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进入战略与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组织合法性视角_组织绩效论文

制度距离、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战略与国际化绩效：基于组织合法性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中国论文,绩效论文,视角论文,合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以及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的出现，全球化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国家之间的投资活动也日益频繁。2003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为9.89万亿美元，而2010年为20.41万亿美元①。在这场全球化大潮中，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也呈现出加速态势。有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全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比重由2003年的0.34%增长到2010年的1.55%②。此外，2006年参与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数目略大于5000家，而2010年则达到了13000余家③。然而，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一般地，国际化进程中，中国跨国公司首先面临的就是与国内迥然有别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导致其难以在当地市场上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使其处于难以获取合法性的外来者劣势。究其原因，进入战略选择的不当，往往成为其在东道国市场上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的伏笔。正如Aulakh和Kotabe（1997）所言，进入战略的选择对于进入后其他运营战略的制定及其绩效有着深远影响。

      因此，在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下，如何选择合适的进入战略以获取更高国际化绩效，就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进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纵观体现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的制度距离的研究可知，除阎大颖（2011）探讨了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外，其他相关研究主要以日本（Xu，2001；Xu et al，2004）、德国（Schwens et al.，2011）以及芬兰（Arslan and Larimo，2010）等国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现有文献缺乏以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探讨。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是否有其他变量起作用？制度距离下中国跨国公司所选择的进入战略对其国际化绩效是否产生影响？

      鉴于此，本文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以178家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检验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两阶段（并购/绿地、合资/独资）选择的影响，验证国际经验、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资本在制度距离影响进入战略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采用层级回归探究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的匹配对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从而为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中国跨国公司在制度距离下如何选择合适的进入战略和提高国际化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来自于中国的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距离的界定及其造成的难以获取组织合法性的劣势

      制度环境由管制支柱、规范支柱以及认知支柱构成，管制、规范和认知方面的结构与活动赋予了社会行为的稳定性和现实意义（Scott，1995）。将Scott（1995）的三支柱制度理论应用于企业国际化研究时，Kostova（1996）将制度距离定义为国家之间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上的差异或相似程度。从组织场域出发，Phillips等（2009）认为，制度距离反映了东道国和母国相应组织场域之间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的差异以及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的程度。相对而言，Kostova（1996）对制度距离的定义能全面体现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因此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

      制度距离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运营时主要面临两种外来者劣势，即难以在东道国获取组织合法性和组织惯例跨国界转移的困难（Ionascu et al.，2004）。一些学者（Xu，2001；Xu et al.，2004）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关键难题是建立并维护合法性。Kostova和Zaheer（1999）指出，一方面，制度距离下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由于获取的有关进入者合法或不合法的信息较少而会采用刻板式判断；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合法性标准判断本国企业和进入者。此外，制度距离的存在会使得跨国公司难以理解和难以正确解读东道国制度环境，也不知道应做出何种回应（Kostova and Zaheer，1999），使得分支机构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存在困难。

      （二）进入战略的一阶段论和两阶段论

      在研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阶段的进入战略问题时，可以从两个视角考察现有文献（Hennart and Park，1993；Chen，2008）。一个视角涉及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如何建立分支机构，即在并购和绿地之间进行选择（Hennart and Park，1993）；另一个视角涉及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如何确定分支机构的所有权结构，即在合资与独资之间进行选择（Brouthers et al.，2003）。

      就这两种视角的进入战略的先后顺序而言，学者们得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两种视角的进入战略应该是同时进行决策的，不存在先后顺序之分（Chen，2008），即单一阶段模式。这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可以在全资绿地、合资绿地、全资并购以及合资并购之间进行选择。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两种视角的进入战略有先后顺序，应分开决策，即两阶段模式，如图1所示。一些学者（Hennart and Park，1993）认为，先决定建立方式，后决定所有权结构。另一些学者（Cui and Jiang，2009）则认为，所有权结构的决策先于建立方式。

      

