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终结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9-0051-08
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状况。这不能不引起西方思想家的关注和思考，各种不同形式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潮应运而生。它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现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在外交上应对西方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政治的终结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政治往往被理解为，不同的阶级或者政治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各自的利益而处理其内部或者它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等。对于政治的这种理解包含了两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或者利益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第二，在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中，一些人代表了这些利益集团或者阶级来维持和发展本集团或者阶级的利益。阿伦特和施米特都提出了类似的政治概念：政治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敌人。①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终结了，或者说，已经衰落(fall of the political)。②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活动出现了非政治化的趋势。英国前首相梅杰所提出的无阶级社会，或者布莱尔所说的无阶级斗争的民族共同体，都是政治活动非政治化的表现。③
人们提出政治的终结的主要依据是阶级终结，或阶级斗争的消失。虽然许多西方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理由各不相同。在这些不同的理由中，有些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而有些则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比如，马尔库塞、高兹等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待阶级，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无产阶级不存在了。实际上这不过是否定了阶级划分中的经济标准。对于他们来说，划分的标准似乎还存在着。而后现代主义者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可能的标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把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路，这是按照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标准来进行的。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中的人都是千差万别的，这些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没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普遍性。在他们看来，社会中的人都是要素(elements)，这些要素只是在一定的链接(articulation)中才成为社会中的环节(moment)。④这就是说，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使一个人是工人，这也不意味着他属于工人阶级，比如他可能拥有股票，可能还是业余画家，可能获得一笔遗产，或者他是移民的后代。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在工厂中劳动而认为他们都属于工人阶级。这些孤立的个人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其他什么社会原因而被整合到一定的社会政治团体或者社会运动之中的。他们由此而成为社会中的环节。在这里，拉克劳和墨菲更强调思想观念在其中所发挥的整合作用。思想观念是人说出的(articulate)东西，一些人在思想观念的作用下，而加入了某种社会运动。一个人成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永远参加这些运动。在其他思想的影响下，他会加入其他运动。这就是说，在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利益，也不存在永远的斗争对象，甚至没有斗争对象。人和人之间的链接也不是永恒的。这种链接是在面对特殊任务的时候而产生的临时组合。在这种临时组合中，一个特殊力量会取得领导权(hegemony)，它能够代表总体。它能够代表总体不是因为它与总体有一致的利益，相反，它与这个总体没有任何可以通约的东西(radically incommensurable)。由此，对于他们来说，特殊的东西代表总体并不是因为一致利益而具有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利益意义上的普遍性，而是“hegemonic universality”(接合起来的普遍性)。⑤
鲍德里亚则从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状况来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状况。在他看来，1929年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生产的过剩。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开始扩大社会需求，增加就业岗位，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运行。它所采取的这种方法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生产的东西不是满足自由经济所产生出来的需求，而是满足政府调控而生产出来的需求。既然这种生产不是满足前一种需求而进行的生产，那么这种生产就不是自由经济体系中的那种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是为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行而生产出来的“生产”。鲍德里亚把它称为“再生产”。生产中所出现的就业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专门生产出来而给工人“消费”的。在这里，劳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出来供工人消费的“消费品”。在这种再生产中，工人实际上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了，而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既然劳动是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出来供工人消费的，那么这种劳动就不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如此一来，资本家就不是通过工厂的生产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了，资本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存在了。“工人”或者“资本家”都是无确定意义的符号。更进一步地说，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不存在确定的社会联系，他们已经沦为无联系的“大众”。⑥这些大众中的个人，没有确定的身份，我们不能给他们进行任何规定，比如，说他们是“资本家”、“工人”、“知识分子”、“农民”，他们什么也不是。大众是“中立的东西，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⑦。既然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沦为“大众”，没有确定的身份，那么用经济地位来区分他们的阶级身份是不可能的了。
