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类型：主旋律电影的转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旋律论文,策略论文,类型论文,产业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5-0094-(06)
正如当今文化被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样，中国电影也被三分为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毋庸置疑，主旋律电影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它在体现国家意志，宣传主流意识，弘扬时代风尚，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国家认同，构建和谐社会上，都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从建国初期全国电影一片红发展到改革开放后重点扶持主旋律，政府对主旋律电影的重视可窥一斑。甚至“与主流意识形态过于紧密的结合，连影评的形式只有一种单一的政治评判”。[1]然而，步入市场经济后，主旋律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更为艰难也是不争的事实。主旋律电影的出路在何方？这个话题，不仅成了创作界的隐忧，也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
一、关于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一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上大批武打片、侦破片等商业片热潮提出的。当时，这些商业片所携带的非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及其娱乐化取向都让主流社会忧虑。时任电影局局长的石方禹爱好音乐，适时提出了“弘扬主旋律”的口号。此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逐渐演变、上升为我国的文艺工作指导方针，并随着江泽民在1994年1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引用这一主张后，迅速于全国推行，最终被写进了十五大报告，成为党在文艺工作中“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主旋律”这一概念以国家的名义，强调了社会主义电影文化的特征，其规范的意识形态很明显，目的正在于以社会主义体制的身份意识重新确立秩序，规定电影格局。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与逐渐兴盛起来的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足鼎立，共存于中国电影格局之中，成为中国电影的三大主要形态。
应该说，“主旋律”电影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一样，是中国独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对电影形态的三大划分也同样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它既不是按电影的表现形态来分成纪录片、故事片、戏曲片等，不是按题材对象来分儿童片、农村片、战争片等，也不是按类型划分为歌舞、惊险、灾难、动作等片种，而主要是以电影的社会功能来作区分。一般说来，主旋律电影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政治功能；商业电影承担着电影的市场需要与娱乐功能；而艺术片则主要承担着电影的艺术创新、审美功能。虽然这种三分法已被电影界和学术界约定俗成并广为接受，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划分并非从艺术本体角度出发，而是硬性割裂了艺术“真善美”和“认识、教化、审美”相统一的本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违背艺术本质的。这种分类法曾对一定时期的电影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电影往往因为不同的形态归属去孤立地追求各自的所谓独立价值：主旋律只是强调国家意志的体现，商业电影只是侧重对大众欲望的满足，艺术电影仅仅强调的是个人理念的表述；这都忽略了对国家、群体、家庭、个人总体利益的整合策略。”[2]它削弱了原本统一的艺术创造力与感染力，有意无意地将电影创作引上了一条分裂的道路。
这种类型划分也带来资金来源与市场出路上的各自为政，商业电影主要是吸引企业投资，以获取票房最大利润为目的，艺术电影则瞄准专家奖和国际电影节，而主旋律电影主要依靠政府的资助与奖金。尽管政府多方扶持，主旋律影片还是多逃不了卖力不卖座的下场，获奖影片常不为人所知，而其主要的发行放映渠道——通过红头文件、行政组织向下推行的方式也日益困难。主旋律电影鲜有市场回报的问题，随着新世纪人们对电影产业的认同与商业大片的实践日益凸显出来。主旋律电影行向何方，已是关系到中国电影发展的大问题。
