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保持高通货膨胀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通货膨胀的利弊及对于经济成长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学界争论已久，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当前，虽然政府痛下决心限制投资，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当经济学者、专家们意见分歧之时，政府当局得不到学术界一致的支持。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难贯彻其已定政策，不免重蹈已往的“方进又退”的覆辙。因而，中国终究不能踏上在安定中快速成长的康庄大道。有鉴于此，美国九十学社特地聘请世界著名的货币学专家汤姆士·梅耶尔教授撰写此文，对于当今美国经济学界，就通货膨胀与经济成长之关系，根据理论及实证研究的成果，并针对中国经济现状，作一深入而精辟的总结与评论，以供国内经济学界同仁参考。
美国九十学社社长 程杭生 谨志
为决定高通货膨胀是否适合于中国，仅仅看到亚洲的某些国家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仍然有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远远不够的。在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实体中（印尼、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于1963年至1992年期间，只有印尼和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高于10%。这两个国家都有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在另外两个低通货膨胀国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然很高。更为广泛深入的分析说明，通过比较高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国家的增长率，或比较一个国家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和低通货膨胀时期的增长率，很难说明通货膨胀和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就目前能做出的结论来说（能否做出此结论还不太清楚），是高通货膨胀阻碍了经济的成长。
由于很难用实证方法来衡量通货膨胀对于经济成长率之影响，我们必须做更加深入的分析。这要求弄清楚高通货膨胀和加速通货膨胀之间的区别，它们各自有非常不同的结果。正如以下讨论的，加速通货膨胀可能会暂时刺激增长，但高通货膨胀却更可能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另外，至少在理论上，高通货膨胀可以持续不断，但加速通货膨胀却不能。因为它最终会导致极度通货膨胀和金融系统的崩溃。
为说明为什么高通货膨胀和加速通货膨胀有如此不同的后果，我们可以用价格水平的方式来分析这一问题。价格水平的一阶导数为通货膨胀率，它的二阶导数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率。很多混淆不清的结论都是由于忽视这一不同点而造成的。
价格水平本身并不对经济运行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所有价格都不用元来表示，而以一百元为单位，除了价格标签和发票上的数字会不同外，其余的一切都不会改变。这已经被一些改变记帐单位的国家的经历所证实。
一、稳定的通货膨胀和充分调整
现在考虑价格水平的一阶导数：通货膨胀率。首先考虑一个纯理论上的情形：假设一个30%稳定不变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保持了一百年。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认为每一个人都清楚通化膨胀率是多少，并且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同（包括企业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工资合同）以及一切相关的制度（例如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都已得到了相应的调整。在此情况下，没有太大的影响。工资每年都会上升30%，利率会比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高30%。没有人会损失或盈利太多，并且多数人都不关心价格升高了3%、30%还是300%。
这并不是说一点影响也没有。商店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涨价，因此需要承担经常改变价格标签的开销，并且价格在上涨过程中会偏离其均衡水平。另外，由于现金不能获取利息，因此人们会由于手中现金每天贬值而遭受损失。然而，因为通货膨胀使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政府从印制货币获取更多的收入。同时，通货膨胀也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准确性，由此导致一些错误的决策。对非常高的通货膨胀率来说，这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尽管稳定的高通货膨胀率并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我们并不推荐这一政策。这一观点在学术上非常有趣，但政策上并不实际。事实上，高通货膨胀率很难保持稳定不变。为看清这一点，可以比较两个国家由于通货膨胀率不同，而面对对于货币政策的不同压力。譬如A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B国为20%。如果由于A国中央银行的错误，通货膨胀率从2%升至4%，这一变化非常明显，中央银行会受到批评，各方面都会强烈要求其将通货膨胀率重新降为2%。然而在B国，如果通货膨胀率从20%升至22%，这一变化并不明显，因此中央银行不会面对强大的压力去改变其政策，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很可能继续上升。另外，由于B国的历史上，通货膨胀率曾达到20%，这会使居民认为今后中央银行会再次让通货膨胀失控。因此他们比A国居民更能对通货膨胀做出反应，即提高对将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这会导致价格和工资要求紧跟通货膨胀而升高。经验证实通货膨胀率水平和其易变性之间正向相关。在历史上，从未有稳定的高通货膨胀率的情况发生。
