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看“金属”中的人类历史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巴论文,大帝论文,查理论文,人类论文,金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巴诺特克(Notker the Stammer，约840-912年)在《查理大帝传》(Gesta Caroli Magni)中有一段用“铁”来彰显查理大帝(Charlemagne或者Charles the Great，768-814年在位)的力量的著名段子。在讲述查理远征意大利的时候，他借某位名叫奥特克尔的叛逃贵族的话，来概括查理出现时的场景：“当你看到在田野里密布一片铁的庄稼，波河和提契诺河像波涛般地冲击城墙，水面由于铁的闪光而泛出黑色，那就是查理已经近在咫尺了。”当查理真正来临的时候，作者更加繁复地使用“铁”字。“此时这位铁的查理可以看清楚了，他头上戴着铁盔，手上罩着铁手套，他那铁的胸膛和宽阔的肩膀掩蔽在一副铁的胸甲里，左手高举着一支铁矛，右手永远停放在他的无敌的铁剑上面。通常大多数人为了骑马方便，大腿上都不用东西掩盖，可是轮到查理，大腿上也披上了铁甲，我无须特意提到他的胫甲，因为全军的胫甲都是铁的。他的盾牌整个都是铁的，他的战马是铁颜色并有一副铁石心肠。所有走在他前面，走在他身旁，走在他后面的人，整个军队的装备都是尽可能密切地效法他。田野和空地上都充满了铁，太阳的光芒被铁的闪光反射回去。一支比铁还要坚硬的人马普遍地崇拜坚硬的铁。地牢的阴森还不如这铁的闪光更显得可怖。‘呀，铁!倒霉的铁!’这便是从居民中间进发出来的混乱的喊叫。在铁的面前，坚实的城墙摇撼了，在铁的面前，老老少少的决心瓦解了。”②“铁的查理”不仅彰显其戎装形象，更刻画其拥有的武功之高。 不仅如此，诺特克似乎认为查理曼以来的加洛林帝王都有些偏爱“铁”。在上面引文的末尾，诺特克强调查理曼的孙子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841-877年在位)如何继承了查理的特质，“现在我还要讲一讲这位不可战胜的路易，从少年直到七十岁的时候，是怎样地喜爱着铁，以及他当着北欧人的使节之面做了一次什么样的喜爱铁的表演”。“铁”不仅属于查理曼，也属于他的子孙们。甚至可以说，“铁”是查理曼所创建的这个帝国的属性。查理曼是否确实喜欢铁，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的是，《查理大帝传》的作者偏爱铁。本文拟以此作为切入点，从史学史的角度，略作说明。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对中译本稍作说明。 一、结巴诺特克与《查理大帝传》 中文读者都是通过戚国淦先生的译本来接触到这部传记的，即所谓圣高尔修道院修士的《查理大帝传》。戚国淦先生使用A.J.格兰特的英译本作为底本。格兰特的英译本采纳的拉丁文底本是由雅菲(Philipp Jaffé)编订的“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本。尽管雅菲的本子晚出(1867年)，而且他刻意与佩茨(G.H.Pertz)于1826年为“德意志文献集成”系列编订的这部作品不同，但是，也认可了佩茨关于该书作者的观点，对作者的身份并没有进一步确认。佩茨认为，除了作者的名字之外，我们可以从行文中得到不少关于作者的信息，而且大致确定其为883-887年之间在圣高尔修道院所作。③另外，手抄本不具名，文献传承上也缺乏相关说明，更没有中古图书目录提及作者的名字，因此，他将作者定名为“圣高尔修道院修士”(Monacius Sangallensis)。虽然在17世纪初卡尼修(Hermann Canisius)和郭尔达斯特(Melchior Goldast)在编订这部作品时，都认为结巴诺特克为该书作者。 1886年，卡尔·措义梅(Karl Zeumer)在其论文《圣高尔修道院修士》，1890年，格拉夫·齐培林(Eberhard Graf Zeppelin)在论文《谁是“圣高尔修道院修士”》，通过不同的方式论证这位圣高尔修道院修士就是结巴诺特克。关键性的线索来自于作者在前面所引用的那一大段“铁的查理”引文之后自称：“若非我牙豁舌结，我应更为缓慢持久地描述这一切。”④这一自称与诺特克的其他作品中的自述非常一致，例如《圣高尔传》、《致年轻兄弟瓦尔德和萨洛莫函》。对这一证据的重视，使得两位研究者发现了诺特克作品中许多与此相关的线索，遂成定谳。⑤正是对于这一关键性证据的文学化理解，使得英译者格兰特继续使用圣高尔修道院修士作为作者名。“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既然作者是在书写，而非口授，任何声音、牙齿方面的缺陷都不可能妨碍他的叙述。因此很明显，这些话语只不过是自谦的套语和隐喻罢了。”