为了让主旋律电影跟上市场步伐，政府曾于1996年提出精品战略和“9550工程”规划，这一战略的实施，意味着在确保其意识形态性的前提下，开始重视影片的观赏性与大众性，努力将主旋律从政府规划转向市场生存。与此同时，创作界也在不停探索与试验，试图打破“三分”壁垒，在作品中力求实现“三性”统一。现在看来，这条道路无疑是明智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出现了几次主旋律创作高潮，《离开雷锋的日子》票房折桂，《生死抉择》取得上亿票房，《张思德》大受欢迎，《云水谣》另辟蹊径，都见证着中国主旋律电影与市场结合日益紧密，悄然踏上了一条转型与突围的道路。结合近10年来较为成功的主旋律作品，本文试图总结主旋律电影应对市场的转型策略，并探讨其中的得失成败，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对今后的中国电影创作起到微薄的借鉴与启发作用。
二、主旋律电影的转型策略
1.回归产业大营，明确市场定位
马尔罗在60多年前就已提醒人们：“必须永不忘记，电影是一门工业。”[3](P102)但主旋律电影身上所担负的政治教化功能，致使政府主管部门和创作者们将其当做关系国计民生的宏伟事业来做，而并非从市场角度将之视为商业与产业。随着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电影作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4](P226)必须要摒弃计划经济的观念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型。尤其在整个中国电影的制作与发行都已被纳入市场运作轨道的大背景下，仍将主旋律电影视为国家事业保护起来，无疑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
(1)改变过去的事业观念，回归产业大营
主旋律电影转型的首要问题便是改变过去的事业观念，回归产业大营。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转变观念，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主体的融资体制，用已被观众接受和喜爱的类型化方式包装自己，设法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应成为发展主旋律电影的首要观念。这种话虽然说了多年多次，但整个中国电影的产业力度都明显不足，主旋律更不必说。
认可主旋律电影是产业，并不意味着电影要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两者并不矛盾。其实，世界各国都在拍主旋律影片，只是他们不用这一名称指代而已。试举近些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百万宝贝》、《美丽心灵》、《角斗士》、《泰坦尼克号》、《勇敢的心》、《辛德勒名单》、《雨人》等，在众多题材与类型背后，哪一部不是反映社会现实，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歌颂英雄人物，消除种族隔阂，激励观众斗志的？这些表现人性真善美的影片，又何尝不是主旋律？但是，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的电影在向全球推销本国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获得了票房的极大成功。
与其他产业相比，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文化产业必然地具有意识形态性，并在文化产品中直接或隐晦地体现出来。正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样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5](P121)一部好的电影，理应是主题、艺术、商业的三位合体。而在主旋律电影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解放思想，相信把电影当作产业来做，并不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会影响观众对真善美的追求；相信观众的判断能力，相信真善美、正义、良知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电影的本来价值与功能就会自然体现出来。不必过多强调哪些电影是主旋律，哪些不是，这样任何一部影片都有可能成为主旋律；不必硬性分化为政治、商业与艺术的三元对立，才能真正实现“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多元共生与多元对话。
(2)挖掘主旋律影片中的商业元素
一部影片，要想求得市场的接纳与认同，就必须努力挖掘影片中的商业元素，契合大众的心理热点，满足观众的精神需求，这已成为当今电影从业者们的共识。当走向市场成为电影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之后，电影就应该从制片到发行有意识地寻找市场卖点，尽可能地求取最大的市场回报。