因此，在政策上值得讨论的情形是低通货膨胀率（无论稳定或者不稳定），或者不稳定的高通货膨胀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论预期值，还是合同以及制度都不能根据通货膨胀率而及时得到调整。由于正是这些调整上的滞后才使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搞清预期值、合同以及制度不能立刻得到调整的原因。
二、预期值、合同以及制度的调整
有几个原因使得制度、合同以及预期值不能紧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得到调整。原则上，预期值可以很快得到调整。想像如下的情形：政府宣布明天的通货膨胀率将是30%，并非以前的3%，并且假设以前政府部门的预测完全正确，因此公众完全相信这一数据。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值会立刻改变。然而，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情形。政府不太可能宣布它将升高通货膨胀率，因为这会遭致公众的批评，而且政府也可以由于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预期值而获得利益。即使政府想让公众知道通货膨胀率，它也不可能精确地预测出通货膨胀率来。另外，公众也不太会相信政府，因为他们知道政府部门宣布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偏低。
预期值调整的快慢，部分决定于现实情况。如果通货膨胀从一个较稳定的水平上升高到另一个较稳定的水平，公众就会比较容易知道新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如果通货膨胀率不断地改变，那么就很难从它的变化中知道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同样，相对于简单的一次性升高而言，预期值更难对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率得到调整。
尽管由于这些原因而使通货膨胀的预期值不太可能立即调整到正确值，这并不是说，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公众就一定会过低地估计其数值。在经济学领域内，错误学习模型(errorlearning model)已经败于理性预期模型(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后者并不认为预期值始终是正确的，而只是说，高估和低估的平均值相等。有时，当通货膨胀率改变时，平均预期值会太低，有时又会太高。因此，当通货膨胀率改变时，我们无法假设通货膨胀预期值会低于、等于或是高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
合同一般调整得较慢，因为旧合同需要等到预期值得到调整后才失效，并由新的代替。有时，合同双方都会乐于改变未失效的合同，以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但由于要达成新合同的成本会很高，因此，除非通货膨胀率升高很快，或者它会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新水平，一般都不重写合同。
制度显然会对通货膨胀率的改变调整得很慢。如果通货膨胀率从5%升至50%，那么就值得以真实价值而并不是票面价值来记帐，使工资及利息指标化，并改变税收制度，以避免对仅只是名义上的利润征税。然而，这些变化的成本很高，其中一些变化只有当通货膨胀率持续很高时才值得去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也非常慢，因为尽管显然需要改变，而决定如何改变往往十分困难。另外，政府可能拒绝调整制度，因为它可以从旧制度中获利。譬如，如果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没有得到调整来反映真实价值而不是票面价值，那末，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增加。政府也许乐意看到通货膨胀吞食掉其债务的真实价值和某些过份沉重的福利负担，政府不敢明目张胆地削减其名义价值。
三、加速通货膨胀的好处和弊端
如前所述，当预期、合同和制度都得到充分调整之后，即使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那对经济的影响也很小。但是，正如以上所述，这些调整需花时间。因此，我们可以从探讨未经完全整调的预期、合同和制度怎样影响经济，来分析改变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讨论加速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它和减速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称。，
但我们需要区分若干种不同程度的调整。第一种情况是预期和合同已经完全调整，只是制度还未调整。第二种情况是预期已经调整，而合同以及制度都未充分调整。此外，一些价格和工资被政府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第三种情况是，连预期都未完全调整，而且人民无法确料将来的通货膨胀率。最后，人民高估通货膨胀率，并且也不能确切预测通货膨胀率。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可能情形。比如，平均通货膨胀预期值是正确的，但有些人高估，有些人低估，而且不定性很高。但是以上的四种情形已足以阐明问题的要点。
1.除制度而外的充分调整
在第一种情况下，其中未能得到调整的重要制度包括会计制度。例如，固定资本的折旧率以及库存估价都未考虑上升的价格。因而企业利润被夸大，而损失却被打了折扣。其中之一的影响是税收系统被歪曲，因为企业要为由于低估折旧费而带来的虚利而缴税；也许还要为库存虚利缴税，这决定于会计制度怎样看待库存利润。另外，负债企业所需缴纳的所得税偏低，因为它们可以从其盈利中扣除掉利息的票面坐标。尽管其中一些利息的票面价值并未反应真实利息，而只是真实的贷款利息。相反，债主却需要对虚假利润缴税。
