意识及生存没有保障的无希望的悲惨现实。《流氓》中，印刷工厂工人阿B被公司方面冤枉为不良工人， 遭解雇。在他为了生存而转行的过程中，因官方不合理的手续要求而支付了两个月的生活费。结果还是没有拿到许可证，只好非法地开始营业，结果被警察拘留，交了罚款放出来后，无路可走，而流落为公园流氓的一员。在这种现实下，公园流氓们“打倒资本主义”的抗议呼声响彻公园。《阿枝的故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通过个人的不满意识和否定意识表现出来。劳动条件（工资与最低生活费的矛盾）和工场主的剥削成为矛盾的主线。另一方面，虽然提出了把同盟罢工做为解决矛盾的方法，但只不过停留在喊几句“记住‘五一劳动节’”这样的口号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其方案仍过于抽象，不具有实践意义。《岛都》中通过观览式典活动的一个青年的回想，描述了工人史明自发进行的孤立分散的抗争的失败和挫折，这是矛盾的主线。《瑞生》中瑞生因与祝生会解散时的“纷纠”有关而被拒付退金。之后，他去修路工地做工，因体力不支被迫退出。沿街卖砂糖时遇到警察，匆忙逃走，结果丢掉了全部家当。而对生存现实的无望成为矛盾的主线。《其山哥》中的其山哥退职病倒后，家中情况日益恶化。加上因曾参加罢工而被拒付退职金，工会的慰问金也因公司方面的阻挠而不能到手，他的处境越发窘迫。就连每次都从工资中扣除的奖金也以怠业者为借口不肯支付。结果工人们面临的恶劣现实与工场方面不人道的处理方式成为矛盾的主线。《失败》中一群摊贩被日帝警察以妨害市容为名拘留、罚款，甚至遭受严刑拷打，这是事件的导火线。对此主张妥协的恒春医院院长、B 先生和主张反抗的抱平、合君这两种处理问题的不同心理状态成为矛盾的主线。《夜雨》中因罢工失败而失业的有德在生活的重压下，几次与深爱的妻子吵架。为了找工作，托了很多朋友但还是不能如愿，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十六岁的女儿送去做以前很瞧不起的咖啡店“阿里阿”的女招待。文中生动描绘了因失业而与妻子吵架，最终不得不靠女儿的工作来维生的父亲的凄凉心境。《一个工人的死亡》中，工友施君的劳累致死成为矛盾的导火线。工友王君和李君以他的死亡为例说明了对工人来说生病就等于死神降临，进一步发出了对有产者和无产者间的阶级矛盾导致工人悲惨身世的感叹，并且吐露了对有产者的不平不满意识。《转途》中都市贫民阿添为了生存做过冰淇凌生意、面条生意和冰棍生意。但冰淇凌生意因伤寒流行、面条生意因收到罚款单而被迫中止，转做冰棍生意后甚至进了拘留所。文中通过阿添被迫连续几次改行的悲惨处境控诉了前途黑暗的现实。
4、人物形象和矛盾的差别性
对作品进行分析之结果，笔者得以发现了朝鲜和台湾作品呈现的显著差异。兹从几个不同方面论述其具体特点如下。
从劳动场所的角度来看，朝鲜的作品中，以肥料工场为背景的《窒素肥料工场》、《出勤停止》、《女工》（李北鸣）、《午前三时》四篇中描绘了工场工人的形象，以工场周边为背景的《工场街》描绘了预备工人（求职工人）的形象。《总动员》（朝鲜橡胶工场）、《工场新闻》（平和橡胶工场）、《工友会》（平壤橡胶工场）三篇中描写了橡胶工场工人的形象，《洋灰烟囱》、《女工》（俞镇平）两篇中描绘了制丝工场工人的形象。《交代时间》和《制纸工场村》则分别描绘了日本矿山的在日朝鲜工人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人形象。其中大部分是大型工场，且除了《工场街》和《制纸工场村》以外，其他作品的中心人物都是工场工人。《制纸工场村》里还描绘了文学青年出身的工人形象。不仅如此，在《洋灰烟囱》、《总动员》、《女工》（李北鸣）、《工友会》、《女工》（俞镇午）等作品中还描绘了女工为先锋活跃在工人运动现场的形象。
再看看台湾的情况，《阿枝的故事》、《流氓》、《夜雨》中描绘了与印刷工场有关的工人形象（注：许达然《台湾的文学与历史》[下]，第85页。），但《阿枝的故事》和《夜雨》中的工人是已经离开了工场的失业者，《流氓》中甚至难以找出一个真正具有问题意识的工人形象。《斗！》、《失败》和《转途》三篇中描绘了街头摊贩的形象，《失败》中虽出现了先进工人的形象，但从其解决矛盾的方式来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更明显，没有通过先进工人的形象展示出开展工人运动的必然性和当为性等意识形态斗争的真实面貌。《斗！》中描绘了投入劳动现场的儿童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形象，更大程度上是作为都市贫民的子孙而出现的。《岛都》中描绘了一个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涂装工的形象，但缺少先锋工人的形象。《一个工人的死亡》中通过别的工人的叙述，表现了铁工厂里因劳累致死的一个工人的悲惨生活处境。《一群失业人》中描绘了因离农而涌入城市的一群预备工人形象，其中找不出具备真正工人特征的中心人物。《瑞生》中描写了中小企业的外务员因企业解体而失业，遍寻工作而不得，最终沦为城市贫民的故事。《恭喜？》和《其山哥》中分别描绘了临时邮递员和中小型工厂退职工人的形象。