      （三）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

      1.制度距离对分支机构建立方式的影响

      一方面，被并购企业大多在当地运营了一段时间，对当地的制度环境比较熟悉，有利于并购企业了解东道国不同层面制度环境的要求和限制。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者和一般员工，可以沿袭其原有的网络关系，有利于并购企业进入后保持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能快速地对当地环境的合法性要求做出回应（宋铁波和陈国庆，2010），进而获取合法性。相对而言，如果采用绿地进入东道国市场，由于缺乏先前的网络联系，进入者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甚至仅仅是因为被视为“外来者”而被排斥（宋铁波和陈国庆，2010）。此外，采用绿地进入东道国时，跨国公司由于对当地制度环境的了解较少，在与利益相关者交流时存在困难（Ionascu et al.，2004），在当地仅能获得有限的合法性（Xu and Shenkar，2002）。Rottig（2008）指出，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获取合法性对跨国公司而言更加重要，因而相对于绿地，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1：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绿地，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

      2.制度距离对分支机构所有权结构的影响

      与当地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在较低代价下从当地合作者的社会声誉中获得“搭便车效应”（Yiu and Makino，2002），可以通过合作者较迅速地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Gaur and Lu，2007），使得跨国公司表现出更少的外来性（Kostova and Zaheer，1999），在利益相关者眼中更具合法性。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从合作者那里学习到当地企业的惯例、规章和规范，这使得跨国公司能通过迅速模仿而与当地制度环境保持同构，也不会被看成是“异己者”，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Xu和Shenkar（2002）以及Yiu和Makino（2002）指出，跨国公司采用独资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会受到东道国管制制度的较多限制，往往会因达不到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而受到不公平待遇，获取合法性就会存在困难。Xu（2001）以及Xu和Shenkar（2002）指出，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2：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进入东道国市场。

      （四）国际经验对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调节作用

      随着学习到更多的经验，跨国公司更熟悉当地的环境，这有利于高效地协同在东道国的营销和运营活动，制度距离的影响被调节了，即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累积的经验减弱距离的不利影响（Wu，2009），进而更容易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国际经验是“距离桥接”（Distance-bridging）变量（Child et al.，2002），经验对距离的弥补作用得到了学者（Ionascu et al.，2004；Dikova et al.，2010）的普遍认可。可见，距离降低了相似性，而经验增加了相似性，在特定情境中运营的经验可以弥补距离的影响，正如吴晓云和陈怀超（2011）以及Arslan和Larimo（2010）所指出的，通过经验的积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环境更加熟悉，制度距离的作用将会减弱。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3a：国际经验负向调节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并购和绿地选择的影响；

      H3b：国际经验负向调节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合资和独资选择的影响。

      （五）环境适应能力对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调节作用

      适应能力强的企业能对外部环境做出比竞争对手更迅速的反应，有利于取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董保宝，2010）。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更加重要，因为当进入东道国时，往往面临更陌生、更复杂的环境。一般地，跨国公司在多个市场上运营时，会开发出普适性的能力以适应环境。由此，当遭遇相对不熟悉的市场时，跨国公司能快速适应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要求（Arslan and Larimo，2010）。在此情形下，环境适应能力强的跨国公司往往能快速地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和信任关系，从而获取合法性地位。可见，环境适应能力也有利于弥补制度距离所造成的难以获取合法性这一劣势，有利于“桥接”国家之间的距离。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4a：环境适应能力负向调节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并购和绿地选择的影响；

      H4b：环境适应能力负向调节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合资和独资选择的影响。

      （六）社会资本对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调节作用

      Tseng和Lee（2010）认为，跨国公司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弱其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一般地，当地利益相关者在评价进入者的合法性时，主要参看属于同一认知范畴的其他实体的合法性程度（Yiu and Makino，2002）。因此，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建立更多联系时，就能从其他企业获取“合法性溢出”（Kostova and Zaheer，1999），进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对其的正向评价。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建立了更多的关系，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将会减弱（吴晓云和陈怀超，2011）。依据Rottig（2008）的观点，社会资本有利于进入者理解距离远的当地制度环境，有利于进入者遵守当地环境的合法性要求，有利于进入者克服制度距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5a：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并购和绿地选择的影响；

