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加快发展论文,机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国家教育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前后，接连两次大规模追加高等教育招生指标，这是新中国教育事业招生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1999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就召开的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又把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正式列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五大对策之一。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的政策调整，由“适度发展”进入“大力发展”的快车道。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机遇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对此，应有一个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占得先机，赢得主动。
一、实现两大战略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迫切要求
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国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方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更高更新的紧迫要求。两大战略、两大根本性转变的全面实施和推进急需大量高级专门人才，一方面，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据经济部门统计，仅1990～2000年城乡共需就业劳动力2.76亿人，年均2700万。在这些就业的城镇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5%， 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占20%，这显然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高层次人才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唯一的办法是要设法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以缓和这一矛盾，让更多的青年能在就业前后接受普通高等教育或成人高等教育，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上岗工作。近年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只是一种虚假现象和暂时现象。我国并不是大学生多了，而是少了，关键是有些毕业生留恋大中城市、大单位，不愿到小城镇、农村和中小企业工作。这种状况今后将有所改变。其实，人才过剩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过剩才能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市场，只有形成就业市场，才能使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真正拥有择业权、用人权。只有把竞争意识引入人才市场，在就业市场上打破有了毕业文凭就无失业之虑的传统观念，才能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的状况，才能激励人们发挥自身潜力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且，一定程度的“人才过剩”还能改变一些毕业生自视过高的想法，使大部分高层次人才自愿流动到更需要他们的基层岗位上去。
二、国民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带来的挑战
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面临的问题是：信息产业基础薄弱，集成电路产品多属低档产品；信息服务业严重滞后于信息技术产业和通讯业，导致设备利用率低或设备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水平、质量低，开发软件产品的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少；传统产业信息化步伐相对落后； 中小型企业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仅占15～20%；企业要求信息服务的意识相对不足；仅10%的企业从市场得到满意的服务等等。专家认为，在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中，纵向的控制系统将减弱，中间管理将减少，个体活动将扩大，对第一线专家的需求必然增加。个体必须具备在不断变化的信息海洋里独立摄取分析和利用自己需要的信息，即能力和技能，只接受高级中等教育，即使是良好的高中教育，也是难以胜任的。
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农业产值只占5%左右， 制造业20～30%；而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一般60～70%。金融、交通、电讯、旅游、信息服务、教育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意味着具备高等教育学历的“白领阶层”的增加。欧洲大学校长在1995年联合发表的报告里还提出，为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大学生都应打好科学与技术、人文科学、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三个“文化基础”，窄而深的专门化，应由博士生完成。
中国有2000多万个乡镇企业，几十万个国营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中有上百万个科室。设想一下，在规划与启动国民经济信息阶段，每个企业、科室至少应有一名具备程度不同的三种“文化基础”的技能熟悉的通才。具体数字当然需要另行研究，但因而可以肯定的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如果没有相应的人才规划，或用欧洲企业家们的话说，相应的“知识投资”规划为支撑、为主干、为先导，必然困难重重，事倍功半，甚或带来灾难性后果。
尽管我们已经培养出2000多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应当看到的是：50～60年代大学毕业生均年届退休，“文革”中一代因时代原因不少先无不足。更重要的是，任何学问家或专才，唯有不断学习和更新，才能跟上并跻身于快速到来的信息社会。拿过博士学位，有了大学教授的职称，由于放不下架子重新学习计算机技能，被排斥于网络社会之外，无论在中国或外国，都不乏其人。国民经济信息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跨越式的历史性飞跃，培养足够数量的、理解并具备参与这场飞跃的相应知识的技能的一代新人，是其最终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进入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调整产业结构已成为保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人力资源结构进行调整，但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结构还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例如，我国人均GDP已达到800美元以上，开始从低收入水平向中下等收入水平发展。但教育水平还没有进入这个转变期，据有关资料测算，25岁以上人口中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比重，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仅为2%，低于中下等收入国家8.8%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2.7 %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1981年2.5%的水平。