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党理论的产生及其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调思想建党，提出要“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思想建党理论的产生，既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深层的文化隐因。它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理论的迷宫中解放出来，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建党道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拟就此作点粗浅的探讨。
一、思想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成成员必须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几乎是一条定律，为各国党所普遍遵循和信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开始对恪守这条“定律”，强调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然而，现实使他们觉察到这样做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远不如欧洲的无产阶级队伍强大，他们人数少，力量不够，要想在中国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就必须借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让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加入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这样，一个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了：从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角度出发，党最好尽量避免掺杂非无产阶级成份；而从争取革命成功的角度出发，党又必须尽可能多地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这个矛盾，随着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不得不远离城市和本阶级的群众，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而显得日益尖锐。党转入农村后，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涌入党内，给党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对当时的这种困窘就有过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当时，党内外都有人否认党有“消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认为“中共完全退出了城市，长期存在于农村中，其成份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垒砌了一个二律背反的迷宫：他们必须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党，但这个党的组成成员大多数只能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迷宫面前，是望而却步，还是勇敢地穿越它，不但决定着党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在这个迷宫面前逡巡徘徊，他们凭着令人折服的求实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建党理论，从而成功地走出了这个迷宫。因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党的建设重点放在思想教育和改造方面，能够使党（主要指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抛弃其思想中的杂质，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党就无须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而放弃非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也不会因为吸收了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员而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思想建党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
在研究思想建党理论产生的原因时，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坚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就能把包容了大量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对思想意识作用的重视。他们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者，主要看他是否愿意进行思想意识上的磨炼和改造，做到“从思想上入党”；一个党能否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党，主要看这个党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和改造每个成员。简言之，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取决于党员的阶级成份，而主要取决于党的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种对思想意识作用的重视，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能动作用的重视有关，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直接联系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儒学。传统儒学思想模式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强调心的内在道德的功能，强调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优先地位来研究政治问题。儒家的政治哲学中，有一条著名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公式中，“修身”，即思想意识和道德上的修养磨炼，被摆在第一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这已足见儒学是如何强调思想和意识的作用了。这种强调，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和孟子。孔子提出一套“内省”的修养方法，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和信奉。孟子比孔子更强调“心”的内在道德的功能，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他提出的修养路线是“尽心”——“知性”——“知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把追索、探求、扩充自己的“本心”放在第一位。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提出“知先行后”的学说，认为人们首先要“知”理，然后才能按其所知之理去实践行动。其重视思想、意识作用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到了王阳明，则提出“心即是理”和“知行合一”的命题，这就把意识的作用夸大到了不恰当的地步。总之，对精神、意识作用的强调，虽然象一条隐微难察的丝线，在哲学历史的长廊中时隐时现，但它作为经典儒家的一种思想倾向，有效地经受了来自王安石、柳宗元、叶适等唯物主义学派的冲击，而一脉相承了下来。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这种思想倾向被演变成一种变革图强的理论武器，为整整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和改革者们所利用。当时的思想界几乎一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要解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就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最根本的则是人的“精神之改造”；如果不彻底转变传统的精神、传统的思想，那么，一切外部的改革都是徒劳无益的。严复发表的许多文章都反复强调人的思想力量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康有为也深信思想的力量，写了《孔子改制考》等论著，旨在为政治改革提供思想基础。谭嗣同也主张：信仰体系的改变应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改革的基础。盘启超则坚决主张，思想的启蒙运动是“自强之第一要务”，他明确指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可见，这些启蒙思想家们都持有一种共同的信念：要进行社会政治改革，首先必须进行思想文化的改革。稍后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从这种信念出发，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先导。
总而言之，中国的传统儒学中，有一种明显的强调思想意识作用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但影响了古代知识分子，而且影响了近代和现代的知识分子。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遗传密码”，已经深深地嵌入国人的思维模式当中。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嘲弄、批判过孔子和儒学，但他毕生都保持着一种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热烈而持久的偏爱，以致他思想体系中最闪光的部分都往往留下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如实事求是的思想、群众路线的思想、独立自主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毕生重视精神、意识的能动作用与其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早年就坚信观念意识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重视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强调要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借主观精神来“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言论。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说：“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又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物质之生活。”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又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可见，早期的毛泽东深信“观念造成文明”，观念是主宰历史的“大本大源”。“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也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影响，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尽管如此，强调精神、意识作用的思想，在他的认识论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以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形态指导着他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他那些影响深远的论著中，援引一些有关的言论。在谈到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时，他说：“一旦群众掌握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这些思想就会转变成为改变社会和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谈到上层建筑等的能动作用时，他说：“在某种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反过来成为主要的和决定的作用。”在谈到主客观因素的关系时，他说：“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从他早年发起组织“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到井冈山时期的建党实践，延安时期发动整风运动以解决党内思想矛盾，1958年发动超出现实条件的“大跃进”，直至晚年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彻底改造中国的手段，无不贯穿着一种对思想意识作用深信不疑的观念，成为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自然是他哲学思想中的主导性原则，他对思想意识作用的重视和思想建党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基础上的。
三、思想建党理论的历史意义
思想建党理论，作为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而也对中国革命事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有力地回击了建党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和错误言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有一些人，只知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经验，根本无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否认在农村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要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才能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一些人则以党远离中心城市和本阶级的群众、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居多数为由，否认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两种观点，都基于这样一种相同的设定：党员的阶级成份决定党的性质。由于这种观点披着一件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外衣，所以，一度迷惑了不少党员和党的干部，很容易把党的建设引向歧路。着重思想建党理论的提出则摆脱了“本本主义”的束缚，解除了人们的困惑，独辟蹊径地把党的建设引导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使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
二是强调思想建党，客观上引起了全党对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视，并以此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使党员从马列主义的斗争学说中获得了巨大的激励。由于人们相信，只有用马列主义去战胜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上入党”，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党员们都以一种虔诚的热情，学习和了解马列主义的有关常识，即使是原来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入了党，都能很快学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常识。几乎每个党员都懂得：入党是为了干革命，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入党干革命不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同时也是为了解放普天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所以，他们都有十分明确的爱和憎，心中都充满了神圣感、自豪感。而这种简单明了的爱憎意识和从神圣感、自豪感转化而来的牺牲精神，犹如高效的粘合剂和兴奋剂，使整个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大大增强。
三是直接指导了延风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但党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一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下列情况：党内存在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十分盛行，党内不时出现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有时甚至出现组织上的分裂行为，党的团结和统一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这种局面，一般可以用用三种措施：或政治整顿，或思想整顿，或组织整顿。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思想整顿的办法，发起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以解决党内思想矛盾业来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等人坚信，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基础，不解决思想问题，也就无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从而也就无法使全党步调一致。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建党理论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