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战略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一次历史性地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进一步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和现实功能，科学确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关键环节，确保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深入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
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之初就深刻揭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工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大基本要素。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两大改革的关系，做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互协调、相互作用、整体推进，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
20世纪50年代，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改革浪潮，然而改革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社会制度改变和共产党下台成为改革的沉重代价。这些国家改革失败，有诸多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正确处理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情形相反，我国新时期30年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稳步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深入总结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经验，对于如何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把握改革的全面性和有序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国新时期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始终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首要的基础的环节，同时不失时机地展开相关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之处，并且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进程相衔接；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政治稳定，实现渐进性改革推进战略，防止国家政权发生震荡；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来进行；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各项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工程中，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忽视和懈怠的重要环节。
这是由于：第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深层次地涉及政治领域的若干体制和制度，不可回避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假如不能审时度势，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所遇到的深层障碍就很难排除，改革也就很难在新的层面上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甚至前期改革成果也很难巩固。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改革系统中担负着双重功能：它既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扫清障碍，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动力和政治保证，又担负着建设高度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任。第三，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和功能。其一，政治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其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据首要地位。其三，政治是对社会的协调和管理。政治的这些重要职能和功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改革的全面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出发，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上，第164页）事实上，在我国新时期改革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攻坚阶段和纵深发展时期，若干重大改革本身就具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双重性质。这种现象昭示，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机衔接和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一种内在规律。这一规律在当前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关键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当前正在展开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要密切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完善和发挥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又要密切适应政治民主化的趋势，着力建设高效政府、阳光政府和廉洁政府，从制度层面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清除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确保人民政府的人民性和公共性。我们只有深入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这种双重性质，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才能真正彻底并取得成效。
当前若干重大改革所以会具有这种双重性特点，归根到底是由经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决定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所强调的经济大一统，以及国家对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许多经济体制内在地包含着政治体制因素，许多政治体制内在地依托着经济体制因素。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中，由于改革目标单一，单项突破，因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往往未能更深入地触动政治体制因素；某些政治体制改革，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能提供更加成熟的时机和条件而使改革很不彻底，未能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能动性推动作用。在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关键时期，必须改变以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孤立进行、单项推进的方式，更深入地揭示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在两大改革协调统一的基础上更有力地发挥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
二、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的特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功能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深刻认识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功能的背景和前提。所谓转型性发展，是特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基本的动力是市场经济，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促进当代中国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当然，这里说改革开放启动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仍然是传统社会，而是就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因素而言。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来说，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缓慢转型的历史，1840年以前的中国才是典型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加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在本质上承负着进一步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而加快中国走向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宏伟目标的伟大历史性任务。改革开放新时期之所以具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质，还基于“传统”的历史延续性。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并不意味着一切旧传统的痕迹都荡然无存。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社会结构中的旧传统因素，历史性地延续下来直至今天。这些旧传统因素与现实社会中的现代因素相对峙，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矛盾和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发展内在地具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质，改革开放则承负着加快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
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不是根本制度的转型，更不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是一种结构性转型，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经济、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全方位的改革。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的基本形态。这种转型性发展包括丰富的内涵：(1)由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2)由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3)由乡村型社会向城镇化社会转型，(4)由传统工业化社会向新型信息化社会转型，(5)由伦理化社会向民主法治化社会转型。这种内涵极为丰富、涉及面极为宽广的转型性发展，是基本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必经阶段。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转型性发展，当代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前景。
当代中国的转型性发展，呈现出若干鲜明的特点：
第一，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是体制改革。30年来，改革外延的不断扩展和内涵的逐步提升，也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体制改革与结构转型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改革在如此大的范围和如此长的过程中给经济社会带来如此大的推动，这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是罕见的，更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成功典范。当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由过去的暴力性推动转变为注重结构型调整，以此来维系和延续现代化进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固有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通过自身的持久改革来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更不可能把体制改革与结构转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改革在深入触及社会结构中的深层矛盾时，由于执政党缺乏驾驭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关系的强大能力，从而导致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脱轨。透过历史与现实的真鉴，我们不难寻求到当代中国的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坐标点”，这个“坐标点”就是：通过体制改革这种和平革命的方式推进的经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成功之路，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抉择。