      H5b：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合资和独资选择的影响。

      （七）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的匹配对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制度距离造成的外来者劣势，妨碍了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的运营（Gaur and Lu，2007），使其承受更大成本，降低了其在东道国市场的绩效（Wu，2009）。如同Kostova和Zaheer（1999）所言，难以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存和绩效有着不利的影响。Xu（2001）指出，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的匹配将会导致东道国分支机构获取更高绩效。

      制度距离越远，跨国公司越难以获取合法性。Rottig（2008）认为，组织合法性是跨国公司国际化并购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在制度距离影响下，相对于绿地而言，跨国公司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会获得当地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媒体和公众的认可和接受，更容易获取合法性地位，有利于减弱外来者劣势的影响，降低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成本，将会取得更高的国际化绩效。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6a：制度距离远时，相对于绿地，跨国公司选择并购的国际化绩效更高。

      Xu（2001）认为，制度距离远时，分支机构采用低股权模式，将会取得更高绩效。Gaur和Lu（2007）指出，当地合作者有助于跨国公司降低其对当地的不熟悉性，提高其在当地的合法性，并可以减少在东道国运营时由于不熟悉所造成的成本。进一步地，就规范距离而言，Gaur和Lu（2007）认为，在合资企业中设计了恰当的治理结构后，引入当地合作者将会使跨国公司获益。可见，制度距离远时，跨国公司选择合资，将会得到当地利益相关者更多的认可和接受，更容易获取合法性，降低其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成本，从而取得更高的国际化绩效。由此，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H6b：制度距离远时，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国际化绩效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受访者确定

      1.抽样框及样本选择

      本文的抽样框涉及两个方面，主要抽样框是《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辅助性抽样框是南开大学EMBA学员所在企业以及之前有过调研关系的企业。由于研究对象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很难做到概率抽样，故本文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进行抽样。

      就主要抽样框而言，本文采用便利性和判断式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安徽和山东这5个省市对外投资的企业，在这些省市，有利于调研团队成员利用关系资源接近所确定的受访者。其次，鉴于2010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在全国省市区排名中，广东省排名第一，浙江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三④。因此，本文也选择广东和浙江作为调研企业的区位。此外，如果时间远的话，受访者难以清晰地回答相关问项，故而，本文采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2006年后有过对外投资行为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由此，本文从主要抽样框中选择了2100余家样本企业。就辅助性抽样框而言，本文采用判断式抽样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关系资源尽可能多地接触调研企业的受访者，最终从辅助性抽样框中确定了200余家样本企业。

      2.受访者确定

      由研究主题可知，理想的受访者是那些对企业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之间环境差异有着较多理解和把握的高层管理者和国际业务部门主管，以这些人员来获取数据，获得的数据较为可靠。然而，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往往难以接触到这些理想的受访者。因此，本文遵循当前学者的常用做法，将部分企业的其他管理者也纳入可接受的受访者范畴。需要说明的是，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在选择这些管理者作为受访者时，本文尽量考虑其所负责的业务与市场环境、国际化的关联性。

      （二）变量测量

      1.变量测量量表的开发与修正

      依据一些学者（Xu，2001；Xu and Shenkar，2002）的观点，制度距离由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构成。其中，管制距离测量量表参考了Kostova（1996）、Xu（2001）、Xu等（2004）、Gaur等（2007）以及Arslan和Larimo（2010）的研究成果，包含10个问项。规范距离测量量表参考了Xu（2001）、Xu等（2004）、Gaur等（2007）、Gaur和Lu（2007）以及Arslan和Larimo（2010）的研究成果，包含9个问项。认知距离测量量表参考了Hofstede（1980）、Brown等（2003）、House等（2004）以及Dikova等（2010）的研究成果，包含7个问项。

