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研究”笔谈——2.辛亥革命研究略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百年。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虽然离我们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而被忽略。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乃至在亚洲及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在百年纪念到来之际，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更加走向深入，怎样更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为此，也需要学者们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从而实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超越”。这一组笔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扩展与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与学术见解，多有启迪意义，对于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149-03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变革，时隔百年，中国和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应站在21世纪新的历史高度，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上透视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共和革命”：对辛亥革命的一种本义性解读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海峡两岸学者向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全民革命”等不同的评定。笔者素持前说，但也曾提出过另一种思路，即清季革命主要是一场“以革命求共和”的革命，可从其本义称之“共和革命”。当时革命派曾自称这场革命为“共和革命”，后来孙中山亦多次作“共和革命”表称。“革命”一语出自“汤武革命之本义”，“受赐”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传统；又“取法乎上”，奉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为师。庚子后，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人”奋起，并从爱国走向革命。他们富于现代理性，以时代中心自视，作新兴“中等社会”代表，与新军和会党等“下层社会”结合，成为共和革命的主要动力。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实现“共和立宪”的主要障碍，革命派遂将“排满”作为“政略”加以充分运用，卒克服自身基础薄弱而取得“创建民国”的历史性成功。以往把辛亥革命的失败过多与“反满”联系是不必要的。
为从本义解读辛亥革命，笔者还提议“从本义为共和革命思潮立名”。“中国与世界”是现代中国历程中的主题话语。清季共和革命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新语境的出现和庚子事变后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如，凸显了时代观念和世界潮流意识。用帝国主义时代和民族主义时代这两重内涵的时代观，作为解读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理论思维，从而焕发了国人用民族民主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新理念。共和革命思潮宣传了“言天演”又“言人演”的革命进化论思想，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课题和“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显然，走出侧重“定性”分析的局限，可开阔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视野。
“建设新中国”：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历程
“新中国”话语跟随20世纪出现于中国书刊。庚子年，丘逢甲“欲合群力新中国”，唐才常和汉口自立会宣称要“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两者语义有别，而“维新中国”政治内涵则同。1901年，“建设新中国”一语接踵在中国革命书刊上出现，即与“推翻旧政府”话语相连。此后，革命派不断作“建设新中国”的鼓吹，还倡言“立党救国”，认定“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清季革命派建设新中国思想，集中反映在同盟会的十六字政纲和孙中山所作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等表述中。其旨在使将来的共和民国，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清季革命派所发出的“建设新中国”呼声，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国人经过“甲午纪念”、特别是“庚子纪念”的惊醒，才懂得用现代国家理性确立起来的建立民族国家目标。这个历史课题一经提上中国历史进程，“得法理论、政治论为之羽翼”，“其势力……所以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自近代以来，清朝统治所维系的是一种衰败的传统政治结构，一直不能“自改革”。庚子年，它“因顽固守旧酿大祸”，而于惊魂之际被迫宣布“维新”。梁启超斥之为“伪维新”。显然这是“政论”，不必全看作为“史论”。但清廷的“维新”及其以后的“预备立宪”，毕竟是一场临渊结网式的“迟到的改革”，终无法改变其“赠来者以劲改革”的宿运。辛亥革命为“国体之变更，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张謇语）。它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延衍两千多年的帝制，摒弃了以朝代代国家的陋习，第一次出现以中华为国号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此重兴”（丘逢甲语）的历程。
