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经济史学的人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日本论文,新经济论文,史研究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史界由于引进了新的分析方法，人口史研究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
在欧美许多经济史著作中“人口”问题一直是备受重视并被从各种角度加以探讨的课题。12-13世纪人口增长、中世纪中叶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锐减、产业革命时期和之后人口继续增长，都成为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或被当作经济变动的原因或被视为经济变动的结果而争论不休。此外在人口史领域还出现了不少堪称是经典性的专门论著。例如，贝洛奇关于古代罗马以来意大利人口的研究、雷塞尔关于中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人口史的研究业绩，格里菲思关于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人口的著作。人口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许多领域的一种复杂现象，从这个意义而言，人口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多方面专家研究业绩集大成的领域。在这方面，格拉斯和埃弗斯利编辑的论文集是一个范例。该论文集汇集了欧美人口史的27篇论文，其中马歇尔关于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人口的论文对上述格里菲思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医学史学家佩勒关于1500年以来欧洲贵族阶层的人口学观察包含丰富的内容，说明在历史人口学创立前该领域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史研究在欧美学术界再度成为热点。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出生率提高还是死亡率下降的争论与产业革命的乐观论悲观论纠结在一起，一时风靡了西方学术界。同样也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①。值得一提的是，霍林沃思在“英国公爵领地家族的人口学研究”一文中利用系谱资料对1330-1954年长达6个世纪的英国王族贵族男女1908人进行了人口学意义的观察，预示着新研究法的来临。
历史人口学的诞生是20世纪50年代人口史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创新。传统的人口史被新学科取代的标志，被认为是法国国立人口学研究所以亨利为中心的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亨利作为人口学家的业绩，在于他于1956年以“国立人口学研究所丛书”形式公布了对日内瓦上层市民的人口学观察。在这项研究中他根据1550-1899年期间的系谱作为人口资料，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家族复原法”（简称FRF）。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以一对夫妇为单位，编制卡片，记载夫妇结婚、生育、子女结婚、死亡等情况，然后进行统计处理。这种整理人口资料的方式也称作“卡片法”。
稍后，亨利与埃蒂恩尼·高尤蒂尔于1958年合作，利用法国北部诺曼底的库尼埃莱教区的教区薄册进行了详细的人口学分析。教区薄册是各教区记录教民受洗、埋葬、结婚的帐薄，与系谱不同，它记录的是住在教区的所有阶级的人们的活动，从出生后受洗开始直到埋葬，因此既可以看作是出生记录也可以看作是死亡记录。结婚按近代民法规定必须得到法的承认在教会举行仪式则是公认的手段。教区薄册是教会按时间顺序记录这三件事的一种年代记。薄册上载有举行仪式的种类、时间、有关人的姓名，有时也表明职业。于是以往几乎不可能引起注意的一般平民百姓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行为便可以观察分析，从而可以得出近代调查开发前关于出生、死亡、结婚等详细而可信度高的统计资料。亨利应用这种方式进行人口学处理后，在西方基督教流行的地区近代调查前的人口资料便很快披露于世。
库尼埃莱教区位于诺曼底内地，是一个人口约千人的乡村。从1604年至1780年间的记录被保存下来。虽然受洗、埋葬、结婚等所有情况并非每年都记录完备，但毕竟可以得到许多资料，如出生6734人，死亡3676人，结婚1229人。就进行统计处理而论，数量是可观的。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人口学教授里格利博士在其《英国历史人口学导论》中详细介绍了他本人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亨利首倡的家族复原法已逐渐成为各国学者都采用的人口研究方法，这种现代人口统计创作方法60年代在欧洲，稍后向南北美洲以及亚非基督教社会推广，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1960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历史学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历史人口学会。