⑥ 在格兰特译本之后，英语世界又有三个新的译本，前两种都是企鹅经典丛书的译本。分别是刘易斯·索普(Lewis Thorpe)于1969年出版的译本，著名文献学家大卫·冈茨(David Ganz)于2008年翻译的本子，最新的译本则是专研加洛林史的托马斯·诺贝尔(Thomas Noble)于2009年完成的译本。他们都认为作者是结巴诺特克。 这部作品最早的手抄本，来自于12世纪，时隔写作日期已经约300年。手抄本从这个时候传播开来，应该与12世纪查理曼被封圣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⑦所有近30份手抄本中，只有两份为单独抄录，其余都与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汇编一起。既说明了这两份传记互补与竞争的关系，也解释了学术界的评论多半基于它们之间的比较而生发。 由于内容上的差异，也因为作者生平的不同，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往往被认为是一部基于亲身见闻的信史。而诺特克写作的时候，查理曼已经去世有70余年，他又是长期足不出户的修道士，而且对于有关战争的历史根本就不感兴趣。他自己说：“下一卷是关于最勇猛的查理的战争的记录，是根据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的口述写成……当我还十分年幼，而他已极为老迈的时候，我就住在他的家里，他常常对我讲这些战争的故事。我非常不愿意听，常常要跑掉，但是最后他全凭强力，使我听下去。”(第1卷第34节，第69页)因此，他的“被强迫听到的”、“不感兴趣的”故事有多大的真实性，就不能不让读者狐疑了。诚如戚国淦先生所言，他的《查理大帝传》“似乎对于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道听途说更有兴趣。他以更多的篇幅载录了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致使他这本著作完全成了一本稗官野史”。 如果从写作动机和预期的读者来看，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更像是“官修”。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的前言中交代，他从事写作完全是出于“感恩”，即个人缘故。“我在他的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不写，他感到自己是“忘恩负义”。所以提笔。而诺特克则正好相反，他是奉皇帝之命。这位皇帝是日耳曼路易之子，罗马帝国皇帝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881-888年在位)。在行文中诺特克多次暗示，其读者就是这位查理皇帝：“最尊贵的皇帝，我本来打算仅仅围绕您的曾祖查理来编写我的小小的故事，他的全部业迹您是很清楚的。但是既然机缘凑巧，有必要提到您最光荣的被称作‘光辉者’的父亲路易、您最诚笃的被称作‘虔诚者’的祖父路易和您最尚武的高祖少丕平的时候……”(第2卷16节)因此，这部作品应该被称之为“官方史书”，包含着极为强烈的“现代性”或者说意识形态色彩。换言之，它更为直接地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因此，通过这部作品，与其说我们能够认识更多的查理曼，不如说几乎可以触摸得到当时的时势和官方的政治宣传的需要，⑧包括它对“铁”的宣扬。 二、铁与罗马帝国 诺特克似乎有意将“铁”与胖子查理的列祖列宗全部联系起来。诺特克在传记中，对胖子查理一系的加洛林王朝的历代君王几乎都有提及，上溯到了王朝的开国者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或者Pippin Ⅲ，751-768年在位)。在将查理曼以来的君王都与“铁”联系起来的时候，诺特克却似乎对其中两位君王与铁的关系，语焉不详。第一位是查理曼的父亲，开国之君矮子丕平。虽然他也极力颂扬丕平的武力，称之为“非常尚武”(bellicosissimus)，但是，只是间接地将他与“铁”建立起直接联系，强调他凭借手中三尺剑如何杀怪兽、灭鬼怪。⑨ 另一个例外，似乎是查理曼之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4-841年在位)。他似乎也与铁没有直接的关系。作者隐晦地提出了一个解释：“正像雄武善战的大卫王死后的情况那样：为他坚强的手所制服的邻近各族，在一个长时期里，向他秉性和平的儿子所罗门献纳贡赋，这支可怕的北欧人也复如此。他们仍然忠顺地向路易献纳他们曾因畏怖而向他父亲最庄严的查理皇帝献纳过的那种贡赋。”(第2卷19节，第101页)此后，诺特克一直在讲述最温和的路易如何“倾其全力于宗教活动”，直到书写的突然中断为止。