从矛盾发生的空间和特点来看，朝鲜的作品中，矛盾大多发生在劳动现场（工场）内部。矛盾按其特点可分为如下几类：不合理的低工资成为矛盾主线的作品三篇（朝A，朝C，朝G），无理解雇的一篇（朝H），下列各一篇：日本人监工的野蛮暴行（朝E）， 工会内部工人的叛变（朝D），裁员与产业灾害（朝I），过长劳动时间、产业灾害、无理解雇（朝J），生存和求职（朝K），日帝和矿山主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差别待遇（朝C），过长劳动时间（朝L），劳动环境（朝F）等。
台湾的作品却不一样。其矛盾发生的空间环境大部分是劳动现场周边或是劳动者个人所处环境，还有榨取劳动条件（工资与最低生活费的矛盾）和工资的现场（台E），与离农相联系的求职和生存的问题（台C），儿童的劣等感和被排斥意识（台B）， 因无理劳动镇压造成的失业和生存现实无情的逼迫（台D）。 还有涂装工的悲惨家族史及与有产阶层的阶级矛盾（台F）， 警察对街头商贩的暴力镇压及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在解决矛盾的方式上的差异（台I）， 失业和企业破产时“纠纷”有关者的退职金拒付及之后“转业”过程中警察的无理镇压（台G）， 由于过劳而退职的工人的穷困生活及遭受不合理的拒付退职金（台H）， 通过因过度劳累和营养失调而死亡的铁工厂工人的家史表现了离农和在生活现场直面生存现实的残酷性（台K）， 由于失业和求职之难而被迫送女儿去做女招待的悲惨现实（台J）， 在转行过程中遇到的暴虐的制裁法令和不合理的租税制度（台L）。
在朝鲜的作品中，解决矛盾的代表性方式是罢工或其他集团行动方式。因此，作品中以先进工人为中心描绘了工场内部具有较高扬的工人自觉意识的工人形象。朝鲜小说里出现的工人阶级先觉者的形象具有下面的特点：他们不仅作为无产阶级出身的觉醒工人参加工人运动，而且在运动过程中积累经验，逐渐成长为社会运动家。工人阶级先觉者形象所具有的这种特点与现实世界中工人们的集体斗争扩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先进工人的风貌和性格特征是紧密相连的。
台湾的作品揭露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现实，但对其解决方法的探索只限于对个人处境的控诉和内心的抗议。其中有两篇作品（台F、I）中极轻描淡写地提及具体的解决方式。但是，从其解决方式来看，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分歧（台I）成为中心矛盾， 表现工人主体意识的群众集会一哄而散，另一篇（台F ）则仅仅从个人史角度描写了进行工人运动的恶劣处境。至于面向未来的可付诸实践的具体矛盾解决方法是在任何一篇作品中都找不到的。只是极其抽象地从劳动现场外部提示出了同盟罢工的方法和五一劳动节所具有的启示性（台E）。 甚至在面对因暴力镇压和不合理的法律制裁而造成的生存威胁时，还表现出试图用宿命论来消解矛盾的面貌。
朝鲜作品的一般性结构是对不合理的劳动条件表示抗议，采取罢工或集体活动的方法进行斗争，最终取得罢工胜利或是劳动条件的改善，从而解决了矛盾。与此相反，在台湾的作品中，矛盾的主线是从劳动现场被无理解雇后或退职后的退职金问题以及工厂拒付有工运经历的工人的退职金等事件，这对塑造作品中的工人形象没有明显的决定性作用。倒是被逐离劳动现场后面临的生存问题更加迫切而明显。因此，台湾作品中出现的工人形象，与其将其身份定位为工人，倒不如说是处于前都市贫民阶段的人物。也就是说，在台湾作品中很难找到具有“劳动意识”和远见，并试图摸索出一条具体可行的解决劳资间冲突的道路的有血有肉的先进工人形象。
上述分析中表现出来的差别性，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的两方面加以解释。
4—1政治的·社会的原因
对比一下作为典型环境的劳动现场的情况：朝鲜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4年中发生了888件劳资纠纷，参与人员达77843 名（注：李载华《韩国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史》，汉城，白山书堂，1988年，第213页。 ）；而台湾则在4年中发生了180件劳资纠纷，参与人员22829 名（注：参考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666页。亦参考见于《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第1275 页。转引自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1220、1224页。）。由此，两地作品中的矛盾解决方式呈现出的极端不同，从作为小说背景的劳动现场得到了旁证。