      国际经验测量量表参考了Cavusgil（1993）、Cavusgil和Zou（1994）以及Shi等（2001）的研究成果，包含5个问项。环境适应能力测量量表参考了Oktemgil和Gordon（1997）、Gibson和Birkinshaw（2004）以及董保宝（2010）的研究成果，包含6个问项。依据Nahapiet和Ghoshal（1998）以及刘璐（2009）的观点，本文选择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关系质量测度社会资本。网络规模测量量表参考了Powell等（1996）、Batjargal（2001）以及刘璐（2009）的研究成果，包含6个问项；网络中心性测量量表参考了Wellman和Wortley（1990）、Batjargal（2001）以及Tsai（2001）的研究成果，包含4个问项；关系质量测量量表参考了Coleman（1988）以及Yli-Renko等（2001）的研究成果，包含3个问项。

      依据Zou和Cavusgil（2002）的观点，本文从战略和财务两个维度衡量国际化绩效。参考了Cavusgil和Zou（1994）以及Zou和Cavusgil（2002）的研究成果，战略绩效测量量表包含3个问项，财务绩效量表包含3个问项。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战略对绩效影响的时滞性，在问卷中，让受访者评价此次进入后的1～3年内企业所取得的国际化绩效。就所开发的各变量测量量表，本文采用现场、Email以及邮寄三种方式发放100份问卷进行预调研。历时1个月回收问卷66份，剔除一些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48份有效问卷用于量表的修正和完善。对于所获取的48份有效问卷，本文对各测量量表进行了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检验，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检验了量表的构念效度。对测量量表进行修正，剔除了不合适问项后，最终问项为49项，其中，管制距离7项，规范距离8项，认知距离7项，国际经验4项，环境适应能力5项，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关系质量分别为5、4、3项，战略绩效和财务绩效均为3项。

      2.进入战略的测量

      对于并购与绿地而言，本文在问卷中采用选择题形式让受访者进行回答。在计算时，令绿地编码为0，并购编码为1。一些学者（Arslan and Larimo，2010；Gaur and Lu，2007）往往以95%的股份作为独资和合资的分界点。由此，本文在问卷中采用选择题形式让受访者进行回答，大于95%的股份为独资，编码为0；小于或等于95%的股份为合资，编码为1。

      3.控制变量的测量

      所确定的控制变量有四个，即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类别、企业规模、地理距离。鉴于所研究的是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问题，本文所调研对象不包括三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形。在问卷中让受访者选择进入时企业所属的类别，并将国有/国有控股企业、集体/集体控股企业、民营/民营控股企业分别编码为1、2、3。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发布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作为所调研企业行业分类的依据，在问卷中采用选择题形式，让受访者选择进入时企业所属的类别，并依次将其编码为1、2、3。本文选择进入时采用企业员工数目测度企业规模，在问卷中采用让受访者直接回答的形式获取数据，并在计算时取各数值的自然对数。本文选择北京与企业所进入国家/地区首都之间的距离测度地理距离，在问卷中采用让受访者直接回答所进入国家/地区的名称，并依据受访者的回答计算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⑤在计算时取各数值的自然对数。

      （三）正式调研及样本特征

      调研的实施由专门的调研团队负责，在调研前，就调研内容、调研技巧以及调研过程的控制等对调研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并制定了调研进程表和反馈机制。出于对调研过程的可操作性、可控性以及回收率等方面的考虑，调研团队运用了现场发放/面谈、电话、邮寄和Email/网络这四种方式对所选择企业的受访者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调研，并对较低质量问卷予以剔除。最终，发放的问卷共计1016份；回收问卷数目为241份，回收率为23.72%；有效问卷数目为178份，有效率为73.86%。

