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183;会计选择#183;证券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券市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证会计研究以企业会计选择为研究重心。自实施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以来，企业的会计选择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借鉴国外对企业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目前有效开展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后，急待研究和解决与证券市场管理有关的会计规范问题。实证会计研究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需要会计理论的指导，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为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坚持规范研究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国外实证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结论，联系我国实际，逐步开展实证会计研究，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规范体系的建立，丰富我国的会计理论，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旨在根据它们内在的相互关系，对国内外实证会计研究、会计选择研究和证券市场研究作一概述，分析这些研究的困难及其原因，指出发展的前景，以期使我国实证会计研究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一、实证会计研究是当代会计研究的重要分支，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方面均独树一帜，自成体系
（一）实证会计研究的性质
实证会计研究是当代会计研究的重要突破，它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会计理论，其特征鲜明，与传统的规范性会计研究迥然有异，因而被实证会计研究的倡导者冠以“实证”二字，以概括他们所从事的与规范会计研究不同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西方会计理论界一些人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性质争论不休，并一度引起会计理论界的思想混乱，使人们对实证会计研究产生误解。 譬如， 自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论文（Watts
andZimmerman，1978）发表后， 有人将实证会计研究等同于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Christenson，1983）。由于会计理论界主观臆断， 无谓争论的现象有呈愈演愈烈之势。为此，瓦茨和齐默尔曼在题为“实证会计理论：十年回顾”的文章（Watts and Zimmerman，1990 ）中专门澄清事实，明辨是非，还“实证”以本意。从该篇文章中，人们可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性质窥见一斑：
（1）“实证”源自实证经济学， 用“实证”作为对所从事的研究的概括好比选择一个“商标”一样，其立意是区别于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仅此而已；
（2）将实证会计研究等同于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有违他们的初衷；
（3）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和出发点；
（4）会计选择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重心，在过去几十年， 会计选择方面的实证研究硕果累累，未来它仍将是实证会计研究的焦点之一。
应当指出的是，对实证会计研究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所谓广义的理解，是按通常对规范和实证关系的认识，把和规范会计研究特点迥异的研究内容纳入实证会计研究范畴。与此相适应，可以认为，以个别投资者、债权人、管理人员等对会计信息的反应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会计研究，和以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资本市场研究均是实证会计理论的分支。1986年出版的《实证会计理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根据这种理解，可以认为，实证会计研究与西方会计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等价的。狭义理解时，可将实证会计研究作为经验会计研究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重心是会计选择，目的是理解和预测各种社会集团为何选择这种，而不选择那种会计方法或会计准则（张为国，1989）。
（二）实证会计研究的特点
实证会计研究作为一个与传统的、规范的会计研究特点迥异的会计研究流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会计应当做什么，而在于解释会计是怎样的，为何如此，并据以预测未来的会计行为及其影响。具体而言，实证会计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1.归纳推理。实证会计研究强调经验总结的重要性，崇尚归纳推理。因而广泛运用实验、问卷调查、采访、实地研究、和历史文献资料研究等业已为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数据收集方法。
2.定量分析。为将所收集的数据加以整理，并准确勾画出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会计研究广泛运用统计理论与方法，进行归纳与分析。如果说实证会计研究初创时西方主要会计学术刊物，如美国的《会计评论》，仍为非定量会计研究成果所控制的话，那么，非定量会计研究成果今天在西方主要会计学术刊物上已很难找到立锥之地。
3.精益求精。定量研究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研究人员不得不小题大作，也就是研究课题非常具体、微小。研究设计的任何一次细微改动，如命题假设变动、变量或变量之间关系的变动、研究对象的变动、时间跨度的变动和统计方法的变动等，均可能引起惊人的学术突破。夸夸其谈者，不可能成为出色的实证研究专家。
4.学科渗透。如果说就会计论会计是传统会计研究的一大特点的话，那么在实证会计研究人员的心目中，会计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他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会计领域，而是扩大到与会计相关的一切方面。于是，出现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理财学、行为科学、组织学等密切渗透的局面。代理理论、有效市场假说、企业理论、产权理论、权变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理性预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等普遍成为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划时代研究成果的学科分野已愈见模糊。