但是，在朝鲜，进入30年代后，值得注意的是一度活跃的工运先锋组织新干会势力渐弱，而朝鲜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转向了实践运动。从国际背景来看，1930年共产国际的12月纲领、 国际赤色劳动组合联盟的9月纲领和次年10月的太劳书信及由之决定的运动方针和专员派遣——为这一变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朝鲜的变革运动指导中心也积极采纳了上述方针，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当时指导社会、政治变革运动的潜流的位置（注：本论文以以下论文、论著里讨论的作品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1.张盛洙，博士论文，1989年。2.韩基亨《新倾向派小说的现实主义性质》，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89年。3.金英淑《日据时代的劳动小说研究》，建国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4.朴重烈《1920—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研究》，全南大学硕士论文，1991年。[单行本]1.林宪永、金哲等《变革主体与韩国文学》，汉城，历史批评社，1990年。2.金成洙编《卡普（KAPF）代表小说选》[Ⅱ]，汉城，四季，1988年6月。3.林奎灿，韩亨基编《卡普（KAPF ）批评资料丛书》[Ⅰ—Ⅳ]，汉城，太学社，1990年1月，第12—14页。金仁杰、 姜贤旭《日帝下朝鲜劳动运动史》[历史新书3]，汉城，一松亭，第143—153页。）
此时的台湾也在连温卿领导的后期文化协会和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及台湾共产党指导下展开了工人运动，但与朝鲜的情况相比，有显著的不同。尤其是从台湾共产党的指导方针来看，虽然自我标榜是红色工会组织，但其三项指导方针（注：参考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674页。 ）中光是与中后期文化协会及民众党左派和工友总联盟主管的工会争夺领导权就占了两项。由此可以推定，当时的情况是争夺变革运动主导权的斗争比社会各进步势力的团结更突出。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性质也有差别。民众党左派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初期参加者主要是中小企业的雇用工人和店员，其后成立的工人先锋组织“台湾工友总联盟”总部在书面报道（注：《台湾民报》[1928.7.15.]。参考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674页。 ）中阐明的运动方针也是“工会组织主义”（注：参考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第672页。）。
4—2文艺界内部原因
从文艺界内部的情况来看，朝鲜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组织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也通过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的两次文学大众化讨论，完成了方向转换（注：参阅安漠《朝鲜普罗艺术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转引自韩基贤、林奎灿编《布什彼齐化与组织运动》[卡普批评资料丛书Ⅳ]，汉城，太学社，1990年，第10页。）。进入30年代初期，关于KAPF组织改编的问题日益提到讨论日程上来，权焕发表《无产艺术运动一瞥及未来的开展策略》（注：参阅安漠《朝鲜普罗艺术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转引自韩基贤、林奎灿编《布什彼齐化与组织运动》[卡普批评资料丛书Ⅳ]，汉城，太学社，1990年，第46—65页。）（《中外日报》，1930年1月10—31日）一文， 对金基镇等人的大众化论进行攻击，并提议改编KAPF的组织。同时期，安漠发表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面临的紧急任务》（注：参阅安漠《朝鲜普罗艺术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转引自韩基贤、林奎灿编《布什彼齐化与组织运动》[卡普批评资料丛书Ⅳ]，汉城，太学社，1990年，第181—191页。）（《中外日报》，1930年8月16—22日）， 文中正式提倡布尔什维克的大众化论，并正式提出了“艺术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注：金盛洙编《卡普代表小说选》[Ⅱ]，汉城，四季，第12页。）方针。而且，1929年1 月苏联作家同盟（RAPF ）第二次全会中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1930年4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NAPF）第二次大会也提出了“文学运动布尔什维克化”（注：转引自林奎灿编《日本普罗文学与韩国文学》，汉城，图书出版研究社，1987年，第174页。）的口号。 此外，这时期的KAPF并不是作为独立的文艺团体开展活动，而是力图作为左翼战线的一个组织开展活动。因此，KAPF的创作方针（注：金永民《韩国文学批评争论史》，汉城，韩吉社，1992年，第205—222页。）积极吸收了工人运动的指导方针并在作家们当中开展了几次讨论，讨论所取得的成果也在作品中得到了忠实反映（注：1920年代以后，尤其1930年代初，普罗文学运动内部更强调文学者的社会的实践。）。