第二，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这一经济社会转型的内涵，必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特点。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的主体经济成分；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转型时期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建设现代化大厦的两块基石，是向现代化目标腾飞的缺一不可的两翼。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做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这篇大文章。
当代中国将长期存在着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状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多质经济因素，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状态：除与公有制有机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外，还有大量的带有自由竞争性质的市场经济；在少数地区，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由此可以说，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大跨度、多质化的经济形态。充分发育社会化、现代化、信息化市场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内在活力，以此去吸纳、改造、转化其他经济因素，形成现代化经济合力，是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第三，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复杂交汇。传统中国是经济政治一元化社会，经济与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时候甚至相互胶着、浑然一体。这种经济政治一元化传统，对当代中国影响甚大，由此导致转型时期改革与发展的若干特殊性：其一，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必然深层面地触动政治上层建筑，要求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必然把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改造政府行为、加强权力监督等等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迫切地提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不推进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就将遇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滞障因素而困难重重。其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既具有经济性质及其原因，同时也具有政治性质及其原因，只有从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角度才能化解和消除。例如，权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就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复杂胶着的现象。利益驱动和交换关系对政治权力的严重渗透，是产生权力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权力腐败现象，仅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完全奏效的，它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化以完善权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充分发挥民主政治对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保证作用。其三，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只有密切适应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如果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能承受的条件，不仅很难顺利进行，而且有可能导致政治紊乱甚至社会动乱，酿成社会发展新的障碍。
第四，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众多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没有市场运作机制不行，因为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配置资源、调节生产力的方式；同时，没有政府调控作用也不行，因为任何程度的市场运作都是有缺陷的，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事业，只能依靠政府的调控作用进行保护性发展。同时，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只有运用政府的力量才能加以扼制和消除。总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是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这两种力量有机结合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首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根本任务是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运作机制，而这样一种以“市场化”为价值目标的改革，又是党和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和逐步深入地推进的。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始终表现为一种党和政府倡导、宣传、试点、推广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成长过程中，倾注着大量的政府行为。其次，市场机制一旦导入，市场体系一经建立，它又很快地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社会变革力量。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不仅使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而且深层面地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行为的历史性任务，要求政府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在新的层面上实现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这既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又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第7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拉开帷幕，以进一步地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服务型公共政府，正是经济市场化深入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结果。再次，在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民生问题和社会建设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位置，深刻反映了党和政府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发展趋势的高超把握。决定了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肩负的神圣社会责任。
我国3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实现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必须牢牢把握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要顺乎民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价值目标的经济改革逐步深入，归根到底是党和政府顺乎民意推进变革的结果。大多数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要求，是政府与市场这两种力量有机结合的根本依据。二是要共享成果。人民群众能否在改革中逐步受益，能否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判断改革措施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当然也是政府与市场是否有机结合的根本标准。凡是能顺利推进和落实的重大改革措施，都无不是由于使人民共同受益而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衷心拥护的结果。三是要符合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社会资源的调节与支配最大限度地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同时遵循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能够顺利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第五，发展的不平衡将贯穿经济社会转型始终。由于我国地广人多，发展的基础又很不均衡，经济社会转型明显地呈现出不平衡特点，甚至成为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地域之间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平衡。30年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虽然也进行了若干方面改革，但总的来说改革很不到位，还不能适应经济改革深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的需要，尤其不能适应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和对公平正义期待的需要。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很难完全改变，由此可能引发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
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点的经济社会转型，把一系列深层矛盾凸现到社会发展的显要位置上来。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是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迫切要求。
1.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矛盾。持续30年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市场运作机制不可遏制地渗透于我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迫切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总体衡量，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相对滞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某些管理体制、机制、方法和习惯还在影响着不少政府管理部门，机构庞杂、层次繁多、行政效率低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不啻是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严重障碍。
2.权力公共性与权力腐败的矛盾。由于权力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还比较薄弱，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渗透，导致相当程度的权力商品化行为，造成某些领域的严重不等价交换，既对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又对国家权力的本质产生着极其严重的销蚀作用。
3.利益分化与社会公平的矛盾。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差异乃至分化。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改革的认同度和承受力，而且深刻影响到社会公平乃至政治公平，对政治运行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
