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1]2010年在《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期间伴随着相当明显的周期波动；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物价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1992年我国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成功“软着陆”过程中,在治理通货紧缩、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以及在应对国内流动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又好又快发展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就显得极为重要而不可替代。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分析,既可以对宏观形势进行预测,又可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本文先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对有关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再对中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接着有针对性的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搜集相应的数据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比较客观的结论。最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了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财政政策效应方面,基于相机抉择的政府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基于内在伸缩性的自动效果的贡献率。而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效果远大于税收的效果。在自动效果中,税收的效果大于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主动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应适时适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应注意使用税收的内在稳定作用来调节经济。在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和物价的关系中,货币供应量M2对产出的增长的效力相对较大,而货币供应量M,对物价的影响力相对较大,货币供应量冲击对物价仅有短期效应,而对产出则是长期有效的。因此,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调控物价,则应关注M1的变动；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防止经济过热,则应关注M2的变化。通过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情景模拟发现,不管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其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的方向都是正向的,而且对GDP的冲击效果大于对价格的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扩张要强于各自单独的扩张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GDP的影响,而同时扩张对CPI的影响要弱于单独的扩张影响；并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本文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对国内数据的分析方法方面是一种创新；二是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这在研究思路上具有新意,研究方法是一种尝试和探索；三是利用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全面综合系统分析,方法具有科学性,其结果更具现实意义,提出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也具有针对性,这是在提高政策科学性方面的创新。
杨寓涵[2]2016年在《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展遭受到重大冲击,目前仍然徘徊在弱势复苏和局部风险不时暴露的进程中。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货币政策和措施,以使本国经济发展转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经济增长迟缓的态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观。国际金融危机也延缓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同时萎缩等严重失衡局面,进而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在这种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将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调整和选择货币政策,从而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是已成为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断调整宏观调控模式,但长期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大多注重于财政政策,并未重视货币政策。因此,我国无论是在政策制定部门还是学术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都相对滞后。特别是,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更显单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因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不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度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客观上造成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加剧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的矛盾,从而造成金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进而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因此,深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变迁以及实行效果的差异性,进而探讨和创新可行的货币政策,对于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一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分析,并且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本文的思路和总体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部分,首先对货币政策、区域和区域差异、空间异质性等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然后系统介绍了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和空间异质性的相关理论,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部分全面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变迁历程与效果。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即,计划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1949年—1978年)、宏观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1979年—1992年)、市场化调控体制下的货币政策(1993年—2008年)和深化改革体制下的货币政策(2009年至今)。总体上看,我国货币当局在不同体制下实行的货币政策不同,从而实现的政策效果也有所不同。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总体上较好,实现了预期效果,但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显著、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仍然显在。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现状进行了基本分析。首先,考察了我国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其次,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进而从理论上得出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的政策效应可能是不同的。第五部分从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效果区域差异问题及其形成原因。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即经济原因、政策原因、空间异质性原因以及货币政策框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是由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的。