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疾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5-10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7)04-0081-05
疾病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是和人类共始终的。它不仅是医学关注的范畴，同时广泛渗透于社会、文化、哲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当中。遭遇疾病、承受疾病、战胜疾病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的经验，然而，如何看待疾病、表现疾病之于人生的意义却是文学家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如果说在医学领域有一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历史，那么，在文学领域就有一部体验疾病、想象疾病以及书写疾病的历史。在源远流长的疾病书写史中，疾病已经不仅仅被看成是一种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而是常常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附带着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政治的或者美学的含义。本文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疾病书写做一考察，分析现代文学史中常见的几种疾病隐喻类型，探讨疾病作为一种生命体验而常被文学家象征化、隐喻化、符号化的现象，挖掘其中所隐藏的社会、文化以及道德的内涵。
一、疾病——文明的隐喻与批判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当中，“病人”是几乎所有作家都要涉及的书写对象。然而，在很多时候，身心的健康或疾病在作家笔下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生命现象来处理的，而是常被隐喻为民族肌体的强健或衰败。对鲁迅来说，父亲的病成为他童年的创伤性记忆，促使他走上求医之路，而对“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反复思索与追问，使他最终弃医从文。在医学与文学的转换中，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被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所取代，从过去通过医学治疗个人的身体疾病的愿望发展到通过文学治疗民族的精神疾病的理想。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疾病”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表现个人的身体痛苦，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形而上意味。如果对比鲁迅《父亲的病》与周作人《若子的病》两篇文章会发现，周作人对女儿若子生病的描写是实写，从发病时间、病人的症状到治疗的过程一一交代。而鲁迅写父亲的病却是意在言外，以为父亲的病寻求疗救作为出发点，展开对中医误人的嘲弄，最终指向对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愚昧、迷信甚至游戏色彩的批判。在《药》中，华小栓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嵌的阳文的“八”字，生动地勾勒出东亚病夫的身体形象，但是，小说的主旨却不在患病者的个人疾苦，而是在对个人疾病寻求疗救之“药”的过程里挖掘出中国民众的精神愚昧以及对革命者的麻木和冷漠。因此，鲁迅笔下的疾病描写始终不止于身体的疾病本身，而是从身体指向精神，从个人指向民族。“病”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隐喻，疗病也被引申为对民族精神的救治，是“启蒙”的一个比喻说法[1]。
在沈从文的笔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常常表现为病态与健康的对比。在他那里，疾病往往和都市上流社会联姻，而与湘西下层民众绝缘。《三三》呈现的正是乡村中国的自然人所发现的都市人的病态。在苗区山弯堡子里过着世外桃源生活的人眼里，城市人与病几乎是同义语。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正是通过象征性的语言，描绘了乡村中国与现代都市的第一次相遇后，乡村人城市梦想的破灭。而大自然的灵药也挽救不了城市人的死亡，因为他患的已是第三期的痨病。在《八骏图》里，那个海边美丽的青岛大学整个被病的气氛笼罩，达士先生周围的7个教授个个好似病人。作者通过速写的方式，透过物理学教授甲窗台上放着的保肾丸、鱼肝油和头痛膏，勾勒出一种都市病、知识病、文明病的症状。沈从文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而都市的智者却由文明的绳索无形地捆绑住自己，拘束与压抑自己，以至于变得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因此，都市人的病态正是这种“阉寺性”文化的直接产物。沈从文对都市人精神、身体疾病的反复表现，正是以一种健康醇厚、富于生命气息的视角，透见到现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人性的荒谬与缺失。
