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兼論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之關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刊论文,引領學術论文,與學術论文,兼論學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G23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4)01-0113-12
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首先是學術期刊能不能引領學術；其次是學術期刊如何引領學術。對於第一個問題，很多當代中國期刊界人士的回答是肯定的。張耀銘認為：“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引領學術潮流。在學術發展史上，學術期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學術期刊引領著中國學術的發展。”①田衛平也曾發表文章，強調學術期刊對學術的引領作用，認為“重‘展示’，輕‘引領’”是“學術期刊發展的缺位”。②《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來“特別策劃”了一系列筆談，更為全面地論述了學術期刊在學術發展中的引領作用：一哲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學術期刊是引領學術發展的旗幟”，學術期刊“擔負著引領、推動和傳播科學理論的獨特功能”；③柯錦華提出學術期刊編輯的三種境界：“從‘旁觀者’到‘參與者’再到‘引領者’，標誌著學術期刊編輯辦刊理念的成熟和辦刊境界的提升，意味著其編輯思想的自我超越與主體意識的自覺。一流學術期刊編輯有勇氣有能力不斷超越自己，不斷接近學術引領者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標。”④可以看出，學術期刊引領學術幾乎成為期刊界的共識。但不同的聲音依然存在，既是學者又是期刊人的吳承學幾年前就曾警告學術期刊編輯“不要妄談‘引領學術’”。他指出：“學術發展有自身的規律，作為编輯，就是應該能認識和把握這種規律：編輯最理想的境界是達到能與第一流學者交流和對話的水平，能夠為發表第一流的學術成果服務。”⑤如何回應這兩種不同的聲音?如何定位學術期刊在學術發展中的作用?如何認識學術期刊與學術乃至學術共同體之間的關係?這是本文力圖加以辨析和探討的重點。
一、對期刊引領學術的歷史回
很多期刊人和學者之所以得出期刊引領學術的判斷，所依據的主要還是一些既往的歷史現象。學術期刊從17世紀誕生之後，就成為現代學術活動的核心平臺，一些重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科研成果和學術信息往往會被當作學術研究的風向標。而近代學術史上一些頗具影響的學術流派也往往是圍繞一份學術期刊而形成的。因此，對這些歷史現象做一簡單回放，或許會有利於我們加深對這一判斷的理解。
一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學術期刊是1665年分別出現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的《學者雜誌》(Journal des 
)和《皇家學會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以下簡稱《哲學會刊》)。學術期刊的出現是早期近代新思想、新觀念孕育與發展的需要。在學術期刊出現之前，學者之間主要靠通信方式交流思想心得與科學發現。1665年1月5日，法國巴黎一位叫丹尼斯·戴薩羅(Denis de Sallo)的學者發表了一本僅有12頁的小冊子，命名為《學者雜誌》，其主要內容為幾位學者之間有關科學和學術發現的通信。戴薩羅聲稱，設計這份雜誌的目的是將通信中的新發現定期公諸於眾。雜誌的宗旨主要有二：其一，告知讀者歐洲面世的新書，並簡要介紹新書的內容和研究領域；其二，報告新觀察、新實驗和新發現。他自豪地宣稱：“沒有哪件發生在歐洲而值得學者關注的事，不能從這份雜誌中找到。”⑥似乎這份雜誌囊括了歐洲學術的全部熱點，或者說這份雜誌沒有涵蓋的內容也不值得學者們關注。儘管可能言過其實，但也道出了學術期刊的最根本的功能和使命，那就是要反映學者們所關心的最新的學術動態。換言之，學者們如果想瞭解學術界正在關注和討論什麼，他們就可以期望在他們認可的期刊中找到蹤跡。
比《學者雜誌》晚幾個月面世的《哲學會刊》，其支持者是五年前成立的倫敦皇家學會。在科學時代的曙光裡，一批志同道合的歐洲學者為了交流學術發現和學術見解，經常在倫敦的格雷沙姆學院和牛津大學校園周圍聚會，並於1660年成立皇家學會，作為科學愛好者的聯絡組織。《哲學會刊》的出版第一次讓科學交流有了一個穩定的平臺。該刊承載了近代西方引領科學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包括伊薩克·牛頓的《關於光與色的新理論》和其他16篇文章、查理斯·達爾文的地理學研究成果以及本傑明·佛蘭克林在電學實驗方面的發現，讓這個交流平臺成為學者瞭解新發現和新思想不可或缺的信息庫，成為科學革命的一面旗幟，當然也成為啟蒙時代學術的引領者。
近代學術史風起雲湧，學派林立，如以主要成員所在機構得名的牛津學派、法蘭克福學派、威斯康星學派、芝加哥學派，以學術領袖得名的蘭克學派、凱恩斯學派，以研究對象或研究特徵而得名的邊疆學派、制度學派，其中也不乏以期刊或者連續出版物而得名的，如代表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的百科全書學派⑦和對當代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影響顯著的年鑑學派等等。還有一些學派，即使不是以期刊命名，也往往圍繞一兩份學術期刊而形成，如法蘭克福學派，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1932年創辦了《社會研究雜誌》，之後就將這份期刊打造成該學派的旗艦。