当阶级消失了的时候，政党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政党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是为争取阶级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如今，政党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了。在拉克劳、墨菲看来，政党的工作就是进行链接，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工作而获得领导权。在他们看来，所谓阶级都是意识形态操作的结果。而鲍德里亚比他们更加彻底。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还是保留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特点，还表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对鲍德里亚来说，阶级是一种仿真现象。这就是说，在后工业社会中存在的工人，虽然看上去仍然是工人，但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了，而是工人的仿真(模仿)。这里不存在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后工业社会中，人沦为大众，而大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说：“沉默的大多数(或大众)是想象的参照物。这不是说它们不存在，而是说，作为他们的代表不再可能了。”⑧这些人既不代表任何人，也不能被代表。如果这些人“沉默”了，他们不发声，谁能代表他们呢？
如果他们不能被代表，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社会还有政党呢？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了。由于阶级不存在了，政党再也不代表任何阶级了，它们很大程度上已经沦落为选举机器。不同的政治党派会进行信息反馈，思想上也会相互吸收。政党之间的思想差距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在选举中，为了获取选票，他们制造出对立的假象。为此，鲍德里亚说，它们是“两党之间的对立仿真，他们各自目标的吸收，双方任何话语的可转换性”⑨。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左和右的对立，而实际上，左派和右派属于“同质政治阶层”⑩。在不同政党之间的相互攻击中，它们会相互吸收对方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党之间的政策差距会缩小，甚至雷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西方社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
既然传统意义上的政党不存在了，也不代表任何阶级，那么，传统意义上以阶级斗争和政党斗争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就在不断地消失。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失去传统的政治意义，而成为一种政治游戏。这是阶级斗争的终结，是政治集团进行为阶级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的终结。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社会革命都是“宏大叙事”，都是从宏观的社会结构上来阐述政治和政治斗争。这种宏观上的政治和政治斗争已经结束。
二、微观政治的出现
虽然宏观上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但是一种新的政治领域出现了，这就是微观政治领域。西方传统政治学都是把私人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区分开来的。私人领域是家庭活动的领域，是经济活动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基础)。政治斗争都是在私人领域之外的公共权力领域(马克思主义称之为上层建筑)展开的。这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理论的基本立足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亦是如此。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这种理性主义的划分方法提出质疑。或者说，他们把社会宏观结构解构了，拆除了这个宏观的社会结构，而社会被理解为孤立的、分散的个人之间的结合体。政治斗争不是像人们传统上所理解的那样，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展开。在他们看来，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也不存在建立在经济领域之上的上层建筑。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斗争是在分散的个人之间进行的，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进行的。
福柯在对权力的讨论中首先涉及了微观权力的问题。在他对微观权力的理解中，人的身体是权力斗争的中心。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人的身体的规训过程。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早就通过监狱、刑法来控制人的身体。后来对人的身体的这种监控发展到家庭、学校、军队、工厂、医院中。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约束使人成为生产力。为此，福柯指出：“身体……直接牵涉到一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对它拥有一种直接的控制。权力关系对他进行投入，标示它、训练它、折磨它……依据于复杂的相互关系，这种对身体的政治投入与它的经济用途紧密相关；身体充满了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这主要被视为是一种生产力。”(11)对于他来说，权力不是传统政治学意义上、政府依靠暴力而实施的权力，不是某个政治集团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而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在日常的微观生活领域中出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表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福柯对于权力关系的这种理解摧毁了传统政治学对于权力的理解。(12)他的这种理解成为微观政治学的一个范例。