第六部分主要运用了SPSS17.0软件、Eviews7.2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有一定的有效性,且我国货币政策确实存在区域差异。第七部分主要是根据上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缩小这种区域差异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的高效传导以及均衡统一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不仅依靠中央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地方政府,还应该有效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本论文对高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各地区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例如,我国高层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二是,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消除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制度性障碍;三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加强地区间人口流动,加大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五是,构建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培育区域金融市场;六是,明确货币政策在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本论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各地区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刘满平[3]2013年在《中国宏观调控系统运行、转换与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经济学思想诞生以来,有关宏观调控(西方对应的的称谓是政府干预)的讨论及争辩始终伴随在其中,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自凯恩斯主义出现后,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在很多国家得到实践并获得良好的结果。我国也不例外,国内学者对宏观调控进行了归纳总结,从模式、政策工具、力度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诠释。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大多数是静态地分析和研究,不能详细地、全面地描述整个宏观调控的运行过程。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探讨。基于此,本文试图借鉴系统理论观点,认为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宏观调控也不例外。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组成各要素,还是宏观调控运行、转换以及结果来看,都具有系统性。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从系统的角度看,宏观调控可以定义为政府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选择运用适当政策工具影响或改变现实经济运行状态、实现预期调控目标的过程。它应该包括主体、政策、客体、方式、目标以及绩效等6个方面。宏观调控主体表明是谁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政策表明用什么政策来进行调控；宏观调控客体表明对什么进行调控；宏观调控方式表明主体和客体之间联系或作用类型,是直接还是间接；宏观调控目标表明进行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预期；宏观调控绩效则表明进行宏观调控的实际结果。宏观调控是一项行为过程,有主体、有客体,还有目标、政策等等,实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系统。其内部6大构成要素在整个运行系统内按照自身的特点各司其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而且也会随着整个宏观调控系统的转换而发生转换和变化。宏观调控是动态的、连续的变化过程,一轮完整的宏观调控系统完成后,将会向下一轮宏观调控系统转换或演变,而不是静止不变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连续的转换或演变过程,主要是由于经济自身的运行会经常发生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对于正处于转轨期间的我国来说,由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失衡“双重失衡”的存在,无论横向还是综合比较,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的转换或演进更为频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至今已进行了8轮宏观调控。由于每轮宏观调控系统面临的经济环境、使用的政策不同,使得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得到的宏观调控绩效也就不同。而且,在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宏观调控系统之间发生着转换或演变,宏观调控系统组成各要素如调控主体、客体、政策等也在发生着质的改变。因此,从系统构成、转换等角度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运行、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宏观调控结果是可以进行评价的,对结果进行系统评价也是宏观调控系统运行、转换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通过宏观调控系统绩效评价,可以判断实施该项宏观调控是否值得?是否会取得更大的调控收益,付岀更少的调控成本?是否还会引起经济社会其他的成本?通过它还可以找出影响绩效发挥的体制、制度因素和外部制约因素。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系统还不健全和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无论是调控政策协调性,还是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等,宏观调控系统运行都存在着困难和不足。为提高宏观调控系统的效果,就必须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加以完善。本文包括引言在内共分为7章内容,主要是从系统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的运行、转换和绩效进行分析。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进行进行总结评价,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从自身构成、运行转换以及结构评价等方面论证我困宏观调控具有系统性,并运用控制理论建立宏观调控系统运行模型。第二章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系统转换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失衡三者之问的联系,试图寻找导致宏观调控系统转换的原因及本质。第四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整体转换情况进行全景式、过程式考察,对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系统特征和效果做出判断和评价。第五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组成各要素例如主体、客体、目标、政策等演变过程和特点,以求对整个宏观调控演变过程做全面的研究,并重点分析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的运行和转换特点以及效果。第六章对宏观调控系统绩效的具体内容作了界定,并通过构建一套相对量化的宏观调控系统绩效评价方法,对每轮宏观调控系统的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并提出影响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绩效的因素。第七章通过分析影响宏观调控系统运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出构建一个有效稳定的宏观调控系统必须遵循的3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从宏观调控主体、对象、目标、政策等几个方面提出优化和完善宏观调控系统的对策建议。