年鑑學派可能是以期刊引領學術的典範。這個以關注長時段社會史為特徵的歷史學派對20世紀的歷史研究，尤其是對早期近代史研究的引領作用是廣為認可的。學派以其第一代領軍人物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和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於1929年聯合創辦的《社會經濟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conomique et Sociale)而得名，該雜誌以後雖然屢易其名，但終究不脫“年鑑”兩字，因此就成了引領學術發展的一面旗幟。
儘管起源於中國漢代的邸報被認為是世界報紙的先驅，但作為近代化產物的學術期刊對中國來說卻是舶來品。中國第一份學術期刊，是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15年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月刊，1815～1821年間在馬六甲出版，主要介紹現代科學知識。而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傳教刊物是1832年由美國人俾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廣州創辦的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直到19世紀50年代該報依然是西方研究中國的嚴肅學術的主要窗口。⑧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在中國陸續創辦了一批以介紹現代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期刊，包括《六合叢談》(1857～1858)、《中外新報》(1858～1861)、《教會新報》(1868～1907)等。⑨1876年在上海創刊的《格致彙編》月刊，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創辦並主編，是一份以介紹科學知識為主的專門性刊物，在當時剛剛興起的洋務運動中，發揮著引領科學風氣的作用。⑩
從晚清格致書院出現到民國成立的半個多世紀，中國現代學術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引進到自主的過程，雖幾經挫折，卻數度繁榮，出現了幾個在當時頗具影響的學派，從這些學派的形成和成長歷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學術期刊引領學術潮流的影子。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上海、北京等地開始陸續出現了一批由國人自己創辦的科學專業刊，如由農學會創辦的《農學報》(1897)、教育家黃慶澄創辦的《算學報》(1897)和《史學報》(1898)、由實業家朱開甲創辦的《格致新報》(1898)、由教育家杜亞泉先後創辦的《普通學報》(1901)和《中外算報》(1902)、由中國地學會創辦的《地學雜誌》(1910)等，成為現代科學知識的重要載體。這些期刊或者由致力於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的有識之士操刀，或者是由剛剛組織起來的一些新型學術團體經辦，目標都在於推動現代科學的普及，也自然成為引領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旗幟。
民國成立之初，儘管政治上仍舊動盪不安，但各個領域的學術活動卻在多種社會力量的推動下進入一個活躍期，學術期刊也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晚清以來，將中國被動挨打的局面歸因於科技落後成為朝野共識，因此發展現代科學也就成了有識之士的當務之急。基於“沒有科學，無以立國”的認識，1915年1月，留美歸國的任鴻雋在上海創辦《科學》雜誌月刊，旨在“闡發科學精義及效用”，介紹“西方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和科學發展的狀況”，成為民國時期最早的綜合性科技學術期刊。《科學》雜誌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成為現代學術的引領者，而且在版面形式上也開啟了文字“橫行”的先河。(11)
與科技類學術期刊不同，人文、社科期刊的學科邊界要相對模糊一些，民國之初出現的幾份有影響的學術期刊，如《新青年》等往往兼具政論和學術雙重功能。而真正可以稱得上學術期刊的文科類雜誌大多湧現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根據齊思和的記述：“到了民國十年以後，專門的學術雜誌便紛紛的出現了。其中最著名的如《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九二三)，《清華學報》(一九二四)，《燕京學報》(一九二七)，《史學年報》(一九三○)，《輔仁學志》(一九二八)，《金陵學報》(一九三六)，《武昌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一九二○)，《地學雜誌》(一九○九)，《禹貢半月刊》(一九三四)，《食貨半月刊》(一九三四)，《中山大學歷史語言輯刊》(一九二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專刊報告》(一九二八)，《田野報告》(一九三六)，《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史學集刊》以及其他學報雜誌不下數十種，我們史學的拓荒工作，多半在這裡發表……”(12)從名稱上即可看出，這批中國最早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大多由起步不久的高等院校主辦，也有一部分由學會等民間團體創辦。回顧這段中國早期期刊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儘管很多綜合性期刊學術地位相對較高，但能夠對當時學術發揮強勁引領作用的多是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禹貢半月刊》和《食貨半月刊》這樣一些學科邊界比較清晰、專業方向比較明確的期刊。有學者注意到，“利用《國學季刊》，胡適發起了‘整理國故’運動，一度甚至引導了學術研究的風氣，影響深遠”。(13)如果將引領學術看作是一份學術期刊追求的最高境界，那麼民國之初抗戰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紀就是中國期刊發展的黄金時期。