如果投资者（个人、地方政府和国家）没有考虑到会计制度的扭曲，投资资金就不能有效支配。在高度通货膨胀情况下，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资本密集型的企业由于看上去比实际上更有利可图，因而会吸引额外的投资；但是，如果投资者考虑到由会计制度而产生的扭曲，企业为虚利所缴纳的税就会阻碍对它们的投资。
税制未能充分调整，不但影响税负的分布，同样还影响政府的总收入。对中央政府收入的净影响现在还不清楚。西方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并未完全指数化的所得税。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经常获利。如果中国新行的税制改革（1994年）使中国的税收体系类似西方的制度，中央政府应也可从通货膨胀中获利。过去的中国税制主要依靠经济协商的企业税，对政府收入的影响主要决定于在协商过程中，政府是否充分考虑了通货膨胀率，而将企业税定得足够高，以补偿由于固定数量的税收贬值所带来的损失。
就中央地方分税来说，假如省政府要滞后一段时间才上缴它们所征收的税收，那么税的分配也会受到影响。譬如，如果税收每个月一次上缴中央政府，而通货膨胀率每月从1%升至2%，那么中央政府就会损失1%收入的真产价值。前所讨论过的中央政府发行货币所获的收入，至少部分地，也许超分地抵消掉了这项损失。
2.合同和制度未能充分调整
在一种情形下，不但制度，而且正式的及非正式的合同，以及由政府所控制的一些价格，都未能充分调整到升高了的通货膨胀率，唯一调整了的是市场预期。
在此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上升不但有以上部分讨论过的影响，而且还对就业、生产、储蓄率、资本量、资源的有效利用、所得分配和政府财政都有重要影响。
(1)就业和生产
由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工资合同未能得到充分调整，一些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并且，一些产品价格受到限制，受到硬预算控制的工业中，工资调整可能较慢。在较低的实际工资下，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更大，因而过去失业的工人现在又重新找到了工作。这种扩张性的影响不但全面，而且也会改善部门和地区间的问题。
譬如，如果某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降低，那么该工业一些工人就会失业。但当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时，他们可能又重新找到工作。正由于通货膨胀对失业的有利影响，使得一些人提倡通货膨胀政策，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一影响非常有效。但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影响并不来自高通货膨胀率，而来自加速的通货膨胀，并且，只延续到当工资合同得到充分调整后为止。
此外，实际工资下降并不是说就业人数总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上升。因为就业不但决定于需求，同时还决定于供给。在低收入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不愿工作，因而就业人数下降，虽然失业率也同时降低。这种供给的影响可能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愿转移到工业部门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实际工资下降也可能使劳动力供给增加。为了维持一定的实际收入，更多的家庭成员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一个工人可能有多份工作，认为80年代后期出现的“夜班狂”(“moonlight craze”)正是国家雇佣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和教师，由于通货膨胀使得实际收入下降而产生的反应。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并不能确定通货膨胀率上升，就业人数会增加或减少。这决定于经济当时的情形，例如，决定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程度。
提高通货膨胀率也能间接地降低失业。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政策时，就像所有中央银行一样，面对很大的不定性。而且它对其政策生效时总需求过高或过低的预测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人民银行宁愿承担通货膨胀的代价而不愿承受经济衰退带来的代价，面对预测的不定性，它就会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有时，这些政策会阻止总需求的下降而并不造成通货膨胀。但在另一些时候，如果总需求在没有扩张性政策的条件下已经足够大，通货膨胀率就会升高。
当供给降低(supply shock)时，愿意承受通货膨胀率上升也会降低失业。面对供给下降的情况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让价格水平上升，或者采取紧缩政策，迫使其他物品跌价，以抵消由于供给减少而造成的部分物品的涨价。由于这种紧缩政策会减少生产和就业，面对供给降低时，愿意承受通货膨胀的升高可减少失业率的上升。
(2)资本总额
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储蓄率和资本总额的影响并不清楚。当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储蓄的回报率下降时，一些人可能通过购买耐用消费品来减少储蓄及增加消费。然而，另一些人为了达成某一程度实际财富，以补充其将来的退休金，他们会增加储蓄。对于美国经济中，储蓄的实际回报率怎样影响存储率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结果并不明显。
