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福小说《罗克珊娜》对性别代码的解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代码论文,小说论文,罗克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哲学家德鲁兹（Deleuze)和心理学家加特利(Guattari)共同提出的后结构主义“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理论受到了德里达的“中心解构”(decentering）、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es)和巴特的文化代码等法国哲学思想的影响，〔1〕这种理论除了对传统思想进行了解剖外，它还一反卢卡契和杰姆逊等文论家偏重现代小说中时序的倾向，〔2〕揭示了人物角色在空间的迁徙和对传统抗争之间的联系，为文学评论提供了又一个全新的诠释方法。德鲁兹和加特利首先在他们合著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一书中提出了“解域”这个概念，它是从拉康的“定域”（territo-rialization)概念中演变而来的。在拉康的心理分析中,定域指的是父母亲(或奶妈)在抚育婴儿的过程中通过喂奶、洗澡对幼婴身体的特定器官（性敏感地带）的刺激，使之与他人和外界联系起来，而德鲁兹和加特利的解脱是要把性刺激从母体和恋母情结中解脱出来并移情别处。德鲁兹还把心理方面的解域应用到社会研究中来，例如，英国的封建“圈地运动”把农民定域到土地上来，而资本主义则使农民从土地中解域出来，并归域到纺织机上来，成为新兴服装工业的雇佣劳力。〔3〕
解域带有较强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它对两分法的否定以及对中心的解构。在《反奥狄浦斯》的续集《千万个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一书中，德鲁兹和加特利阐述了他们的分裂分析法(schizoanalysis)的精髓“根茎学”(rhizomatics)的理论含义以及它和解域的关系。他们把分裂分析法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区分开来，其中“根茎”对后者的中心加以解构，直接冲击了它们的基础。更具体一点地说，“根茎”背叛了两分法或二元思维，取而代之的是“根茎”的多重性。一方面，弗洛伊德和乔姆斯基把“无意识”和句子“深层结构”分别当作精神分析和语言学的中心，这些中心衍射出各种两分法关系而构成“树状系统”，例如恋母情结中的母爱／父仇以及“深层结构”里的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等等。而另一方面，“根茎”却摆脱了二元思维，它富有多重性。德鲁兹和加特利把“树状系统”的二元思维比作“摹图”（它是原件的复制），而把“根茎”的多重性比作“版图”（我们可从不同位置看图，而且它没有起点或终点，还可以不断被修改）。一方面，“树状系统”里的“树根”、“树干”、“树枝”、“树叶”的等级分明，并且布满“落点”或“结点”，因此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一成不变。而另一方面，“根茎”却充满着“连线”，各部分只相互连接而没有从属关系，它们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周而复始的“自变体”。〔4〕也就是说，“落点”或“结点”固定了“树状系统”各组成部分由上至下的二元关系，而“连线”沟通了“根茎”网络各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它们呈现多重性。