二、旨在引領學術的《學衡》雜誌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批卓有影響的期刊之外，還有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那就是立足於東南大學，並試圖在思想大潮中力挽狂瀾而引領學術的《學衡》雜誌。《學衡》雜誌是由留美歸國的梅光迪、吳宓和胡先驌等人於1922年創辦的。創刊後引起的新舊之爭表現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學術界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碰撞與衝突，其所承載的以期刊引領學術的主觀意向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其發展軌跡和最終命運。
在民國初年的留美學生中存在著對中國傳統語言文化的兩派之爭，以“文學革命”為己任但在美國卻“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的胡適，(14)回國後因獲得陳獨秀及其所創《新青年》的支持而如魚得水，將醞釀著變革的中國文壇攪得風生水起，讓迷戀於傳統文化而又獲得以白璧德為代表的美國人文主義學派青睞的吳宓、梅光迪、胡先驌等留美海歸們深感窘迫。胡先驌寫了一篇針對胡適《嘗試集》的評論文章，“歷投南北各日報及各文學雜誌”竟然無一為之刊登，(15)足見當時新文化運動風頭之勁。古典派文人於是憤而抵抗，於1921年10月在東南大學成立學衡雜誌社，並於翌年1月創辦《學衡》雜誌。從1922年1月到1926年底，《學衡》雜誌連續出刊60期。後來又斷斷續續地出了十幾期，共79期。對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或改良持異議的文人們自覺地匯集到《學衡》雜誌周圍，從而形成了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力的反對派——學衡派。《學衡》雜誌簡章將其宗旨確定為：“論宄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論是以時人還是以今人的眼光看，《學衡》雜誌的出現無疑是對已成主流的新文化運動的“反動”，但對於一批服膺於白壁德人文主義的留美、留歐學人來說，這一舉措卻帶有與世界學術接軌並引領中國學術的意向。與《新青年》倡導文學與思想革命所蘊含的政治色彩相比，《學衡》雜誌提出的上述宗旨甚至還要更為學術一些。儘管其穩定出刊時間前後不過五年，客觀上也未能在急劇變革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中發揮期望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但圍繞該雜誌而形成的特色鮮明的學術風格讓其成為近代中國期刊引領學術的典範之一。
毫無疑問，《學衡》雜誌的創立為新文化運動大勢下文化保守主義的異軍突起提供了一個重要平臺。從文本上看，《學衡》的宗旨是溫和而理性的，足以獲得一批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主義精髓充滿留戀與摯愛的同道學者的認同。雜誌創辦的目標之一也是要聚攏一批志同道合者作為其會員而與新文化抗衡，而成為其會員的標誌就是在該雜誌上發表文章：“凡有文章登載於《學衡》雜誌中者，其人即是社員：原是社員而久不作文者，則亦不復為社員矣。”(16)為《學衡》撰文的既包括對胡適等人倡議的新文化極其反感的梅光迪、胡先驌、柳諳徵等人，也包括對傳統文化充滿留戀卻又對新文化持寬容態度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甚至朱自清等人。如果將《學衡》雜誌的所有作者都歸於被後人界定為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學衡派，未免難以獲得當事人的完全認可，但有一個基本事實恐怕也不能否認，那就是大多數作者與《學衡》雜誌有志趣相投的一面。
《學衡》雜誌創辦的初衷既然是要在文化變革的大時代洪流中發揮堅守傳統文化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要與求新求變的新文化派產生衝突。實際上，《學衡》從創刊伊始就捲入了這種新舊文化之爭。在創刊號裡，梅光迪以《評提倡新文化者》一文，批評新文化的倡導者們“猶以工於自飾，巧於語言奔走，頗為幼稚與流俗之人所趨從”，認為所謂新文化者“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非創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17)胡先驌的《評〈嘗試集〉》矛頭直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劉伯明的《論學者之精神》也對新文化派“於新知之來不加別擇，貿然信之”的做法進行了批評。(18)這些批評自然招致魯迅、周作人、胡適等新文化派的反擊。無怪乎胡適在其日記中稱：“東南大學梅迪生等出的《學衡》，幾乎專是攻擊我的。”(19)周作人(式芬)、魯迅兄弟也先後撰文回擊了胡先驌等人對新文化的指責，對《學衡》所刊文章的諸多謬誤痛加批駁，語多譏諷，學術探討之外更添意氣之爭。(20)
進入30年代以後，救亡壓倒了啟蒙，文化上的新舊之爭讓位於政治上的投靠與站隊。曾經是《學衡》雜誌主要對手的《新青年》在1923年就成了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專事介紹馬列主義與國際共運，其早期支持者也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失去鬥爭目標的學衡派也因內部人事紛爭以及主要支持者的凋零而漸趨瓦解，文化保守派以期刊引領學術的夢想在30年代劇烈的社會動盪中煙消雲散。總結《學衡》雜誌相對短暫的學術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份學術期刊的學術特色往往是由辦刊人的學術傾向所決定的，而一份學術期刊的生命力則來自於其所根植的學術土壤。特色化過強的學術期刊往往壽命短暫，持久的生命力來自於其目標的宏闊和內容上的包容，因為這樣的學術期刊所依附的學術團體和學術资源是持久不衰的。