很多人认为“主旋律”的题材相对狭隘，缺少必要的商业元素与市场吸引力。这其实是种先入为主的片面想像。主旋律非但不缺少商业元素，相反，它蕴含了大量吸引人的题材内容。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追寻，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对战争宏大场面的再现，发挥了电影的视听特长；对当下社会现象的反映与敏感话题的涉及，直接打动观众的内心引发观影兴趣；包括那些常被观众诟为“高大全”的英雄劳模，也有其存在的深层心理需要。“英雄、俊杰、楷模、典范是所有民族的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从远古的史诗到近代的电影莫不如此。这表明人的天性是要选择最好的，表明人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进步要求。”[6](P267)美国的类型片（尤其是西部片、史诗片、动作片）中经常出现英雄人物，标榜美国独立自由的精神，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中，这些英雄都能引起观众的狂热追捧。我们的主旋律电影也不缺少英雄，但比较之下，我们的集体英雄往往比那些个人英雄缺少一份人性的生动与生命的鲜活。主旋律题材并不缺少观众需求的商业元素，换言之，问题不在讲这些故事，而在于故事的讲法。
商业元素的挖掘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更应在其表现形式上。与以前主旋律电影简单化、概念化的表达方式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制作者们已充分认识到运用各种商业手段来吸引观众的必要性。其中最为常见的策略是通过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或导演将观众引入影院。当年《红色恋人》请张国荣扮演共产党员曾引起全国一片哗然，可到了《邓小平在1928》余文乐扮演邓小平的助手，到《东京审判》中曾志伟等港台明星加盟，再到港澳台偶像明星齐聚《云水谣》，这一步步都说明了主旋律电影已慢慢冲破原先的精神桎梏，逐渐融入市场之中。当然，与他国相比，我国的主旋律创作使用明星带动票房的意识还不强烈，视野也不够开阔，尤其是以前的主旋律电影在英雄、领导人物的选择上首先选用“特型”演员，对明星影响力的挖掘还明显不够。而这种商业手段在别国的主旋律影片中已屡见不鲜。以两部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反腐倡廉题材的电影为例，《绿鱼》的演员全部都是大牌明星，男主角韩石圭更是韩国影坛第一男星，大明星的加盟为票房提供了足够有力的保障；而《人民公敌》系列导演是执导过《实尾岛》的康祐硕，演员则选用了演技派明星薛景求与李成宰、郑俊浩两位超人气明星，《人民公敌》系列能够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与明星、名导的号召力不无关系。
其次是通过加强影片的科技含量，以影像奇观来吸引观众。如《紧急迫降》、《横空出世》等，高科技制作有效提升了视听效果，给予观众更为新鲜刺激的感官体验。而对大多数低成本小制作的主旋律电影来说，注重影片技术与艺术质量，力求以唯美的画面与动人的情感打动观众，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思路。像《沉默的远山》《马背上的法庭》对当地民俗风情的大量展示，冯小宁战争三部曲对黄河瀑布、东北山林等风景奇观的再现，都是用有力的影像语言吸引观众，实现了主旋律影片在艺术与商业上的巧妙融合。
(3)研究分析观众群，明确市场定位
这对主旋律的“入市”尤为重要。目前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明确的观众群与市场定位（中国的商业片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可谓是中国电影产业不彻底的集中表现），主旋律的普世价值观往往使得创作者想当然地认为作品可以东西南北中、老中青皆宜。这种抹万金油的方法带来的恰恰是市场的模糊与含混，最终造成观众的缺失。观众的年龄、性别、经济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区域等等的不同，造成了影片选择的千差万别。同是战争片，年纪大的观众可能更愿看战略部署过程与我方将领的运筹帷幄与人格光辉，而年轻人更愿看战争中的火爆场面与战火中的青春爱情；农村观众偏好一个完整的战斗故事，而城市观众可能对关键战役更感兴趣。只有通过研究观众群，考察他们在电影市场中的比例与作用，才有助于影片发行的有的放矢。为什么冯小宁的《红河谷》、《黄河绝恋》能在中国电影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取得3700万、1800万的高票房？这与他比较明确的市场定位不无关系。《红河谷》、《黄河绝恋》充分利用异域风情与国际视野，在爱情的主题下配以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等主旋律元素，精心打造了两道适合当代城市青年品尝的电影大餐（这些青年正是电影院里的消费主体）。而《紫日》对东北农民、日本少女与苏联军医三个叙事者的设置，也展现出冯小宁意图通吃国际国内城市农村的市场野心。可惜这种多视角造成了观众群的不明确，无法让消费主体产生认同感，最终以不足800万的票房惨淡收场。这表明任何一部电影越来越不可能面对“所有”的受众，因而，只有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研究观众群体，明确市场定位，才更有利于主旋律电影的发展。
2.改变创作思路，运用类型策略
主旋律电影遭人诟病，原因多在于故事的“假大空”与人物的“高大全”，概念化、公式化的表达方式与高高在上、宣教当先的姿态设定，很容易让观众产生逆反心理。观众走进影院，主要是为了欣赏与娱乐，而不是单纯地接受教育。主旋律要想起到作用，就必须改变过去硬性说教的面孔，代以真实动人的情感与生动有趣的故事。在这方面，近年来的电影创作者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创作思路上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性化色彩