德鲁兹和加特利还指出，解域和归域（reterritorialization）成分相互依存，解域离不开归域，而归域又包含在解域之中，它们形成一个“根茎”。比如，书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二元思维的指代和被指代的关系，而是解域和归域的“根茎”关系。书本解域外部世界，但外部世界又使书本归域，而书本又在外部世界中自身解域。又如，在“根茎”园地里，德鲁兹和加特利“栽培”了“根茎”、“块茎根”（tuber）、“球茎根” （bulb),但他们把“树木”(tree)、“树干”(trunk)、“树根”(root)等等归入“树状系统”。因此，“根茎”自变体的含义在于“根茎”里有“树”或“根”的结构，而“树林”或“根系”也能生长出“根茎”来。“要想形成根茎，我们要结出近似根状的叶梗和花丝，或最好是穿过树干去与它们连接，但这样做是为了给它们派上异常的新用场。”〔5〕
这里的“树干”和“根”是传统或主流社会，“根茎”穿过它们与“树状系统”里的“叶梗”和“花丝”糅和在一起之后，使之富有背离主流社会的反叛新功能。
对德鲁兹和加特利来说，背离主流社会就是要解域“国家机器”，而解域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成为“战争机器”（War machine）。首先，“战争机器”不需要浴血奋战，而是需要对文比代码的冲击和“根茎”化，德鲁兹和加特利拿国际象棋和围棋做了个比喻。下象棋是一种制度化、正规化的“战争”，这种游戏正好是“国家机器”运作的表现。它在空间上有前方／后方，进攻／后撤之分，棋路是从某一点走到另一点，所有棋子（从王到兵）以王为中心构成等级制度，而且棋子自身有固定的指代意义和文化内在含义，国王、王后、主教、骑士（即王、后、象、马）等等。而围棋思维恰恰是对象棋体系的背叛和冲击，是地地道道的“根茎”式“战争机器”。围棋是没有战线的“战争”，没有正面冲突，也没有紧缩后退，可以在开放的空间布阵，在任何一处落子，没有起、始之分。它既对空间定域（为我方划出地盘）又对它解域（从内部突破对方地盘，通过转移地盘而解域我方自己）。棋子没有中心，也没有两分法的等级制度，有的只是相互联系，而且黑、白之间没有任何指代关系，也没有任何固定的文化内在含义。〔6〕
德鲁兹和加特利十分推崇游牧民，认为 “战争机器”是他们的发明。游牧民的“根茎”性就在于他们游牧的轨线不断解域“国家机器”对定居的管理和控制，即对空间的定域。随着青草茂密程度的不同，游牧民从草原的某一点放牧到另一点，但他们从来不在某一点“扎根”或形成定居空间，这样可以避免让院墙阻隔自已。因此他们的游牧点不成为定点，而是自由空间的短暂的接力点，一旦游牧轨线重新起动，他们的居住点就随之被抹去。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游离在 “国家机器”这个中心控制之外，脱离主流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二元思维，从不归域。如果说归域的话，“游牧民只归域到解域自身上去”。〔7〕
有关文学作品里的解域特征，我们可以在德鲁兹和巴赫内（Parnet）合著的《对话》（Dialogues）一书中看到“游牧”式 “战争机器”的运动轨迹。在这里，德鲁兹和巴赫内没有谈“根茎”，而是讲“青草”与“树木”或“树根”的对立。他们认为英美文学优于法国文学，因为法国文学里充满了“树木”和“树根”，把我们束缚在“树状系统”或“国家机器”定域的范围以内。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往往也能解域，但多有最终归域的结果。正好相反，在英美文学里，尤其是哈 代、劳伦斯、吴尔夫、梅尔维尔、菲茨杰拉尔德等作家笔下的角色人物像“青草”一样不就地“扎根”，而是热衷于解域 或“跃进”（aline of flight）。总之，人物角色的解域一般可以伴随着地域迁徙或地理跃进，也可以是”静止旅行”（motionless trav-el），即没有地理位置的变化，但关键是要对文化解码（decoding）。它意味着背叛主流社会的道德，打破文化代码对我们的约束，并放弃自己在社会框架内约定俗成的地位和身份等等。〔8〕
总之，解域包含着两层意思，它既破坏又解构，是destruction和deconstruction的复合体。一方面它富有“战争机器”的功能，对文化代码进行冲击、破坏；另一方面它在破环之后不是要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而是要实现对中心的解构或形成背叛二元思维的“根茎”，因此，我们可以说解域包括破坏性解域和“根茎”式解域这两种形式。