      首先，从样本企业所进入的区位来看，有两家企业没有明确填写所进入的国家/地区，其他176家中国跨国公司共进入了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38个国家或地区。其中，亚洲有14个国家/地区；欧洲有9个国家或地区；北美洲涉及美国、加拿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南美洲涉及巴西和智利；非洲有9个国家或地区；大洋洲仅有澳大利亚。其次，从员工数目、企业所有权性质和行业类别来看，“员工数目＜200”、“200≤员工数目＜500”、“500≤员工数目＜2000”、“2000≤员工数目＜5000”、“5000≤员工数目＜20000”、“员工数目≥20000”的样本企业分别为27家、16家、29家、25家、32家和43家，缺失值为6家；属于“国有/国有控股”、“集体/集体控股”和“民营或民营控股”的样本企业分别有90家、16家和69家，缺失值为3家；属于“行业一”、“行业二”和“行业三”的样本企业分别有5家、73家和98家，缺失值为2家。最后，从样本企业的进入战略来看，就分支机构的建立方式而言，选择绿地的企业有99家，选择并购的企业有79家；就分支机构的所有权结构而言，选择独资的企业有85家，选择合资的企业有93家。

      四、数据分析

      （一）拟合优度与信效度检验

      制度距离由三个维度构成，本文将这三个维度聚合成一个二阶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

/df=2.726，PGFI=0.637，RMSEA=0.096，NFI=0.816，TLI=0.860，CFI=0.875，表明初始的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优度不理想，需要进行修正。由各观测变量的SMC可知，认知距离的指标“社会风俗差异”的SMC偏小，仅为0.33。因此，本文将该问项删除，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df=2.758，PGFI=0.635，RMSEA=0.089，NFI=0.906，TLI=0.922，CFI=0.910，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修正的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优度较为理想。此外，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910、0.924和0.917，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而且，制度距离及其子维度的AVE值分别为0.622、0.606、0.607和0.649，各观测变量在一阶因子以及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上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6，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各一阶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分别为0.778、0.779和0.806，而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80、0.323和0.414，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国际经验和环境适应能力的验证性因子结果表明，

/df=3.651，PGFI=0.516，RMSEA=0.094，NFI=0.912，LI=0.908，CFI=0.934，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好。此外，国际经验和环境适应能力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903和0.895，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而且，国际经验和环境适应能力的AVE值分别为0.711和0.632，就单个观测变量的效度而言，各问项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6，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国际经验和环境适应能力的AVE平方根分别为0.843和0.795，而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56，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社会资本由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关系质量三个维度构成，同样的，本文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聚合成一个二阶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

/df=2.754，PGFI=0.603，RMSEA=0.065，NFI=0.925，TLI=0.956，CFI=0.966，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的拟合优度较好。此外，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关系质量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869、0.868和0.854，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而且，社会资本及其子维度的AVE值分别为0.601、0.573、0.623和0.667，各观测变量在一阶因子以及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上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7，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各一阶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分别为0.757、0.789和0.817，而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06、0.612和0.584，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国际化绩效由战略绩效和财务绩效构成，同样的，本文将这两个维度聚合成一个二阶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

/df=2.905，PGFI=0.674，RMSEA=0.073，NFI=0.923，TLI=0.947，CFI=0.919，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的拟合优度较好。此外，战略绩效和财务绩效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854和0.830，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而且，国际化绩效及其子维度的AVE值分别为0.677、0.648和0.659，各观测变量在一阶因子以及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上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6，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各一阶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分别为0.805和0.812，而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65，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二）假设检验

      1.制度距离影响分支机构建立方式的检验

      采用层级回归法进行假设检验时，本文依次建立三个回归模型。第一步放入控制变量；第二步放入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第三步放入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在模型3中，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

=33.217，P=0.000，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伪决定系数的值分别为0.181和0.243；且拟合优度检验的

=15.045；P=0.158，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ID的回归系数为0.429，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1通过检验，即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绿地，中国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并购。ID×EXP的回归系数为-0.291，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3a得到验证。ID×ADA的回归系数为-0.289，P值不显著，H4a未得到验证。ID×SCO的回归系数为-0.514，P值不显著，H5a未得到验证。可见，国际经验降低了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并购和绿地选择的影响，而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2.制度距离影响分支机构所有权结构的检验

      同样的，采用层级回归法进行假设检验时，本文依次建立三个回归模型，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在模型3中，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

=56.235，P=0.000，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伪决定系数的值分别为0.287和0.384；且拟合优度检验的