但路易这么做，也是因为“摆脱了外敌的侵扰之后”。温和之路易倾其全力于宗教，似乎代表了与铁相对应的另一种帝王德行。 因此，自丕平开始，胖子查理的列祖列宗基本上对铁有着莫名的偏爱，其中以查理大帝和日耳曼路易最为典型。对“铁”的偏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关注基督教历史哲学，尤其是关于四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历史哲学。 四大帝国理论，源自于《圣经》，主要是先知书中的《但以理书》。⑩对基督徒而言，《但以理书》主要预言了“耶稣”的来到和“末时”的降临。与此相应，也对人类统治实体的更迭过程进行了预言。其中包括尼布甲尼撒王梦中所见“大像”(第2章)、但以理梦中所见“四大兽”(第7章)、但以理所见“羊”的异象(第8章)，以及但以理所见“大征战”异象(第10-12章)。关于“羊”的异象，《但以理书》提出了其隐喻对象：分别为波斯和希腊。“大征战”异象的描述极其具体、琐细，难以被广泛援引。头两个异象则异曲同工，而且隐约其辞，最为后来经学家们所乐道，实乃基督教历史进程理论之基本观点，故摘录于此。 “大像”梦：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四大兽”梦：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恒古常在者。” 对这一篇经文，现存最早的注疏据说是3世纪初罗马主教希波利特(Hippolyt of Rome)所作。(11)在注疏中，他将上述像的四个部分与四大兽一一对应，金头与狮子，指代巴比伦王国，银胸膛、膀臂与熊指代米底和波斯王国，铜肚腹、腰和豹指代马其顿王国，铁腿和大铁牙兽指代罗马帝国，半铁半泥的脚和十支角，是即将到来的时代。最后的小角则是“敌基督者”。石头了代表耶稣的再次降临。希波利特认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即将灭亡，延续的时间不会超过300年。 希波利特的阐释，奠定了西部拉丁基督教会对《但以理书》所言人类统治实体之历史的基本看法。罗马帝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将是敌基督者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人类历史终结。因此，这种阐释具有比较强烈的末世感。为此，希波利特反复计算人类历史的年数，惦记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但是，对希波利特最大的挑战恰恰来自于时间的流逝。他可能没有料想到一百年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自306-324年长达20年的内战中，君士坦丁在一统天下的同时，也扶持基督教的发展。313年皈依，337年临终前受洗。这种新的形势，使得部分基督教徒对罗马帝国的态度并不那么悲观。尤西比乌甚至将君士坦丁比拟于耶稣基督，暗示其帝国传之久远。(12)但是，历史再次发生变化，使得这一挑战成为一段插曲。罗马帝国在4世纪晚期5世纪初经受的危机，使得这种乐观的态度不合时宜。经学家们在希波利特的阐释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进行更为系统的总结，其代表人物便是巴勒斯坦的修士圣杰罗姆(St Jerome，约347-420年)。 圣杰罗姆在注疏《但以理书》的时候，其基本态度与希波利特相似，但是，他的解释更为细腻，而且引入了“质地”这一标准。他说，金头是巴比伦王国，但是优于银质地的米底和波斯王国，因为金是最珍贵的。银次于金但优于铜。之所以用铜来隐喻亚历山大的希腊王国，是因为铜声最为清脆动听，回音悠远，不仅象征着希腊王国的威名远扬，而且也与优美的希腊语相符。而黑铁则能击碎一切，故理所当然地象征着罗马帝国。但是，半铁半泥的脚，则是对当下时局的隐喻，即罗马人需要蛮族的协助。(13) 在杰罗姆注疏的同时期，还有其他注疏家，他们采取了与杰罗姆大不相同的方式。例如叙利亚的以弗伦姆(Epherem of Syria，约306-373年)。他将四个帝国分别对应于巴比伦、米底、波斯和马其顿王国。(14)这一注疏与杰罗姆试图加以批判的异教徒波尔菲鲁斯的观点较为接近，都是偏向于从字面上来解经，从而比较切合于历史史实。因为《但以理书》最晚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较多地反映了到那时为止的小亚局势。所以，以弗伦姆的注疏能够更好地解释经书中的那些细节。 在高卢，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约363—约425年)写作了一部《编年史》。