这是主旋律电影几十年来最为突出的改变。拿英雄人物的塑造来说，大致经历了创作的几个阶段：“1990年代以前是模范人物舍己为公，集体英雄的价值最为重要，《焦裕禄》可谓代表；1990年代后是道德人物克己奉公，人伦情感的价值抬高，《孔繁森》可谓代表；21世纪之交是平民人物英雄气质，个性情感价值更为明显。”[7]新世纪的英雄人物塑造日益鲜活，大多跳出了传统模式，英雄不再“脸谱化”，而发散出人性的光辉。《任长霞》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物的心灵世界，既注重刻画任长霞忠于职守的光辉形象，又将她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富有人情味。《张思德》是将张思德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塑造，通过一系列以小见大、感人肺腑的故事，让张思德善良、淳朴、无私、崇高的人格力量渐入观众的心灵，最终达到了情感的共鸣和灵魂的净化，在不知不觉中凸显出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巨大感染力。主旋律的塑造已不再只是激动人心的革命神话与英雄神话，而是在历史和人物的故事之中渗入了更多的人性思考和人文色彩。创作者站在更开阔的视野上，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刻画与思考，用客观的态度讲述故事，用纪实的手法记述历史，用公正的态度评说人物，使这类影片呈现出写实、写意与抒情相交融的动人品质。
(2)平民化视角
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凤凰琴》、《远山的呼唤》等影片里，主人公们都只是普通百姓，境界也不算很高，但是，这些普通人身上却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芒。与以前偏爱英雄人物塑造的主旋律相比，近些年的电影普遍采用了从平民化视角来开展故事，承载思想的办法，成为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旋律创作才真正实现了从英雄化到世俗化、从神圣化到平民化的转变。主流政治开始与大众文化对接，官方话语与平民心态的耦合，致使困境中的中国电影有突出重围的机会。甚至在塑造英雄人物的影片中，也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审视、警戒官员。虽然《生死抉择》的主人公不是群众，但是，影片将李高成置于政治、道义、情感、人伦的漩涡之中，更多凸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心理冲突，通过他理与情的痛苦斗争，给关注腐败问题的观众提供了一种想像性解决的方式，与观众普遍性的内心需求达成了基本吻合，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并收获了亿万的票房。由此可见，如果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题能够从英雄人物的视角回到平民大众上来，以当代普通大众的现实人生为焦点，关注老百姓的心理和社会情绪，其实是很容易重构观众对影片的心理认同的。
(3)情感化表达
国内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处理一般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来直接表达，但美国的主旋律在处理此类题材时却相对巧妙。他们往往把个人命运（以悲剧爱情为核心）融入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即通过讲述个人或家庭的命运来展现恢宏的历史进程，动荡的政治时局，并以此作为促进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此类影片在讲述微观故事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宏大历史背景的复现，结构恢宏，人物逼真，情感动人，思想明确，商业与艺术元素皆备。这种方式也是好莱坞历史大片的惯用技法，如《勇敢的心》、《爱国者》、《英国病人》、《乱世佳人》等皆属成功典范。这种“由小见大”“以情动人”的手法在我国电影中也屡见不鲜，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等，其情感化的表达方式不仅能感动观众，也传达出创作者的思想意图。对于导演尹力来说，从《张思德》的组织观众进影院里被感动，到观众自主掏腰包进影院为《云水谣》流泪，这样的转变正得益于主旋律电影实现了从枯燥生硬的说教到动情讲述的重大转变。
(4)类型化策略
经过市场洗礼后的创作者都已经意识到主旋律应该向艺术片、商业片渗透。将主旋律内容与类型片模式糅杂起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作策略。美国电影的全球市场已充分证明了类型片强大的生命力。“类型片以大众熟知的表意体系反映社会变革，参加社会评判和改革。类型电影在形式上注意对观众趣味的认可，注重模仿既成的艺术经验。”[8](P34)所以，借用类型片的叙事方式来包装主旋律，将主旋律内容融入广为观众喜爱的类型片种中，往往都能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和社会影响。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如以喜剧片出现的《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爸》在幽默与轻松中歌颂了人间真情，《邓小平在1928》采用惊险片样式展现了革命的艰辛与曲折，《云水谣》用爱情片的样式呼唤两岸统一，这些类型化的包装将国家主流意识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愉快观影过程中浑然不觉地获得精神洗礼。而从另一角度来说，主旋律作为一个主题概念，其表现方式本就应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影片内容，选择最适合的类型表达方式，与我们的主旋律弘扬并无矛盾。对当前的中国电影来说，解放思想，将类型化道路走得更彻底、更广阔些，才是最为迫切的。
