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年中论文,新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扭转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纠正了此前的“左”的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后20年来，中国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历史学也不例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近20年来历史学的发展，并不仅仅表现在研究著作和人才等方面的量的增加上，而更表现在它的深层次的变化上，也就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本身的变化上。
一
历史学，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有其自身的特性、学科要求和发展规律。正是这些使它与其他学科区分开而成为历史学。历史学的发展表明：一方面，它的学科特性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一个不断显现和演化的过程。这往往是通过无数的历史学家的实践逐渐地被人们意识到的。另一方面，历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总是要求按照它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来进行。从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如果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得到尊重，它的自身发展规律得到遵守，它的发展就顺当，就迅速；反之亦然。如果拿国际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看到，大致从19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特性正是在众多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争论和实践中间不断地发展着。从历史学努力向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看齐，到努力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再到努力探索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特性，无不反映了这点。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之中。这既说明，历史学由于其认识主体的突出作用等特点，而使它的学科特性比起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更难于识别；另方面也说明，历史学总是在不断地按照自身的特性和学科要求发展演化的，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曲折和反复。
现在回到近2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那就是20年来中国历史学正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学科特性和要求，并努力按照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来发展自己。这是对在此之前中国历史学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走过的弯路，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拨乱反正和反思。事情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影射史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受“左”的影响的发展结果。所谓“影射史学”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学的性质，而沦为当前政治漩涡的附庸和工具。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存在。因而，在新时期开始以后，历史学在拨乱反正和以后的发展中，首先就需要总结过去违背历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的教训，而重新回归自身。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的更高层次上的回归，也就是对历史学特性的新的探索和追求。
这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任何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学科必然会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否则它就不是独立的，至少是不完全独立的。过去，主要是受苏联历史学的影响，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学的全部理论，除此之外，历史学再无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指导我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但指导并不是替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可以指导各门社会人文科学，但并不能也不需要替代各门具体科学自身的理论。对历史学同样也是如此。而历史如果不去努力探讨自身的理论方法论，就很难进行本身的学科建设。
80年代时，正确认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本身理论的关系，努力探讨历史学自身理论方法论的问题，已明确地提了出来。如1983 年第3期《世界历史》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一种新观点的提出不可能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但总的看来，自那时以后，需要探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这从对许多具体的史学理论问题的热烈探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理论问题一直是重视的。在五六十年代，围绕许多理论问题，在史学界展开了争论。但总的说来，当时主要争论的是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涉及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并不多。如当时展开争论的理论问题有：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社会形态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理论兴趣，推动了学术研究，虽然大多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还是有其作用的。其中许多问题在新时期依然引起了史学家们的继续争论。然而，这些问题终究不涉及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诚然，在五六十年代也并非完全没有涉及与历史学自身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有名的“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的口号之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问题以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之争。但这些问题的争论往往受到当时“左”的思潮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并不能很好地与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和需求自然地结合起来。再则，当时也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要探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80年代，情形就不同了。史学理论的讨论很是活跃，成了史学界的一大热点。除了继续讨论社会形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历史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以及诸如历史创造者等新提出的历史理论问题以外，很多讨论的问题都是与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有关的。下面举些例子。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就是讨论很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问题被彻底搞乱了。因此，在拨乱反正中学者们对“影射史学”进行批判，并进而对“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提出质疑。如有学者反对“借古喻今”，认为应该科学地解释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认为“厚今薄古”的提法也不妥当，因为古代史研究如果能取得科学成果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孙叔平：《谈谈解放以来史学界的某些口号》，《群众论坛》1981年第2期。）。然而， 学者们很快就从“拨乱反正”进入对这两个问题的正面讨论。很多学者发表了论文，从各个角度加以阐述。如刘大年强调要从历史角度阐述社会主义的前途（注：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孙思白强调不能混淆历史研究和现实生活，但两者彼此之间互有作用：历史可为现实提供借鉴；现实可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注：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1984年11月， 在武汉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即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与会者就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对现实的理解、历史研究与时代需求、历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指它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指它的现实意义，只是更多地从历史学本身出发来考虑问题。在80年代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如下一些问题。一是历史学在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社会功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般来说，这方面的分歧不大。1985年12月，《光明日报》社召开了在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座谈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与会者都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必须努力满足时代提出的要求，注意发挥好自己的社会功能。