（三）实证会计研究的必要性
实证会计研究在西方会计界蓬勃兴起，并在当代西方会计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必要性主要有二。
一是由于已有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与适用性需要得到验证。西方传统的会计理论大多数是规范研究的产物，主要用于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促进会计实务的规范化。本世纪60年代初，会计研究人员仍然围绕各种规范会计理论问题争论不休。譬如，关于资产究竟应当如何计价，一些学者认为应以重置成本为基础；另一些学者则提倡应以现行价格为基础。关于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一些学者主张资本化；另一些学者则主张费用化。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巨额勘探成本的会计处理，一些学者主张资本化；另一些学者主张费用化；还有些学者则主张采用成功法。规范性会计研究以会计目标和会计假设为前提，继而进行演绎推理，得出应如何处理某一会计事项的结论。六十年代初起，会计学界对规范性会计准则赖以存在的会计目标与假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对它们的现实有效性却关注甚少。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各个利害集团相互竞争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很大程度上是各方利益均衡的产物。此外，为满足各方利益的需要，会计准则往往赋于企业以较大的选择裁量权。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不同行业的企业在会计选择上往往会表现出较大的系统性差异；即使在同行业中，不同企业因其规模大小不同，管理人员参股和报酬方案不同，债务安排方式不同，也会存在不同的会计选择特性。导致会计选择差异的原因何在？早期一些会计研究者并没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实证会计研究开始观察会计准则制订及实施中的会计选择行为，并试图解释其成因。它没有削弱规范会计理论对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相反，弥补了传统的、纯规范的会计研究的不足，提高了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二是由于决策、控制需要模型化、数量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的企业呈现出经营规模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经营疆域国际化的特征。接踵而至的是，企业管理的难度愈来愈大，主观的非定量化的决策与控制方式已愈来愈不能适应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经营环境的需要。企业管理如此，金融机构信贷、证券市场运作、保险公司理赔、注册会计师执业也如此。决策与控制的定量化，需要理论模型的探索，需要基本参数的确定，需要已有模型与方法正确性与适用性的检验。所有这些，均有赖于实证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单纯的演绎逻辑在此无用武之地。
（四）实证会计研究的可能性
首先，实证会计研究的迅猛发展归因于西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以及教师的聘用方式。本世纪前半个世纪的著名会计学家，多半以会计专业为背景，也有个别有广泛的经济与企业管理背景，以理工科为背景的则几乎没有。与此相反，五十年代开始，会计专业的博士生越来越多的并不是以会计专业为背景，甚至不以经济管理专业为背景，而是以理工科为背景，或以心理学、行为科学和信息科学等边缘学科等为背景。不仅如此，在学期间，博士生需修满一定学分，尤其是经济分析与数理统计的学分。除主修的会计专业外，还需在一至两个副修专业修满一定学分，常见的有财务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在师资聘用方式方面，与东亚文化截然不同的是，西方高等院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总是想方设法改善师资结构，防止近亲繁衍，如本校毕业的博士生在若干年内不允许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注意充实非会计背景的师资队伍，将一定比例的教师职位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在读博士生等。诸如此类的博士生培养和师资聘用方式，为学生奠定了扎实的经济理论与定量分析基础，创造了学科间和学派间交叉渗透的良好氛围。所有这些均催促着实证会计研究的蓬勃兴起与飞速发展。
其次，实证会计研究的迅猛发展还归因于相关学科本身的迅猛发展。诚如前述，实证会计研究（1）相当大程度上是会计学与经济学、 理财学、行为科学、组织学等密切渗透的结果；（2）普遍以代理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为理论与方法论基础；（3 ）广泛运用统计理论与方法。而事实上，这些学科的发展一般都领先于会计学科。令会计学者感到惭愧的是，会计研究成果往往需要大量摘引上述学科的成果，而这些学科摘引会计学科成果的却寥若晨星。
再次，实证会计研究的迅猛发展又归因于财务信息和数据库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实证会计研究强调经验总结的重要性，崇尚归纳推理。一项比较可靠的实证研究成果往往需要数百万个单位可随意归类分析的数据。如此大规模数据的收集整理任务，靠手工剪贴摘录事倍功半，而需仰赖财务信息与数据库服务业的发达。可喜的是，过去几十年，一些实证研究较发达的国家，都相当重视财务信息与数据库服务业的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芝加哥大学的数据库COMPUSTAT， 过去三十年在财务和会计领域就不可能有数量如此多，质量如此高的实证研究成果。
最后，实证会计研究的迅猛发展又归功于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五十年代末，计算机开始运用于商业领域，这促使计算机的普及，和信息处理技术、信息科学的飞速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技术革命背景下，实证会计研究获得了迅猛发展。前已述及，一项比较可靠的实证研究成果往往需要数百万个单位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收集、整理、检索和分析，没有计算机帮忙是不可思议的。同样，运用涉及几十个变量的模型对数百万个单位的数据进行分析，没有计算机帮忙也是不可思议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使研究人员与数学、与统计学更加亲近，并促使结出实证研究的累累硕果。有了性能良好的计算机和通用软件，研究人员已不会对定量分析产生任何逆反心理，也不必面对繁重的数量分析工作而裹足不前。研究人员已没有必要将精力花在数据的实际收集与整理上，而只需将精力花在数据收集与整理的方法上；已没必要将精力花在数量模型的实际运算上，而只需将精力花在模型的选择与结果的解释分析上。
二、以建立会计准则为核心的我国会计改革，使企业拥有较大的会计选择权；借鉴和吸收西方实证会计理论，逐步开展对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我国会计研究的广阔领域