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刺激投资的影响同样也不清楚。一方面，由于工资合同还未调整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企业利润上升，因而，企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增加。另外，如果他们预计利润会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他们就会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较低的实际工资会降低为节约劳动力购置机器的意图。
通货膨胀率和资本总额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于通货膨胀的起因。在中国，通货膨胀往往是由于政府和银行为鼓励投资而提供给企业大量的固定资产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总额和通货膨胀率都上升。高通货膨胀率并不导致资本总额的增长，而且，通货膨胀率上升并非是资本总额增加的必要条件。因为额外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提供。其余条件都相同，如果政府不愿增加税收或刺激个人储蓄，资本总额就不可能上升，除非通货膨胀率上升。
(3)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通货膨胀率上升不但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同时也影响它们的使用效率。一种途径是由于实际工资降低而损坏了劳动力的积极性，因此他们不会努力工作。被不公平对待的工人，其工作效率很低（参看AKerlof，1984）。
降低效率的第二个因素，是由于实际工资下降的速度不一样。在一些工业和企业，工资并不由长期合同决定，而是经常得到调整。另外，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一些合同已经即将期满，而另一些合同却刚生效。所以实际工资在不同的企业降低的速度并不一样。这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因为大量的工人涌入到工资可以灵活得到调整的职业（比如个体经营）中去，而一些实际工资下降较快的工业部门很难得到劳动力。
政府部门是一个较好的工资扭曲的例子。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政府常常要限制其他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为使其政策有效，以身作则限制政府工作人员工资的增长，特别是工资较高的工作人员。当政府工资相对降低时，政府会失去一些最好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作积极性下降，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就会离开政府部门。
当政府部门的实质工资降低，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愿意让生活标准降低。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感觉到自己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因而对受贿并不感到有罪。第三个原因是惩治贪污腐败的一种手段，革职，对他们来讲已不算回事。以前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看到很多同事都在受贿，因此，他们对受贿行为的约束，抑制就会被削弱。
由于失去工作人员以及其余部分工作人员的受贿，政府的决策过程就会退化。虽然私有经济部门能够从雇佣原政府工作人员中获利，但其效率因政府的法制制度漏洞百出而降低。例如，由于贿赂，投资的分配就可能被畸化。
另一个效率差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产品价格可以自由变化而升高，需求就会转移到那些由于政府限制而不能涨价或涨价幅度较小的产品中去。由于这些需求的转移并不反映购买者爱好的变化，或者产品成本的改变，而只是反映了购买者占了生产者的便宜，这显然无助于提高效率。例如，假设砖的价格由政府控制不能改变，而通货膨胀率为10%，混凝土的价格却可以自由变化。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0%，砖的价格相对于混凝土来说就会下降。因此，如果砖能够在市场上买到，本来应由混凝土建造的楼房，现在却由砖来建造。但通货膨胀率上升并没有提高砖相对于混凝土的效率，造成太多的楼房由砖来建成。相反的，正如可能会发生的那样，如果砖的生产厂家由于产品价格相对太低而减少其产品数量，那么，很少有楼房由砖来建造。
一方面为了示范，另一方面为了使消费者仍然能够支付一些基本生活品，以及为了避免由于在国家控制部门的物价上涨而受到人们的批评，政府在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往往不让一些最受人注目的物价上涨，这使得一些物品价格不能自由调节的问题更加严重化。比如，在许多国家，交通费和房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而造成价格关系的扭曲，交通运输出现瓶颈现象，严重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住房缺乏，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因为工人们不愿搬迁到很难找到满意住房的地方去工作。
这种类型的问题特别可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生，因为中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样的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去干预市场。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城市的生活水平，往往控制食品价格上涨。
当需求转移到由于国家控制，或长期合同的原因，而价格未能上涨或上涨幅度较小的工业中去时，这些工业的供给往往不能满足需求。由于产品价格维持不变而原材料价格却上涨，企业会减少生产，而不是增加生产。因此造成了短缺，也会导致黑市。由于短缺的影响，企业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原料而减缓生产速度。同时黑市的交易成本高于合法市场，这些都造成经济效率降低。另外，黑市会带来人心怨愤，更使社会不安。