以上这些解域特征可以在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笛福的五个主要小说人物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代码或“国家机器”进行了解域，鲁宾逊违抗父命，辛格尔顿、莫尔、杰克和罗克珊娜都触犯了法律，他们在生活的某个时刻都离开过英国。但他们当 中鲁宾逊、莫尔和杰克最后都归域了，重新归附于“国家机器”或受命于文化代码给予的意义和职责。鲁宾逊“浪子回头”，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莫尔和杰克也相继改邪归正，与中产阶级的主流社会认同，只有辛格尔顿和罗克珊娜自始至终保持了解域的势头。辛格尔顿虽然在最后回到了英国，似乎是在归域，但他隐姓埋名，乔装成外籍人，失去了英国人的身份，拒绝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正好像英国当初抛弃了他一样，他也把英国抛弃了，因此，他最后的解域是“静止旅行”，而且是破坏性解域。而罗克珊娜的解域一直伴随着地理跃迁，她进行了破坏性解域和“根茎”式解域之后，故事以她不负任何确定性别代码消失在荷兰而告终，成为笛福笔下唯一一位最后流落异国他乡的小说人物。
分析罗克珊娜对性别代码的解域有利于我们了解她反传统的人物性格和小说的结构。首先，解域是针对定域而言的，在小说的开头，罗克珊娜成为性别代码定域的对象。她从小聪明伶俐 ，能歌善舞，且美丽富有，被标榜为年轻女子学习的楷模（"Sharp as a Hawk in Matters of common Knowledge; quick and smart in Discourse…,Bold,tho’perfectly Modest…,"Roxana sings beautifully and dances gracefully and“wanted neither Wit,Beauty, nor Money…,having all the Advantages that any Young Woman cou’d desire")。 〔9〕笛福在1697年提议为培养优秀女子而建立女子学院，罗克珊娜的所有优点几乎就是笛福那时定义为“理想妇女”的翻版。教育妇女无可非议，但笛福提议建立女子学院的目的是要把女性造就成为称职并能服务于男性的人（"to breed them [Women] up to be suitable and serviceable”),而且学院要制定条例把妇女的“自由”限制在院墙之内以免有不轨行为或发生不光彩的闹剧（"The Ladies might have all the Freedom in the World within the their own Walls and yet no Intriguing, no Indecencies,nor Scandalous Affairs happen;and in order to this,the following Customs and Laws shou，d be observ’d in the colleges…"）。〔10〕在这种文化代码的定义下，妇女附属于男人，而且对不轨行为或闹剧的担心说明主流社会把女人这个“异己”视为男人“自我”的累赘甚至威胁。条例和院墙对她们的定域是为了改善她们的累赘地位但又不改变她们“异己”的性质，这样才能成为对男性统治社会有用的人。因此，罗克珊娜现在所赋予的优点只是在“男性注视”下有用人的形象，是男人对她在社会格局上的定位，是主流社会的文化代码对她的定域。
罗克珊娜作为母亲的形象也是根据“男性注视”的标准而定位的。她丈夫负债出逃之后，他把五个孩子全部撂给了一贫如洗的罗克珊娜。由于找不到亲戚帮忙，她只好把孩子交给教区收养。由于那里的条件恶劣，她关心孩子的疾苦，担心他们会被虐待或误入岐途。但如果不把孩子们托付出去，那结果将是全家饿死，所以她只好横下心来。从历史背景来看，尤其是从洛克的“自然法则”来看，罗克珊娜放弃孩子的理由是充分的，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危及生命，而洛克的“自然法则”强调只要是为了生命的“自我保护”，人可以因为迫于生计而去偷、盗、抢或有其他违法行为而不被追究。 〔11〕因此，罗克珊娜在这里还是一个贤良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在男性统治社会里遵纪守法的人。
