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启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的发展带来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大，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纵观各国经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往往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加速，而在一定的阶段却停滞不前。因为高等教育的增长不只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还缘于其背后社会、政治要素的能动变化。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如何扩大，其背后有怎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产生怎样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分析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日本的经济增长和高等教育大众化
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高等教育就学人数的扩大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各为15年左右）（见图1）。
注：数据由日本文部省各年度《学校基本调查》算出。
图1 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的变化（1955-2004年）
第一个时期是“大扩大期”（从1960年到70年代中期），这是日本经济急速增长期。在这15年间，日本的4年制大学升学率由8%增长为28%，如果将短期大学包括在内则由10%增长到40%，扩大了约4倍。日本的高等教育极为迅速地实现了特罗所说的由“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的过渡。
第二个时期是“停滞期”（由70年代中期至1990年前后），这一时期大学升学率停滞不前甚至略减。 4年制大学升学率由1976年的28%减少为1990年的 24%。但在这一时期，大学以外的高等教育机构得以扩充，并且新成立的专修学校的就学率大幅度上升，高等教育总就学率（4年制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总计）由40%扩大为50%。
第三个时期是“再扩大期”（1990年前后至2005年前后），这一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升学率重新又开始扩大。4年制大学就学率由20%左右达到了40%以上，并且高等教育总就学率由50%左右扩大为近70%。 2005年之后就学率又开始出现停滞趋势。可以说，这一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逐渐达到了普及化阶段。
由此不难发现，1960年以后的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大约以15年为周期而变化。这确实与日本经济增长率本身的变动有一定关联，但以此不足以说明如此巨大的变化。实际上，在美国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高等教育的扩大不只是受经济增长的直接规定，而且受政治经济要素的制约。以下对此进行分析。
二、高等教育的扩大
从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来看，大概可以作如下说明（见图2）。一方面，年增长率达8%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提高了家庭教育费用的负担能力，过去想升大学但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升学的阶层开始升入大学，这成为高等教育需求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并且社会普遍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提高抱有很大的期待，这意味着通过升大学而获得的利益增加了。一方面费用负担能力提高，另一方面期待收益率增加，这两个要素相乘，产生了对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的爆发式扩大。
图2 经济发展与大学升学率的扩大
60年代初高等教育政策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产生于此。一方面对文部省来说，最大的课题是提高战后教育改革中新设大学的质量。同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大量培养对发展现代工业起关键作用的工程师，因此需要对国立大学进行集中投资，充实理工科教育。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过度增加有可能带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因此文部省对高等教育的扩大持消极态度。
另外，社会上升学的呼声也普遍高涨。二战后，民主化成为日本社会的重要思想，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必须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同时一部分私立大学为确保财政上的稳定，强烈要求扩大招生人数。这促使当时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转向认可私立大学的扩大，这一政治势力压倒了文部省。结果，1961年政府大幅度放宽了对私立大学招生名额及新设立私立大学的限制。随后私立大学招生人数大幅扩大。由此，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基本上变为由升学需求决定，升学需求的扩大直接关系到规模的扩大。
同时还产生了使高等教育扩大进一步加速的机制。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对过去没有升学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大学升学青年的增加，受到这一影响的青年也增多，不升大学被视为一种缺陷。并且过去由高中毕业生从事的职业逐渐被大学毕业生取代，如果不是大学生就不会被录用。但是，大学升学率本身具有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呈加速状态的性质，希望升学人数的比率的变化一般适用于正规分布的累积密度函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S型曲线”，从0%到50%为止快速增加，之后增加速度减缓，逐渐接近100%（见图3）。升学率从10%至50%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正是相当于这一累积性扩大的时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高等教育升学人数的扩大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
图3 收入增长与选择升学者的比例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问题
第一是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私立大学扩大的目的是谋求经营的稳定，但这意味着一方面扩大招生人数，另一方面对教员及设备投资有限。如上所述，由于政府对私立大学限制的减弱，其无法抑制教育质量的下降，结果，从教员人均学生数、设备等方面来看，教育质量的下降也就显而易见了。