另一个问题是在固定价格下售出的物品质量可能下降。这是因为产品价格和原料价格之间的矛盾使得企业不顾质量的好坏，以最简捷、最经济的方式来生产。如果即使产品质量低，但企业仍然可以在准许的价格水平上售完它们的产品，那么它们就不会去提高产品的质量。
另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家庭及企业都会加速购买而且囤积物品，这会造成过度的资源占用。据报道，在1988年8月中国发生疯狂抢购的现象。由于中国大幅提高存款利率，使实质存款利率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减低了家庭提取存款用于购买实际资产上，这一现象方才得到缓解。但企业仍然愿意保持过度的库存，除非它们需要付的利率上升。
另外，由于产品价格固定不变，企业利润下降，对这些企业的投资也会下降，这部分是因为企业利润低，或者没有利润用于再投资，同时贷款者也不愿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但是由于低利润是出于人为的因素，而不反映其社会效益之降低，减少对这些企业的投资，也是使得资源不得有效运用的原因。
通货膨胀也造成所得从债主转移到债务人的再分配，使得资本的运用也不合理，由于这样的再分配，企业的利润率并不是其社会生产效率的可靠标志。当一个企业的利润上升只是由于它所支付的实质利息下降时，其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但由于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利润可用于再投资，而且它们对投资者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此，这些由于通货膨胀而获利的企业就会吸引大量的投资。
当贷款利率过低以致实质利率达致负值时，能够借到贷款的企业就能获取超额利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往往不顾社会效益而过度地借款和投资。即使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会要求过多的信贷，因为它们具有软预算。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不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更进一步加剧了对信贷的需求。这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首先，政府为满足投资需求的增涨，增加了这一代人民的负担，并且使通货膨胀率上涨。另外，大量的企业投资也增加了信贷系统的负担，减降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提高现有设备生产效率的努力，鼓励资本投入而取代劳力，这对劳动力过剩的中国来讲，特别不利。
另外，实际利率降低使得投资方向不合理。由于利率对长期投资来讲比短期投资更为重要，降低实际利率使企业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
家庭也可能因为负值实质存款利率而影响其投资行为，而使储蓄流向不合理。即使房地产和一些非金融资产的回报率小于零，但只要它们高于金融资产回报率，那么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存款利率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回报率时，家庭就更愿意对房地产或非金融性资产进行投资。政府提高存款利率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现象。然而，往往由于存款利率升得不够高，通货膨胀削弱了金融中介和金融资产的作用，阻碍了完善的金融系统的发展，造成投资分配效率的下降。
贷款利率低以及逃避金融资产，可以解释通货膨胀造成过度投机，使得某些资产价格剧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譬如，通货膨胀率从5%升至15%，而银行的贷款利率只从8%升至10%。由于实际贷款利率只有负5%，企业就会从银行借款用于房地产投资（它们可以用这些房地产作为担保品来借款），即使这些投资的实质回报率为负数。同时，他们也会购买其他类的资产作为担保，而促使这些资产价格上涨。
(4)所得分配
虽然通货膨胀率上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可以非常严重，但其对所得分配的影响却更加显而易见，更容易造成不满心理。其中之一的影响是实际工资的下降。另一个明显的影响是债权人（譬如未指数化的政府债券持有者）遭受损失，而债务人却获利。
另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是农民更容易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而遭受损失，因为政府趋向于控制农产品价格。由于农产品价格不能上涨而生产原料价格却升高，这使得农民比领取固定工资者（例如领取退休金者）遭受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个农民的产值是100，其原料价为30，他们纯收入为70。如果作物价格固定不变，而其他价格却上涨了10%，他们名义纯收入降低为67(100-33)，而其实质纯收入却只有60.3(67×100/119)，下降了14%，因而其损失是领取退休金者的1.4倍。
此外，家庭受到某些合同，例如租赁合同或退休金的约束，因而，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合同中所顾及的数值时，一些家庭就会遭受损失，而另一些却获不义之财。
在此需要强调这种所得再分配不近情理。对于债务人获利，债权人受损，工资由于合同刚生效不久而受限制，及政府控制部分物价所带来的损失，实在无理可说，不但使许多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且，这样的再分配会造成社会不满和政治冲突。通货膨胀是破坏社会安定的强力因素。
3.连预期也未获调整
(1)预期低估
在这此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平均高于公众的预期值；另外，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不定性，虽然多半的人不同程度地低估，而另一些人却高估。