曹禺《北京人》中的曾家是衰弱的封建社会的缩影。作品开头就笼罩上一种幽静、颓败的情调。浸淫着封建士大夫文化的曾家仿佛就是一个病院，无论老少男女都有一种病恹恹的气息：鬓发斑白、身体虚弱的曾皓，面色苍白、身体孱弱的曾文清，文弱清秀、苍白而瘦削的曾霆，憔悴瘦弱、一脸病容的曾文彩，而他们身体的衰弱正是他们在精神上瘫痪的标志。作者将人物的身体状态、精神面貌与所代表的文化形态对应起来，在多元对比中突出沐浴在传统诗书礼仪文化中的北京人的病态形象。作品中那个从乡下来的陈奶妈虽然步伐已经欠稳，头发已经斑白，但面色却白里透红，声音响亮，脸上常浮泛着欢愉的笑容。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袁任敢则红光满面，胸挺腰圆。他的女儿袁圆虽然在士大夫家庭看来是没有教养的，但却天真活泼，充满活力，有着“小牛一般茁壮的圆腿”。最能代表曹禺对健康野性的生命力呼唤的是那个像“猩猩似的野东西”的北京人，他熊腰虎背，两眼炯炯发光，洋溢着“充沛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作者在原始北京人和现代北京人、乡下人与北京人之间健康与病态的对立中，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并找寻通往新生活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鲁迅笔下的肺痨、曹禺笔下的身体孱弱，还是沈从文笔下的神经衰弱症都不是一种实指，而是分别被当作对封建文明、传统文化或者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批判性隐喻。因此，病弱的身体在这些作品中成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现代作家们想象着自己的国家、民族以及赖以生存的文化就像病弱的身体一样急需救治，而把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身体想象成民族新生的符号，于是思想启蒙、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治疗”行为[2]。中国现代作家正是从医疗话语中获得了方便的语汇，表达出对民族精神状态的忧虑，对民族前途的思考以及寻求医治民族病症良药的努力。需要说明的是，比起一般作家，鲁迅的精神之路要更复杂、更曲折，对于疾病的描写也更特别。他的思维一向是“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因此，他作品中的身体病痛与民族衰弱之间并非简单的直线对应关系。他是从体魄健全的国民身上发掘出令人痛心的精神愚弱，又透过病人的眼睛领悟到人生与历史的冰冷真相。他常常赋予疾病以象征性的含义，又不忘以科学眼光剥落其中的迷信色彩。于是，他笔下的“药”与“病”便在隐喻与祛魅的双重变奏中承担着启蒙功效。
二、肺病——浪漫化的隐喻及其消解
在所有的疾病中，肺结核有它的独特之处。在西欧18世纪中叶，肺结核已经具有了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3] (P96)。这种将结核病浪漫化的风气在西欧以及日本盛行一时，使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创造社的作家深受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小说几乎可以看做是“疾病大全”，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一种病态的、衰颓的美感所笼罩。“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频繁地指涉疾病母题的，或许没有人能出其右。”[4] 其中写得最多的是肺病，如《茫茫夜》中的吴迟生、《过去》中的李白时、《蜃楼》中的陈逸群和叶秋心以及《迟桂花》中的翁则生都是肺病患者。当结核神话得到广泛传播时，结核病被看成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3] (P96)。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出身书香门第、手捧诗集又身患疾病的才子，苍白的脸色、灰白的嘴唇、清瘦的身体、深陷的眼窝、突出的颧骨几乎是他们共有的身体面貌。尤其是苍白的脸色和潮红的面颊，正是典型的肺病患者的身体特征。这样的身体特征使人产生的联想不是华小栓式的孱弱或麻木，而是和敏感、纤细、才华横溢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郁达夫那里，肺病大多是一种才子(也有才女)病，这正好印证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5] (P18)
在浪漫主义作家那里，肺结核不仅意味着才华和智慧，还意味着一种特别的美，并能产生一种超凡的吸引力。多数病症都不可能与美结缘，总是跟形体的损伤和丑陋相联系，唯有身材消瘦、脸孔白皙的肺结核病人，不但形体尚能保持原有的美，苍白的脸容所泛起的淡淡红晕甚至会更有一种风韵。而且，此病的患者因为虚弱而语言、动作显出温文尔雅，也是浪漫主义所向往的[6]。这种病态的审美观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坛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同，除了浪漫主义风气所及以外，也和中国古典的审美观念相关联。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有欣赏“病西施”的传统。《西厢记》的“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红楼梦》中“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对塑造中国传统病态美的形象亦有很大影响。鲁迅对此一直不以为然，然而，这种传统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却得到复活。《茫茫夜》中写到吴迟生，是个“十九岁前后的纤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迟桂花》中形容患肺病的翁则生是：好学不倦，面容妩媚，矮小娟秀，皮色白净。《蜃楼》中写到叶秋心那张病的乳白色的面影，在黑发、黑眼、黑旗袍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迷人。连巴金《灭亡》中写到患二期肺病的杜大心，也说他“瘦削的面容，在月光下，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美丽”。可以说，在这些作品当中，结核病的面孔已成为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的新模型。