拉克劳、墨菲也反对传统政治学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划分。他们借助于鲍勒斯和金提斯(Sam Bowles,Herbert Gintis)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分析，来说明政治斗争也存在于生产领域。他们认为，马克思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区分是一种“虚构”(fiction)。按照这种虚构，资本家只要从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就能够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中获得剩余价值。然而，马克思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之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人们在购买其他商品之后，可以自然地获得使用价值，而工人的使用价值却不同。资本家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工人才会提供使用价值。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博弈，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斗争。在这种博弈中，资本家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劳动者的非技术化。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只是进行简单的机械化操作，而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简单化操作既是一种生产的技术，也是一种控制的技术。这就是说，劳动力的非技术化，不仅仅是一个提高劳动效率的问题，而且也是对工人进行控制的问题。(13)这不是与政治无关的。拉克劳和墨菲把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的控制称为“生产的政治学”。(14)
这里提出了与福柯类似的思想，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控制是与社会结构有关的。法国学者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四种形式时指出，要实现对工人的控制需要对工人进行广泛的规训，这种规训既包含工厂中的规训，也包含工厂之外的规训，使工人把生产纪律内在化，把生产的机械性内在化。于是，有人得出结论，生产是“政治的机器”。(15)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围内来理解。资本家绝不会局限在商品交换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时，必须把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从整个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显然，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不是像传统政治学那样，只是把公共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的活动理解为政治，而认为政治活动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自从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国家开始干预经济领域，资产阶级国家创立之初所确立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政治活动不再局限于宏观的政治领域，而开始深入到日常生活领域中。传统上那些被看作私人的问题，比如家庭生活中男女平等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老人的赡养问题等，如今都成为政治问题。
受福柯影响的霍耐特虽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是他所处理的政治课题也同样表现出其后现代主义的倾向。霍耐特也把社会正义问题作为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课题，但是与罗尔斯不同，霍耐特不是研究制度的正义，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宏观的政治制度来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正义关系，而是在微观领域，在日常生活领域来考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所提出的承认理论就是要考察，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一个人的身份、权力和地位是否受到其他人的承认。这种承认关系中就存在着一种正义与否的问题。如果说，福柯所研究的是人和人之间在微观领域所进行的权力斗争，那么，霍耐特所探讨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承认斗争。它是福柯理论的变种。
三、意识形态的终结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消失之后，人和人之间所存在的阶级关系消失了，人和人之间的传统政治联系消失了。这不能不对传统政治系统中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一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于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歪曲的反映。它是用来掩盖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为维护阶级利益服务的。然而，当阶级对立消失以后，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消失。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从分析美国社会的现状入手来说明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的社会。按照他对于大众社会的理解，虽然在西方社会，由于现代通讯工具的出现，人和人之间联系更便捷了，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疏远了。传统的家庭关系以及社区人群之间的团体纽带被剪断了。现代社会就是这些孤独个人的结合体，他们构成了“孤独的人群”。丹尼尔·贝尔总结了人们对于大众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大众是无显著特征的群体，是判断力比较差的平庸者，是机械地联系起来的个人，是按照官僚系统组织起来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或无情感联系的个人的结合体，是一群暴民。(16)丹尼尔·贝尔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状况的理解却与后现代主义者是一致的，他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观念也与后现代主义者一致。
