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粮食安全论文,脆弱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安全的本质是既要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又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粮食安全存在较大的脆弱性。这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还很不稳定，在遭遇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时，那些暂时实现了粮食安全的人口很容易重新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境地，同时使本来就处于粮食不安全中的人口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些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战争与冲突、疾病、经济危机、粮食价格波动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生产力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因此，在遭受到外部不确性冲击时，他们很难进行有效的防范，在冲击过后也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措施较快地恢复生产和生活。特别是对于贫困人口而言，这种冲击的不利影响将会更严重、更长远。2007至2008年间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人口迅速增加，很明显地表明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下面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运用粮食供应量减少(FAD)和粮食获取能力下降理论来详细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及其原因。
一、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历史证据及原因：以饥荒的形式
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通常以粮食危机和更严重的饥荒的形式表现出来。饥荒是一个经济、社会现象，是由食物消费水平突然、普遍、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其特征是严重的食物短缺，并伴随着特定区域死亡率的显著上升。造成饥荒的原因，一是粮食供给显著减少；二是人们获取粮食的权利被剥夺，获取粮食的能力显著下降。
1943年发生在南亚的大饥荒（即孟加拉饥荒），造成了大约300万人死亡①。究其原因，从粮食供给来看，1942年南亚地区的暴风雨和真菌病造成水稻产量大幅减少，其中冬季收获的水稻仅相当于前4年平均水平的83%，秋季收获水稻相当于前4年平均水平的97%，而在1939-1943年水稻总产量中，冬季收获的占73%、秋季占24%、春季占3%②；此外，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了该地区向南亚出口粮食的通道。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使粮食供应量总量和人均粮食供应量大幅减少（详见表1）。另一方面，人们的粮食获取权利和能力在此时也产生了不利的变化。首先，自然灾害和战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农业工人大量失业，收入水平急剧下降，而粮食价格却在不断上涨，农业工人的工资和粮食交换比率呈显著大幅下降趋势。表2表明，稻米价格逐月上涨，1943年5月达到最高值，是基期1941年12月的5.57倍；工资水平却只有很小幅度的提高；这使得工资和稻米之间的交换比率指数下降到仅为基期的24%。其次，政府管理混乱以及政策失误在使一部分人得到救济的同时，剥夺了大部分人特别是农村人口获取粮食的权利和机会。在军队、受战争刺激的工商业以及加尔各答城中的几乎所有人口都在政府的安排下享受了价格补贴，从而能承受对粮食需求的强大压力；而其他人则不得不承受粮价大幅上涨的苦痛。
1959-1961年，中国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大饥荒，造成大约3000多万人死亡③，其中粮食供应量的减少和粮食获取权的不同安排都是这次大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首先从粮食供给方面分析，1959-1961年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此时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以及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再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几乎崩溃，粮食产量大幅减少。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4.2%，1960和1961年的粮食产量仅为1958年的72.8%和69.1%，其中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19765万吨（详见表3）。人均粮食供应量的下降更为严重。195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供应量为299公斤／年，1959、1960和1961年分别下降为1958年的82.5%、71.1%和77.2%（详见表3）。粮食净出口量的增加也是导致人均粮食供应量下降的原因。1958年的粮食净出口量为约为190万吨，为支持工业发展，增加出口创汇，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猛增到420万吨。从粮食获取角度分析，国家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粮食获取权，导致农民的粮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据统计，1959年农村人口死亡率为14.61‰，到了1960年上升为28.58‰，接近上一年的两倍；城市人口死亡率则分别为10.92‰和13.77‰，升幅不大④。1953年中国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由私人商贩进行的粮食贸易被取消，这使得粮食价格完全由政府掌控。同时，政府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统购统销的体制为工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便利，可以尽可能多地剥夺农业剩余，满足城市居民和工业部门对粮食的需求以及出口创汇的需要。在统购统销的体制下，政府规定了强制性上缴数额的同时也制定了价格，而且将价格订得尽可能低。农民在上缴完公粮后可以向国家粮食收购部门自由出售其剩余粮食，但由于国家已经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征购，农民基本上已无余粮可买了。在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中，城市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在1958年，城市出现了粮食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由于当时农村的浮夸风盛行，中央对粮食生产估计错误，下达了增加粮食收购的任务。而到了1959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粮食大幅减产，但政府还是采取了强烈的征收运动（表3表明，1959年的上缴量为6412万吨，占当时产量的32.4%，两者都是所列年份中最高的），这就使得的农民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在对农民进行强制性收购的同时，城市居民则通过粮票获得定量分发的粮食，前者是对农民的强制性剥夺，后者则是对城市居民的政策性保护。而且严格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进入城市的权利，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粮食获取权利之下。上述原因共同导致了农村居民粮食安全状况的严重恶化。