肺病是一种传染病，有人闻之色变，然而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笔下，患上肺病对于热恋的人来说不仅不会构成障碍，反而会成为爱的试金石甚或催化剂。叶灵凤的《肺病初期患者》中的男主人公印青对他的爱人说：“怕我被传染么”，“你以为我就这样容易受你的恐吓吗？”“我不怕，我愿意你有病，我要我被传染！”更极端的是王独清《三年以后》中的男主人公，他很喜欢那位身体纤弱、脸色苍白、爱好艺术的患肺病的少女，而三年以后当他得知那女孩子肺病的“症候已经过去”，竟然感到非常的失落，因为他由此而失去了一个表白爱情的好机会，更失去了和她一起害肺病而浪漫情死的机会。在这些作家笔下，肺病与才华、美、爱以及死亡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符码。正如王德威所说：“长久以来肺结核就与爱情和死亡的想象结合在一起。病人身体的消耗与欲望的满溢往往形成一种吊诡，平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7]
20世纪30年代以后，作家对肺病描写的浪漫情调逐渐式微。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带有过渡时代的性质。而施蛰存对肺病的描写似乎是要有意颠覆此前的浪漫想象。在《港内小景》中，患肺病的妻子因为受到丈夫的悉心照料而感觉非常满足，听起来好似一段浪漫佳话，然而，施蛰存以类似揭秘的方式告诉我们，丈夫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妻子的爱或人道关怀，而是因为一个病卧的妻子对于多情而不时想找借口出外约会的丈夫来说是有不少方便的。在《残秋的下弦月》里，施蛰存更是明确要从文学角度颠覆此前肺病隐喻所包含的浪漫化倾向。作品的主人公是老师，也是业余作家。他一边陪着病的妻子，一边构思写作。他把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的多疑、猜忌、感伤以及浪漫妄想都当作讨厌可憎的东西，当作对创作的打扰，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愤怒。这种“不敬”和“嘲讽”不只关涉着个人感情问题，而几乎是一种文学态度，表达了他对五四以来积累的“疾病隐喻”的悄悄反抗[1]。施蛰存对笔下的病人不像郁达夫那样感同身受，而是常常带着一种距离感，并且时时流露出嘲讽、挖苦的味道。他对肺病的描写一扫过去的浪漫感伤情调，而多了些调侃的喜剧色彩，有点像张爱玲所说的要把滥调的感伤清除干净所必需进到的讽刺阶段[8]。
20世纪40年代以后，从萧红的《小城三月》、张爱玲的《花凋》到巴金的《寒夜》，肺病切实地成为生存的痛苦和丑恶，而非浪漫与死亡的诗意想象。他们对肺病进行实地“写生”，从而剥蚀了笼罩于其上的浪漫色彩。肺病作为一种浪漫化的隐喻在现代文学史上起伏消长的过程正好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进程是相对应的。当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大行其道时，肺病隐喻的浪漫化也盛极一时。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当浪漫主义文学逐渐衰微，肺病的浪漫色彩也逐渐被剥落，流露出它残酷、丑陋、令人厌恶的现实的一面。因此，从病而美到病而丑的演化过程中也依稀透露出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某些走向性问题。当然，对于某种疾病描写的变化也与对疾病认识的逐渐科学化相互关联。随着结核菌的发现，笼罩在肺结核上面的浪漫面纱渐渐被揭开，附带其上的隐喻意义逐渐剥落，那令人神往的病态美也随之淡去，留下的是令人恐惧的血与痰。而当抗菌素发明并逐渐普及以后，肺结核已成为一种可治愈的疾病，因此也不再频频地与死亡的想象联系在一起了。它的隐喻功能部分地被其他疾病所代替，其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也渐渐让位于白血病或癌症等还未被人类征服的疾病。
三、罪与罚——疾病的道德化书写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的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或因个人的某个过失，或因群体的某桩罪过，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5] (P40)。虽然这种古老的看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对疾病起源的带有宗教甚或迷信色彩的解释，然而其流风余韵却不时影响到现代人的思维或者作家的文学创作。既然疾病被视为一种惩罚，那就隐含着一种道德的向度。本属生命现象的疾病也被赋予了社会学的色彩，有了高低贵贱、精致粗俗之等级划分。作品中不同类型的疾病描写有时会表现出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好恶态度，比如庐隐赋予她笔下心思多虑的主人公以知识分子的心脏病或脑膜炎，而张爱玲笔下呆滞木讷的白玫瑰却得了个令人尴尬的便秘。我们不难想象若将二者互换会使作品产生怎样的不和谐效果，由此可见，我们对于疾病的想象有时是和对人物的评价连带在一起的，虽然现实中并非如此。