诚如前述，实证会计研究可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的实证会计研究以会计政策的选择为研究重心，这是基于如下一些基本认识：（1）从会计准则的制订到实施，自始至终贯穿着会计选择；（2）会计选择涉及各种利害集团，他们一般都会关注会计选择问题；（3 ）会计选择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过程，均衡利益关系应是会计的一项职能；（4）实证会计理论能帮助人们认识各利害集团的会计选择行为， 提高会计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一）会计选择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选择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会计是一门貌似精确，但事实上并不精确的科学。会计应管理些什么？怎样管？应提供些什么信息？怎样提供？诸如此类，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取舍标准。会计过程的最终产品多半是主观判断的产物，是各利害集团如股东、债权人、政府、注册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等利益均衡的结果。
自本世纪以来，由于股份公司的迅猛发展，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日趋分化，并最终形成一个包括会计在内的管理者阶层。由于目标与利益的冲突，企业管理人员在整个会计选择问题中并不一定和其他利害集团，甚至不一定与公司股东持相同的立场。如张为国（1989）所归纳的，面对某个会计选择问题时，管理人员可采取（1 ）促使或阻碍某项会计准则的出台，（2）利用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变通机会，（3）利用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判断机会，（4）改变财务和生产经营活动等方法， 以使本身利益最大化。
（二）会计选择的目标与准绳
会计选择的目标是什么？所依侍的基本准绳又是什么？ 黄伟华（ 1997）认为，这得从会计研究本身的发展谈起。
第一阶段，配比观念。会计学家最初采用广泛的概念及方法来研究问题，其中心是佩顿及利特尔顿1940年提出的配比观念：成就（以收入表示）应该与取得成就的努力（以费用表示）相比较。该观念有效地排斥了现金制，并为应计制提供了基础。然而，这种观念在诸如资产计价基础、会计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却不能给予具体的指导。如历史成本原则及现时成本原则都与配比观念相容，各种折旧方法在配比观念下都是可接受的。另外，这种观念下的研究都是以定性分析为基础进行的，对于解释由于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所导致的不同会计数据的重要性及其各种数据的差别的重要性却无能为力。
第二阶段，真实收益观念。会计研究的第二个中心是以爱德华和贝尔为代表，在配比观念下发展起来的真实收益或经济收益观念。以此为核心，力图从各种方法中筛选出能通过确认、计量、报告，使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相一致的会计政策。然而，这种研究也未成功。首先，在信息不完全及不确定市场的条件下，企业的许多资产及负债找不到市场，从而没有公允的市价，这意味着经济收益定义缺乏操作性，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次，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其成员的偏好或利益与经济收益毫不相干。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选择过程，在多个主体做出决策时，若没有一个一致的评判标准，不能说某一种选择优于其它各种可能的选择。
第三阶段，决策有用性观念。会计研究的第三个中心是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观念。在此观念指导下，会计政策选择的标准是提供的信息是否有助于使用者评价企业未来现金流动的数量、时间及不确定性。此时，焦点不是会计收益是否等于经济收益，而是会计信息对投资者是否有用，会计收益信息是否在股票价格中得到反应。如果有反应，可以认为收益信息有用；如果无反应，则没有用。此时的研究方法多是先提出假设，再建立模型，采集数据，最后分析及测试假设的正确性。证券市场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因此，会计研究与证券市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三）对企业管理人员会计选择行为的实证观察
以上概述了会计选择所追求的目标或所依侍的基本准绳。那么，企业管理人员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又是怎样选择会计方针的呢？对此，张为国（1989）曾作过如下总结：
1.对会计选择行为的传统认识：稳健主义。人们传统上总认为，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选择过程中奉行的是稳健主义，即某一会计程序有多种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股东权益所产生影响的乐观程度最小的那一种方案。例如，资产的计价，合情合理有两种价格可供选择时，应选用较低的价格作为入帐的数额（如果是负债，则相反）。同样合情合理的是，当某项损失有发生的可能时，便应于本期内予以确认。如果是可能获得的利益，就宁肯少计或甚至不计。
2.早期对会计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均衡收益假设。会计准则要求利润的确定应符合配比原则，但是，企业是否遵循配比原则？企业的利润呈何种趋势？企业管理人员会计选择行为的动机何在？这有赖于实证研究的证明。第一项实证研究是1953年由赫普霍恩从事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人员的目标并非使所报告之利润极大化，而是使各期收益均衡化。不过，第一个认真分析管理人员选择会计原则的经济动机的不是赫氏，而是戈登。戈登（Gordon，1964）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管理人员并非遵循配比原则或使所报告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使各期利润均衡化，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方法或改变企业筹资、投资、经营决策方案，使各期收益保持稳定增长。就企业管理人员的会计选择为动机，戈登提出五项假设并得到证实：
（1）管理人员选择能提高他们福利的方法；
（2）管理人员的福利随职务保障，个人收入， 公司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3）管理人员的福利随职务保障，个人收入，公司规模扩大，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股东的满意程度；
（4 ）股东的满意程度取决于所报告的利润增长率是否既高又稳定；
（5 ）管理人员选择能确保所报告的利润增长率既高又稳定的方法。
以上便是所谓收益均衡化假设。不过，会计研究人员一般将前4 个假设置于次要地位，而将研究精力倾注于证实或否定第5个假设， 甚至干脆称之为收益均衡化假设。自戈登以来，已有数十位会计学者从事研究，以证实以上假设。爱迪生韦斯利图书公司甚至出版过美国著名会计学家罗能（Ronen）在这方面的专著：《收益均衡化：目标、 手段和应用》。