在谈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苏尔皮奇乌斯也对但以理先知的大像解梦进行了阐述。与杰罗姆的解释大同小异。他说：“半铁半泥的脚不能和谐共存，它预示着：不是由一个皇帝，而是由在武装程度不同、意见分歧的多位皇帝治理。因此由不能互相融合的物质——铁和泥的混合预示着互不信任的不同种族共存，罗马帝国将被外族和叛乱势力占据，或通过和平方式被交给他们，而我们的军队、城市和行省充斥着各种蛮族人。如同犹太人一样，他们与我们一起生活，但我们又似乎并不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15) 但是，杰罗姆的注疏流传之后，在拉丁西部地区深受好评，奥古斯丁视之为权威性作品。“某些人已经把这四国解释为亚述、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如果希望知道这个解释是否恰当，那么就让他去阅读长老杰罗姆以他的博学历经辛劳写下的论但以理的(那卷)书。”(16)即使在叙利亚，也有经学家进一步在杰罗姆的基础上略加改进。例如提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Syria)选择了“力量”这一单一标准，来衡量四大王国的实力；并且结合人体的部位关系，重新解释了大像的不同身体部位的隐喻。他同意杰罗姆所指称的四大王国，并承认罗马帝国业已步入半铁半泥期。(17) 5世纪晚期6世纪初，意大利大学者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约485—约585年)对杰罗姆的注疏更是推崇，他说，“对于先知书，圣杰罗姆第一个为初学者和年轻人提供了切实而简要的评论……对于更为成熟且学会了沉思的学者，依靠我主基督的恩典，圣杰罗姆提供了其他更为全面而清晰的注疏。通过翻译、解释隐晦的隐喻，使得隐晦不明的先知话语变得清晰。这位圣洁的博学之士向人类揭示了天国之主的伟大奥秘……尽管但以理不被犹太人视为先知，但仍被视为圣学作者(Hagiographa)，圣杰罗姆有注疏三卷。”(18) 7世纪的大学问家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年)在《辞源》中多处提及但以理，他说，“《但以理书》以清晰的话语揭示了人类王国，用非常明白的预言指出了基督的降临。”(19)但是，他对杰罗姆的注疏语焉不详。7世纪晚期8世纪的英格兰大学者比德(Venerable Bede，约672-735年)，则在其作品《论计时》(De Temporum Ratione)中大量引用了杰罗姆的这一篇注疏。可以说，圣杰罗姆的《但以理注疏》在8世纪之前一直被奉为经典。尤其拉丁西部世界，经学家们基本上遵循了他的注疏。只是随着加洛林王朝的兴起，这种阐释传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黄金、铁和法兰克帝国 8世纪晚期，东罗马帝国围绕圣像崇拜进行着激烈的斗争。787年9月24日在尼西亚召开了第7次普世宗教会议，通过决议，并送达罗马主教。罗马主教则请求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召集宗教会议，进行审议、批驳。在最终形成的会议文件中，因为事涉圣像，也提及了但以理关于大像的预言。“先知但以理提到过如此野蛮有力的四分之像，是要预言世界四个强大的王国，在隐喻亚述或者迦勒底王国的金头之后，是指代米底和波斯王国的银胸脯，而铜膀臂说的是马其顿王国，所说的铁腿，铁能驯服一切，故能征服一切王国。”(20)但关于像的解释仅此而已，后面接下来解释四大兽，也是对第四兽语焉不详。 这段论述读来让人困惑，因为它忽略了第四个王国。这种解读似乎是有意为之，反映了当时加洛林王朝非常尴尬的国际地位。如果说这个能征服一切王国的“铁腿”是罗马帝国，则无异于承认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将会征服法兰克王国。对于日益强大的加洛林王朝，这似乎是无法容忍的，故有此文本中非常尴尬的处理。 800年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成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称帝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举动，一方面，以艾因哈德为首一批廷臣，反对称帝，以至于820年艾因哈德写作《查理大帝传》的时候，对此还耿耿于怀，强调查理曼根本就不想称帝。另一方面，东罗马帝国迟迟不愿承认新的帝国。查理曼经过多次外交努力之后，才最终于812年如愿以偿，拜占庭皇帝的使节带来书函，“用希腊文称呼他为皇帝和王。”