在台湾，1930年成立了台湾本地第一个文学社团台湾文艺协会，协会规则中规定“自由主义是本会的存在精神”、“以台湾文艺的健全发展为目的”。1934年5 月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创办了机关杂志《台湾文艺》（1934年11月1日），这本杂志虽然没有标榜“为艺术的艺术”， 不算是具有艺术至上主义或浪漫主义性质的刊物，但创刊号上特意把老子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作为卷首格言。并且提出11条标语（注：参阅陈小廷编撰《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1978年，第121—122页。）作为行动方针，其中包括“我们与其有伪路线不如无路线”、“我们的方针不偏不党”、“拥护我们的木铎”等等，这只是进一步表明了它的消极立场。另一方面，30年代文艺界的主要论争包括与台湾话、台湾字相关的乡土文学大讨论及由1930年8月黄石辉和1932年1月1 日创刊的杂志《南音》的创刊宗旨（注：参阅陈小廷编撰《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1978年，第86页。）、1934年台湾全岛文艺大会筹备委员会提案和1935年在《台湾文艺》上发表的张深切的文章引起的“文艺大众化”（注：1930年代文艺界提出的有关文艺大众化的主要文章如下：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收于《伍人报》（1930年8 月）／《〈南音〉创刊主要宗旨》（1932.1.1.）／1934年第一届台湾全岛文艺大会的“实现文艺大众”口号及“宣言”／张深切《〈台湾文艺〉的使命》（载于《台湾文艺》[1935年]）等。）论争，再有1935年2月到4月间发表的张深切对文学路线和性质的探索（注：参阅张深切《对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与其《续篇》，发表于《台湾文艺》，1935年2—4月。）。但是，这里的“文艺大众化”只不过与文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它提倡的路线也不过是发展以努力追求“真实”和判别“善·恶”为中心的道德文学。
5、结束语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20世纪30年代的朝鲜和台湾，其变革主体势力的运动中心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倾向于对工人问题的关心。工人问题也成为两地文艺界共同的取材对象和文坛内部论争的中心。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工人形象逐渐上升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势力，进入30年代后工人形象正式在两地作家的笔下出现。但是，尽管模型环境相似而且同为表现工人形象，两地作品中描绘的工人形象和矛盾的性质仍有显著差别。把作品中出现的工人形象按劳动现场、性别、年龄等进行分类并以工人的意识为主线分析中心矛盾的性质，可以总结出产生这种差别性的原因。
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社会变革运动潜流而引导工人运动方向的指导中心在朝鲜和台湾表现出不同的性质；朝鲜有台湾所不具有的社会变革势力的有机结合基础上形成的统一的运动中心；RAPF和NAPF做出路线改变后朝鲜和台湾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朝鲜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文艺界内部进步势力的联合和统一的指导方针的形成，文学的形象性和政治意识的有机关系在作品中与典型环境（劳动现场）结合起来，给人物形象的创造注入了新的生气。因此可以说是站在革命写实主义立场上吸取作为劳动本质的矛盾，从而实现了政治意识的文学形象化。与此相反，台湾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及矛盾的情况更鲜明地在劳动的本质中心矛盾周边作为矛盾的即者的收容状态表现出来。因此在主题意识的深层有很浓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通过如上分析可知，在两地工人题材的小说中，艺术真实性和政治意识的问题决定着作品的主题意识，在创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造成急迫的紧张感。朝鲜的作品虽然在创造活跃于劳动现场的先锋人物形象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也不能忽略“矛盾性质类型化、故事情节图式化”的批评。反之，台湾的作品在表现政治意识的党派性和创造具有目的意识的人物形象方面因评价标准不同而褒贬不一，有待进一步商讨，但应当指出的是研究者们对“工人小说”进行选定、分类的标准还多少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