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历史观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客观性论文,整体性论文,必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观由来已久，从来都是哲学上争议颇多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它的创始人对这一“世袭领地”重新作出了科学解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历史观的唯心主义观点，即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都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以及把政治变动看作是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变动。当然，历史观的争论并没有由此结束，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仍在继续，尤其是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必然性问题，至今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有必要对相关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伟大发现来之不易
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营垒中走出来，面临着如何一以贯之地把唯物论的世界观从自然界到社会历史坚持到底的任务。他们认为：“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于是，“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1] (P335)这就是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极其朴素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1] (P335-336)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上述明显的事实和朴素的真理发现唯物史观的。
诚然，唯物史观所凭借的事实是明显的，也是朴素的，但是从理论上对这种新历史观作出分析和概括并不容易，需要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费尽毕生的心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形成和发展进程来看，从两位创始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新的历史观开始，到马克思在1859年以系统而全面的理论阐述把这一科学历史观公诸于世，经历了14年的考察和研究，而后又经历8年以他的宏伟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使这一历史观从假设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最后，当马克思这位历史巨人告别人世的时候，作为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才以极其严谨、极为明确的语言，把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作为他一生中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这是对马克思毕生理论贡献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深刻总结。可见，马克思对历史观的划时代贡献，是他在近40年的革命岁月和理论生涯中刻苦钻研、深入思考的心血结晶，是他对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出的最具开创意义的伟大贡献。人们对这段历史即使只作一番简要的回顾与把握，对于增强历史发展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正确对待前进中的曲折和探索，为推动历史的进步而贡献力量都将有积极的意义。
发现新的历史观必须走理论创新之路，必须对传统历史观作出重大突破。《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把突破费尔巴哈哲学局限性和历史观的创新结合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传统的历史观不是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历史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于是历史的东西成为“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成为“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就从历史中排除了，历史似乎遵照“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2] (P93)而无须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所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 (P78)同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唯物主义和历史视为一体、彼此联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一是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考察与梳理，借用“市民社会”这一名称，作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标志”，作为构成一切时代的国家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基础”，用以表述一切现实的历史归根到底都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都是同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相联系的。他们唯物主义地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 (P88)二是从人类历史来考察，当然不能离开创造历史的主体，不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联系，不能离开物质的生产活动和生命的生产活动。因此，“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 (P80)三是揭示历史的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如一的，今天的现实正是“历史的产物”，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是在前一代基础上的继续发展，社会制度也是根据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的。他们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 (P115)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变化发展、推陈出新的，共产主义也是在历史运动中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从继承前人的创造中第一次自觉地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由此可见，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没有蒸汽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不使人们的物质生活首先是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人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把解放看作“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认为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促成的，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在历史中，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5、81页。） 这种形式也是通过历史来表现的。这就是他们所发现的不同于先前唯心主义的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 (P92)综上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间，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其基本观点的论证与分析，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变革。
历史观的变革不仅需要基于矛盾冲突而日益突出的变革历史来验证，也更需要具体考察分析社会各阶层和历史主体在历史变革中的表现和作用，只有从历史主客体的全面联系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深化新的历史观，才能使它更加完善和科学。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进行的研究，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开始，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剖析和19世纪欧洲革命经验的消化与总结，他们在革命高潮和白色恐怖“难忘的十年”岁月中又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研究，使其达到更加全面、更加精确、更加系统的理论高度。
《宣言》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 (P275)同时，他们也以唯物史观的锐利武器分析了日益突出的阶级关系——资产者和无产者；分析了资产阶级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分析了资产阶级在不到百年的统治中创造的空前无比的巨大生产力；分析了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导致的混乱和危机、阻碍发展的狭隘性、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和掘墓人。《宣言》对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灭亡的分析，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历史运动，是它们的阶级关系和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也是各种所有制关系所经历的历史更替和历史变革，归根到底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走向彻底解放的现实的历史活动。