这种状况必然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将会制约高新技术的推广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产业结构需要的时间相对较短，有时引进一些关键技术或关键设备，就会使生产的技术水平跨越几个发展阶段。而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则相对较慢，从一个识字的人到一人真正掌握技术的人，没有10年是做不到的，这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因此，为了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人力结构调整必须适当先行，高等教育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三重结构性调整，每一重结构调整都将导致其特有的结构性失业。随着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愈来愈多的剩余劳动力将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必然产物；国民经济信息化，使现有产业部门，效率提高，人员减少，将继续导致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此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减肥”和“消肿”已经并将继续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员失业或“隐性失业”，也具备结构性失业的特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上海劳动力需求总量趋于平衡，但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有20多万人下岗待业；同时，1997年又有八成的岗位招不足人，相当一部分岗位技术人才短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阵痛，成千上万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员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或所受教育不能适应结构性变化，导致可培训性低，也是历史造成的。问题是，这种过渡将持续几十年，三重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存在。是被动接受一批批“可培训度低”的下岗人员，为他们在日趋紧缩的“夕阳经济”中安排岗位；还是加大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力度，使新一代人成为“技术熟练的通才”，具备较高教育水准和素质，具备“可培训性”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在一生中变换四、五次工作（据说这是美国求职者的平均数）应付自如，视之正常，能适应结构调整和可能的经济震荡？显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三、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条件
外贸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融入这一进程的主战场。中国外贸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以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为例，纺织品、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品几乎占一半。出口产品从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生产、营运都走在世界前沿，如长征火箭、北大方正者还不多。劳动力便宜的相对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和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将逐步减弱。只有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中占稳一席之地。可以预料，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一切与外贸有关的司、处、科室，在所有与外贸有关企业的各个部门里，如果没有1～2名掌握1～2门外语，能熟练操作计算机从网上及时获得信息，懂得并能运用国内尤其是国外的“游戏规划”和具备起码的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历史背景知识的“明白人”，就难以走出一条“大经贸”的路子。
从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入世带来的重要信息来看，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走出了建国以来的“短缺经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要从不担心销售转变到关心销售，更多地依靠科技和科技人员，不断提高质量，不断创新品牌去赢得消费者。目前我国企业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并且短时期内不可能消除。中国不可能等待差距消除以后再入世，因此，入世对内贸来说，意味着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竞争，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自身的科技要素明显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去与强手竞争。目前，发达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2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都在20%以上，而中国只有3%左右，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2000多万个乡镇企业中，据1990 年统计，每150个企业才有一名技术人员。1991 年中国每万人中仅有科学家和工程师11.65人，而发达国家为200～300人。 先进的装备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口，人才只能靠自己培养，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人民群众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对发展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物质消费占全部消费中的比重下降，精神消费的比重上升，教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构成中，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比重1983年为1.8%，1997年已提高到9.2%，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教育；城镇居民生活费支出构成中，学杂费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0.89%提高到1997年的4.28%，用于书报杂志和文化娱乐的支出比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投资倾向，第一位是储蓄，第二位就是用于子女教育。而储蓄的目的，第一位仍然是子女教育，特别是城镇居民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这种倾向更加突出。加之我国近10多年连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不断增多，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值和对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送子女上大学，即使是农村也有不少农民愿意自费送子女上大学。家长、学生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比国家和行政官员的认识更深刻。他们迫切希望今后国家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多为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上大学提供机会。湖北等省近两年拿出一点指标，允许高考分数稍低一点学生向学校捐资3～5万元可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消息传出，学校门庭若市。在普通教育需求增加的同时，由于用人制度的改革和人才市场竞争的激烈，成人教育和职工教育的需求也增长很快，1997年我国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达272.5万人，比1990年增加了105.9万人；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达6119.6万人。