三年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历史人口学会大会。据这次会议提议，以欧洲为中心，召集16个国家的学者以死亡率问题作为共同课题。60年代在法语圈召开了几次学会。1978年以后，国际历史人口学会每年发行历史人口学的文献目录。
历史人口学发源于法国，并在法国创立了历史人口学会，从1964年开始刊行年报，该学会的定期活动在当时世界上有开风气的意义。另外在国际经济史会议第4至6届大会期间出现了关于人口学的学派，人口研究在经济史学界确立了稳固的基础地位。
与欧美研究相比，在日本社会经济史中人口曾经是最不受重视的领域之一。昭和恐慌时期的“人口过剩”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对人口的关心，陆续刊出了不少关于人口和人口史的论著和史料集。②如果说人口问题受到重视是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那么人口研究的深化则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于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在近代经济成长中，经济发展带来了都市及都市圈内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短期或长期的变化反过来有时也给予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以决定性的影响。③人口变动的内容不只是人口总数的变化，而且含有年龄构成的变化、平均结婚年龄的变化、教育水准等，与经济的关系已经比以往更加密切。人口在经济史的长期分析中尤其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巴思的《西欧农业发达史》（1962年）、诺思与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1年）都是从人口对经济变化的意义立论来考察中世纪以来西欧社会变迁的。
人口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再成为研究对象，原因之一是与其他经济指标相比，有关人口的指标较易获得。在日本，生产量的指标最难得到，可信度也有问题，直到明治初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实行统计时才渐渐充实起来。至于国民收入统计可以得到的时代就更晚了。有意识调查是距今不久的事情。然而从德川时期以来，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地方性的人口、物价、工资方面的资料却可以得到。如果对这些史料加以甄别，进行统计处理，可以发现和验证在记述资料中所无法窥见的经济变动。战后取得引人注目业绩的梅村又次，利用幕府的全国人口调查进行了分析，其“德川时代的人口趋势与制约因素”④一文堪称是拓荒之作。在该文中他将地方人口趋势与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其他经济变量结合起来，对一般流行的所谓德川时代后期人口停滞即经济停滞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考察。与此同时，梅村改变了历来将该时代人口研究专门注重人口减少的因素作为中心课题的做法，而代之以对人口增大因素的探讨，并以多种形式提倡对人口动态变化进行探讨。此后，依据上述幕府在全国进行的人口调查所作的分析，将人口变动平常年和灾害年区分，⑤平常年份除北关一部分外，其它地域人口都增大，德川后期的日本，是具有潜在人口增长力的社会。幕府的全国人口调查，虽然使用的是旧的资料，资料利用的方法也不无问题，但仍具有重要信息源的价值。德川时代人口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是宗门改帐，该资料可以长期连年利用。宗门改帐即宗教调查记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人口普查性质的记录。尽管宗门改帐也有任何资料都难免的不正确的记载，但作为与经济变量有关的资料，可信度显然高得多。当然在宗门改帐系列中其内部可信度也有高下之分。宗门改帐系列已成为日本国内外学者用来研究人口变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在以畿内农村为对象的分析方面，有松浦昭的“近世后期人口动态──摄津国花熊村的宗门改帐”，“近世后期劳动移动的形态──以摄津国花熊村的人口移动为中心”，三浦忍的“近世后期畿内农村人口的趋势”，“近世后期畿内农村人口构成”，“近世后期畿内农村结构与人口”，生濑克己的“近世后期受歧视部落的人口变动”，“近世后期河州家村的人口变动”。这方面研究主要由关西的年轻学者们进行。海外学者则主要利用冈山藩下和越前国的史料开展研究。其中备前、越前家村的分析结果已公诸于世。
除农村外，都市人口的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开展。飞