=10.850；P=0.210，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ID的回归系数为0.664，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H2通过检验，即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中国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ID×EXP的回归系数为-0.173，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3b得到验证。ID×ADA的回归系数为-0.078，在P＜0.1的水平上显著，H4b得到验证。ID×SCO的回归系数为-0.352，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5b得到验证。可见，国际经验、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资本均降低了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资和独资选择的影响。

      3.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的匹配影响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检验

      Venkatraman（1989）认为，战略管理研究中可以采用调节、中介、特征偏离以及协方差等检验匹配的问题。依据研究假设，本文采用调节检验的步骤，探究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的匹配对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层级回归的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模型3和模型5中各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由此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各模型的F值检验结果表明其回归方程整体显著；各模型的

分别为0.146、266、0.374、0.327和0.405，

分别为0.120、0.108、0.181和0.078，拟合效果较好。就并购和绿地而言，由模型3可知，ID的系数为-0.148，在P＜0.05水平上显著，制度距离负向影响了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而ID×STR的系数为0.201，在P＜0.05水平上显著，并购与绿地的选择减弱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可见，制度距离远时，选择并购有利于提高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H6a成立。就合资与独资而言，由模型5可知，ID的系数为-0.173，在P＜0.01水平上显著，制度距离负向影响了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而ID×STR的系数为0.103，在P＜0.05水平上显著，合资与独资的选择减弱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可见，制度距离远时，选择合资有利于提高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H6b成立。

      

      制度距离使得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时，面临着难以获取合法性的劣势。为了获取合法性，跨国公司就需要选择能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匹配的进入战略，以保持与当地市场的同构。首先，在东道国内并购当地企业可以使得进入者通过被并购企业的网络关系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获取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相对于绿地，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并购以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Rottig，2008）。因此，H1通过了实证检验，即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绿地，中国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并购。其次，鉴于当地合作者对当地的制度环境比较熟悉，知道如何与利益相关者较快速地建立联系。与当地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容易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也容易获取合法性。因此，H2通过了实证检验，即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中国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

      在跨国界差异的研究中，一些学者（Child et al.，2002；Wu，2009）特别强调了国际经验的作用，正如Child等（2002）所言，国际经验可以看成是“距离桥接”变量。国际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对当地的制度环境比较熟悉，并能了解制度环境中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限制，也更容易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有助于降低制度距离所造成的难以获取合法性的劣势。因此，不论是对于并购和绿地的选择，还是对于合资和独资的选择，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际经验都有利于“桥接”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H3a和H3b均成立。

      尽管跨国公司所具备的环境适应能力有利于降低制度距离对其进入战略选择的影响，但采用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时，这种环境适应能力往往不能及时地传递到东道国，难以协调并购后的整合问题。因此，跨国公司在制度距离下选择并购和绿地时往往会更加慎重，并不会特别关注自身的环境适应能力而进行选择。而对于合资与独资选择而言，跨国公司就不会有这种整合问题的考虑。H4a未通过实证检验，H4b通过了实证检验，即环境适应能力降低了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

      一般地，在东道国网络关系的构建和信誉的培育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难以短期内通过所获取的社会资本协调并购后的整合问题，因此，跨国公司在制度距离下选择并购和绿地时往往也会更加慎重，并不会特别关注自身在东道国所获取的社会资本而进行选择。而对于合资与独资，跨国公司就不会有这种整合问题的考虑。H5a未通过实证检验，H5b通过了实证检验，即社会资本降低了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