由于企业有更多的信息，至少知道他们自己的产品价格，因而有理由假设企业低估通货膨胀的程度要小于他们雇员的估计。在以前讨论过的预期正确情况下的影响，在此也都会发生，但更加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得不到全面的调整，因而实际工资会更广泛地下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幅度更大。如果工人愿意接受降低的实际工资，就业人数就会增加。但通货膨胀率上升带来的不定性都会阻碍投资。
不只是因为低估通货膨胀率而扭曲资源分配，而且不同的企业低估程度不一致。有些企业更严重地低估通货膨胀率，因此更严重地高估实质贷款利率，而另一些企业却只是轻度低估通货膨胀率，前者就会相对于后者减少投资，因此投资分配也受到扭曲。
另外，在此情况下，企业成功的因素不仅是他们生产社会所需物品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正确预测通货膨胀率。有些生产效率低的企业能够发达起来，而另一些企业尽管他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来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却因估计通货膨胀率的错误而失败。这使得企业管理人员将人力、物力用于预测通货膨胀率上，而不是去发展生产力。
企业不但担心通货膨胀率，而且担心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反应。他们担心政府是否会让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或者继续升高通货膨胀率而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瓦解，或者会冒着造成经济衰退的危险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也减少企业的市场，使得他们不愿扩大再生产。企业同时也担心政府是否会控制价格，因而决定在政府控价之前就提高产品价格。
对家庭来讲，这种通货膨胀的不定性同样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当物价上涨时，他们不知道这是否是普遍通货膨胀的结果，或者是某些物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因此他们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看看在别的地方是否会更便宜，或者购买另外的物品。
另外，如果他们不知道通货膨胀率，他们就不知道需要储蓄多少以保证将来，特别是退休后的开销。指数化的存款和债券使这一问题部分得到解决，但还不能完全解决。因此，高通货膨胀为有些人带来失望及为所有人带来不稳定的心理。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且感到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因而社会的凝聚力下降。尽管一般经济学家对此不注意，因为这不能用模型的方式来研究，但它们的影响却非常重要。
通货膨胀上升会阻碍市场的自由化，另外，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政府会受诱来控制价格、工资和投资，因而普遍地为市场自由化开倒车。
通货膨胀上升带来的不定性并会削弱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他们不知道政府是否会让人民币贬值，政府是否会控制外汇而影响利润汇出和资本退出，或者政府是否会控制进口而影响生产。同时，他们也担心极度通货膨胀，尽管其或然率很低。更广泛地──不论正确与否── 一些国外投资者都将高通货膨胀和上升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及政治实力虚弱的表现。
(2)预期高估
最后一种情况是，公众高估了通货膨胀率的上涨。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人们的行为合理，那么他们高估通货膨胀率的程度应该约略相等于低估的程度。特别是当政府改变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率时，人们就很可能高估通货膨胀率。
公众高估的通货膨胀率，在许多方面都和低估的情况相对称。这时，实际工资上升，失业率上升，除非过去生产由于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短缺而受到限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会下降；同时债务人受损失，而债权人却获利。另外，资源分配也由于上述原因而遭受扭曲。然而，现在却有另外一个影响，如果市场决定的利率以及政府规定的利率都是根据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而取得调整，但是达成贷款协议时，通货膨胀率低于预期值，那么实质贷款利率就会高于借款人所预期的。这不但会降低他们的利润，还会使企业不偿还贷款，至少会使他们减少生产。国内生产实质总值也会降低，并且失业率上升。
也许对这些问题部分解决方法是宣布反通货膨胀政策。这当然有帮助，但有多大帮助却不清楚。如果政府以前多次许诺要采取行动降低通货膨胀率，但都没有实行，那么公众就不会致信。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及撒切尔时期的英国，尽管宣布要降低通货膨胀率，都未能减低通货膨胀率并造成较高失业率。也许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合同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公众不相信政府会坚持限制性的政策，但很难说。中国也许能更成功地使用宣布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一般来讲，中国政府一向少作不能兑现的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许诺；此外，货币政策在中国比在西方经济中能更快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因此，在中国，宣布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也许会更加有效。
四、结论及政策意义
正如本文开始所述，亚洲国家的经验不足证明高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关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其结论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不利。