孙辉[4]2012年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下的差异化货币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促进各地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开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重要，货币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作为现代宏观经济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一种针对全国性的总量调节政策手段。从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来看，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主要是以财政政策(主要是中央转移支付)、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为主。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各地区对同样的货币政策的反应往往并不相同，由此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政策目标与效果的背离，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下的差异化货币政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仔细梳理的基础上，本项研究以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这一客观事实为背景，通过分析各地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的分析，阐明当前我国各地区经济金融政策差异效果的内在机理，探讨差异性货币政策在促进我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充分性，对通过差异化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第一章主要是对研究的背景、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的目的进行了系统的介绍。首先，对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及其历史形成背景进行了介绍。在简要回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后指出，由洋务运动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加速了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会化特征，而建国之后，随着不同阶段的沿革，地区协调发展问题也经历了“计划经济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东部快速发展—新世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通过差异化政策手段及各种特定的政策操作，促进各地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项研究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出发点，以差异化货币信贷等金融政策为研究对象，以我国各区域性货币政策传导差异性和金融发展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将差异化货币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相结合，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差异化货币政策问题。第二章主要是进行了文献综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决定了各地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带来了货币政策效果上的差异，在具体表现上就是各地经济景气循环和通货膨胀的运行周期体现出非对称的特征。为此，首先对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各地资本存量、生产函数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仔细的梳理，探求货币政策在各地表现差异性背后的经济学机理。我们还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区域差异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以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差异化环节得到清晰的认识。我们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为主要的利率渠道、汇率渠道、资产组合渠道、信贷渠道等进行总结归纳。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析蕴涵的假设前提是区域经济、金融的同质性和统一性，缺乏对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研究。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产生前后，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是否会在成员国产生不一致的影响引起了较大关注，受这方面研究的影响和启发，因而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进一步归纳总结。第三章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以及基于这种不平衡的通货膨胀（货币的经济表现）的差异性进行研究。这一章主要是通过理论探讨及对我国的实证分析，阐明我国各地区发展差异的经济原因，及由此导致的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性差异，从而说明差异化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以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为出发点，阐明了估算资本存量对于认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开展基础性宏观经济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国外文献对资本存量估算方法的介绍和中国各省数据实际情况的整理，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各省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在进行估计时，我们利用更为可靠的数据来源，对基年资本存量、当年实际投资数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及折旧率等因素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和计算，从而保证了对各省资本存量的估计更为可靠准确。我们还发现，资本存量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而资本产出比率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投资为主，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的投入，属于粗放型增长。这与经济理论及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我们的数据估计是比较可靠的，并为今后我国区域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提供新的参考依据。在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根据生产函数常规模不变的假设和柯布—道格拉斯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对1990年—2008年我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相对准确的估计和较为严格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与成熟经济体相比，我国各省资本产出弹性是偏高的，这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大多是靠资本投入而非劳动和技术的贡献的经验是一致的。资本产出弹性与经济增长实际上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说明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以投资型外延增长方式为主，长期来看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各省全要素生产率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在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上处于优势地位，为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省份的特点。对于中西部地区，不仅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更应该加强公共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投入，促进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技术转移，从而提高欠发展地区技术效率，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最后，利用生产函数法对我国各省1990年—2008年潜在产出水平和产出缺口进行了合理的估计，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实体经济运行差异及其与通货膨胀(货币的经济表现)的关系。计量分析表明，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经济景气循环与产出缺口同样存在密切关系，产出缺口的表现可以解释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通货膨胀的不同走势，而这也对总量货币政策在各地表现的差异性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对我国最优货币区进行理论检验，并对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区域性差异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以最优货币区的评判标准为基础，对我国是否是一个最优的货币区进行检验，从而讨论当前统一的货币政策的适应性及采取差异性货币政策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通过对经济金融发展一体化指标、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性以及通货膨胀一致性等各项单项指标和复合指标的分析，指出目前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的差异性还是非常大的，我国并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这也为实行差异化货币政策提供了依据。