把疾病视为惩罚的看法衍生出疾病是一种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于是，恶人始有恶疾成了一些作家的道德准则。当秘密的恶行得不到社会与法律的裁决时，疾病成了作者手中的道德符码。《半生缘》中的曼璐，作品第一次写她得病时还说的是胃病，或是因为堕胎落下的病根。那时候曼璐虽已沦落风尘，但实出于无奈，为家庭牺牲，她本人并未失去善良本性，因此她的病不重，也不是多么不堪。然而，当她心生歹念，由于自私也出于报复，企图利用曼祯留住祝鸿才时，她的病就变成了肠痨——一种无法医治的恶疾。当她亲手毁了自己妹妹的一生幸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时，张爱玲简直是用报复式的笔触写她最后一次在小说中的亮相：“瘦得整个的人都缩小了，但是衣服一层层地穿得非常臃肿，倒反而显得胖大……只看见她一双眼睛半开半掩，惨白的脸汗滢滢的，坐在那里直喘气。”也许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既感到恐惧又感到快意，仿佛疾病是上天的旨意，由它来施行对恶行的惩罚。然而，更多时候，当作家直面现实时，发现恶疾并非只光顾恶人，反而常常成为善良弱者命运途中的摧毁性力量，所谓“疾病是公正的惩罚”的说法不过是善良人们的自欺罢了。因此，当疾病降临到无辜者的头上时，对于命运不公的控诉，对于社会不义的怨愤也就由此而产生。《寒夜》中的汪文宣，当他承受着情感与疾病的痛苦时，他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安分的老好人，又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而竟遭受如此痛苦的折磨，实在是老天无眼。他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愤而死的，直至最后断气时，他还“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
在所有的疾病描写中，最具有道德惩戒意义的莫过于性病了。肺病虽然病灶凶险，却被赋予浪漫的向度，相形之下，淋病、梅毒只会引起大众的恐惧与嫌恶，因为这种病一般被认为是源自放荡的生活，在道德上当然不见容于社会。老舍《骆驼祥子》中那下等白房子的存在以及在车夫中广泛引发的性病，隐含着老舍对城市文明关系的批判和对车夫遭遇的同情。然而，对于祥子来说，他身体上的疾病是和他的道德堕落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得的淋病是对他不检点行为的惩罚，虽然他的堕落有客观的现实环境和不得已的苦衷。而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恐怖的恶疾莫过于梅毒了。“梅毒不仅被看做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5] (P54)，是“上天对渎神者的惩罚”[9]。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中当丽莎得知自己患了梅毒时，感到的首先不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是道德上的罪恶和羞辱。这说明，梅毒所附带的道德上的惩戒意义已经超过了身体上的痛苦。在茅盾小说《追求》里，章秋柳在平淡窒息的生活里找到一种寻求刺激的新方式，那就是拯救耽于自杀的史循，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去激发史循的生存意志。然而，史循因身体过于衰弱经不住酒精和情绪的过分刺激而猝死，章秋柳也因疑似感染梅毒而前途陷入一片黑暗。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里，王曼英曾经当过女兵，亲历过革命的战火，当她觉悟到其他的革命方法失去改造社会的希望时，便想利用自己的肉体美来捉弄敌人，报复社会。当她怀疑自己染上梅毒时，更企图以梅毒为武器向社会进攻，故意把梅毒传给她所谓的敌人，而且越多越好。当然，她最终悬崖勒马，先前疑心的梅毒也被证实只不过是普通的妇科病而已。有意思的是，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都将梅毒作为疑似而非确诊的病例，这种写法饶有意味。我认为作者是把梅毒当作一个可怕、危险的符号来使用的，它是作者对误入歧途的人物的一次当头棒喝。尤其是这两个人物都是倾向于革命而又充溢着激情的女性，她们不过是一时找不到革命的出路而堕入世纪末的苦闷当中，并非无恶不作的坏蛋。作者对她们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欣赏，又有批评，也有相当程度的同情，这和对沦落风尘的俄罗斯贵族妇女丽莎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梅毒对她们来说只是道德的劝谕，而非实际的悲剧。当新的转机来临时，作者还有可能让她们峰回路转，摆脱梅毒的阴影，走向新途。《冲出云围的月亮》结尾王曼英进入工厂，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即属此例。不过，作为一个隐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做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5] (P54)，不像肺病所附带的隐喻意义那样丰富。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由生到死的过渡。正如苏珊·桑塔格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总要成为疾病王国的一员。因此，“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10]。当个人的患病体验融入到一种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构当中时，作为隐喻的疾病随之产生。中国现代作家如此频繁地书写疾病母题，不仅是在陈述一种个体生命的经验和痛苦，而且与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图景相契合。因此，在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疾病’作为隐喻日益弥漫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之中，并转化为一种文化实践行为”[11]，疾病因此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学意义，而文学也被赋予了更现实的疗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