与人民群众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需求相比，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全国大部分地区每年的高考都是从5～6个考生中招收1名学生。 高中的升学率与需求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可以说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是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供不应求的“短缺产业”之一。只有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强烈需求。
五、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的制约
人口在中国是制约一切的因素，人口问题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说，由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加，高等教育也必须相应地有较大的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每年新增人口就达2000万，即使不提高大学入学率。因为高教适龄人口基数增加了，大学在校生也必然增加。有研究报告表明，1950～1990年，世界大学在校生增长了5745万人，其中人口性增长占31%（发展中国家占47%）。同期，我国教育的人口性增长为45%。我国到2000年，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18岁～21岁）增加到7800万，到2010 年将增加到8200 万×0.08＝656万人（不含成人高教），而其中（8200万～7800万）／0.08＝32万人属人口性增长。也就说是，即使今后不再提高大学入学率，每年也要净增数万名大学生。
此外，我国人口多，体力劳动者过剩，低层次的待业青年多，就业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发展高等教育，让更多的青年先受高等教育，不仅不会影响生产，反而会缓解待业等矛盾，还可能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之今后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六、教育事业发展本身实现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
社会要求各级教育之间如“链条”，各类教育之间如网络，相互连接、开放、纵成链，横成网，呈良性循环。不分时间、地点，为一切想学习、进修之人，永开方便之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中国教育，高教链太细瘦，基础教育底盘巨大但受制于高教细链。这两环之间的通道不畅，犹如盲肠。要实现良性循环，盲肠问题必须解决。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来说，我国现在尚处于高等教育补偿性增长阶段，高等教育当然要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独立国家为了弥补与先进国家教育水平的差距，在发展高等教育上采取了快速、急剧增长的方式，可称之为补偿性增长。我国的高等教育起步晚、水平低，1950年大学入学率仅0.37%。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是补偿性增长。尽管1998年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左右，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的13 %仍有差距，与北美洲国家的75%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我国仍处在高等教育补偿性发展阶段。只有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速率，才能缩小差距。
从教育内部结构调整上说，由于逐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升学人数不断增加，且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面临新的挑战，高等教育应随“普九”而加快发展。2000年前后，全国城市及大部分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10年可全部普及义务教育。随着初中毕业生的不断增加，升学的人数将日益增多，尽管国家提倡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初中毕业生绝大部分都愿意上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招生困难，甚至不少以前挤破门的中专也开始为生源和毕业生就业而发愁，这表明愈来愈多的青少年准备考大学，这种市场调节将有力地冲击教育计划和教育结构，我们想人为阻止或引导估计作用不大。今后，从实际出发，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使高等教育随“普九”而伴随性地发展（包括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会更受社会的欢迎。同时，我国基础教育规模之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998年在校小学生约1.4 亿人，初中生5449.73万人，高中生977.63万人。 我国不仅中小学生数量多，而且教育质量也高，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学生勤奋好学，在小学、中学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文化科学知识基础扎实，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期每年全国有普通高中毕业生200多万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想上大学，此外，每年有职业高中毕业生100多万人，他们中的部分学生也想对口上高等职业大学等。在高中毕业会考的基础上，我国每年有上百万名高考学生有入学机会，这在世界是少见的，不少国家上一般大学根本用不着参加入学考试，只要凭高中毕业证书就行了。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只是精英教育，大学的门只向少数人开着，不少优秀高中毕业生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不少省都有许多高考总分500多分的考生仍上不了大学。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生源不仅充足，而质量较高，绝不会象某些国家的大学为生源而发愁。中国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质，不仅造成了一年一度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而且扭曲了基础教育的目标、要求和方法，从而为高等教育输送的并非一代又一代平衡发展的精英。因此，只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才能使“独木桥”变宽。
七、充分认识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条件