通过对欧元区各国的考察及与我国各地区实际情况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表现方面，我国各地的差异性较欧元区更大，而欧元区内部各国的差异性对于欧元的平稳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各省为样本，通过VAR等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各地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货币政策在物价、经济增长和存款在不同地区传导的短期效果的比较，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确实存在着区域差异性。通过对货币政策在各地传导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东部经济发达省市与中西地区的政策效果和政策反应速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与各地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我们还通过对我国银行间货币市场资金流动状况以及总部经济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的考察，进一步说明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效应。第五章对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首先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演进的历史回顾，指出了计划经济时期货币金融政策在促进各地协调发展中存在的局限，并对最近十多年来的信贷政策、差别准备金制度和利率政策等政策内涵及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最近十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各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视以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具体战略，我国在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各项战略决策的历史背景、差异化金融政策的具体安排及差异化货币金融政策的实际成效，以及其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六章在全面总结各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差异化货币政策，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统一货币政策在各地的传导效果必然存在着差异性，这就要求探索如何在保证政策原则的一致性前提下，适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构建全国统一货币政策差异化货币政策相结合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进而保证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促进各地协调发展。为此，应该在货币政策目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差别准备金制度以及再贷款等方面，继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倾斜力度，探索新的政策操作手段，丰富差别货币政策执行手段，确保货币政策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
肖炎舜[5]2017年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认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周建元[6]2011年在《调控型公共财政论》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经济理论选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都提出了建立健全我国公共财政的要求。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何认识公共财政体制则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建国以来,我国主要出现过生产建设财政、双元财政和公共财政三种财政模式。我国现有公共财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财政从竞争性领域大幅度收缩乃至彻底退出。根据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公共财政能够较好地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能够较好地解决财政“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但无法应对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敌,在我国处于内外经济非均衡这一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己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研究提出了调控型公共财政这一新理论,认为调控型公共财政是我国乃至当前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采取的财政模式,也是可以预见的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财政模式。一是社会的分工和发展要求财政具有公共性。财政的公共性,是指财政应具有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公共财政的形成是导源于社会分工。分工导致社会产品分化为盈利性产品和非盈利性产品,盈利性产品可以由市场机制有效提供,非盈利性产品则必须由公共财政提供,因此,社会要发展,需要以财政的公共性为前提。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求财政具有反周期能力。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平衡性,其表现就是经济的周期性。世界经济从亚当·斯密时代、马克思时代、凯恩斯时代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时期,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始终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始终无法消除,只有运用财政手段调控才能使市场的非均衡性得到缓解,这就要求现代财政必须具有调控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财政模式的选择带来了三大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要求我国财政必须具有公共性和调控性。一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外部经济冲击持续存在,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平衡的巨大威胁。二是我国财政模式的选择存在效率约束条件。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出现了要素成本上升、三大战略性产业见顶、人口老龄化过快等问题,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大滞胀问题。三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在迅速扩大,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还会进一步加大。新中国财政经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前三十年是计划经济体制,后三十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轨经济体制。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模式变更的基本脉络是从调控型财政模式走向调控型公共财政模式,这一过程的终点应该是财政公共性和调控性的平衡点。公共财政能够与原生的市场经济相匹配,这是其与生产建设型财政的本质区别,但公共财政不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不能很好地应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公共财政因此又是一种消极的财政体制。公共财政的理论渊源是经济自由主义,其政策主张的实质就是自由放任,这种主张纯粹是从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消极落后的财政模式。单纯的公共财政体制,将使财政体制丧失资源配置职能和“相机抉择”能力。本研究构建了财政效率全覆盖模型,并结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研究了我国公共财政带来的效率损失。笔者根据三种财政模式设计了三种财政政策方案,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实施纯公共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将难以应对外部冲击而陷于崩溃,财政自身也难保。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上“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是我国政府财政思想的主流；我国经济发展中频繁出现“过热”现象,公共财政具有遏制“投资饥渴症”和经济“过热”的功能；公共财政在保持收支平衡和方便管理上,均具有操作性上的明显优势。而调控型公共财政是对公共财政的扬弃,调控型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包括公共财政目前的所有范围,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但由于我国经济内外非均衡性长期存在,调控型公共财政的管理始终要把调控性放在重要地位,并兼顾领先经济周期和适应经济周期的双重需要。