在这里，我们从鲍德里亚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状况的理解来看他对于意识形态的看法。鲍德里亚明确地把意识形态和仿真区别开来。意识形态是通过符号来暴露现实，而仿真不存在反映和被反映关系。比如，劳动不存在了，但是人们在工厂中仿佛仍然进行着真正的劳动，购买劳动力意义上的工资不存在了，但是人们仍然能够领到工资，这是“政治工资”(失业救济金)，是工资的仿真。于是，鲍德里亚明确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再是意识形态作用的问题”(17)。从理论上来说，仿真终结了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不再可能。这是因为，在现代西方社会到处都是仿真。而在仿真状况下，真和假是无法被有效地区分开来的。在西方社会，我们无法区分工人们所领取的工资是购买劳动力意义上的工资，还是收买工人(阻止工人革命)意义上的工资。
鲍德里亚不仅从理论上否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还从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说明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按照他的看法，西方社会中的人是大众(mass)，而且这些大众是“沉默的大多数”。按照他对于大众的理解，大众是无法被规定的，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不能用“阶级”、“权力”、“地位”、“社会联系”来说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有人说“工人大众”，鲍德里亚则强调，“大众从来就不是‘工人大众’，也不是其他什么社会主体或者客体的大众”(18)。大众是不能规定的，我们不能说大众是什么，“大众”一词没有谓语。鲍德里亚用“黑洞”来比喻大众。物理学上所说的“黑洞”表明，它具有巨大的引力作用，所有的光或者粒子都会被吸收到其中。同样的道理，大众对于孤独的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孤独的个人，并因此会感到恐惧。于是人们就会聚集起来，在人群的聚集中，人不再恐惧了。(19)但是，聚集起来的人群也不会产生固定关系，他们都是随机和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在鲍德里亚看来，既然大众是一个黑洞，那么黑洞中就不会出现对立的两极(20)，不会出现对立的政党，也不会有表达政党思想的意识形态。
即使政党提出某种观念，大众也不会相信。比如，就宗教信仰来说，在大众中，他们只有上帝形象，而没有上帝的观念。这就是说，虽然他们也去教堂，但是他们既没有对于罪孽的畏惧也没有拯救的欲望，他们只是对于上帝的故事好奇。他们只有日常的仪式，但是却没有对上帝的信仰。(21)在大众中，无法进行“意义”的传播，一切有意义的话语在大众传播中都会被扭曲。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文化的宣传，通过意义的传播来教育大众，使大众社会化。人们常常希望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但这是无效的。他说：“大众可耻地抵制理性传播的绝对命令。他们被给予意义：他们需要奇观。”(22)当各种信息传播出来的时候，大众对于传播的内容是没有兴趣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形式，是符号的形式。他们只是玩弄符号，把各种符号偶像化。如果说他们也崇拜内容的话，那么只有当这些内容能够作为符号被偶像化，他们才接受内容。鲍德里亚把它比喻成为“意义的深渊”。今天，许多政党的意识形态就如同大众的宗教信仰一样。人们只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的抽象形式，而没有任何真正的信仰。
鲍德里亚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实例来说明意识形态终结的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左派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并对于整个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德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德国的一位左翼律师夸松(Klaud Croissant)在德国被政府以组织恐怖主义的罪行逮捕，后来在萨特等人的影响下被保释出来。之后，他逃到法国。法国巴黎的法院对他进行庭审，以决定是否给他提供政治避难。而在庭审的当天晚上，法国足球队为世界杯入围而进行比赛。在当天，两百多万人去看足球了，只有寥寥数百人在法院外游行，要求释放夸松。(23)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左翼人士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大众，跟着凑热闹的。在这里，左派不过是一种时尚，许多人都是赶时髦的。左派运动是一种政治奇观，许多人参与左翼运动不过是因为，这是一种奇观，他们需要奇观。
如果我们用鲍德里亚的分析来看待这里的情况，那么可以说，虽然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左翼运动如火如荼，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奇观，而与政治上的左和右没有多大的关系。在现代西方社会，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人们在进行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吗？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进行激烈的理论论争。这些论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奇观，变成了吸引大众的手段。在这里，思想内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吸引观众，吸引听众。那些话语危言耸听，就是要吸引人“围观”。这不过是一些理论论争的仿真形式。在理论论争中，出名的最好方法就是让理论走极端，就是制造奇观。大众需要的就是奇观。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代社会传播状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播效率低，传播的途径有限，因此，信息的传输主要是用来满足大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但是在当代社会，信息的传输效率增加了，人们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生产远远大于信息的需求。为此，社会就必须把大众对于信息的需求生产出来，要调动人们对于信息的胃口。为此，走极端、哗众取宠就成为现代信息传输中的主要特征(信息的内爆)。在这里，媒介本身变成了信息(麦克卢汉)。在现代中国，谁都可以写一部书出版，一般大众谁知道书的质量呢？大多数人都是跟风跑。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需要制造学术明星和学术奇观。用鲍德里亚的方式来说，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仿真。
四、政治犬儒主义的兴起
政治犬儒主义是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颠覆。在政治哲学领域，人们往往把犬儒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同起来。政治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犬儒主义。提摩太·贝维斯是这样规定犬儒主义的：“犬儒主义意味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理由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背叛了崇高的价值，而对于这些价值领域而言，真理和诚实的抽象化比行为和想象的政治品格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24)一些人把鲍德里亚看作是犬儒主义的随从。(25)在这里，我们结合鲍德里亚的有关思想，从提摩太·贝维斯所概括的这三个方面来说明政治犬儒主义。