从理论上提出和发现新的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迈出的伟大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的历史活动来验证它。他们为考察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德两国革命而撰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集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于一身，以充满矛盾的历史事变、历史人物和历史发展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他们首先强调不应以个人迷信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动荡与革命，不应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他们认为革命的“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2] (P483)科学的历史观应当“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2] (P483)他们还以极大的篇幅唯物主义地分析了这些国家各阶级阶层的状况，特别从法国农民的典型分析中阐明这一阶级同波拿巴其人及其政变的关系，指出波拿巴王朝“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2] (P677)但是，从农民的二重性分析，这个王朝“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也可以说，它“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2] (P678)他们也以历史的必然性来看待人们创造历史的作用，既“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开辟未来，凭主观愿望去塑造未来，而只能“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585)从实际存在的条件和可能出发、在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的基础上去创造未来。唯物史观就是这样把创造性置于科学性的基础之上，又以科学性来要求和实现创造性，把二者统一于物质的实践活动中。
可以说，到了1852年，马克思考察了欧洲革命从酝酿、爆发到失败、总结的全过程，已经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点，也从历史的检验中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革命转入长期低潮的状况，也为马克思深化和扩展唯物史观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他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唯物史观赖以建立的基础，特别是通过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这一迄今最为完整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中揭示出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揭示出历史上一切斗争归根到底都是由阶级斗争、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生产的性质与方式所制约和决定的，从而为更深刻、更完整地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社会形态更替问题作出的一段理论概括，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 (P32-33)马克思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革命的产生和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物质生活矛盾和现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演进的必然结果。“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 (P33)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表明他在长达14年间研究历史观取得的辉煌成果。一是研究了历史科学，梳理了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形态和重大事变，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观点；二是研究了社会革命理论，从社会形态的更替中揭示了任何社会形态的出现和灭亡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存在条件，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三是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区分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确立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切社会变革的发展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决定的；同时他也批判地继承了先前在英法等国长期沿用的市民社会、交往形式等术语，从中提炼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科学概念。可以说，马克思这些“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3] (P35)把这一伟大贡献提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使其成为极其严谨、极其完备、经受了实践验证的科学历史观。
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发现唯物史观之所以是马克思毕生的两大贡献之一，主要是它改变了历史领域内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历史变革和社会形态更替从此有了惟一科学的历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就要用唯物论来解释全部历史，这是坚持唯物论彻底性的需要，也是如实反映人类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长期以来唯心主义借口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的人，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而这种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就成为历史领域的最终原因和精神动力。唯心的历史观往往由此而到历史之外去寻找动力，去臆造“历史的启示”，去“编写”历史，甚至去编造一部奇特的“天国史”。在它们的心目中，真实的历史倒成了某种史前的东西，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不具有任何内在意义的东西，而这种杜撰出来的抽象的历史又把自然史和人类史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真实的历史中排除出去。人们从这种虚构的历史中只能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脱离现实的理论斗争，看到某一时代的幻想而根本不可能从中得到改变人的处境、改变历史的有价值的启示和教益。
社会历史领域诚然有自己的特点，但并不是许多毫无内在联系的偶然事件的堆积。例如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但其中的原因是可以分析的。又如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自觉预期的目的而创造历史，但实际上许多单个愿望得到的往往不是预期的结果，他们各种不同动机背后隐藏的动力是什么？这些动机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其中的终极原因和发展动力也不是不可预测的。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的突破在于破天荒地把经济事实作为决定性的历史力量，把它们视为阶级对立的基础，政治历史的基础，认为“一切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 (P741)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人类历史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依次更替的历史，历史就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彼此联系、相互矛盾、不断变化而构成的，历史的实质与内容就在这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这样被提出来的，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这样一条唯物史观道路也是由此而开辟的。
坚持把唯物论运用于历史观，坚持这一崭新的历史观的理论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世界观的延伸和重点，是一项在理论上具有基础性的严谨的科学工作，也是一项在实践上富有开创性的深远的战略任务。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上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唯物史观的工作得到了恩格斯的充分肯定。恩格斯认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3] (P39)更何况马克思承担的是“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3] (P41)依靠掌握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历史资料，并善于利用革命失败后党重新得到的几分宁静来从事研究工作，善于以新的科学观点作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十年寂寞、十年刻苦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的理论研究不务空谈、扎实钻研树立了光辉典范。