三、學術期刊背後的學術團體
學術期刊誕生於新舊交接的17世紀中枼，其早期生存經常要仰仗於中央和地方權貴們的庇護。如《學者雜誌》從創刊之日起就依靠路易十四時代著名國務活動家让-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的權力支持，而《哲學會刊》在其早期發展中也曾從復辟後的查理二世那裡獲得很多特權，(21)說明在學術生態環境尚未健全的社會中，外在的支持常常是學術期刊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然而，近代學術期刊持續穩定地發展所依靠的主要還是不斷壯大的學術共同體。這一點可以從《哲學會刊》的早期發展史中得到印證。有學者認為：“《哲學會刊》不只是來自於皇家學會的實踐活動，而且是其實踐活動的體現。”(22)儘管其早期運轉主要有賴於主編亨利·奧爾登堡(Henry Oldenburg)個人的努力，但由於其带有學會的出版認可標記，而且至少在最初階段其文章須由編委會成員讀後許可才能刊發，因此讀者們多認為“會刊代表了學會本身的觀點和決定”，歐洲大陸的哲學家和數學家們紛紛對會刊規則表示認可，並將自己的成果投寄給它。(23)正是在歐洲學術界的支持下，《哲學會刊》才在歷史上發揮了引領學術的旗艦作用。
由此我們看出，一份學術期刊能否持久地引領學術，更多地取決於這份期刊背後是否有強大的學術團體作其支撐，而學術團體的盛衰則往往是與時代發展的脈搏相呼應的。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學術團體充滿生命力和創造力，其所支持的學術期刊也常常成為新的學術思想的旗幟，從而對學術產生引領作用；而一些在思想上相對狹隘、保守，與歷史潮流背道而馳的學者和群體及其所創辦的學術期刊，儘管也能自稱一派，其存在也頗為符合思想文化多樣化的道理，但卻難以被賦予長期引領學術發展的使命，因其呼者日漸凋零，而應者愈加寥寥，前文中談到的《學衡》雜誌就是這樣的例子。當然，我們在歷史回眸中常常會發現梅光迪、胡先驌、吳宓等文化堅守者的可敬之處，會發現《學衡》雜誌無論是在拯救舊文化還是在銜接新文化方面做出的可貴努力，甚至也不排除在未來思想的峰迴路轉中光芒再現。(24)但這種長時段的觀察卻不能否定短時段的歷史事實，那就是這些逆歷史潮流而動並試圖力挽狂瀾的努力幾乎註定會被身處社會變革中的時人所忽視和拋棄。
縱觀三個半世紀的學術期刊史，我們不難發現，一份有生命力的學術期刊背後一定站著一個思想活躍的學術團體，而這個學術團體應該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學術共同體一詞由科學共同體引申而來，源於匈牙利裔英國科學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對科學共同體的論述。在其發表於20世紀30～50年代的一系列論文中，(25)波蘭尼針對蘇聯和布哈林主張的中央領導科學活動提出了“自然秩序”(spontaneous order)理論。他認為，就像市場上產品的價值由消費者決定一樣，科學是一種自然秩序，是專家們公開論辯的結果。當科學家能夠自由地追求真理時，科學就會走向繁榮。根據他的觀點，“科學家們自由地選擇他們的問題，並根據他們自己的判斷探索這些問题，事實上是作為一個緊密聯結的組織而彼此合作的”。在他看來，“這種在獨立的創意之間形成的自覺合作所導向的結果是任何一個提出這些創意的人始料不及的”。因此，“任何試圖去組織這種合作……將其置於單一權威之下的努力終將消除他們獨立的創意，令他們的共同效益讓位於來自中央的個人效益。其結果是癱瘓他們的合作。”“顯然，按照波蘭尼的觀點，學術共同體的獨立性與自發性是互為依存的，外在權威的組織和引導可能會窒息其生機。
相對獨立的學術共同體在內部構成上對其成員的知識素養和學術活動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須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現代學術是經歷17、18世紀啟蒙運動之後而成長起來的一套具有嚴格規範的心智活動。學術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須接受系統的學術訓練，從而將訓練不足的業餘愛好者不是拒之門外就是擠到邊緣，進而失去發言權。其次，須遵守學術規範與學術倫理。這種規範和倫理未必是白紙黑字公諸於眾的，更多表現為共同體中形成的對於一些原則性問題的默契。由同行學者自發組成的學會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在學術共同體中發揮著組織和領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著學術共同體的倫理和秩序。第三，要密切關注學術動態，積極參與學術活動。歐美國家一些較為知名的研究型大學對教師有個基本要求，就是“學術進取”(academic active)。所謂“學術進取”，其基本要求包括經常參加學術會議並提交會議論文，但更重要的衡量指標還是出版專著和在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論文。因此，學術界有句流行的口號叫做“發表，或者毀滅”(publish or parish)，足以說明大學教師，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學任教的教授們所面臨的學術壓力。在一個生態狀況良好的學術共同體中，學者們通過會議和發表形成經常性交流與對話，從而推動學術發展。最後，是要具有全球化視野。人類進入現代文明和科學時代以來，科學研究成果的交流從開始就是無國界的。即使有某些國家出於國防原因而限制一些與軍事科技有關的成果交流，但從長時段看，全世界範圍的科研交流一直是學術界的主流。由於科學研究是跨越國界的，學術共同體自然也是全球性的。