文化代码对罗克珊娜的定域还体现在男人对她的“物化”这一特点上。卢卡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隐瞒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12〕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这种物化的权力严严地掌握在男性的手中。罗克珊娜作为情妇以“自我商品化”的角色迎合男人的欲望而牺牲了自我，把自己锁定在男性体系的束缚之中，而且她的行为完全体现了文化代码对男女各自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即男人坚定而强大，女人顺从而弱小。 〔13〕在罗克珊娜的丈夫抛弃了她之后，她成了珠宝商（她的房东）的情妇。珠宝商热吻了她之后就把一个金币塞进罗克珊娜手里，并说在她的钱花光之前他还会来再续情丝，她也会因此得到接济。就这样，罗克珊娜成了一件男人可以随意购买的“商品”，而且她脆弱得对男人的“施舍”感恩戴德，庆幸自己有被“物化”的福分。对女性肉体的占有和金钱的获取都依附于男性社会的主宰，这时的罗克珊娜把自己紧紧地缠绕在男人的“恩惠”这个中心的周周，服服帖帖地匍匐在文化代码所定域的规范之内。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罗克珊娜的人物性格发生了变化，她从定域对象的角色脱胎出来，进而解域文化代码对她的约束。如果说在定域时期罗克珊娜与珠宝商是“异己”和“自我”的文化代码关系，那么在这一时期她与男人的这种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变得模糊到后来完全颠倒的转变过程，她对性别代码从而进行了破坏性解域。罗克珊娜的解域势能是从遇见犹太人时开始释放出来的，这时候的男女之间的“自我”／“异己”的界限被抹去了。当罗克珊娜需要把她的资产通过银行从巴黎转至伦敦时，荷兰商人帮她找来犹太人对她的珠宝进行资产评估。看到珠宝后，犹太人和罗克珊娜两人互相对视，并都因为见到对方而恐惧起来。笛福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
The Jew held up his Hands,look’d at me with some Horror,then talk’d Dutch a-gain,and put himself into a thousand Shapes,twisting his Body,and wring-ing up his Face this Way,and that
Way,in his Discourse; stamping with
his Feet,and throwing abroad his
Hands,as if he was not in a Rage only, but in a meer Fury; then he Wou’d turn, and give a Look at me,like the Devil;I
thought I never saw anything so frightful in my life(pp.112—3）.
这是一个拉康式的“镜像”（mirror image），“自我”在镜子里认识到了“异己”的存在。〔14〕”这里的“自我”可以是罗克珊娜，也可以是犹太人,两人都分别是“折射”对方的“镜子”，而对方便是“异己”。对男人来说，当犹太人看到罗克珊娜时，他看到的是让他恐惧的“异己”，而这个“异己”恰恰就是“镜子”里“折射”出来“自我”的形象；正好像对女人来说，当罗克珊娜作为“自我”看到犹太人时，她看到的也是让她恐惧的“异己”，而这个“异己”也恰恰是“镜子”里“折射”出来“自我”的形象。男人／女人互为对方的“自我”／“异己”，这就使得在文化代码所定域的男人“自我”和女人“异己”之间的界限被完全抹去了。