唯物史观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和科学观点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一般原理看似简单，而整个唯物史观的大厦却是由此建构起来的。恩格斯充分估计了这一原理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意义，认为它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3] (P39)首先它从理论基础上否定了以往历史观的一切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随后它又沉重打击了历史观上那种抽象地作政治论证的传统方式，使那种脱离社会物质条件而发出的政治空谈由于无根据又难以验证的致命弱点而陷于崩溃；从上述两方面对唯心史观的打击来看，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是从世界观高度同唯心史观针锋相对的，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正是围绕着上述一般原理而表现出来的。因此，坚持唯物史观就要坚持它的一般原理，坚持新的世界观，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去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世界和历史，不论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坚持世界和历史的客观性，如实地反映它们的本来面貌，是十分必要的，是正确对待历史、坚持唯物史观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人类又可以根据自己的智慧，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从中积累启迪，更正确、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4] (P520)不搞历史虚无主义；等等。这就是科学的历史观，是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去理解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就是按上述要求来确定历史观的。我们重视历史，以史为鉴，把历史视为珍贵的财富和优良的传统，从历史中获取教益和启示，从历史中获取坚强意志和信心。拥有80多年光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决议。前一个决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作出的，通过对24年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作出的历史结论，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开创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文献；后一个决议由于成功地梳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是非，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功过，从而回答了社会主义新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注入生机与活力、开创蓬勃发展新局面的历史文献。两个历史文献雄辩地证明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党；从我们的历史中也充分说明，认真贯彻科学历史观的要求，客观地唯物地看待历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一定能澄清历史的迷误与混乱，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推动历史进步、促进人类解放的指路明灯和理论武器。
三、唯物史观的整体性不可分割
历史观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世界观。世界从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对历史的考察和理解，不能离开世界整体、历史整体的高度，坚持唯物史观的整体性是十分必要的。如前所说，不首先提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最基础最一般的原理，那就排除掉这一历史观的前提和基础；而在社会结构中不全面分析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变化，就不可能说明社会形态更替变化的原因，更难以解释各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不注意研究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各种关系的复杂联系，不注意研究人民群众是如何创造历史、发现规律的，就难以对历史作出清晰的处理、促进历史的进步。可见，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范畴，都是历史演变的反映，也是逻辑分析的结果，是从理论上针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概括的结果。归根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不可分割地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表现，是科学地考察和研究自然与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表现。如果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基本部分，就会背离历史和逻辑，走向科学的反面。正如列宁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5] (P221-222)
近年来，围绕唯物史观的种种议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诚然，有关著作和许多思想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对于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提出过不少积极的意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认为还不能全面解释社会进化的思想，还较多地停留于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的范围之内，其原因是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客观主义、过分否定资产阶级意识中的有用因素和忽视道德规范的作用有关，他们由此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对历史唯物主义要有所分解取舍，重新组合，等等。
“重建论”只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特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力图把社会交往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突出社会意识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他们不理解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一定生产方式组成的，都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自然是同资本主义的阶级活动相联系而表现为剥削人、奴役人的力量，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与此相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在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必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看不到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普遍作用，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绝对化，力图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之外去寻求其他动力，这就不能不求助于社会意识而堕入脱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唯心史观的泥潭。试问，社会交往的动机何在？社会交往过程的表现如何？社会交往的结果又是什么？如果离开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离开社会生产的发展，仅仅突出行为主体的交往，突出道德的激愤，突出意念的冲突，而置现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不顾，又怎么能够从根源上解释社会进化呢？总之，试图超脱于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的范围之外去解释历史是不可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超越的。
“重建论”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考察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即这种制度和政权能否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接受，它的合法性面临着威胁和危机；二是从资本主义采取的种种对策和调整中认为，它们如果能实行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控制住经济领域中因各种冲突而危害人们利益的破坏性作用，其合法性就不一定会丧失。但是，把资本主义危机归结为人们的信任和接受，而把这一危机的解决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内的自我调整，这种舍本求末的历史观，仍然背离了社会制度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唯物主义观点，也背离了人们的利益始终是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物质利益，始终是受一定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利益，离开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抽象地谈利益和利益的保障无异于“缘木求鱼”。
“重建论”既然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功效，也就必然地提出交往理论和对话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诚然，交往和对话是人所独有的作用，对于协调分歧、解决矛盾、增进理解、取得共识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利益上的分歧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不乏有对抗性的，一时难以解决的，有涉及个人的，也有涉及一个地区、一个社团、一个层次、一个国家的，有偶发事件，也有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此等等，都想通过交往和对话，用一种模式、一种方法来推动社会进化，岂不是带有过分的理想主义色彩、重走空想主义的老路吗？