在撒哈拉地区（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1968-1973年，普遍发生了严重饥荒，到了1973年，饥荒达到最高峰；此时的赤贫积累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使饥荒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据估计，该年的饥荒死亡人数大约有10万⑤。撒哈拉饥荒的发生是由于当时的长期干旱，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人均粮食占有减少造成的。表4表明，1968-1973年撒哈拉6国的人均粮食产量指数在逐年降低，1973年降到最低，因此，该年的饥荒也最为严重。从人均热量消费指数来看，除塞内加尔，其它5国的状况在1972-1974年都显著恶化（详见表5）。造成撒哈拉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受灾地区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下降。生活在撒哈拉地区的牧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因为干旱造成牲畜死亡和农作物歉收而大幅显著下降⑥，因此其直接和间接的粮食获取能力下降。而且在干旱年份，受灾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购买力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受灾地区集中了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但在购买力分配上却处在严重不利地位，因此，饥荒难民几乎毫无例外的来自这些地区。
1972-1974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也发生了大饥荒，造成4-20万人死亡⑦。1971-1973年春，埃塞俄比亚主要雨季几乎滴雨未落，严重的旱情使农作物大量减产，北部的W省(Wollo)和南部的H省(Harerghe)尤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农业部的一项调查显示，1972-1973年，有21%的地区的粮食产量低于正常年份，65%的地区产量正常，14%的地区产量高于正常年份⑧。表6表明，埃塞俄比亚粮食产量从1972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幅减少，直到1975年粮食生产才得以恢复。粮食产量的减少很显然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粮食产量的减少不仅导致农民直接粮食权利的失败，而且还造成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的下降，导致间接粮食权利失败。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是游牧民，持续的干旱和传统草地的被占用使牲畜大量死亡，同时牲畜与粮食的交换比率也大幅下降，他们能够获得的粮食大量减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在历上长期大范围存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外部冲击导致粮食生产遭受破坏，人均粮食供应量显著大幅度减少；二是人们的粮食获取权利和能力的不足。而粮食供应量是由国内产量、进口能力、有无粮食库存和粮援决定的；粮食获取能力取决于贫困程度、家庭购买力、价格以及是否存在运输与市场设施和粮食分销体系；供应和获取的稳定性可能受到自然灾害、价格波动、人为灾害和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二、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脆弱性的现实证据及原因：高粮价导致的粮食危机
世界粮食价格在2007和2008年经历了一次大幅上涨的过程。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的世界粮食价格指数为103.4，2007和2008年分别上涨为166.8和237.9，上涨了61.3%和130%（详见表7）。世界粮食价格指数在2008年6月达到最高值273.7，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将近1倍，是2006年6月的2.37倍。表7显示了主要粮食作物不同时间的世界价格，经过简单的算术平均之后可以得到，稻米、小麦、玉米和高粱的价格分别在2008年5月、3月、6月和6月达到最高值，分别为867.3美元／吨、424.6美元／吨、269.7美元／吨和277.1美元／吨，与2006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了227%、176%、147%和124%。由图1可以清晰地看出，世界粮食价格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明显大幅度上涨，其中稻米价格涨幅最大，其次是小麦，玉米和高粱价格的涨幅要稍微小一些；国际粮食价格指数在2008年2月至6月间一直维持在270左右的高位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贫困地区的民众就越容易首当其冲地被飙涨的市场价格排除在外，无法购买粮食而面临生存危机。而且最近几年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因为通过计算可知，2006-2008年间36个月的月均国际粮食价格指数的变异系数为31.37%，远远高于2003-2005年间的5.59%⑨。国际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缺粮国家将会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增加其粮食安全的波动性和脆弱性。粮农组织(2008)的资料显示，世界上的粮食不安全人口在2007年增加了7500多万⑩，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可见，这一轮高粮价导致的粮食危机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状的严重恶化。
粮食价格高涨导致的粮食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非洲作为世界上粮食不安全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粮价上涨对其造成的影响更加是雪上加霜。2008年间，在非洲中部和西部，高昂和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对该地区人们的购买力和获取粮食渠道造成严重影响。在2008年6月初，布基纳法索的主要粮食作物粟的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33%，而进口稻米的价格同期上涨了87%；中非共和国稻米价格上在2008年的前6个月涨了71%。非洲东部国家索马里，由于连续三年歉收，加上粮价上涨，使该国粮食安全形势十分危急，据估计，在2008年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人数达到350万。高粮价和内乱造成埃塞俄比亚在2008年的粮食不安全人口达到460万，此外还有800万人处于长期粮食不安全境地。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等国，粮价上涨和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战乱冲突导致粮食安全状况不断恶化。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受到高粮价的影响，粮食不安全人口在2008年增加到了380万。在亚洲的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伊拉克、菲律宾、朝鲜、尼泊尔、东帝汶等国，由于受自然灾害和高粮价的双重影响，粮食短缺状况严重，粮食不安全大范围存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古巴、牙买加、海地和多米尼也遭受到高粮价对粮食安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冲击，海地粮食危机导致动乱还迫使其总理下台。
实际上，粮价上涨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比较复杂。粮价上涨影响的是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而对于不同的人群，从中受到的影响则是完全不同的。粮价上涨一般会使城乡地区粮食净购买家庭的境况更为艰难，而对于粮食净销售的农村家庭而言，则往往得益于价格上涨引发的收入增加。但总体而言，从全球来看，粮价上涨对粮食安全的直接净效应是负面的。据Senauer和Sur(2001)的估计，到2025年粮价与基线相比若上涨20%，将导致世界粮食不安全人口数量增加4.4亿，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1.95亿，南亚和东亚占1.58亿(11)。