3.过去二十年对会计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罗切期特学派。收益均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方法，但研究人员在当时并没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称为实证会计研究。第一篇自诩为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是瓦兹和齐默尔曼在1978年发表，以后广为各国学者摘引的论文：《建立有关会计准则决定因素的实证理论》（Watts and Zimmerman，1978）。 瓦兹和齐默尔曼的研究表明，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选择中既非象人们一贯认识的那样，笃信稳健主义，也不是追求收益数据的均衡化。会计选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主要有：（1）簿记成本， （2）政治成本，（3）契约成本，和（4）管制成本。
实证会计学派认为，不仅管理人员，而且股东、会计师、政府、雇员等均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参与会计选择过程，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希冀通过规范研究，建立一个能指导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理论体系纯属梦想。
（四）我国对会计选择问题的研究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订既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又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中，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指导着会计准则的制订，使会计实务逐步规范化。然而，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的结果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制订的初衷？企业是如何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会计选择的？企业是否采用稳健性原则？企业是如何粉饰财务报表的？它们的原因何在？这些问题均需回答。如何解释和预测（发现）企业会计选择行为已成为会计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诚如张为国（1989）所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权利下放，充分调动各层次生产及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权利的下放伴随着责任关系与利益分配关系的转变，并引起国家、集体和个人眼前和长远目标与利益的矛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会计愈益倾向于企业，监督作用渐失。对于这种企业家行为和会计行为的嬗变，应当怎样对待？熟视无睹不行，竭力阻止似乎很难奏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承认它的存在，并认真分析导致变化的原因，以制订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法规。正是在此类问题的研究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会计学术间正流行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及其结论。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会计界已结出不少有关会计选择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中的下述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1 ）认为会计的可选择性源自会计的模糊性（详见黄菊波和杨小舟，1995；赵宇龙，1997）。
（2 ）将会计政策分为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会计政策（详见黄菊波和杨小舟，1995；赵宇龙，1997）。
（3 ）将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分为投资者立场（又称委托人权益观）、经营者立场（受托人权益观）、国家立场（国家权益观）、双重主体观（又称双重主体权益观）和复合立场（又称国家、委托人和受托人三重权益观）（详见胡春元，1995，1996）。
（4）提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 如龚光明和林涛（1997）提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应能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变动，不能超出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考虑到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和遵循“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张洪新（1997）提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应注意企业市场价值、财务杠杆、资金计划、和税收等因素。李端生等（1996）则提出，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应正确处理中立性与倾向性、保持稳定与适时调整、保证质量与简便易行等关系。
（5 ）提出用来评价会计选择达到信息质量要求程度的模式（详见孙铮和王英姿，1995）。
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我国有关于会计选择的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
三、我国证券市场和发展迫切要求进行会计信息与证券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为逐步进行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
根据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1977 ）的分类，近三十年来西方实证会计研究可大致归为两大类：个体研究与总体研究。个体研究（Individual Research）又称行为会计研究， 其主要特征包括：（1）以个别投资者、债权人、 管理人员等与会计信息关系为研究对象；（2）多数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 实地研究方法和实验或准实验研究方法；（3）在理论与方法论上主要依据心理学、 行为科学、组织行为学等，是会计学与这些科学交叉渗透的结晶。
总体研究（Aggregate Research ）又称资本市场研究（CapitalMarket Research），或证券市场研究（Security Market Research ），其主要特征包括：（1）以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关系为研究对象； （2）多数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和事项研究方法；（3）在理论与方法论上主要依据财务或金融经济学，是会计学与这些学科交叉渗透的结晶。
目前在西方各国会计学界，从事管理会计和审计实证研究的，往往偏向于行为会计研究；从事财务会计实证研究的，往往偏向于资产市场研究。两者孰优，论者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市场研究。