(21) 查理曼称帝这一历史事件，虽然暂时消解了《但以理书》注疏中如何处理铁脚的尴尬问题，但是，由法兰克人查理曼所复兴的罗马帝国，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定位，却是新形势之下加洛林知识分子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查理曼所复兴的帝国，是罗马帝国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她是半铁半泥的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约842年左右，富尔达修道院院长、著名的经学家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约780-856年)应日耳曼路易的请求，重新注疏《但以理书》。拉巴努斯自称：“我听见不少人抱怨，他们希望《但以理书》得到完整的阐释，一如其他先知书。”看来，当时有不少人开始对圣杰罗姆的注疏不满意，嫌其内容不够丰富。在注疏中，拉巴努斯所做的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依据先贤的说法或者意见，在不那么明晰之处，或者在发现有缺漏之处，插入一些内容。”因此，所作的主要修订工作是做补充，增加新的内容。他的书分为四卷，关于大像的注疏在第二卷中。 可惜的是，这部注疏尚未被学者整理出版，我也没有能够找到电子版的手抄本。不能具体介绍拉巴努斯关于帝国的历史理论有何新的说法。但通过作者的献辞，可知，他的写作主旨是针对帝王治道，“向您证明，被立为王者，既不能被世间的对手所击破，也不能因为此世的繁荣而坠入高傲之中，而是步入王道，获得永恒王国和永生的奖赏。我指出正确的行为方式和启示的奥秘，是为了让您思考并加以仿效，因为万万不可忽略神圣的职责。如此这般完成世间的事功之后，您将成为符合先知所言的‘所期盼的人’”(22)。对王道的阐发、对王者的规训，也是杰罗姆以来《但以理书》注疏中的一项重要传统内容。 结巴诺特克对拉巴努斯的这部注疏，似乎也不是很重视，他所重视的，还是圣杰罗姆的注疏。在论学书信中，他说：“对所有先知书，勤奋而亲切的杰罗姆可以满足好学的读者，如果成为他的学生，你应该忍受他那枯燥的书卷给你带来的不安，就像热情的读物适合于热情的学生一样。”(23)看来，他对圣杰罗姆的态度似乎也不是那么热情。对他来说，杰罗姆似乎有点枯燥。但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在杰罗姆的注疏的基础之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 关于罗马帝国是“铁”质地的，诺特克与杰罗姆是一致的。但是，在《查理大帝传》开篇，他竟然又说，查理曼是“金头”。“在罗马人那里，当掌管各国命运、掌握时序、主宰万物的万能者，打碎了那座巨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之后，在法兰克人这里，凭借卓越的查理，他树立起另一座毫不逊色的巨像的精金头颅。”(24)诺特克将罗马人与法兰克人对立起来，后者取代前者。铁质地的罗马帝国发生了转移，从罗马转移到亚琛，从罗马帝国转移为法兰克帝国。查理曼所建立的帝国，是“法兰克帝国”，是在原来的罗马帝国被消灭了的基础之上，由上帝借助于查理曼之手重新建立的。她具有铁的特质，但是，却是“精金”头颅。新兴的法兰克帝国，既有实力又尊贵；她既是世界王国的开始，又是人类王国统治的终结；从而具备了某种人间统治的永久性。 这一认识与其所撰传记神化查理曼的内容较为符合。在传记中查理曼似乎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无所不能的。换言之，他在通过神化查理曼来神化帝国，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论证。但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这种自信和鼓吹，似乎与现实相比，形成一种强烈的紧张关系。在诺特克写作这部传记的时候，加洛林家族已经不仅人丁凋零，而且势力微弱。“这把剑现在搁置得闲散而生锈了，倒不是由于缺乏志气，而是由于缺乏财源，因为您的最忠实的臣仆阿尔努尔夫(胖子查理之侄子)的土地太狭小了。”而这位阿努尔夫“与伯纳德那颗幼芽一起构成从路易的一度瓜瓞绵绵的根柢流传下来的仅有的枝条。”(第2卷14节，第92-93页) 在加洛林王室衰微的时候，其他觊觎王权和帝位者不在少数。“有权势的人完全无视查理最高贵的子孙，每一个人都想把王国的权力夺到自己手里，为他们自己戴上王冠。”(第2卷12节，第86页)对此，作为修士，结巴诺特克除了呼吁胖子查理多支持两位仅存的继承人之外，还主要秉持圣高尔的老师圣科伦巴努斯(Columbanus，约543-615年)的传统，通过确认合法婚姻，来确定王位继承权，从而干预王位继承。鼓励加洛林皇帝胖子查理多生育，以便多子多孙，支脉繁庶。