二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有哪些，如何才能发挥好这些功能，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它的科学功能的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也反映出不同的意见。如有的强调历史学的教育作用（注：白寿彝：《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有的阐述历史学功能的变迁（注：刘志琴：《史学功能的变迁》，《光明日报》1985年9月18日。）， 有的则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求区分它的社会功能（注：茅海建：《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3月5日。），有的认为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潜移默化的，不能立竿见影（注：张国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条件》，《光明日报》1986年3月19日。）等等。就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言， 有的强调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注：李祖德：《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有的指出，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注：瞿林东：《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还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可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后者是为了直接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研究（注：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划分（注：赵轶峰：《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6 年第4期。）。三是有关历史学现状的讨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得如何往往与它的状况有关。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学未能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更有些学者尖锐地提出存在“史学危机”的问题。围绕“史学危机”的问题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赞成者和反对者皆有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但它触及历史学存在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要求革新的愿望和学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编者的话》指出：“围绕着‘史学危机’的种种议论，正是要求我们的史学从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以便充分有效地为‘四化’服务，因此应当重视。”（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历史学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展历史学？学者们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注：《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4期。）。这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关于“史学危机”和历史学功能问题讨论的继续。商品大潮的冲击虽然使历史学面临“不景气”的现象，如史学研究得不到明显的经济效益，史学工作者物质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理想，一些人产生心理不平衡等等，但在讨论中主要的意见是，历史学的存在价值在于它本身固有的功能。不管是不是市场经济，历史学总会发挥它的功能。问题是历史学的功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些功能在一段时期得到充分展开，有些功能则可能处于潜在状态。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研究，采取措施努力开发处于潜在状态的功能。但要注意的是，绝不可以去开发史学本身不具有的功能。过去有时把史学不具有的功能强加给它。这或许可以造成表面上的一时繁荣，实际是对史学的伤害。因此，“合理地开发史学潜在的功能，这是史学的致用和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注：刘家和、陈启能：《几点看法》，《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有学者指出：“高度发达充分发展的专业分工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历史学进一步回到自身中来，就是对市场经济时代的最大适应。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适应，看来都有悖史学的本性。”（注：王学典：《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学的应有选择》，《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史学必须自律、 自觉于学术性，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选择，也才能使它的“入世”功能得到切实的、真正的体现（注：张晓校：《简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与自觉》，《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 期。）。
此外，关于史学遗产的继承，也即与传统史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有关历史学概论的体系，历史研究的方法，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对外国史学的研究与评价等问题，在近20年来也都有了许多新的研究和讨论。这些也都涉及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和学科的建设。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则必须略加阐述，因为这个问题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这就是历史认识论问题。
历史认识论是专门探讨历史认识活动的性质、特点、模式，以及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和客体，它们的作用和特征等众多问题的。它还牵涉到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研究的特点，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事实是什么，史料的本质，历史研究中的中介，文本的意义，以及史学方法论等一系列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从西方史学的发展来看，对历史认识论的重视是本世纪的一大特点。这标志着西方的史学理论思想从重点研究客体向主体的转变。同时这也是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相一致的。苏联史学界明确强调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是在60年代，之后有关的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在新时期以前对历史认识论一直缺乏研究。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才有了改变。许多学者就历史认识论问题发表了论文。有的从历史认识特点、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进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注：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5期。）。有的着重探讨了有关的某个问题， 如历史认识的过程（注：陈光前：《历史认识过程和史学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历史事实（注：陈启能：《论历史事实》， 《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价值认识（注：刘泽华、 张国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历史认识真理（注：张耕华：《历史认识真理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历史学的性质（注：何兆武：《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史家主体意识（注：李振宏：《论史家的主体意识》，《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注：李振宏：《 论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模糊性（注：赵轶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 1期；李振宏：《历史认识模糊性研究的意义》，《史学理论》1986年第3期。 ）等等。1987年在四川温江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历史认识论问题。