首先，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高等教育。 1997 年， 我国有普通高校1020所，在校本、专科生317万人， 研究生18 万人， 成人高校专科生273万人，高校在校生总数已达608万人。几乎都是靠政府拨款过日了（仅有民办高校14所），尽管在校生中有部分自费生，但他们也只支付了少部分培养费（1994年我国高校生人均费用约7500元），国家贴补的仍然占大头。几十年来，我国对高等教育一直采取的是政府全部包下来的，高等教育约70%经费仍然来自政府拨款，国家还给了高等教育不少优惠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将教育列为战略重点，近年又作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高教法》的出台和《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制定，特别是全教会前后，又作出加快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最有利的条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法比拟的。
其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大，相当一部分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前些年，有的人总是担心高校师资队伍会青黄不接，因为“文革”期间的十年高校停止招生，高校教师似乎“断代”。现在看来这种担心不必要了，恢复高考后的历届毕业生都有不少优秀者充实到高校教师队伍。随着高教规模的不断扩大，今后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教师行列。高校已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仅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已达40多万人，其中1／3有副高以上职称，45岁以下的教师所占比例已达73%，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师资方面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不会有大的困难。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生校均2758人，成人高校在校生校均1065人，这表明我国高校规模偏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在校生校均4000人（1994年），英国为5700人（1992年）。日本为4200人（1992年）。日本的大学占地面积大都小，属微型大学，但在校生比我们多得多。我国高校一般有500～1000多亩地， 有的达数千亩之多，教职工也多，但教职工与学生之比低，1995年为1：2.9，师生比为1：7.6，1997年高校师生上升为1：10， 而发达国家的师生比一般都在1：20以上，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部分高校的教室实验室利用率仅60%。另据教育部统计，我国高校的仪器设备有20%处于闲置状态。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已有一批高校各方面条件较好，有发展的余地。加之，学校要求扩大办学规模的积极性很高，愿意挖潜多招学生，优化资源配置，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提高规模效益和办学质量。此外，还可将部分条件较好而又招生困难的成人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改建成普通高等学校。各地办高校的积极性仍然较高，可提出明确要求，限期达标，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形式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型的高等学校，以缓解发展高等教育校舍不足的矛盾。
再次，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投入。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世界各国并未因经费不足而削弱高等教育，相反，高等教育却在多渠道筹措经费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包办高等教育，必然使之陷入困境。广泛筹集教育经费是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吸取。例如，美国1992～1993年度高等学校的总收入达1708亿美元，其中公立院校为1082 亿美元， 私立院校为627亿美元。公立院校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州政府拨款（占36.8%）， 其次是销售和服务收入（占23.4%），第三大收入是学费（占18.6%），联邦政府的资助只占10.8%。私立院校的主要收入是学费（41.2%），其次是销售和服务收入（占23.2%），第三是捐赠收入（占13.2%），州政府的仅占2.3%。近年来， 我国不少高校在多渠道筹措经费方面大胆地进行了尝试，在争取各级政府多拨款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争取社会资助和捐赠、收取学费、抓好科技开发和有偿服务、通过联合办学吸收资金、成立校董事会筹资、试行捐资助学、挖潜节支提高效益等。部分高校的预算外收入已超过国家拨款。此外，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低，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以支付教师的工资为例，我国内地的教授月薪不到1000元人民币，而国外一般是数千美元。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增加政府的投入，提高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1996 年我国各种来源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3%，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重为2.4%。在这两个比重中，不论哪个比重都低于1994 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4%的水平，也低于1994年泰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1994年的水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达到占GDP4%的水平。目前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的难度，但也是有希望的，如果搞好费改税，加强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的管理，增加教育投入和实现上述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二是适当提高缴费教育的范围和数量。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属于义务教育，原则上经费应由教育者承担。我国已开始了高等教育由免费向缴费的转化，广大群众已接受了这种转化。目前的收费标准只相当于培养费的20～25%。这方面的改革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只要教育不以盈利为目的，逐步把收费标准提高到50%是可以做到的。三是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变高校既包教学，又包学生吃、住及其它服务，教育经费既养教学人员又养服务人员的体制，把高校的后勤服务社会化，学校集中精力抓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改革的深化，教育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四是要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发展，而不仅仅作为一项事业，高等教育以其较广泛的社会需求、较低的成本、较小的风险性和较高的收益率，可望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逐步转变的社会中，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适时地把握这一趋势，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开辟多种投资途径，增加投入的力度。同时还可以把与高教相关的产业联合起来发展，如服务业、出版业、印刷业、高技术产业等。将教育市场与人才利用市场结合起来，既发挥教育对其它产业的推动作用，也发挥其它产业对教育的带动作用，这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无疑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