“在您大力扶持之下，会欣欣向荣地成长起来。”在另外一篇历史续写中，诺特克也在发出类似的呼喊：“哦，让他(阿尔努尔夫)活着吧，以便老路易的合法支裔不会灭绝。”与此同时，他对觊觎帝位者加以谴责。“请万能的上帝让里卡尔特(Richkarta，胖子查理之妻)皇后获得子嗣吧，这样一来，让那些暴君们和强横的强盗们，尽管目前还想抬头，却被神助所压服，同时，我们用自知之明默默地教导他们，直到他们回归自己的领地，放弃愚妄，寻求眷顾，或者让这些祸国者受到惩罚，直到湮灭，四散而尽，无论有名或者无名，让他们的名字永遭谴责!”(25)严名分之辨是诺特克扶持加洛林王室的主要手段。 历史证明，诺特克对形势的判断是对的。但他开出的方子并未奏效，因为随后胖子查理休妻，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887年，诺特克的这部传记尚未告竣，而胖子查理的身体已非常虚弱，11月在特雷布尔(Tribur)大会期间，被侄子阿尔努尔夫废黜，幽禁起来，来年1月病逝。这位被诺特克视为最肖似查理曼重新掌控了原查理曼所控制的所有地区的帝王黯然去位，从历史舞台消失。对于他的去世，10世纪初期的编年史家里基诺(Regino)评论说：“他死后，缺乏嫡系继承人，帝国分裂，各地竟然拥立新王。这就带来了大战乱，不是因为法兰克人缺乏适合统治王国的拥有门第、勇气和智慧的领袖们，而是因为在世系、权力和权威方面的平等状况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纷争，无人能够超卖侪辈、号令天下。法兰克尼亚产生了许多能够统治的领袖，但是很遗憾，却没有为他们提供独尊的机会。”(26)加洛林王室的正宗支系随着胖子查理之死而终结。 与胖子查理的命运颇有些类似，结巴诺特克的新帝国历史理论，也似乎昙花一现，不仅创作没有完成，而且随后的300年默默无闻。当12世纪它再次被人们发现、利用的时候，圣杰罗姆的传统似乎还是那么强劲有力。当时最为著名的史家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约1114-1158年)在他的《编年史》中，并未完全采纳结巴诺特克的新史观，而是有吸收、有摒弃。他还是认为只有四大帝国，罗马帝国是最后的人间王国，而当时就是一个“半铁半泥”的时代。(27)与杰罗姆保持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弗莱辛的奥托也承认，罗马帝国发生了权力转移，从罗马到君士坦丁堡再到日耳曼人手中。他也提到，时人对帝国是法兰克人的帝国还是日耳曼人的帝国，发生着争执。他本人对10世纪奥托称帝之前的意大利诸位皇帝，也不予认可，未曾将他们计入到罗马皇帝谱系之中。不论其具体观点如何，他对罗马帝国的认识基本上还是比较灰色的，写作的旨趣仍是向往天国，准备迎接末日审判的到来。 四、简短的结论：金属与人类历史 用金属来解释人类历史，源远流长。从现存文献来看，早在古代希腊，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率先使用金属如黄金、黑铁等，来形象地表达人类历史的不断衰退。约公元前后，罗马文学家奥维德的《变形记》则是拉丁文版的时代衰落论。他们都大抵相信最初曾有一个淳朴无瑕的时代，一切共有，故人皆德行高尚，无忧无虑，长寿永年。随着私有，人相争，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基督教兴起之后，将这个淳朴无瑕的时代置于人类历史之外，而将人类历史视为列国蜂起争霸而霸权不断转移的过程，其霸权到最后一个王国：罗马帝国，因其属于“铁质地”，无坚不摧，能征服一切王国，权势臻于巅峰。但这种巅峰的帝国，不过是为敌基督者鸣锣开道。敌基督者的短暂统治的终结，意味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人类历史宣告结束。4世纪以降，罗马帝国日益衰落，圣杰罗姆的《但以理书注疏》作为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释经作品，提供了经典的基督教历史哲学理论。 751年，矮子丕平实现禅让，加洛林王朝兴起，并不断扩张版图。768年，查理曼继位，继续扩张，将继承的版图扩张了近一倍。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称帝，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复兴了罗马帝国。历史的巨变，呼唤新的历史理论。881年，胖子查理登基，由于家族人丁不兴，所以能够很快继承了几乎全部法兰克王国的土地，以至于几乎可以比肩于查理曼。但这种以家族缺乏继承人为前提的中兴，也极其脆弱。 正是在这种局势之下，结巴诺特克借助于《圣经·但以理书》，通过传记《查理大帝传》，更新了圣杰罗姆的理论，将查理曼建立、胖子查理继承的帝国界定为法兰克人的帝国，同时具备“精金”和“黑铁”两种质地，代表了人类王国的开始和终结，从而具有了某种永久特性。