总之,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对于生产建设财政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调控型公共财政是对公共财政的继承和发展,能将财政的调控性和公共性有机结合起来,因而是符合我国和世界市场经济国家需要的财政模式。我国财政模式从公共财政过渡到调控型公共财政,将是一个革命性突破和财政管理的必然趋势。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了现代财政的“双性定律”。本研究认为“调控性”和“公共性”这“双性”是现代财政的根本内涵,是具有永恒性的范畴,也是现代财政的根本属性,必须上升为定律,即“财政双性定律”,为世界各国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依据。(2)认为调控型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本研究认为,公共财政只解决了市场的结构缺陷,并没有解决市场的波动性缺陷,因而公共财政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而调控型公共财政才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调控型公共财政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3)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滞胀理论。由于面临着要素成本低廉优势正在被急剧削弱、三大战略性产业出现见顶迹象、人口老龄化可能提前到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引擎开始出现衰竭问题,我国今后要不断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这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并将不断削弱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我国经济可能落入“中国式滞胀陷阱”。(4)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消极财政观。本研究认为,公共财政是与“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时代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公共财政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实现均衡,否认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因而主张放弃财政的调节职能,听任市场自由波动。在我国今后经济崛起的非均衡国际经济环境下,运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必然导致我国经济难以稳定增长。(5)提出了“调控性-公共性”这一财政体制分析框架。所有财政体制选择的分析都离不开历史分析,研究历史数据和历史事件是财政体制选择的基础。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财政历史的过程中,大多仅停留在集权和分权的分析上。本研究通过建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调控性一公共性”分析盒式框架,分析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演变趋势,且分析结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是令人满意的。
徐忠[7]2018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对货币调控方式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间接货币调控转型的全面梳理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由于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我国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亟须转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西方国家和西方经济学有关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争论,都是针对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而言的,而我国仍属于转型过程中的不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也不稳定,货币调控方式选择和转型须服从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转变,属于全新实践而且更为复杂。中国二十多年间接货币政策实践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深度不够等因素制约,仍需深化发展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功能等金融市场体系。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货币价格调控下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今后应在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基础上,加快各项深化改革措施,有效缓解各项约束条件,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贾俊雪, 郭庆旺[8]2008年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动明显趋缓,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出现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的逐步完善。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就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效能发挥的制度障碍,并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完整理论体系。
刘贵鹏[9]2011年在《新中国60年货币思想史领域五个理论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其根源与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同年,我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而通货膨胀在弗里德曼看来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一切足以说明戴着神秘面纱的货币与现实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货币理论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货币理论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货币理论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而又生生不息的道路。可以说,它的发展见证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体制转轨,也是我国经济理论的一个缩影。总体来说,我国当代货币理论基本来源于国外,但无论从发展过程还是从思想本身都带有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若干货币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翔实地展现了经济体制变迁下中国货币理论发展的轨迹和脉络。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当代的货币理论具有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并且经历一个“约束→繁荣→迷失”的过程。本文在横向上将货币理论分为五大部分,货币的基本理论、货币的流通规律、货币的供求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货币政策。同时,在每部分以时问的先后次序为线索进行论述,尽量体现货币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具体内如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和研究的现状。第二章为货币基本理论的研究,归纳分析了国内学者关于人民币的本质问题、价值基础及职能问题的争论,同时论述了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观点以及货币有无阶级性与时间价值的争论。第三章是货币流通理论部分,首先简述了有关货币流通范围和货币概念的研究,然后对货币流通规律(主要是纸币流通规律)的有关研究进行了阐述,最后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货币流通正常化标志的有关研究作了梳理,还就中国的“经验数据”的论述进行了简要说明。第四章为货币供求理论,我国的货币理论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出现的,因此,本文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至今进行阐述,依次经历了兴起、发展和最新发展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又分为货币供给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两个部分。第五章是有关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首先简述了通货膨胀的涵义,然后对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作了归纳评析,随后介绍了通货膨胀预期理论特别是李拉亚的粘性预期理论,最后对三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分作了大体的归类。第六章为货币政策理论,主要从国内金融界关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的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析。