4.政治参与与民主程度的矛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积极性。大众政治参与，既是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又是现代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它迫切要求进一步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为广大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有效的途径。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还受到某些制度、体制和文化习俗的制约，某些政治参与行为也很不规范，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将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长期面临的课题。
5.价值多元化与共同理想的矛盾。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正处在世界愈益走向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政治多极化愈益凸显的条件下，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程度愈益加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愈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认同和参与，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建构与导向产生严峻挑战。
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仅仅靠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转型的推进，显然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它迫切要求适应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的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走向自我更新与超越，从而充分地发挥政治关系对于转型性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的调节与保证作用。
政治社会学认为，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要害的部位。政治关系的协调，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起着关键性作用。政治关系代表着和反映着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不同的利益要求。保证社会关系协调和谐，消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防止和避免逆反力量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干扰，关键就在于政治关系的调整。政治对于社会的协调与管理，实质上也就是政治关系的梳理和调整。
政治关系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政党之间的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机构与人民的关系，国家机构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各社会团体相互间的关系等等，由此构成复杂的政治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的目的不是政治本身而是社会。政治关系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利益及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政治关系的根本功能在于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和措施，统一不同的社会利益及其需求，使社会成员的基本共同点得到满足，增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共识，从而形成尽可能大的有利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的合力。显然，这样一种政治功能不是专制政治体制或比较低级的民主政治体制所能具有的，而必须进行政治现代化变革，建设高度民主的政治关系。这就是以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社会转型对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紧迫要求。如果政治变革和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其结果只能加剧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冲突，延长社会现代化的“阵痛期”。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又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初步建立的尚不发达的民主政治，当然更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封建专制政治，而是具有自己特殊的本质规定和科学内涵。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带领人民共同开创的。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我们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一政治发展的本质，突出地表现为四大基本特征：共产党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基础，依法治国是保障，以人为本是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这一新型民主政治发展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这些内涵可以概括为“四大民主”：(1)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以协商民主为主标志的政治协商制度，(3)以直接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4)以党内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党政治制度。在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同大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相适应，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新要求相适应，又要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相吻合。这两个方面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要在适应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赋予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以鲜明的现实任务。
第一，以扩大执政党党内民主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组织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自身改革的首要内容。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内生活必须以党内民主作为基本政治原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而且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是确保党的先进性、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
扩大党内民主的核心是确保党员民主权利，关键是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创新，是不断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组织结构和干部制度改革的根本环节。尤其要紧紧围绕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这样一些基本制度：一是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二是党内民主讨论制度，三是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四是党内民主决策制度。能否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不仅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直接关系到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能否充分发挥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从而直接关系到整个政党制度能否有利于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和人民民主权力的实现。
第二，以建设服务型公共政府为目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深入展开，把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再一次提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显要位置上来。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是进一步改革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着力建设服务型公共政府。在当代世界，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并不排斥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不能削弱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运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来领导和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改革进程，首先是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调控体制的冲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延伸和必要保证。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进行了多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要更深层次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深层动因正在这里。
同时，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和民生问题的要求进一步凸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任务愈益加重，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公共政府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提到政治体制改革重要位置上来。
密切适应经济市场化改革和社会公共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立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今后5年，则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以坚决抑制和消除权力腐败现象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权力运行体制改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把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反腐败提到政治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经济增长不可能自然解决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与经济发展逆方向运行的消极因素；只有顺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上层建筑为经济增长和公共利益服务的素质，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现象，保证社会协调、全面发展。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更应当把抑制和消除权力腐败作为政治发展的头等大事和长期任务。这是因为，政治权力商品化，既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相抵触的政治行为，更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相背离的政治行为。抑制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权力腐败现象，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解决不了问题，归根到底需要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政治机制寻求良策。