为了决定高通货膨胀率怎样影响中国经济，我们需严格区别高度通货膨胀和上升通货膨胀。上升的通货膨胀，如果没有预测到，会在开始时通过降低实际工资的方式降低失业率。然而这只是一次性的影响。为了连续地降低失业率，需要不断地提高通货膨胀率。并且如果工资合同不但考虑到价格水平，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那么这一结果也就不会发生。
中国有四种供选择的政策，第一是通过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甚至是加速上升的方式，来力争获得通货膨胀率上涨带来的好处。第二是偶然提高通货膨胀率，然后再让其停留在新的水平上。第三是保持现有的通货膨胀率。第四是降低通货膨胀率。
第一种选择，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显然应被抛弃，因为它最终造成极度通货膨胀。
第二种政策，偶然提高通货膨胀率，不能被轻易地抛弃。这样的政策甚至可能在小范围内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因为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用于投资。比如，如果在两年中，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得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加1.5%，如果这3%的增长值中的三分之一用于投资而且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为20%，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永久提高0.2%的增长速度。
有人也许会为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辩护，认为由于要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必须保持高的投资，因而，高通货膨胀率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投资超过了人们的储蓄，造成在目前通货膨胀率下需求过度，因此通货膨胀度上升，实际工资的下降使得更多的资源用于投资。
然而，这一政策的漏洞却很多。经济政策的目标应是使社会福利极大化，而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公众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储蓄率，并且，牺牲当代人以造福后代，这一点是否合适还尚待考虑。第二，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通货膨胀率并非是唯有的取得资源用以投资的方式。另一种方法是增加税收或降低与投资无关的政府开销。
另外，尽管升高通货膨胀率在开始时会降低失业率，但在以后却可能使失业率上升到高于通货膨胀率上涨前的水平。当今年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公众认为明年通货膨胀会再涨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因为，如果下一年通货膨胀率稳定在新的水平上，公众就会过高地估计它。正如以上讨论的那样，这会造成失业。第二，即使这一政策成功地降低了失业，但它却可能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因为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和由此造成的高通货膨胀，会降低经济效率。第三，即使此政策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但它仍然是不好的政策，因为通货膨胀率上升会不公平地分配所得，造成不安和无望的心理，破坏社会的凝聚力。第四，偶尔提高通货膨胀率，然后再使其稳定的政策，很难实施。政府会发现提高通货膨胀率容易，但是，想要将它稳定在新的水平上，就必须要放弃通货膨胀率上升带来的暂时利益。即使政府愿意暂时放弃，而提高通货膨胀的引诱力经常存在，不只是提高几次就算了，而是常常发生。我们有理由主张，抛弃这一有吸引力的政策，而采取不移的国策阻止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者，更切实际些，我们应在原则上坚决反对提高通货膨胀率。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供给大量减少时，才允许其升高。
如果我们达成共识，除了在特殊情况下，提高通货膨胀率是不合适的，怎样处理通货膨胀已经上升的情形，仍然是个问题，更具体地来说，中国应保持其现有通货膨胀率，还是应该将其降到低的一位数的水平上？
与此相关的一个考虑，是需要确定降低通货膨胀率所获将来福利的贴现率。另一个因素是预期值、合同和制度对现行通货膨胀率已有的调整程度。由于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比过去几年高很多，因此可能大部分还未调整，这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
提出中国应该保持还是降低现在的通货膨胀率这问题，最好不要以之作为一个仅只是当前的选择，而应该视作一项长期可行、顾及民众预测反应的政策。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而不设法使之下降，结果必然日益加剧，并造成长期的通货膨胀不定性。这对年轻的这代为筹划将来退休而积蓄的家庭来说，尤其不利。
因此，在最近几十年中，中国每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就采取行动降低它。这种“停停走走”政策也被其他一些国家采用。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直到80年代的英国，由于在“停停”时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因此这一政策所带来的损失也很大，没有理由认为在“走走”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会弥补“停停”时期的下降。并且相对于稳定的低度通货膨胀率的政策，这一种政策造成不公平、不定性和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