与拉康的“镜像”不同的是，这里的“自找”在“镜子里”里看到的不是产生“自爱”，而是令人惧怕的“异己”。这正是罗克珊娜解域的性质之所在。罗克珊娜作为情妇以前被视为“异己”，对男人来说，她令人毛骨悚然，因为她可能成为对男人（身体上和名誉上）的威胁，但她当时把男人当作“救星”，甘愿任其摆布。而现在的“自我”和“异己”都使 对方不寒而栗，她对男人的看法正好像当初男人对她的看法一样，她把他们当作对她（在经济上和法律保护上）的威胁，同时，她作为“女魔”也是对男人的威胁，因为现在他们反过来要受她控制。罗克珊娜的解域是把文化代码砸碎并完全颠倒过来为自己服务，而且她变成了使男人脆弱或“女性化”的“坏女人”，即女人变成了“自我”，而男人变成了“异己”。这正是西索（Cixous）所希望女权主义者应该做的，那就是“砸碎否认女人的文化代码”，从被男性文化压抑的境地回归到历史舞台，并开拓女性自己应有的文化主导地位。〔15〕
以前罗克珊娜可以被丈夫遗弃，受珠宝商的主宰，而现在该轮到她占领主导地位了。荷兰商人帮她摆脱了犹太人之后，罗克珊娜准备付五六千旧币作为对荷兰商人的回报。荷兰商人没有接受金钱，而是愿意与她同床共枕。跟以前比较，这时的性爱有着不同的含义，以前珠宝商处于主宰地位，罗克珊娜迫于生计而处于屈从地位。但现在罗克珊娜和荷兰商人两人对性爱都各有心计：罗克珊娜上床是为了回报荷兰商人的救助之恩，这虽然是变相的“物化”，但她是“物化”的主宰；荷兰商人则想通过染指情场而乞求百年相好（"Since you have been so kind as to take me to your Bed,why will you not make me your Own,and take me for good-and-all?"p.145）。他在这里连用了两个"take me"，一方面它体现了他恳求的诚意，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当作被“物化”的对象，而且是请求完婚，失去了通常属于男人的权威，难怪罗克珊娜认为他的男子气所剩无几。荷兰商人被女性化，而罗克珊娜却富有男性气质，她拒绝了荷兰商人的求婚，她认为这本身就说明了她（本属于男性）的勇气和魄力。罗克珊娜拒婚的目的也是对文化代码的解域，因为结婚就意味着女方法定要把自由、财产等所有一切交付给男方，所以在这种婚姻法的控制下，“妻子只不过是个上等佣人，而情妇则是君主。”〔16〕归根到底，罗克珊娜要做的是男人的主宰，决不是附属品，而男人却恰恰是威胁她这种地位的“异己”。
妇女在社会的传统地位主要是生儿育女，罗克珊娜的反生育心态和“生产”经历也解域了这一性别代码。在和荷兰商人的关系中，罗克珊娜怀有身孕，她没有像孩子的父亲所要求的那样履行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而是要花钱堕胎，因此，荷兰商人责备她缺乏母爱。他这种“男性注视”把母爱当作女性在男性统治社会的定位，罗克珊娜正是要解域这一文化代码，她拒绝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生育载体投资于社会，而是要把它当作“生产地”跻身于（男性）社会生产的行列之中。作为一位“职业妇女”，罗克珊娜自主经营，操纵巨资，因此她认为自己和别的任何女商人一样都经营在行。她的“经营模式”与莫尔·弗兰德斯的极为相似，都是把女性身体当作“生产地”。查伯（Chaber）认为未婚的莫尔是“生产”婴儿的“厂家”（producer），，而她的保姆是“企业家”（en-trepreneur），因此，莫尔摆脱了（女性的）“生育周期”（cycle of reproduction）而进入了（男性的）“生产周期”。正像斯比瓦克所说的那样，妇女拥有的生产地（子宫）便使她变成了社会生产的主体，对斯比瓦克来说，这种男女共同决定性爱和社会生产的观点修正了弗洛伊德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17〕同样，罗克珊娜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生产地”。她做的主要是“红灯”生意，与莫尔不一样的是，她既是拥有“生产地”的“企业家”，又是负责经营、招揽生意的“经理”，她和“顾客”一起进行“产品制造”。而且跟克莱兰（John Cleland,1709—1789）的范妮·希尔一样，罗克珊娜还是一位“享受女子”，因此她分享了“顾客”所支付“购买”的“产品”。所以，她说的“男人占有的也是他情妇的，而情妇所占有的只是她自己的”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罗克珊娜与男人的来往不同于妓女卖淫的通常关系，在那种女人被利用的关系里，拉皮条者或老鸨既占有又经营着“生产地”，女性的身体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别人。而罗克珊娜通过自主参与“生产”冲击了男人对生产的垄断，解域了女人作为生育象征的文化代码，为女性开拓了应有的社会主导地位。