他的阐释属于巩固胖子查理和加洛林王室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随着胖子查理的旋起旋灭，诺特克的新历史理论似乎也退隐无闻。但是，随着帝国最终落户于日耳曼人地区，他的罗马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成为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广受欢迎的模式，尽管其神化加洛林帝国的努力并未被史家所全盘接受。 注释： ①本文写作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资助号：12BSS030。 ②圣高尔修道院修士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第2卷第17节，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1-102页。以下引文皆用戚先生的精美译文，不再单独出注，仅在引文后注明段落。有涉及文义的新理解处，则按照拉丁文重新译过。 ③G.H.Pertz ed.,Monchi Sangallensis de gestisKaroli M.libri II,i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e(MGH),Scriptorum Tomus II,Hannover,1829,p.729. ④“His igitur,quae ego balbus et edentulous non ut debui circuitu tardiore diutius explicate temptavi,” Hans F.Haefele ed.,Taten Kaiser Karls des Grossen,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nova series,tomus xii,Berlin,1959,lib.II,17.p.84. ⑤Haefele,1959,“Einleitung,” pp.vii-xii. ⑥A.J.Grant trans.,Early Livers of Charlemagne,New York:Cosimo Classics,2005,“introduction”,p.xv.亦可参见中译本的介绍，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之“中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页注1. ⑦Haefele,1959,“Einleitung,”pp.xvi-xxiii. ⑧Simon MacLean,Kingship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Ninth Century:Charles the Fat and the End of the Carolingian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99-221.麦克良认为诺特克的这部作品是“君王镜鉴”类作品，提供帝国治道方面的见解。 ⑨刘寅提醒中古拉丁语中铁(ferrum)亦有剑之义项。这里作者用的还是“gladius”(剑)。感谢刘寅的建议。 ⑩《但以理书》与四个帝国模式，参见刘林海：《〈但以理书〉及其史学价值》，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9-13页。肖超：《梦中的帝国——浅论〈旧约·但以理书〉第2章之于早期基督教史学》，载《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6期，第100-104页。 (11)Katharina Bracht,“Logos parainetikos:Der Danielkommentar des Hippolyt,”in Idem und David S.Du Toit eds.,Die Geschichte der Daniel-Auslegung in Judentum,Christentum und Islam,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7,pp.79-98. (12)Gerbern Oegema,“The Reception of the book of Daniel(and Daniel Literature)in the Early Church,”www.sblsite.org/assets/pdfs/Oegema_Daniel.pdf。