赵海华[10]2012年在《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在短时间内演变为流动性短缺,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现象。流动性及其变化问题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以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为研究对象,从货币供给与需求的角度,结合我国转轨经济和开放经济的特征,分析了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的若干影响因素。本文共分7章,其中第1章为导论。第2章概括性地分析了流动性的涵义、度量方法,我国货币流动性的变化特征以及货币流动性变化的影响因素。由于我国还未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因此对我国的货币流动性变化进行度量只能采用货币过剩法、MIGDP、超额货币增长率等数量指标。MIGDP、超额货币增长率方法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货币流动性总体过剩,并呈现周期性波动。货币流动性变化归根结底来源于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变化,除了影响货币供给与需求的一般因素之外,我国转轨经济和开放经济的特点决定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同样会影响到我国的货币供给与需求,进而影响到我国的货币流动性变化,如货币政策双重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国际流动性传导等等。第3章分析了货币需求与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之间的关系。本章采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对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实际广义货币需求与实际产出、定期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股价指数、人民币汇率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我国的货币需求存在着自动向均衡调整的机制,但调整速度比较缓慢。在货币需求函数实证估计的基础上,本章采用货币过剩法对我国1994—-2010年期间的货币流动性变化进行了度量,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流动性呈现短缺与过剩交替的周期性波动状态；1994—-2010年期间,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可以划分为整体短缺与整体过剩两个阶段。根据实证检验的结论,我国长期内存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而且货币需求具有向均衡水平收敛的短期调整机制,我们可以推论：相对于货币需求,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受货币供给的影响可能更大；当我国的货币供给对均衡货币需求存在较大的偏离时,可能出现持续的流动性过剩或短缺。第4章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与货币流动性变化之间的关系。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中一直奉行的是双重目标原则,即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本章对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1979年以来的年度数据支持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根据这一结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控制通货膨胀与实现经济增长二者难以同时达到。货币政策实践中我国货币当局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在紧缩与宽松之间不断转换,以期同时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由于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在长期内比较稳定,因而货币政策在紧缩与宽松之间的频繁变化就导致流动性在短缺与过剩之间周期性波动。货币政策目标转换与流动性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中得到验证。第5章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与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货币供给流向来看,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起到了货币分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对应关系产生了影响。本章使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年股改之后我国货币供给、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实证结论支持“货币供给增加—资产价格上涨—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三者先后出现的动态顺序。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2005—2010年期间我国广义货币增速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明显,股价变化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场对货币供给的分流作用,使得货币政策传导链条被拉长,如果货币政策反应不当,容易引发“流动性膨胀循环”或“流动性紧缩循环”,导致宏观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或者流动性短缺。第6章分析了国际流动性传导对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的影响。从货币流动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向来看,美国、日本和欧元区是流动性发源的中心国,三大世界主要货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资本输出以及金融创新等途径,向外围国家传导扩散；一旦中心国遭遇流动性冲击或发生金融危机时,流动性过剩突然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并通过多种途径传递给外围国,从而出现全球流动性短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的鼓励出口、鼓励外资流入和实际上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通过贸易渠道、外资流入以及热钱等渠道大量输入我国。VAR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的货币流动性变化显著受到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热钱变化的影响。中美之间逐年增长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元成为国际流动性输入我国的主要币种。通过对中美流动性传导机制的实证发现：1998年以来以M2/GDP指标衡量的中美两国的货币流动性具有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美国货币流动性变化是引起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的原因之一,且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流动性对我国流动性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国际流动性输入,一方面导致我国外汇占款大幅增加,给央行带来了不少的货币冲销压力；另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导致流动性结构失衡。第7章在对全文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并提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D]. 张龙. 西北大学. 2010
[2]. 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D]. 杨寓涵. 吉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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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下的差异化货币政策研究[D]. 孙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5]. 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6]. 调控型公共财政论[D]. 周建元. 湖南大学. 2011
[7].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J]. 徐忠. 金融研究. 2018
[8].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J]. 贾俊雪, 郭庆旺.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9]. 新中国60年货币思想史领域五个理论的历史演进研究[D]. 刘贵鹏. 西北大学. 2011
[10]. 我国货币流动性变化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D]. 赵海华.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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