作为“战争机器”，罗克珊娜破坏性地解域了性别文化代码并侵蚀了男性统治社会的机理组织，这种类型的女性角色是当今不少女权主义者所欣赏的。例如，朗鲍尔（Langbauer)把爱情故事比喻成女性身体话语(female body as discourse），她认为（男性）语言系统通常贬低作为二流或“母系”文学体裁的爱情故事而宠爱作为一流或“父系”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但她把爱情故事当作在语言系统内进行权力斗争的女性身体话语，这样既圆了西索关于“书写女性身体”的梦，也是女权主义者以“女性历史”来对抗（男性）历史的典范之一。〔18〕但这种“两分法”模式不涵盖罗克珊娜在小说结尾的解域，她要解构（男性）中心的思维框架，这不意味着要砸碎一个中心而树立另一个（女性）中心，而是要形成一个“根茎”，这种解域和归域相互依存、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抹去了二元思维的痕迹。笛福的其他小说角色如鲁宾逊、莫尔、杰克在解域之后都进行了归域，即角色在小说结尾部分否定了解域而彻底改邪归正。他们的解域势能都得到了起动，但整个动作方式是二元、两分式的，都以两分法关系的一方作为中心：解域时，被文化代码排挤的“异己”占主导地位，而归域时，文化代码的“自我”又恢复了本来面貌。而罗克珊娜则不同，解域没能把她掩没，归域也没能把她改造，相反，在两者的相互应力作用之下，她变成一个混沌体，既浮游在（主流）文化代码之中又拒绝它们对她的定义，最后，她不携带任何确定代码和烙印消失在异国的解域空间之中。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将近暮年的罗克珊娜与荷兰商人最后结为夫妻，但他们的婚姻与一般情况有所不同。例如，理查森笔下的帕米拉（Samuel Richardson,Pamela,1740)利用语言(书信)为媒体,以游戏的方式激发、增进B先生对她的爱慕而达到了她作为佣人的社会地位迁升的目的，结婚之后她又力求搞好家庭和睦，争取到了B先生的姐姐对她的认可和接纳。总之，帕米拉的婚姻开始是为了体现她作为女人的贤慧，到后来是为了接受（男性）主流社会对她的约束。〔19〕而罗克珊娜却不同，她的婚姻虽然被置于“父系体制”之中但又游离在它的控制之外而免于对她的束缚，即婚姻对她产生归域的引力，但这引力又自身解域，或者说罗克珊娜是在归域上解域。她在归域上的解域同样体现在性别代码方面，她曾经认为已婚女子是奴仆的代名词，既然男人是主人，她因此希望成为一个假男人或“男女人”。性别上的男／女或文化象征意义的主人／奴仆都合二为一，这两对二元符号从而失去了它们固有的指代意义和两项之间的差别，剩下的只是它们的文字差异而已，男人（主人）既是女人（奴仆），女人（奴仆）也是男人（主人）。另外，张在新认为“男女人”罗克珊娜是拉康式“双性”（androgy-ny）的集中表现，她不带有“男性”或“女性”的文化代码和它们所象征的意义，并有别于她在小说第一部分的“父系象征体系”和在第二部分的“母系符号体系”这两个时期的性别代码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男女人”是克雷斯蒂瓦（Kristeva）有关父系和母系互相贯通、互不对抗的女权主义理论的样板，它抹去了某些女权思想中针对性别代码的二元思维的痕迹。〔20〕
罗克珊娜婚后的“男女人”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夫妻关系和母女关系。在夫妻关系上，罗克珊娜享有经济独立和主宰家庭生活的权力，结婚后她虽然打算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丈夫，其实她并不诚心诚意，只是履行手续而已。在这个婚姻中，罗克珊娜没有依仗男人的恩赐或施舍，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和权益，这个“男女人”不仅享有了本应该属于丈夫的财产控制权，而且她还扮演着给家庭带来面包的男性角色。她以夫妻俩的协约来钳制婚约对她的限制，因此，她同时在“父系体制”内、外游离，既被它归域又同时对它解域。她既是女人（奴仆）也是男人（主人），同时兼有女性代码（妻子及其应尽义务）和男性代码（经济独立、主宰家庭生活）所给予的象征意义，而且男性和女性互相贯通、互不对抗，从而解域了男性和女性之间固有的差异。