現代學術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學科分支，而學術共同體也是由從事於不同的學術領域的學者構成的。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往往带有較強的主觀性：即使在人類社會進入科學和理性時代之後，對真理的追求和對理想社會的界定都會受到主觀願望和所選擇的研究方法的影響而難以保持一致。關懷目標與採用方法上的認知差異進而導致學術思想上的分野，這種分野又往往因為師傳而被繼承、發揚，形成不同的學術流派。當一個學派的成員經常通過一份或者幾份學術期刊來發表他們的成果的時候，由於學術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交流與對話所產生的影響力，就造成了期刊引領學術的表像。而事實卻是，那些常常會服膺於各種學派的學者和學術群體通過學術期刊引領了學術。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带有不同學術傾向的學派的存在與發展，是以其觀點、方法能夠與學術共同體的其他成員保持正常的學術交流和對話為前提的；一個孤立于學術共同體的學派是不會有生命力的。
一份學術期刊的成長與壯大離不開學術群體的支持，也離不開與學術群體之間的互動。很多學術期刊因其較為鮮明的特色而受到學界的重視，這是一些依託某一學派或特殊群體的期刊能夠聲譽鵲起的原因。期刊因學派而成名，學派也因期刊而壯大。學術史上不乏一些重要的學派通過一份或者幾份學術期刊而發揮著持久影響的例子。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學衡派與《學衡》雜誌，更著名的當屬法蘭克福學派。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的馬克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1930年擔任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針對當時德國的社會矛盾，霍克海默於1932年創辦了《社會研究雜誌》，並使之成為以德國工人階級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交流平臺。這份雜誌很快成為該學派的一面旗幟，其影響也遍及全球。
由此可以看出，期刊對學術的引領總是受到其背後的學術團體左右的，是學術團體引領學術的表像。如何看待這種引領作用?是順其自然還是刻意而為?這些問題都不是簡單的是與否可以回答的。正確認識學術期刊與學術團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既關係到學術期刊自身的信譽與影響，也關係到整個學術生態的健康與穩定。過於誇大期刊的引領作用，甚至無視學術發展的自然規律而在期刊上發表過多的命題作文，很可能會導致學術資源的浪費。
四、學術期刊與學術生態
學術群體對學術的引領往往受到學術生態的影響和制約，而學術生態的變化又與學術群體的構成密切相關。姚申曾在文章中援引學術界和傳媒界對中國80年代和90年代兩代學人的看法，認為當代中國學術已經完成了由“反叛”的80年代學人到“建設的”90年代學人的過渡：80年代學人“大多是從正統意識形態陣營中反叛出來的，沒有受過完整的學科教育，與其說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者，不如說是傳統意義上的‘理論工作者’。他們擅長用正統意識形態的邏輯和語言來揭露正統意識形態的弊端，以致掩蓋了這一代學人在學理上的準備不足。”而90年代學人“受過嚴格的現代學術規範的訓練，能夠與世界對話”，“注重更新學術語言，與國際學術接軌”，他們已經“接過學術正規化建設的重任”。(27)在這裡姚申以歷史的眼光肯定了中國大陸在學術共同體建設上取得的重大進展；在他看來，當代學術界之所以更為關心學術不端行為，至少部分原因在於學術群體的更新以及新學人對於學術失範現象越來越難以容忍。那麼如何解釋學界普遍關注的學術失範與學術不端行為“於今在國內愈演愈烈之勢”呢?姚申在另一篇文章中首先將其歸結為學術研究體制化帶來的諸多副作用：“現行學術體制化主要是由政府組織推行，而學術體制化所應該遵循的原則、學術體制內部的運行規則理應由更具權威性的學術共同體(academic community)來制定，而這一點恰恰做得非常不理想。”(28)
同樣是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丁東對中國學術生態的演變則持更為悲觀的態度，批評也更為尖銳。他認為從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末，“中國學術出現了一次中興。平反冤假錯案，使知識界走出恐懼。真理標準討論，讓學人開始掙脫對領導人的思想依附”。雖然經歷了一些反復，“但學術界總體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創新，關注現實，勇於批判，與人類文明的主流接軌”。而從80年代末開始，“學術生態再次惡化”：“政治權力對學術的控制，保持了與毛澤東時代的一脈相承性，又形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特點”，具體表現為：“一是以官治學，權利本位”，“國家行政機構掌控學術资源”；二是量化管理造成了大量平庸之作；三是“設租尋租，權錢交易”。(29)丁東對80到90年代中國學術生態變化的估計顯然忽視了前文中姚申提及的學者群體更新這一積極因素，但他對學術生態惡化原因的分析也的確值得政學兩界高度重視。
其實，無論是政府部門、教育機構，還是學者和辦刊人，對於當前中國學術生態存在的問題及其癥結所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認識，並且意識到這些問題對學術期刊發展的影響。作為學術成果載體和學術評價指標的學術期刊被認為是影響學術生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朱劍在《學術風氣、學術評價與學術期刊》一文中指出，對於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問題，儘管來自學術界的批評不絕於耳，教育部和各高校出臺了各種措施加以遏制，期刊界也屢頒宣言共同防治，但“收效並不明顯”，原因在於所開的藥方“並不特別對症”。他引用並支持余三定的觀點，認為造成當下中國學術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術評價過度症”，並進一步論述說：“學術評價之所以與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聯結到了一起，原因在於學術評價不僅越來越深地介入到學術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中去，而且大有主導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勢頭。”