在民主制社会中，权力具有宽泛的内涵和意义。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权力”。因而在真正民主制社会中，权力不是少数人所私有，而是归全体人民所共有。权力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就是权力的一般意义。社会主义民主制开拓了实现权力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光明前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公民所以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是由于公民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每个公民都有一份主人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享有公民权利的人，都有一定的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基础，也是权利的保证。这就是广义上的权力。
然而上述这种广义上的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相当抽象的，普通公民很难具体感觉到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存在，甚至并不重视自己是否拥有政治权力。现实生活中人们看重的是另外一种政治权力，这就是只能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这可以说是狭义上的权力。它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政治权力同国家职位紧密相联系。由于国家职位只能为少数人所占有，因而政治权力这种本来属于全社会公民的意志，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就变成了少数人手中的神奇力量。利用这种已经特殊化了的政治权力，少数人既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也可以给社会带来灾难；既可以造福人民，也可以祸害人民。二是政治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联系。社会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关系，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政治权力，不管掌权者自觉还是不自觉，它总是代表着、反映着特定的利益关系，并为一定的利益服务。由此，政治权力可以依据掌权者的意志造成一定的利益倾斜：它可能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而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侵扰和损害；它既可以创造利益公平和平等，也有可能促成利益分化和冲突。
政治权力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呈多元化环境中，很容易生成一种负面政治效应，这就是，一部分掌权者运用手中权力介入经济生活，以权力为依托进行商品经济活动。政治权力介入的经济活动，必然是不等价交换，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掌权者谋求私利。由此必然导致“权力经济化”，造成对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因此，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权力腐败现象，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在于某些政治权力偏离了权力的本质即全体公民的意志，在于掌权者不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从满足私有利益出发操作手中权力。那种把权力腐败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腐败即难免的观点，是缺乏充足的理由和依据的。
市场经济过程中权力腐败现象的消除和抑制，一方面取决于掌权者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恒久保持，一方面则取决于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的健全完善，归根到底还是后一个方面起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平等交换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增长的要求，深入改革现行的权力运行体制，肃清附着于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封建主义残余，进一步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是经济市场化改革对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价值期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第四，以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政治参与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政治运行机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要有特定的民主内容，而且要有丰富的民主形式，并且不断实现民主内容和民主形式的有机统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民主形式，形成了一整套民主程序，有效地增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这一点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在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往往注重民主的内容而轻视民主的形式，从而严重影响了民主政治进程，乃至在“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笼统的口号下掩藏着许多专制政治弊端。历史深刻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大胆借鉴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有益成果，着力创造丰富的民主形式，使民主政治真正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一个重要的现实任务是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需要，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既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现阶段，公民政治参与还受到某些制度、体制和文化习俗的障碍而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某些政治参与也很不规范，甚至还存在着种种背离社会主义民主性质和要求的政治参与行为。现实状况提醒我们，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在有序化和有效性上下工夫。一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治参与的机制，畅通参与渠道；二是要进一步营造政治参与的舆论氛围，不断提高广大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三是要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把政治参与纳入社会主义民主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四是要严厉处理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行为，切实保护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和积极性。总之，要把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实际地作为深化政治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发展协商民主，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民主政治建设的宏大生力军，是在我国现阶段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是深化政治运行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现实任务。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最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就是多元化。经济成分、利益分配、就业方式的多元化，直接带来了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多元化，社会成员在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中正在不断产生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价值诉求。社会结构多元化，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增添了巨大动力和活力，也为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要求民主政治建设更加拓宽视野，面向社会，彻底超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凝聚起宏大的民主政治建设大军。新生的经济社会组织及其主要成员，不仅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者，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人民政协等多种组织和渠道加强同新生的社会群体和建设力量进行政治协商和政治沟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第五，以规范社会成员政治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提升社会成员民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对人自身非民主素质的改造和政治道德的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之前的社会是小生产如汪洋大海、小生产心理积淀极为浓厚的社会，小生产心理的久远影响，不仅直接渗透于经济、文化领域，而且极为顽固而复杂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特殊的国情。由小生产社会心理长久积淀而成的某些政治行为，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最广泛也是最严重的政治障碍。我国现阶段的小生产意识残余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小农经济意识，一种是小商品经济意识。不论是小农经济意识还是小商品经济意识，由于它们所赖以产生和依托的生产方式决定，它们都是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由它们外化的政治行为，都构成对社会现代化的逆反甚至破坏。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9页）小商品生产者政治要求的中心内容则是对私有利益的维护，由此，小商品生产者自发的平等、自由要求很容易脱离社会整体利益，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终又陷入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专制政治的追求。
这两种既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趋势相对立，又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背离的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便会滋生一些特有的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一部分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非正常渗透，导致权商勾结、以权经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说正是根深蒂固的小生产意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沉渣泛起的结果。一方面，小生产者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大私利，必然要借助于政治权力的庇护，为此，他们势必采取人情拉拢和金钱贿赂等手段腐蚀、利用一部分掌权者。另一方面，那些以权谋私者，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小生产意识，或小生产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少数人甚至还顽固地保留着“捞一把”的小生产心态。这种人一有合适机会，就会滥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成为在更大范围为小生产者所利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政治行为。由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现阶段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与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复杂纠缠、胶着，因此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提升社会成员的现代民主素质，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趋势，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就内在地成为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依据和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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