3.拓展传播渠道，寻求国际接轨
虽然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在前期制作过程中已有了一定市场意识，内容与形式上都逐步向市场靠拢，但其后期的宣传推广却与前期明显错位，基本仍属“政府包干”的计划经济行为，大多借助官方推荐与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通过团体购票的方式流入影院。这种错位直接影响到影片价值与票房市场。擅长主旋律电影拍摄的丁荫楠导演就曾坦言，“现在许多主旋律电影市场不好，主要还是发行和宣传方面存在问题。”[9]因而，重视主旋律电影的宣传发行，拓展传播渠道，更新传播策略，吸引观众的广泛关注，对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与现在商业大片动辄花费上千万元进行首映，多种形式提前造势的宣传策略相比，主旋律电影在宣传上的投入往往少得可怜，能用一两万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已经不错。很多主旋律电影就因为缺乏宣传环节，影片无人知晓，票房惨淡。公安部曾下文推荐《疑案忠魂》，要求全国公安系统人员观看，全国有3000万干警，仅北京就有100多万警察，但最终票房只有20多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尹力的《张思德》，紫禁城影业公司动用了所有商业片的宣传手段：举行大型首映式，架设灯箱路牌广告，作了四款不同的海报，联合大学生电影节搞活动，开发周边产品，包括T恤、画册等。宣传费用共用了300万元，占了总投资的1/4，比一般商业片还高。但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张思德》轻松创下了1.4亿票房的奇迹，不仅证明了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为其他影片的宣传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思路。
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目前国内还存在着一个重大误区：认为主旋律是拍给国人看的，是在国内发行的影片。这是对主旋律电影的错误认知与极度不自信的表现。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美国的意识形态正是借着商业大片输出的形式，巧妙地影响和改写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意识，促使其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融合。对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传播来说，主动出击，寻求全球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普遍的情感诉求，自信地走入国际视野，这既是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抵抗，也是对本民族核心文化价值的一种宣传。近几年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几部商业大片虽然取得了票房成功，但对古装、宫廷、武斗主题的偏爱，对残暴血腥的展示与人性阴暗的把玩都对我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扭曲与伤害，也给刚刚起步的中国商业电影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创造一个良性的中国电影市场，主旋律电影必须挺身而出，发挥应有的作用，树立正面、积极、健康的当代中国形象。主旋律电影的宣传不只是对内，更应是对外，主动积极地用国际视野打造、传播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不仅是获得市场的必要保障，也是维护中国电影自身利益的不二选择。在国外获奖的《那山那人那狗》和《马背上的法庭》都是通过一个简单故事对美好人性、淳朴生活进行了颂扬，虽然这两部都是艺术片，但其中都内含着浓厚的主旋律色彩，这种以艺术的名义走出国门的传播方式，或许对其他主旋律电影不无启发。
总之，对于定型已久的中国主旋律电影来说，转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它不仅需要观念上的真正改变，重新定位市场，加快产业步伐；也需要改变过去僵化的表达方式，更新创作思路，走类型化道路；更需要加强宣传意识，拓展传播渠道，寻找国际认同。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越发强壮，生命旺盛；才有可能为传播正面积极的主流意识发挥作用，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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