(30)仲偉民則將當前中國學術期刊存在的諸多問題歸納為“十個被顛倒的關係”，包括“學術期刊與學術研究之關係的顛倒”、“學術期刊與作者之關係的顛倒”等等。他指出：“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史上學術期刊能成為某一學術共同體中心的時候，其主編一定是這個學術共同體的領軍人物之一，其編輯也一定是這個學術共同體的成員，他們都不會外在於這個學術共同體。也就是說編研一體，主編和編輯首先是學者而且是優秀學者，是造就優秀的學術平臺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但在學術期刊與學術研究分離的情況下，主編和編輯將不可避免地外在於學術共同體，那麼，期刊還能成為學術共同體的平臺和中心嗎?作者和讀者對期刊還會有歸依感嗎?……作者和讀者對學術期刊沒有了歸依感，學術共同體當然也就失去了對期刊的評價權，評價機構壟斷了對學術期刊的評價權的結果，進一步隔離了學術期刊與學者之間的關係……”(31)
學術期刊脫離學術共同體而受制於種種外在因素，不僅是造成學術生態惡化的重要原因，也使期刊引領學術成為空談。換言之，學術期刊只有根植於一個全球化的，獨立、活躍、共享的學術共同體，才能使作為作者與讀者的廣大學者產生歸依感，也只有在這樣健康的學術生態之下，學術期刊才能擔當起引領學術的使命。
除了前文中討論的學術共同體的作用，健康的學術生態還包含另外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學術自由。歷史上，對言論的鉗制曾經存在於各個文明之中；書報檢查制度(Censorship)由來已久。中國有秦代的焚書坑儒，清代的文字獄，十年動亂時期的現行反革命罪；西方有蘇格拉底被鴆毒，伽利略被審判，布魯諾受火刑，以及美國麥卡錫時代的政治迫害等等。事實上，學術期刊從誕生之日起就受到宗教、政治和道德倫理等因素的種種約束。《學者雜誌》在其創刊號上就承諾接受宗教和世俗權威的審查。但總體而言，自啟蒙時代以來學術討論已經基本擺脫了意識形態羈絆，自由的學術環境催生了現代學術思想的一次又一次重大飛躍。
在學術期刊發行日趨集團化的當今世界，如果缺少了自由的學術生態，期刊還可能為學術發展帶來另一種隱憂，那就是學術話語的壟斷和專制。權威期刊可能形成的學術專制可以依靠學術共同體內部成熟的評價體系而得到消解，但商業利益的大規模入侵很可能成為學術自由的另一種威脅。試想掌握著先進傳播技術和數千種學術期刊發行權的愛思維爾，如果不尊重學術自由，不尊重科學無國界的原則，出於某種國家利益或意識形態偏見而有意扼殺某一領域的研究或阻止某種話題的討論，將會給學術發展帶來多麼大的危害。(32)目前為止商業集團對學術期刊的掌控尚未達到支配地位，學術共同體還保存了一定的制約力量。但隨著期刊發行越來越多地依靠科技手段，紙質媒體逐步退出學術傳播平臺，這樣的壟斷集團很可能成為被放出寶瓶的魔鬼。因此，為防止出現學術發行上的大規模壟斷，學術期刊的個體地位和獨立性都應該儘量保留。
要維護學術共同體的獨立地位，除了要提防商業利益的侵蝕，遁要抵禦各種政治權力的干預。學術研究的目標是追求真理：學術只服膺於真理而非政治。如果學術話題被限定在某些條條框框之內，如果處處都是紅線，學術出版動輒得咎，也就不敢採用具有前沿思想的選題，不敢應對別人的相關話題，勢必庸人自擾，作繭自縛。作者的思想被期刊的禁忌所桎梏，期刊引領學術也就無從談起。正如張耀銘所指出的，“學術期刊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和規律性，應該給學術生產創造一個寬鬆、和諧的環境，創建一個比較合理、建設性的學術體制，從而生產出高質量、高品位的學術成果”。(33)
此外，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通過給學者提供學術资助而試圖影響或者引領學術研究的做法，這些資助無疑推動了學術進步。然而，只有在課題引導與學者興趣巧妙地結合、金錢和政治的干預不至於偏離學術探索的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才能產生符合學術研究基本規律的成果，也才能為學術共同體所接受。非學術性干預色彩越重，成果的學術影響力就會越弱，不是由學者在“自然秩序”下自由選擇的“命題作文”是不可能引導學術的。同樣，一份期刊如果不尊重學術研究規律而試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學術共同體，不僅無法引導學術，甚至可能被學術共同體所抛棄。
五、學術期刊如何引領學術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學術發展史上期刊對學術的引領，實際上是從屬於學術共同體的某個學術群體在良好的學術生態之下通過學術期刊而完成的。有感於此我們不能不承認，職業編輯無視學術研究基本規律而單方面強調期刊引領學術，不僅顛倒了期刊與學術群體之間的關係，所透出的還有學術期刊對其所依歸的學術共同體的傲慢。如果職業編輯以學術領袖自居，將其所服務的期刊當作一種權利資源，一種學術指揮棒，只會使不健康的學術生態進一步惡化。或許正因為如此，吳承學才警告“編輯莫妄談‘引領學術’”。誠如他所指出的，“如果編輯把用不用稿作為一種個人權力和资源，那是很危險的。我們要求編輯對作者絕不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不要妄談‘引領學術’，而是要敬畏學術，理解學術，服務學術。”(34)這應該是從學術共同體立場出發而表達的正確的主編觀點。職業編輯只有正視前文所討論的期刊引領學術的必要條件才能探討期刊如何引領學術問題。
既然要依靠學術共同體並受制於學術生態，那麼，期刊在學術發展中能否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呢?學術期刊的編輯們如何才能讓自己的期刊引領學術的發展?基於前邊的認識，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學術期刊要想發揮引領學術的作用，其所承載的內容應當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和前沿性問題。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學術期刊需要具備以下三方面條件：