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些研究本身。如果仅从研究本身来说，它从总体上看恐怕还只能说是开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下去。其意义主要在于表明，中国史学在经过“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后，已经在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深层次地探索历史学自身的建设问题，尤其是自身理论方法论的建设问题。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顺便指出，这种趋势也是与国外史学的发展相一致的。自然，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和理论方法论的探索，并不是与过去的完全割裂，而是在继承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的发展，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强调历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并需要加强对它们的研究，这是历史学建设中的重要进展，也是它对自身特性的认识的深化。在过去传统史学强调史料即史学时，并不是不要理论，只是它把考证史料的理论作为整个历史学的理论；在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学的全部理论时，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现在则是摆正了各自的关系，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学的指导理论，史料考证理论是历史学理论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历史学还必需探讨与它的科学特性和学科建设直接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论。这既是历史学日臻成熟的表现，也是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挥自身所固有的功能的正确途径。上面列举的种种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还应补充指出，在80年代中期已有学者明确提出，应把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作适当的区分。前者着重研究客观历史过程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后者则探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问题。两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有所侧重，而史学理论过去研究较少，因而更需要加强（注：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 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二
历史学对自身学科特性的探索和追求，是它在经历了过去风雨岁月和曲折的学术道路后的反思；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学科特性和学科建设的道路和方法的再思考，特别是对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发展、价值、方式、范型的深层思索，也是对自身学术本质的进一步确认。这是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自觉精神的体现，是学术发展进一步规范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它为适应当代世界迅速发展的需要与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和国际学术界加强交流而迈出的重要步伐。同时，这也是为了满足中国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需要。
近20年历史学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建设，不仅体现在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种种问题的讨论上，而且表现在自身的深刻变化上。这种变化有两个方面最为明显，也最能说明问题。其一，历史学不再满足于过去被人为地束缚得越来越狭隘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而是尽力解脱出来，努力按照学科发展的正常需求加以扩大。过去在这方面的束缚是十分明显的。即以强调最多的政治史为例，实际上集中研究的主要是阶级斗争史，具体就是农民战争史，而像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派别史等重要领域实际上研究很少。至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往往也是集中于有选择的一部分。更为可笑的是，就是阶级斗争史到了“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也变成了儒法斗争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的学科特性遭到何等严重的扭曲和摧残是可想而知的。
历史本来是由人的活动，主要是社会活动构成的。历史学理应以人的一切活动，包括他的内心活动为研究领域，以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为研究对象。任何人为的割裂都是不利于历史学的正常发展的。自然，人的活动和社会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也会随之变化。但这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自然的变化，不是人为的扭曲和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历史学开始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两个凡是”的束缚，纠正过去的人为的扭曲和限制，使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并且使历史学加强与邻近学科的融合和渗透，从而恢复和开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妇女史、家庭史，以及史学理论、计量史学、心态史等等。不论在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考古学，还是在世界史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研究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绝非过去狭隘的古板的情况可比。总之，整个历史学研究业已逐渐朝着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建设需要的正常方向前进。尽管应该看到，这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期养成的习惯力量和各种阻力依然十分强大，而且发展也不平衡，各个领域和分支学科取得的进展参差不齐，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健康的发展势头不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在20年来的发展中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不可抹杀的成就。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详尽地阐述这方面的变化，下面仅以文化史为例加以说明。选取文化史为例并非偶然，因为它比较容易说明问题。第一，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文化遗产无比辉煌；进入20世纪以后，在五四时期和30年代都出现过文化研究的热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文化研究几乎无声无息，处于偃旗息鼓的可悲状态。据不完全统计，自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1921年问世至1982年，有关中国文化的综合性著作计有134种， 其中建国前出版的有46种，港台出版的有54种，外国学者撰写的有32种，建国后大陆出版的仅有2种。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81年， 大陆仅出版了2种有关文化史的综合性著作， 即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而且严格说来，这两部书还不是综合论述中国文化的。前者偏重文献评介，后者侧重论述审美意识的发展（注：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 刘志琴：《文化反思——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序幕》，《走向未来》总第3期。）。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主要是那种“左”的把人类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地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的狭隘观点。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只是需要指出，这种状况显然是和历史学的正常发展相违背的，是完全扭曲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的。第二，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无疑是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无论如何把人类全部文明史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史，排除一切影响历史发展的文化因素，否认人类历史中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因此，文化史的兴起正可以有力地说明历史学要求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学科特性的努力，要求按照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和规律发展自己的愿望。
文化史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拨乱反正和对过去“左”的错误的纠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到来。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一点，即文化史的兴起也是历史学本身学科建设和健康发展的需要。人类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离不开文化的内容的，反映人类历史的历史学也理应包含文化的内容。被人为地剥夺文化内容的历史学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它不符合实际也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而，历史的文化内容总是会顽强地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在历史学被剥夺这种可能的时候，它会通过诸如民间传说、历史小说、通俗文艺等种种渠道来表现自己，然而这些渠道终究缺乏历史学所具有的综合的、理性的和权威的性质。因此，历史学必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必须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以恢复自身的正常发展和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史的兴起正是反映了这种客观需要。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80年代初，当客观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时，文化史就迫不及待地自发地兴起。它不是出于某个机构或领导人的指令或号召，也不是由于行政的干预或组织。这种自发性恰恰说明，文化史的兴起是由于生活的需要，是出于对过去不正常状况的反感和纠正，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还可以说明这点的是，文化史的兴起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兴起的“文化热”的一部分。“文化热”的涵盖面很广，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大众文化等等。这是社会各界的文化反思、文化思考和文化研究，实际上是通过探索文化的兴衰来总结和思考中国的历史发展，其意义不应小视。