高山的研究是其中一例。如佐佐木阳一郎“飞国高山的人口研究──人口推移自然要因”。都市人口研究之所以相对滞后，原因在于优质的资料难以寻觅，人口数多，统计处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虽然如此，大阪、町方的宗门改帐仍付梓刊印，关于德川时代都市人口有几篇国外学者的论文颇值得注意。如罗伯特·史密斯：“小家族、小家庭和住处的不稳定性：日本前近代的城镇和都市”（收入彼得·拉斯利特主编《过去的家庭和家族》坎布里奇1972年）；托马斯·史密斯：“前近代的经济成长：日本和西方”。
在利用长期连续的宗门改帐系列方面，除进行常规的静态分析以及与此相关的趋势观察外，由于采用了战后新开发的家族复原法，特别是对个人一生的活动进行跟踪调查，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如速水融：《近世农村的历史人口学研究》第12章，以及“德川后期尾张一农村的人口统计续篇──家族复原法的应用；（《三田学会杂志》60卷10号，1965年）；穗本洋哉上引论文”近世农民的行动观察”；此外在个人行动跟踪调查中，对象已不限于已婚夫妇，凡是史料中出现的一切人，从出生到死亡、乃至文料中从出现到消失之间的生活、活动环境等都可以进行观察，特别是在家族复原方面关于不能复盖的移动都可以观察。在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如速水融、内田宣子合著的“近世农民的行动追踪调查──浓州西条封的奉公人”（收入《数量经济史论集》1972年3月）。该文对旧美浓国安八郡西条村安永二年──明治二年的宗门改帐出现的大约二千个农民的移动外出打工进行了考察。引进这种方法，各地多数庶民的生活状态可以揭示出来。这样德川时代一般庶民的生活状态可以比其它任何时代，任何领域解释得更准确真实。
宗门改帐无疑是德川时代人口研究的基础资料。但应指出其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宗门改帐往往是由村町这样最小的行政单位制成的，处理的人口不多，能代表的地域也有限，所得指标不能满足统计上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增加抽样点来解决。同时需要利用能复盖广大地域的史料来弥补不足。宗门改帐关于出产的观察记载也不完备，要作更精密的研究必须利用其它史料。
在地域人口研究方面，除利用地志一类文献外，还需利用幕藩的调查资料。研究范例有速水融关于浓尾地方的研究⑥、佐佐木阳一郎关于关东地方（旧武藏国）幕末明治初期人口变动的研究，西川俊作、穗本洋哉关于旧长州藩下的研究。⑦城岛正祥则以一个藩为单位，运用人口调查和结果跟踪进行研究。其论文“佐贺藩的人口统计颇有代表性。（《史学杂志》82卷9号10号1973年）日本经济史学界在利用宗门改帐的同时，也利用其它一些史料来开展研究。利用藩进行的孕产妇调查关于生育的报告，如鬼头宏著“怀孕妇上帐所见的出生与死亡──幕末明治初期北关东的事例”（《三田经济学研究》6号，1972年）。在德川时代后期，南奥羽、北关东的领主为人口减少而苦恼，曾进行了这一类调查，可用来与同一地点的宗门改帐参照补充。又如须田圭三在《飞寺院过去帐的研究》一文中整理分析了详细记载关于长期死亡的寺院过去的帐目。
关于明治时期的人口。维新以后着手编纂户籍、同时进行了比较正确的统计，府县按市町、村汇集统计、印刷刊行，就资料而言与德川时代大不相同。尽管单靠户籍统计不能正确把握人口是怎样移动的，还需依据旧民法关于本籍、寄留制度一类规定，但毕竟已有了人口统计。1920年日本开始国情调查，从此成为有近代人口统计的国家。从拥有宗门改帐这一日本所特有的人口资料的德川时代到1920年日本进行国情调查成为有近代人口统计的国家，相隔大约五十年。这期间人口资料的整理研究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研究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或经济成长成为研究主题，人口研究才开展起来，关于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的推算及人口统计学的处理等出现了争论。⑧关于这个时期的人口移动，斋藤修利用府县统计书的寄留统计进行了分析，其成果值得注意⑨，在日本工业化开始的这个重要时点，他得到的关于人口流出流入的数据比以往都正确，从而为今后在该领域开展全国范围的考察带来了希望。总之，日本人口史研究由于新方法的引入和海外研究的促进，这个时期已经走上轨道，从而为新经济史学兴起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参见琴野孝：“英国产业革命与人口史研究”《经济史上的人口》，社会经济史学会编，1969年。
②关于人口史文献目录，参见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经济史上的人口》（1969年，庆应通信）所收的文献目录及该书所收速水融“德川时代的人口史研究”。
③参见埃斯特·博瑟鲁勃《农业成长的诸条件》。
④此文刊于《经济研究》16卷2号，1965年。
⑤参见速水融“德川后期人口变动的地域特性”（《三田学会杂志》64卷8号）。
⑥速水融：“浓尾地方人口史研究序论”（《德川林队史研究所研究纪要》1969年）。
速水融：“浓尾地方的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序说──史料、人口趋势、婚姻统计”（《德川林政史研究所研究纪要》1978年）
⑦穗本洋哉“近世农村社会的人口增加与经济──长州藩的事例”（《三田学会杂志》64卷2、3号1971年）。
⑧参见梅村又次：“明治的人口成长”收入《经济史上的人口》社会经济史学会编。）
⑨参见斋藤修：“1920年以前的人口移动—利用中部四县的寄留统计所见”（《三田学会杂志》66卷7号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