1990年岁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初步形成。历经六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初具规模。证券市场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一个不成熟、不规范的市场，迫切需要提高规范化水平。
我国证券市场如何进行规范，理论界和实务界为此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96年下半年，《上海证券报》开辟“寻找证券市场大智慧”专栏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为期两个月之久，这是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到新阶段情况下的一次盛况空前的有关证券市场规范问题的研究，而目前会计理论界对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问题的研究多属间接的、零星的。孙铮（1996）的博士论文《论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则对我国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文章旁征博引，详细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经济法规是会计规范的法律保障；会计准则是会计规范的核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实施会计规范的有效措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制度是会计规范的必要保证。
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产生许多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如：
●公司发行股票时，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企业改组为公司时，其净资产原始成本与评估值之间的偏差如何？决定因素是什么？
●上市公司预测利润与实际利润之间的偏差如何？决定因素是什么？
●上市公司在何种情况下会派发现金股利？何种情况下会派发股票股利？
●公司上市后是否事实上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增长？
●A、B、H 股公司之间因国内外会计准则不同而导致的盈利水平的差异如何？他对股价有什么影响？
●会计信息是否对股价有影响？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其经济效益的关系如何？国家控股水平的高低对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是否有影响？
近年来，会计理论界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国外实证会计研究，倡导应以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会计研究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会计规范问题。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从事实证研究的难度仍相当大。主要的困难有：
1.规范研究目前在我国会计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实证会计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甚至存在误解。即便取得研究成果，也难以觅到发表之处。
2.实证研究建立在已有经济理论基础上，如前述的代理理论、有效市场假说等，但我国传统经济理论教育对这些理论往往不够重视，或没纳入教学内容，或教学的深度与广度不够。
3.研究人员普遍感到数量分析的基础不够扎实；有的高等数学学了不少，仍有不知如何使用之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高等数学与数理统计教育与实际应用结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高等数学与数理统计教育与应用软件的使用结合不够。
4.研究人员在实证研究时很难收集相关数据。从事个体研究的，会遇到研究对象对问卷、采访等不理解，或不愿如实回答等困难；从事总体研究的，则会遇到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数据不完整、不可靠、不可转换等困难。
5.科学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展的。过去几十年，国外已在实证会计研究方面取得无以计数的成果。但我国高校目前普遍因经费所限而不订阅，或很少订阅国际上权威性的学术期刊。这使研究人员无源可寻，甚至出现重蹈前人覆辙的后果。
6.想从事实证研究的研究生普遍感到，找不到理想的导师。有的导师尽管对实证研究很支持，但自己在这方面也知识有限，或没实践经验。
7.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研究人员往往很大程度上受自身价值取向的支配，避重就轻，不愿去啃实证研究这块硬骨头。
消除以上种种困难需花不太短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包括摒弃对实证研究的偏见、加强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财务金融理论等的研究、改变博士生与教师的聘用方式、正确组织数学与统计学的教学、推动学科间、学术单位间的交流与渗透、改善研究条件、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等。但可喜的是，实证研究的倡导者们已经开始在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处女地上奋臂挥锄，孜孜不倦、勤奋耕耘，埋头苦干，并结出可喜的成果。
四、规范与实证研究并重，提高我国会计研究的整体水平
最后需强调的是，在我国应正确地认识与处理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的关系。将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支持一方，否定另一方，是错误的，对会计研究有百害而无一益。实证会计研究从根本上不是否定规范会计研究。规范会计理论仍是实证会计研究建立假设的前提条件之一，实证会计研究是对规范会计研究的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规范会计研究的不足。如果否定规范会计研究，就否定了我国会计准则制订的必要性，离开会计准则，也就不存在会计选择，实证会计研究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相反，否定实证会计研究，就不能充分掌握会计实践的客观要求与决定因素，使会计理论脱离会计实务，也从根本上违背会计研究的宗旨。至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各自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本无可争议，更不能将此作为排斥对方的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与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会计研究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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