总之，唯物史观从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中梳理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从社会生活的总体上说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和人民内部的其他关系，从本质上阐明社会生活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说明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这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由长期历史和现实生活反复验证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揭示出来的科学真理，其中每一个重要的理论关节和理论论断都是不可或缺、彼此依赖、彼此联系的，都是围绕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说而展开的。列宁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6] (P8-9)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上述基本原理基础上前进的，是以理论上的新创造、新形式丰富原先的论断而适应时代变化的，它不可能离开、更不可能背离原先的基础而标新立异、重起炉灶的。可见，坚持历史观的科学性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整体性是完全一致的。科学历史观决不是无数个零件拼凑而成的。任何企图从这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联系中抽掉任何一个部分，更不用说抽掉其中的核心部分，绝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演变的原因与根据，更不可能说明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四、历史的必然性重在行动
唯物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历史的必然性。列宁在针对以往历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时指出：一是它们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物质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到历史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有规律的统一过程；二是它们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没有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没有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中考察他们的动机和冲突是由什么终结原因引起的。（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5页。） 总之，以往的历史理论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既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是在既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舞台上展现出来的，逆历史趋势而动的倒行逆施终究要失败的。它们看不到两者的统一，不是把唯物史观片面指责为历史客观主义，否认历史的总趋势与必然规律，就是抬高行为主体的作用，把交往与对话提升为社会进化的动力，重走唯心史观的老路，求助于思想意识、道德说教、精神迷信的帮助。同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历史理论，总是偏于极端，武断片面，陷于主观主义。
科学的历史观坚持唯物辩证地理解历史、研究历史，坚信历史的内部联系和它发展的必然趋势，坚信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是客观规律的必然归宿。正如邓小平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7] (P382)同时，他也指出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上封建王朝复辟和资本主义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7] (P383)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可怕，人类只要认识了这一规律，就可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经受锻炼，增长智慧，把历史不断地从必然王国推向自由王国发展。还是毛泽东说得好：“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8] (P845)
科学历史观将使我们立足于历史的顶峰，登高望远，既清醒地梳理和分析历史的昨天，又务实地奋斗于今天，自觉地为实现明天的理想而努力。可以说，科学历史观将统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拥有的最珍贵的知识宝库，是我们接受终身教育最好的课堂与学校。
历史的必然性之所以重要，既是历史观的科学性所要求的，也是科学历史观的奋斗目标不可或缺的。无理想、无未来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只有提出未来的明确纲领，为实现未来理想而奋斗，才真正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思潮，一是不谈理想，不讲目标，只顾及眼前事变和问题，把革命和建设任务停留在旧阶段，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另一种是脱离当前大多数人的社会实践，主观主义地为未来描绘理想的蓝图，其结果往往是描绘越具体，越脱离现实，离真理越远。恩格斯在晚年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始终强调只能根据已知的事实和发展趋势来确定它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规律，他在1893年对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因为胜利后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艰苦的过渡时期，有许多存在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生活和战斗在旧中国异常复杂艰苦条件下的毛泽东，对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一个极其精辟的形象的概括和解释，他在1930年中国革命还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根据对社会矛盾的分析与考察，认为中国革命犹如在全国布满了干柴烈火，势不可挡，其高潮的到来是不会很远的了。对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9] (P47)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空话，它是有明显标志的，其一，它是可以遥望到的航行于大海中的航船的桅杆；其二，它是可以在高山之顶看到的一轮正在升起的朝阳；其三，它是正在躁动于母腹之中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就是这样形象化地比喻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生动地阐明了革命面临的任务和行动意义。
邓小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历史发展规律性和关注未来的典范。他创造性地用“开辟未来”四个大字来概括21世纪的历史使命。首先，21世纪是很有希望的，因为历史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20世纪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21世纪继续前进的铺垫和基础，历史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必将成为开辟未来的工具和动力。同时，开辟未来当然不可能对未来的细节作详尽的描述，而只能就其方向、重点和基本方法作必要的提示，为比较顺利地实现历史必然性开辟道路。邓小平认为，一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是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也是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二要坚持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不断注入生机与活力，使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赛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三要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和重点增加中等收入与贫困群体收入的工作提上日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逐步消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把共同致富作为一个中心课题，作为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来实施；四要寄希望于开辟未来的主体，提出“关键在人”，邓小平认为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同唯物史观的要求也是一脉相承的，“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7] (P190)为此他要求“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7] (P380)
当前，邓小平生前为之呕心沥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继续胜利前进，他为实现历史发展总趋势而“开辟未来”的战略构想，正在由后继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一切；从小康社会的提出，到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从教育好党员，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到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等，无不贯注着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心血，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更加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历史，也必将为扫清历史前进的障碍，实现历史的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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