1982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这是建国后专门讨论文化史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在这之后，有关文化史的讨论会在1984年、1986年，在郑州、上海、北京、青岛、杭州等地分别举行。《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不仅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有关文章，还组织了讨论或开辟了专栏。一批文化史研究专刊或丛书纷纷问世，如《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中国文化史丛书》等。学术专著也相继问世。
总之，文化史自兴起以后，至今不衰，虽然中间有所起伏，但总的说来，有关的著述层出不穷，讨论的问题既广又深，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发展势头始终未减。从研究领域来说，文化史涉及的面已相当广泛，纵向上从古至今，横向上不仅包含传统的文献典籍、文化传统、文化制度和各代学人的思想研究等内容，而且包括社会生活风尚、大众生活方式，以及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地域文化、科学文化等等。从讨论的问题来说，也是不胜枚举。较大的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东西方文化比较”、“儒学和新儒学评述”、“中西体用问题”等等，小的专业性问题的讨论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哲学、科学、人生、生态、心态等关系方面的许多理论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化史的性质、学科建设和今后发展等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历史学在新时期的深刻变化，说明它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正在努力按照社会的需要和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不断发展自己。
可以说明历史学在新时期深刻变化的另一点是，历史学摆脱了过去长期封闭的状态，开始与国际史学接触和对话。在过去“左”的思潮的影响下，除了客观上与国际史学的隔绝外，主观上还简单地否定一切外国史学，动不动就扣上“没落的资产阶级史学”或“修正主义史学”的帽子横加批判。这样对历史学的正常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的科学学科，要想获得迅速的发展，不可能关起门来，与世界文明的总体发展相隔绝。这在当前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的信息时代尤为明显。一般说来，一门现代的规范化的科学学科，包括社会人文学科，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里，其学科建设中会有许多共同点，会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成分。这些学科的成果中，凡属认真严肃的学术著作，很多都应属于人类文明的成果，都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的。如果简单地加以否定和摒弃，结果只能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自己闭目塞听，并脱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不能广泛吸取各种养料，从而妨碍自己正常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应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者受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影响，历史学的建设和发展会有差别，乃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借鉴和引进国外的史学成果时必须加以必要的科学的批判分析，切忌全盘照搬。但与此同时，也不应把这些差别绝对化，看不到其中有一定的共同性和可以参考借鉴之处。很难设想，历史学可以与国际史学完全隔绝而获得正常的发展。我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迅猛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流与接触，国外大量史学著作、史学流派、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被介绍和借鉴的情况，已有很多论述。任何史学工作者和对我国历史学这段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很清楚地知道和感受到这点。限于篇幅，这里不必多说。我们只需强调指出一点，即这种封闭状况的被打破和回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是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所绝对必需的，是历史学的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自然，历史学在新时期的变化并不只有上述两点。但这两点已足以说明问题，特别是说明历史学变化发展的特点，即向自身学科特性的回归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变化，是近20年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特点。
最后，还需对这个变化说明几点。
第一，忽视历史学本身的学科特性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不尊重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学受“左”的思潮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这自然不是说，过去历史学就毫无成就可言。相反，过去30年的成就是相当大的，是无法抹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在过去受“左”的影响有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是有反复和斗争的。只有在十年动乱时期才可说是“万马齐暗”，即使在那时有头脑的历史学家依然在思索，在积累，在准备。另一方面，广大历史学家的辛勤劳动及其研究成果始终是历史学发展的主流，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即使不少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可能受到当时“左”的影响，带有时代的局限，但并不能影响全局，更何况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不同专题，受“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绝不能在总结教训、分析存在的问题时看不到成绩。这是必须十分注意的。
第二，新时期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学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努力探索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来进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成就，自然值得高兴。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这个过程还只是开始，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这是因为，其一，20年的时间不算长，我们对很多有关问题还认识不够，经验也还缺乏。这有待我们在今后不断探索，加强研究，加深认识，积累经验。在这期间也可能出现挫折、错误和反复，会遇到各种困难，对此应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其二，历史学本身是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这里包括国内外的史学工作者。因此，对历史学的建设和发展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不懈努力。
第三，我们所以强调要尊重和研究历史学的特性、学科要求和发展规律，一方面是由于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过去对此太不重视。但同时要防止走向另一种片面性。要看到，历史学的学术本质、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展历史学所必须遵循的。然而，这个问题纵然重要，也不能把它绝对化、简单化。这里特别需要提出两点：其一，对历史学学科特性的探索和按照其特性发展历史学，对我们来说，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历史学的学科发展不仅不排斥理论，而且近年的发展表明，理论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诚然，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也不是不可能获得发展，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迄今最成熟、最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理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至于过去曾经有过的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偏差，那是吸取教训加以改进的问题，绝不能因噎废食。其二，强调重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并不是要历史学脱离现实，躲到所谓学术的象牙塔里去。恰恰相反，历史学的正常发展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历史学应该注意发挥社会功能。过去在这方面的偏差，不在于要历史学关注现实，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大地做过了头，是在完全忽视和抹杀历史学特性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为当前政治服务。我们要做的是，改正过去的偏差，使历史学能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清，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学术价值是它的社会功能的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离开历史学的科学功能来要求社会功能，其结果必然是十分可悲和可恶的。这会把文艺创作中的“戏说”一类做法搬到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去，甚至更为恶劣。这是必须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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