其一，專業化與特色化是學術期刊的理想目標。對此，近年來很多辦刊人表達了相似的願望和訴求。有關社科類學術期刊的綜合性與專業性問題位列朱劍討論的“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之首。(35)仲偉民在其最近討論的“社科期刊十個被顛倒的關係”中又強調了專業刊和綜合刊問題：“從學術界實際情況來看，專業刊比綜合刊更符合學術發展的內在需要。尤其在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學術已經有了較大發展的形勢下，學術界對專業刊的需求更加強烈。”(36)可見推動人文社科期刊逐步向專業化、特色化發展不僅是學術界的要求，在辦刊人中也已近成共識。
對於學術共同體來說，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二：一是發表和記錄研究發現；二是參閱和引用已有成果。前者針對的是作者，而後者針對的是讀者。成果的水平決定著期刊的水平，而成果的接受和引用範圍則決定著期刊的影響力，二者顯然成正比關係。科學研究發展到今天，科學家和學者大多被歸屬於不同的學科領域，這樣，符合專業領域特點的專業刊自然是該領域學者首選的參考资料。專業化、特色化期刊更符合學者們的研究習慣，也更容易引領學術發展。
其二，要有先進、有效的傳播手段。學術期刊的出現，讓學術通訊完成了現代傳播史上的第一次飛躍。學術期刊誕生以後350年來，紙質媒體一直是學術交流的主要方式，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們靠出入圖書館和檔案館收集自己的研究資料，在紙質媒體上公佈自己的研究發現，直到人類在工業革命之後迎來改變自身生活方式的又一次革命——信息革命。信息化時代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傳播技術的數據化和網絡化，讓學者們過去熟悉的紙質媒體走向末路。人們的閱讀習慣在過去20年逐步發生變化。《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在一篇針對紙媒轉型問題的文章中寫道：“媒介首先是一種技術，這種技術的發展带來傳播方式的變化，傳播方式的變化又影響了受眾的接受方式和思考方式。信息革命正是成為這種複雜狀態的原生點。……以前，無論是印刷的力量還是電子的力量，都沒有改變傳播的線性單向特性，而從原子到比特，傳播變成了交互多向的方式……”(37)朱劍在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及學術傳播形式的變化給紙質期刊帶來的衝擊：“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學術傳播的最小單元就是學術期刊，論文不經學術期刊發表，就難以進入傳播過程，學術期刊在學術傳播中的中心地位幾乎不可動搖。但在信息時代，學術傳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隨著紙本為數字化傳播所替代，傳播的最小單元已由期刊變成了論文。……今天的學術期刊人必須直面這樣一個事實：隨著數字化的演進，傳統期刊在學術傳播中的中心地位正在日趨旁落。”(38)
正在崛起的網絡平臺很可能取代紙質書刊成為將來學術交流的主要園地，傳播方式的革命究竟會給學者、學術共同體乃至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式帶來多大的衝擊，我們現在還難以準確估量，但《連線》(Wired)雜誌的創始主編凱文·凱利(Kevin Kelly)的斷言無疑是正確的：“你可以減緩技術發展的速度，但是你不可能阻擋它的進程。”(39)在這樣一個傳播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一份以引領學術為目標的學術期刊不能忽視傳播手段的先進性和有效性。正如朱劍所言：“做最好的傳播乃是當今學術期刊的使命所在。”(40)
其三，辦刊人需要對學術動態有準確的把握，能夠成為學術活動的組織者。張耀銘曾對“一本優秀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應該具備哪些品質”這一期刊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做出解答，其中包括“突出問題意識”、“直面和回答重大現實問題”、“肩負學術研究導向的使命”等期刊界廣為認同的標準。(41)這些品質與其說是對期刊的要求，不如說是對期刊主編和編輯的要求，因為它們都是與辦刊人的主觀能動性相關的。一份期刊要引領學術，就是要在這些基本品質上下功夫，要求辦刊人能夠準確把握學術動態，及時瞭解學術界關心的熱點問題，包括學理問題和現實問題。而瞭解和掌握學術動態與熱點的最佳途徑是參加學術會議，參與學術討論。歐美國家的學術期刊主編都會儘量參加本學科的全國性和區域性學術年會，並在會上充當主持人、評論人或論文發表人。通過參加學術會議，期刊編輯不僅可以較為全面地掌握學術動態，而且能夠保持學術活動參與者的身份，牢牢扎根於學術共同體之中。除此之外，學術年會還會為期刊提供聯繫本刊編委的便利；很多期刊都是在學術年會上召開編委會，聽取編委的指導意見。
期刊主編和編輯要有廣泛的學術人脈，至少要與本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建立較為密切的聯繫。仲偉民和朱劍在其回顧中國高校學報傳統的文章中強調了“編研一體”的特徵：“早期高校學報，無論是專業性還是綜合性的，還都有一個獨到之處就是編研一體，編輯者的身份首先是學者，而且多為著名學者。”(42)這自然為編者建立廣泛的學術人脈創造了條件。因此可以說，“編研一體”的編輯結構是一份期刊獲得學術共同體支持的理想形式，也是很多國外學術期刊一直遵循的辦刊模式。
總之，既往的學術期刊發展史和現存的學術生態弊端足以說明，只有根植於學術共同體的期刊才能實現引領學術的使命。辦刊人不能疏離於學術共同體，更不能凌駕於學術共同體之上。當今中國大陸的眾多學術期刊在辦刊模式上儘管具有一定的自身優勢，但所存在的問題，尤其是為學術界詬病的學術質量問題也是毋庸諱言的。在學術期刊改革面臨的很多選擇中，逐步走向“編研一體”是實現期刊引領學術的合理路徑。而學術期刊完全市場化則只會加劇期刊與學術群體的隔膜，同時讓編輯更加職業化，其結果則是遠離引領學術的理想目標。只有讓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服務於學者和學術研究，才能真正承擔起引領學術的使命。