第二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扩大。如上所述，高等教育扩大是通过个人负担高学费的私立大学的增加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能够享受机会扩大的当然是高收入阶层。实际上，在整个60年代，升学率增加最显著的是城市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分地域来看也是城市升学率的提高显著，加大了与地方的差距。这在理论上可以根据上述升学需求的S曲线加以说明。假设收入上升是平等的，即无论是高收入家庭还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幅度相同，而就学率原来就高的高收入家庭的就学率的扩大幅度更大 （见图4）。因此，如果完全没有政府的干预，根据市场机制高等教育扩大的话，必然造成高等教育机会的非均等化。
图4 大众化与不均等化
第三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恶化，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出现。不言而喻，高等教育扩大后大学毕业生大量增加，而且这无法依靠以往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种类予以吸收。但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产生了新的产业和职业种类特别是各种服务性行业的劳动需求，并且吸收了新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在缩小，大学教育的收益率降低了。
在这种状况下，对高等教育产生不满便是理所当然的。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期学生运动的激化就是这一社会不满的表现。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高涨是一种国际现象，同时也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生运动之所以具有影响力，与上述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不无关系。另外，以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为基础，日本的政策目标由注重经济发展转变为建设重视生活质量的福利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中期，日本的高等教育政策进行了巨大的转变。
四、高等教育政策转变及停滞期
下面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政策转变进行归纳分析。
第一是开始对私立大学支付政府资助金。根据 1975年的《私立学校振兴促进法》，政府同意以资助金形式支付一定比例的私立大学经常费（主要是人事费）。据此，日本大多数私立大学获得了政府资助金，数额分别相当于其总收入的约20%。
第二是政府对私立大学限制的强化。上述政府资助金是以私立大学保证一定的教育质量为条件而拨发的。特别是如果发生招生数大幅度超过批准设立时所规定名额的情况，将全然不予支付。这样的措施实际上给私立大学造成很大压力。同时，在城市，原则上开始不允许新设立私立大学及增设院系。
第三是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充。特别是对于以职业教育为目的的各种学校，由于其年限多种多样，因此创立了“专门学校”制度，使这类学校的入学资格、年限、监督等制度明确化、标准化。短期职业教育机构被明确定位为高等教育制度的一部分。
以进行了上述制度转变的70年代中期为界，日本的高等教育升学率上升进入了停滞期。这恰好与以第二次石油危机为界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时期一致。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使家庭负担能力和对大学教育的期待收益均降低，抑制了升学需求的增加。而且，专门学校的设立也开始吸收一部分升学需求。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供给一方。上述对私立大学的设立和招生数扩大的控制，显然具有抑制供给扩大的效果。不仅如此，通过这样的控制，限制了新大学的设立，高等教育的供需差距重新拉大。同时多数私立大学采取了减少招生人数以提高选拔性的战略。这一现象特别在大扩大期开始急速扩张的私立大学中较多。这一机制产生的结果是，原有的私立大学的入学人数经过这15年略微减少了。
之后，以1990年前后为界，18岁人口开始减少，升学率重新上升，一直持续至今。
五、日、中两国的比较
将上述日本的经历与中国的现状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两者在以下方面具有重要的相似点和差异。
第一是高等教育迅速向大扩大政策的转变。日本在60年代初，中国在1990年代末，均发生了由政府控制下的缓慢发展到急速扩大的转变，这带来了由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急速发展。并且，两国的这种政策转变都反映了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升学需求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需要。
但在这里也存在重要的差异。日本的政策转变主要是以升学需求扩大的社会要求和私立大学的政治力量为背景，与之相对，尽管中国也具有类似的情况，但却是以国内的过剩储蓄这一宏观经济需要为直接契机的。并且，关于供给方，日本是私立大学为增加收入而扩大招生数，与之相对，中国是国立大学确保收入的要求及独立学院的设立成为主要原因，这也是不同之处。
第二是高等教育迅速扩大带来的社会结果。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大，至少一部分大学的教育质量急速下降，并且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同时产生了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市场的供给过剩。
但日中之间也存在差异。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劳动力的普遍不足，这使得低所得家庭的收入增加，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这是高等教育机会差距扩大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的主要原因。与之相比，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这样的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由家庭收入、地域而产生的差距比日本更大。并且，关于劳动市场的供需关系，在日本，劳动市场变化灵活，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服务行业扩大，这对吸收大学毕业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但相对而言，大学毕业生供给过剩的出现速度更快。
第三是如何克服所出现的问题，向下一个阶段前进。日本在70年代中期转为抑制政策，中国好像也正在进行这样的政策转变，但关键在于实现这一转变之前可能会出现怎样的社会问题。在日本，高等教育扩大所带来的问题的表面化，是1970年前后发生的激烈的学生运动。中国与日本政治体制不同，将来怎样解决上述问题非常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