第一，政治犬儒主义失去了对于理性、价值的信念，失去对于政治的信仰。政治家总是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为己任。政治犬儒主义则认为，政治活动家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信仰，而只是进行政治表演。他们对政治家失去信任，对于政治制度失去信心。在某些发达国家的政治选举中，我们也看到，某些政党在推荐候选人的时候，不是考察候选人的政治观念、政治目标，而是看他是不是更会表演，更能获得选票。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传统政党之间的政治对立已经消失，他们之间的政治观念甚至相互吸收。只是在选举中，为了获得选票，各个政党才故意制造对立。选民对于政治状况也习以为常。为此，鲍德里亚认为，在西方社会，“普选是第一个大众传媒”(26)。像大众传媒一样，普选就是要吸引大众的眼球，就是要争取观众。大众看电视，不是要获得思想或者信息，而是获得视觉上的震撼效果。这是因为，电视上提供的信息是传媒自我循环的产物，是社会现状的仿真。而普选也同样如此，选票的结果不一定反映民意。在政治选举制度中，政治理想或者信念都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犬儒主义否定了政治活动中的意义。在犬儒主义看来，政治就是各种无意义的符号的编织。政治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鲍德里亚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犬儒主义和非道德立场恰恰就在这里：不是如流俗所理解的那样不择手段，而是直接蔑视目的。尼采说得好，最大的政治能量恰恰在于，这种对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真理的蔑视之中。恰恰存在于这种幻想的表演之中，在这里，政治就是游戏，而且还没有被赋予一个理由。”(27)在他们看来，政治家的话语是不可信的，政治活动都是表演。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在西方社会到处都是仿真现象，而真实已经不存在了。或许政治家本人没有什么道德问题，但是政治的操作使政治活动失去政治意义，成为纯粹的政治游戏和政治表演。政治家的政治活动都被看作是有预谋的设计和表演。在这场表演中，有导演(政治团队的设计)，有演员(政客)，有摄影，有后期制作，有传播。既然到处都是仿真的政治，那么政治圈中的任何活动，即使是真正的政治活动也无法避免这种政治表演的陷阱。对于犬儒主义来说，政治就是表演，就是游戏，真正的政治在这里不存在。
第三，既然政治就是游戏或者表演，那么无论谁参与政治活动，都无法避免游戏的怪圈，犬儒主义拒绝对政治游戏进行批判。因为，按照犬儒主义的政治逻辑，批判政治游戏就是参与了政治游戏和政治表演。显然，如果他们对于政治游戏进行批判，那么这恰好就是政客们所期待的，他们达到表演的目标了，他们的政治表演的观众增加了。犬儒主义有他们自己的政治逻辑。既然政治都是无意义的游戏，那么他们也以无意义的游戏的方式来对待政治游戏。他们用绝对的顺从来把无意义的游戏推向极端。鲍德里亚把对于政治游戏的绝对顺从称为“超顺从”(hyperconformity)(28)。拉摩式的人物或许就是类似的反叛者。拉摩“时刻准备卑躬屈膝，但绝对不服从强制，我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但是这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出于别人的命令”(29)。他们甚至进行自我调侃，用自己的丑陋来讽刺社会精英的高尚和伟大。他们不进行革命，或者说，在这里革命已经终结。用鲍德里亚本人的话来说，西方社会“终结了自己的末日神话——革命本身”(30)。在这里，阶级已经消失了，革命失去了目标，斗争失去了对象。或许革命的形式有时仍然会出现，但是这种革命将是一种无目标的捣蛋的行为，就是一种愤青式的愤怒表达。
五、几点说明
应该承认，20世纪以来，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在逐步衰弱，这是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不自觉地顺应了当代世界的这个基本趋势。它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活动已经结束，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恰恰就是把经济作为政治的核心。政治直接介入了经济，传统的政治理念结束了，政治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和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不断调整。改革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我们不应该仍然沉迷于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用极“左”的态度来看待当代中国现实。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虽然已经结束，但微观的政治却越来越突出。人和人之间在微观领域所进行的各种利益斗争和权力斗争成为现代政治中的重要现象。而微观生活领域中所出现的各种斗争往往会引起许多的围观者。在我国所出现的各种群体事件中，都不乏这样的围观者。我们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模式来看待这些围观者。当然，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后现代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现实中国政治的重要视角。
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西方社会的视角。在西方社会，政治越来越演变成为政治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左派或者右派来看待西方的政客。实际上，这些政客大多数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风派”，是真正的“风派”。他们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信念，而只有选举的考虑。为了获得选票，他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演员”。他们必须通过表演来获得观众。在这里，我们要学会犬儒主义的政治策略：我们不能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如果我们批判了他们，那么他们就更高兴，因为这是他们所期待的。