下载于2014年11月。 (13)Gleason L.Archer trans.,Jerome's Commentary on Daniel,Michigan:Baker Book House,1958,pp.31-32. (14)Phil J.Botha,“The Relevance of the Book of Daniel for the Fouth-Century Christianity According to the Commentary Ascribed to Ephrem the Syrian,”in Katharina Bracht und David S.Du Toit,2007,pp.99-122. (15)Sulpicius Severus,Chronica,in Carolus Halm ed.,Sulpicii Severi Libri qui supersunt,Vindobaonae,1866,II.3,p.58-59. (16)[古罗马]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第20卷第23章，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06页。 (17)Robert C.Hill trans.,Theodoret of Cyrus:Commentary on Daniel,Leiden:Brill,2006,cap.2,pp.47-52. (18)James W.Halporn trans.,Cassiodorus:Institutions of Divine and Secular Learning and On the Soul,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7-119. (19)W.M.Lindsay ed.,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Libri XX,lib.VI.ii.25.Oxford:at Clarendon Press,1957. (20)Ann Freeman ed.,Opus Caroliregis contra synodum(Libri Carolini),cc.II.19.MGH,Concilia,tomus II,supplementum I,Hannover,1998,pp.269-70. (21)G.H.Pertz & Friederik Kurze eds.,Annales Regni Francorum,DCCCXII,MGH,Hannover,1895,p.136. (22)E.Dümmer ed.,Hrabani(Mauri)abbatis Fuldensis et archiepiscopi Moguntiacensis epistolae,in MGH,Epistolae Karolini Aevi,tomus III,Berlin,1899,pp.467-469. (23)Notatio Notkeri de Illustribus viris,cap.1,in Migne ed.,Patrologia Latina,vol.cxxxi,col.995. (24)“Omnipotens rerum dispositor ordinatorque regnorum et temporum,cum illius admirandae statuae pedes ferreosvel testaceos comminuisset in Romanis,alterius non minus admirabilis statuae caput aureum per illustrem Karolumerexit in Francis.” Hans F.Hafele ed.,1959,p.1. (25)Erchanberti Breviarium A.840-881,in G.H.Pertz,MGH,Scriptorum tomus Ⅱ,Hannover,1829,P.330.佩茨认为是Reichnau修道院的修士所作，但现在认为是结巴诺特克的作品。这篇续写非常简单，颇类似于谱系，在现代编辑本中仅有两页纸。 (26)Simon Maclean trans.,History and Politics in Late Carolingian and Ottonian Europ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9,p.199. (27)Adolfus Hofmeister 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lib.II,13,MGH,Hannover,1912,pp.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