注释：
①張耀銘：《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②田衛平：《重“展示”輕“引領”：學術期刊發展的缺位》，重慶：《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③一哲：《學術期刊是引領學術發展的旗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7月12日。
④柯錦華：《學術期刊編輯三境界：從旁觀者到引領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7月12日。
⑤(34)吳承學：《編輯莫妄談“引領學術”》，北京：《光明日報》，2009年6月22日。
⑥Le Journal des ，http：//listerstravels.modhist.ox.ac.uk/?page_id=727.
⑦百科全書學派得以成名的《百科全書》雖然並非期刊，但卻連續出版了20年(1751～1772)，從而具備了一定的期刊特徵。
⑧⑩Benjiamin Elman,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85,340.
⑨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0頁。
(11)趙慧芝：《任鴻雋年谱》，北京：《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馬拉：《任鴻雋28歲在美創辦〈科學〉比肩陳獨秀〈新青年〉》，重慶：《重慶晨報》，2011年9月22日。
(12)齊思和：《近百年中國史學的發展》，北京：《燕京社會科學》，第2卷，1949年10月，第34～35頁。
(13)(42)仲偉民、朱劍：《中國高校學報傳統析論》，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14)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05頁。
(15)(16)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229頁。
(17)羅崗、陳春豔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頁。
(18)黄秀梅：《〈學衡〉雜誌創刊始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21日。
(19)胡適：《胡適日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6頁。
(20)《學衡》雜誌出版後引發的爭論散見於《胡適日記》、《胡先驌文存》、《梅光迪文錄》等资料，朱正在《〈學衡〉談往》(上海：《萬象》，2005年第12期)一文中有較為系統的介紹。
(21)(22)(23)Adrian Johns,“Miscellaneous Methods:Authors,Societies and Journal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Vol.33,2000,No.2,pp.165-167.
(24)至於《學衡》雜誌，我們看到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保守主義的捲土重來，不少學者對其人文主義思想和文化傳承精神給予更多的肯定，如樂黛雲的《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曠新年的《學衡派對現代性的反思》和《學衡派與現代中國文化》、羅崗的《歷史中的〈學衡〉》、沈徫威的《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羲的现代命運》等，具體參見張賀敏：《學衡派研究述評》，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4期。
(25)(26)波蘭尼的相關論文被收入《自由的輕蔑》(The Contempt of Freedom，1940)和《自由的邏辑》(The Logic of Liberty，1951)中。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Polanyi#Freedom_and_community.
(27)姚申：《當代中國學術：失範與規範》，上海：《中國比較文學》，1998年第1期。
(28)姚申：《學術體制、學術評價與學術風氣》，重慶：《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
(29)丁東：《中國當前的學術生態》，http：//wenku.baidu.com/view/90ec5022aaea998fcc220e35.html.
(30)朱劍：《學術風氣、學術評價與學術期刊》，蘇州：《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31)(36)仲偉民：《緣於體制：社科期刊十個被颠倒的關係》，南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32)有關學術期刊商業化的利與弊，參見拙文《學術期刊：西方的困境與中國的機遇》，濟南：《文史哲》，2013年第2期。
(33)張耀銘：《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現狀與需要解決的問题》，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35)朱劍：《徘徊於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37)(39)《紙媒轉型：一場“沒有地圖的旅行”》，廣州：《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2013年9月23日。
(38)(40)朱劍：《做最好的傳播：信息時代學術期刊的使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20日。
(41)張耀銘：《學術期刊的使命與魅力》，成都：《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