面对国际粮食价格飞涨的局面，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缓解高价格对粮食消费的影响，同时增加粮食生产以应对粮食危机。由于担心国内粮食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印度、越南、中国、巴基斯坦、埃及、阿根廷、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主要出口国有选择性地对谷物出口实施了禁令或配额并提高了出口税收和最低出口价。印度于2008年3月底禁止非巴斯玛蒂(Basmati)米的出口，规定巴斯玛蒂米最低出口价为每吨1200美元，并授权免税进口稻米。越南于2008年3月底宣布稻米出口的总量从去年的450万吨削减至350万吨。中国对粮食出口实行了一系列配额、禁止措施，还实行了新的农业生产支持措施，包括提高小麦和稻米的最低收购价，以及农业生资补贴等。巴基斯坦提高了小麦的出口关税和支持价格，以便补充战略储备。在埃及，国际价格飞涨推高了面包和其它基本食品的国内价格，政府在面粉补贴大幅提高之后，宣布自2008年4月至10月禁止稻米出口。塞内加尔谷物消费量的半数来自进口，粮价高涨后，政府对购买面粉给予40%的补贴，免除关税并实行价格管制。埃塞俄比亚政府采取了稳定谷物价格和提高贫困人口购买力的措施，包括支出3800万美元补贴小麦。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墨西哥政府先前取消了对食品进口的配额和关税，现已与贸易商达成了增加玉米进口量并降低食品零售价的协议；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秘鲁、巴西和洪都拉斯取消了对谷物的进口税。在欧洲，俄罗斯联邦于2008年1月底开始对小麦征收40%的出口关税，并实行了较高的国内生产者粮食收购价。表8总结了2007年年中至2008年12月中旬101个国家面对粮价高涨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类型，其中降低进口关税、对生产者提供信贷支持以及限制出口是使用最多的措施，而且所有的国家（除欧盟外）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粮价上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次粮价高涨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的重大冲击，从而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
粮食高涨的原因众说纷纭，由于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在此不作论述。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粮价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粮食不安全的唯一原因，高粮价总是与自然灾害、战乱冲突等一些外部因素共同起作用。自然灾害、战乱冲突导致的是粮食产量的减少，粮价高涨造成的是人们粮食获取能力的降低。因此，两者共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也正是粮食供应量减少和粮食获取能力下降理论的佐证。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1.脆弱性和不稳定是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一大特点，并且长期普遍存在。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在过去和现在普遍存在，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是由粮食供给不稳定和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不稳定两方面原因共同导致的。自然灾害、战乱冲突、国际局势动荡等原因造成粮食供给量的下降，而经济危机、粮价波动等原因又导致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下降，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粮食不安全及其脆弱性。其实导致粮食供给减少和粮食获取能力下降的原因有时并不能截然分开，往往一个原因在导致粮食供给减少的同时也导致了粮食获取能力的下降。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自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加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粮食安全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同样存在粮食安全的脆弱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能力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来提高我们的粮食安全。在粮食供给方面，首先要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以及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其次，完善粮食流通和储备体系，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强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完善粮食储备调控体系，优化储备布局和品种结构，健全储备粮管理机制。在粮食获取能力方面，首先要健全合理的粮食分配制度，消除城乡居民在粮食获取权利上的差别，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和获取发展机会上的歧视；其次，加强对农业的支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再次，稳定粮食价格，加强粮食市场监管。
收稿日期：2009-04-06
注释：
①［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0页。
②Sen,Amartya K,"Starvation and Exchange Entitlements:A General Approach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Great Bengal Famin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Vol.1,No.1,pp.33-59.
③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Vol.98,No.6,pp.1228-1252.
④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第79-80页。
⑤Kloth TI,Burr WA,Davis JP,Epler G,Kolff CA,Rosenberg RL,Staehling NW,Lane JM,and Nichaman MZ,"Sahel nutrition survey,1974",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76,Vol.103,No.4,pp.383-390.
⑥［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第149-150页。
⑦［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第110页。
⑧Ethiop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Final Report of the Crop Condition Survey for 1972-1973 Harvest",Addis Ababa:Imperial Ethiopian Government.
⑨变异系数是衡量变量波动幅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处采用的是标准差率系数(CV)，计算公式为CV=σ／μ×100%，其中σ为标准差，μ为均值。
⑩FAO:"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8",Rome,2008,p.6.
(11)Senauer,B.and Sur,M.,"Ending global hunger in the 21 st century:projections of the number of food insecure people",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Vol.23,No.1,pp.68-81.
(12)稻米、小麦和玉米的月均价格分别由表7中所列的2种稻米、3种小麦、2种玉米的月均价格简单算术平均之后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