最后，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简略地讨论微观政治、意识形态和犬儒主义的问题。就微观政治来说，一些西方学者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西方社会，否定了结构主义者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解。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社会有相对稳定的结构，比如，我们可以把社会区分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但是，后结构主义否定了社会的这种结构关系，否定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严格区分。如果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那么结构主义所理解的政治概念就无法成立了。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政治权力对于经济领域的干预也摧毁了传统政治学对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划分。传统的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而解构主义则是一种动态的分析。然而，即使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结构性的特征。吉登斯在他的理论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化趋势，而后结构主义者探讨了西方社会的解构化趋势。应该说，这两种趋势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既不能完全否定宏观的政治现象的存在，不能用解构化趋势来否定结构化趋势，不能用微观的政治来否定宏观政治，同样，我们也不能用结构化趋势来否定解构化趋势，而要重视微观的政治现象。就意识形态的终结来说，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一书出版之后，他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就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应该承认，传统的从反映和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所理解的意识形态确实在弱化，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实际上，除了这种宏观的意识形态之外，我们的社会中还出现了一种微观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权力再生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种微观的意识形态就是探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通过日常话语而进行权力的再生产。这种微观的意识形态也应该受到重视。(31)
政治犬儒主义从理论上来说，否定了政治中的理想和价值，否定了革命和阶级，而把政治完全看作一种游戏，它用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于价值的颠覆和混乱状况的一种反映，是对于意识形态的衰弱、政治的崩溃的一种忧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事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况的一种忧郁深广、顾影自怜的反应。(32)但是，对于这种价值和理想的衰落，政治犬儒主义拿不出任何积极的方案。他们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揭示当代社会的这种政治窘境，把这种政治窘境充分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与那些参与政治游戏的人们相比，具有清晰的政治意识，他们不是简单的沉沦者。我们不能把他们和沉溺于当代政治的人相提并论。或许犬儒主义也有很多形式，对于犬儒主义，黑格尔早就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研究。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对政治犬儒主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注释：
①［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第2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Semiotext(e) and Paul Virilio,1983,p.15.
③［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第102页。
④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Second Edition,Verso,London,2001,p.105.以下简称《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英文第二版。
⑤［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英文第二版，序言，X页，即第10页。
⑥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Semiotext(e) and Paul Virilio,1983,p.1.
⑦⑧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Semiotext(e) and Paul Virilio,1983,p.6,p.20.
⑨⑩［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99、9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11)转引自［英］路易丝·麦克尼：《福柯》，第9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2)参见王晓升：《重新理解权力》，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2)。
(13)(14)(15)［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英文第二版，第79—80、79、80页。
(16)［美］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第5—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7)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emiotext(t),New York,1983,p.48.
(18)(20)(21)(22)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Semiotext(e) and Paul Virilio,1983,p.5,p.6,p.7,p.10.
(19)参见［德］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第189—2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3)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Semiotext(e) and Paul Virilio,1983,p.12.
(24)(25)［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第8、32页。
(26)［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93页。
(27)(28)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Semiotext(e) and Paul Virilio,1983,p.16,p.41.
(29)［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第165页。
(30)［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85页。
(31)参见王晓升：《从再现生活到再生产权力》，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6)。
(32)［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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