历史表明，传统的旧中国演变为现代的新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又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运动。新中国运动作为一种特定的述语，出现于1912年。笔者谨采择这个历史命题和学术术语，表意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复兴历程。并认为，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民国是20世纪新中国运动的巨大胜利，而20世纪中期人民中国的建立和20世纪后期以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人类历史社会的演变存在渐进和激进两种形式。一般说来，社会变迁通常是在渐进状态下运行，但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某种历史关头，又往往会以“激进的”方式开拓前进之路。20世纪中国经过初期和中期的两次革命性改造，才创立了由此得以自立、自强在“渐进方式”下发展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前些年，有些论者因藉当前现代化需要稳定，从而在“反激进主义”的名下责难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中国革命；说辛亥革命“激进”，肇致民初乱象。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历史短见。他们忘记，清末共和革命是“效十九世纪法人之所为”，当年法国大革命后，“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后……共和之局乃定”（孙中山语）。我有诗云：“唤起风雨惊残梦，扫落皇冠旷代功。”辛亥革命“在亚洲首创共和”的历史功迹自应彪炳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史册。
孙中山“行易知难”说：洋溢着“实践之科学”思维的知行话语
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是一位为建设新中国伟大理想奋斗终生的革命实行家和思想家。他自言在辛亥革命前后一直“研究建设新中国的道理”，他为“创建民国”和“改造民国”而斗争都是本着一个目标——“建设新中国”。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实行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胡适语）。“他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实际，常常引起‘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传统观念来答复他”（蒋梦麟语）。孙中山为了回应这种责难，总结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心成之”与“心败之”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别开生面的“行易知难”说，作为全面实施《建国方略》的思想基础，用以建设国民心理，纠正党人中畏难怯行的“思想错误”。“行易知难”和“知易行难”不是一般教勉性述语，而是两种不同认识论的哲学命题。出于古语的“知易行难”说，虽有政治道德说教寓意，但恰代表一种坚持知在行先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是中国第一种自觉冲破传统道德践履范畴，具有广泛社会实践视野的知行话语。它反对“知易行难”说所坚持的唯心主义观点，又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与“真理背驰”。所谓“行易”，意在重“实行”，认为“人类之进化”是“靠实行出来”的；所谓“知难”，要人重理性之“知”，用“革命知识”、“兴国学说”和“自然科学”等“真知识”，推助社会进化和国家富强。
孙中山的知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引人注目、最具创意和最为光辉的部分之一。他发明此说的专论列为孙文学说，冠名《行易知难》。此后论者以此名相称（如戴季陶）。稍后有《总理全集》（胡汉民编）出版，该全集第二集将孙中山1922年在桂林宣讲知行说大义的一次演说，加按《知难行易》篇名。大体上1928-1929年间，学界对此说出现“行易知难”（如胡适、陈德荣）和“知难行易”（如张振之、虚心）两种称名。而1930年该全集再版后以迄于今海峡两岸，论者几乎都是弃原典不顾，称此说为“知难行易”。笔者认为，《行易知难》书名原为孙中山所手定，它最体现该说“行”字当头、行先知后、以行求知、因知以行的精义。于今研究孙中山知行说，当回归原典，恢复本名，以引助对其说的重新认知。孙中山重新诠释知行关系，实为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一部分。五四前后，他多次主张“学问革命”、学说兴国。认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强调“考察万事万物”和“解决社会问题”，“不但要注重研究学理，还要注重事实”，不能“专靠书”、“单凭学理”。强调学问“对与不对”，要看是不是“合我们用”，要靠“去行”来证明。他认为人在“知”的能力和程度上有差别，提出了近于“社会分工”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等说语，措词有欠妥切，但大旨在强调革命的“先觉”应“去觉后觉”，“大家负宣传责任”，当好“发起人”，共负起“民国建设之责”，可谓用心良苦。应当看到，孙中山是革命家和思想家一身二任，虽有“手不释卷”称誉，却缺少能缜密思辨的环境，不少是“即兴讲”（如1922年在桂林的那次演说），有时某些说语欠准确。但无可否认，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像他说出这么多充满“实践之科学”精神并洋溢着辩证思想亮点的知行话语的人没有几位，而他更是提出“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这种务实进取思维模式的第一人。其所具有的“学问革命”和解放思想的意义不可低估。
总之，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具有“百年发展思想”，提出全面建设现代中国方略的革命家，也是中国第一位自觉出于历史实践需要用现代科学思想重新诠释传统知行话语的思想家。时至今天，重新解读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既应避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过的强调“道统”、引人向后看的思想比附（如比附王学）；也要走出六七十年代的那种“唯理”、“唯书”、“唯经典作家言论”、习于“上纲”“上线”的“哲理性”评议。而应该据历史、“凭事实”，重新焕发它所具有的“学问革命”的历史本义与尚理想、重实行的人文主义精神。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的中华人宜向孙中山所坚持的“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的务实进取思想请益，更新观念，黾勉力行，相互尊重两岸多元文化趋势，共创中华民族复兴和谐未来。
收稿日期：201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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