      制度距离远时，相对于绿地而言，跨国公司选择并购时，会得到东道国市场利益相关者的更多接受和认可，合法性程度较高，有利于降低其在当地市场所遭受的运营成本和风险，进而其所取得的国际化绩效相对较高。因此，H6a通过了实证检验，即制度距离和并购的匹配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提高。同样，制度距离远时，相对于独资而言，跨国公司选择合资时，在合作者的帮助下，合法性程度较高，进而其所取得的国际化绩效也相对较高。因此，H6b通过了实证检验，即制度距离和合资的匹配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提高。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就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两阶段（并购/绿地、合资/独资）选择的影响以及国际经验、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资本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展开分析，并探究了制度距离与所选择的进入战略的匹配对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制度距离影响了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选择。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时，首先面临的就是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使得跨国公司处于难以获取合法性的外来者劣势。而且，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越大，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也越大。为了避免制度距离所造成的外来者劣势，跨国公司需要选择合适的进入战略。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为了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进而获取合法性，制度距离越远，相对于绿地，跨国公司越偏好于选择并购；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越偏好于选择合资。可见，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2）国际经验、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资本不同程度降低了制度距离的影响。当一味地依据制度距离选择进入战略时，往往使得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选择固化，缺乏灵活性，容易使其错失良机。一般地，距离代表了差距，当面临差距时，组织所能做的是如何降低这种差距的影响。制度距离下，跨国公司可以结合自身的资源、能力和关系降低制度距离的影响，使得跨国公司可以更加灵活选择进入战略。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国际经验降低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并购与绿地以及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即降低了制度距离远时跨国公司选择合资和并购的可能性。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资本降低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即降低了制度距离远时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可能性。可知，国际经验、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资本不同程度降低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

      （3）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的匹配将会带来更高绩效。制度距离作为一种情境，需要与战略匹配才能提高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正如Xu（2001）所指出的，制度情境与战略的匹配有利于提高绩效。在制度距离下所选择的进入战略是否合适，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本研究验证了“情境—战略—绩效”的范式，结果表明，在制度距离远时，跨国公司选择并购将会取得更高绩效；在制度距离远时，跨国公司选择合资将会取得更高绩效。可见，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的匹配将会带来更高绩效。

      （二）研究启示

      1.政策启示

      2011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做好海外投资环境研究，强化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因此，在“十二五”指导下，政府相关部门应对东道国/地区的制度环境进行深入梳理和分析，加强境外投资环境信息服务，及时发布当地的政策和资讯，及时了解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动态，做好引导和协调工作，并适时制定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的政策和措施，使得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处于一个适应的制度环境中，加快“走出去”步伐，取得更高的国际化绩效。

      2.管理启示

      （1）在选择进入战略（并购/绿地、合资/独资）时，为了获取更高的国际化绩效，应关注国家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一般地，企业在所处环境中运营一段时间后，会带有所处环境的烙印（Scott，1995）。当进入东道国市场时，跨国公司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提出了种种合法性要求，对这些利益相关者不了解，往往会使其选择的战略不合适。因此，在制度距离下，当需要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时，管理者可以选择能赋予企业更多合法性的并购和合资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实现制度距离与进入战略匹配，进而取得更高的国际化绩效。可见，管理者在选择进入战略时，应重视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及其复杂性，考虑制度环境中政府部门、监管机构、供销商、顾客、媒体以及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者对进入者所提出的合法性要求和限制，慎重选择进入战略。尤其是对国际化进程加速的中国跨国公司的管理者而言，这一点更加重要。

      （2）应注重企业国际经验的积累、环境适应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资本的培育。制度距离使得跨国公司遭受更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影响，这是现有研究的共识。然而，也存在一些可以降低制度距离不利影响的因素，诸如国际经验、环境适应能力以及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构建的网络关系。这意味着，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管理者并不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经验、能力和网络关系的整合降低制度距离所造成的外来者劣势。正如Phillips等（2009）所指出的，管理者并不是仅仅被动地对制度距离的压力做出回应，管理者在克服和改变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劣势时应该具有能动性。因此，在跨国公司国际化进程中，管理者应注重国际经验的积累、环境适应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资本的培育，以在制度距离影响下，更灵活地选择进入战略。

      ①②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官方网站，http://www.unctad.org/en/Pages/Home.aspx。

      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6，2010）。

      ④《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广东为116.30亿美元，上海为60.94亿美元，浙江为58.45亿美元。

      ⑤数据来自于http://www.mapcrow.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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