罗克珊娜与女儿苏珊在小说结尾部分的会面也反映了她面对归域进行解域的特点。首先，它体现在她既有女性情感丰富的一面，又有男性理智坚强的一面。男女分明的性别代码在18世纪广泛流行,莫尔(Hannah More,Essays on Various Subjects,1791）认为女性不会在喝采时故意克制感情而流露出自己情感缺乏，男性会担心因为什么事情狂喜而暴露出自己理智匮乏——男人回避抒发内心情感，而女人的感情有时波动得有点过头。笛福本人也指出女人对事物马上能反应出极为灵敏、精确的见解，但因为没给予她们早期教育，我们剥夺了她们的理智。〔21〕理智也好，情感也好，罗克珊娜在吻苏珊时内心深处展现出这一“男女人”的双性特征。她告诉读者在那一吻的瞬间她体会到了隐秘、不可思议的快乐，因为她吻的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在情感流露出来之情，她的理智就立刻把它收敛回去。在这母女关系的另一面，苏珊在“父系体制”和罗克珊娜之间交织了一条归域的纽带，即女儿的存在是文化代码对母亲形成的归域动力。正像里奇蒂（Richetti）指出的那样，苏珊的到来使罗克珊娜重新回归到妇女真正应有的位置，那就是她在婚姻和家庭中的自然和生理归宿，里奇蒂还认为苏珊这时的出现使得罗克珊娜在不结下牵连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试图回归到“自然”的过去。〔22〕透过“男性注视”的目光，我们看到妇女的“自然”和“生理”的归宿把女儿和母亲的身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提醒妇女应承担的责任和女性身体作为“生育地”的义务。因此，对罗克珊娜来说，苏珊是“父系体制”对罗克珊娜的召唤，是“自然”的过去释放出的对她归域的引力。但是，罗克珊娜的态度是维持现状，一方面她早就背着丈夫预备了八千英镑“私房钱* 为女儿专用（p.260），而且让贴身女佣埃米负责与苏珊保持联系为她提供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她拒绝认领女儿，拒绝与文化代码认同以免承担责任和义务，因此她始终处在女性“自然”对她的归宿和归域自我解域的临界状态之中。
罗克珊娜维持“纽带”的存在而又不被它束缚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小说的结尾。苏珊发现罗克珊娜的真实身份后，一直想方设法与她团圆，而罗克珊娜则东藏西躲，为了永远摆脱苏珊的穷追不舍，她决定与丈夫同去荷兰定居，并托付埃米处理苏珊之事，但她拒绝了埃米的谋杀建议。小说结尾时，贵格会教徒写信转告罗克珊娜说埃米已经“了结”了苏珊之事，罗克珊娜得知消息后意识到苏珊已被埃米谋杀，并为此而忏悔。最后她告诉我们她和埃米因谋杀遭到了神遣天罚。小说这样结尾，各家评论对此看法不一。巴克沙伊德（Backscheider)和诺瓦克都指出,小说戛然结尾,缺乏结论,且赏罚不明,因此降低了它的知名度和成为笛福代表作的可能性。而休姆（Hume）和齐默尔曼则认为笛福故意不惩罚罗克珊娜，小说这样一改笛福其它作品里犯罪与忏悔的宗教传统模式是因为它符台主人翁人物性格的发展趋势。〔23〕应该指出的是，反传统的结尾正是该小说比通常公认的笛福代表作《鲁宾逊漂流记》和《莫尔·弗兰德斯》更富文学价值的地方。而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有关苏珊被埃米“谋杀”之事是罗克珊娜（叙述者）在故事里藏的神秘的“暗道机关”，真相扑朔迷离，我们很难知道苏珊是否真的被害，因此，罗克珊娜为之忏悔也就自身解域了。埃米“了结”了苏珊之事，罗克珊娜（叙述者）始终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解。
首先，贵格会教徒是关键人物，她在小说结尾部分两次扮演了传递口信的角色。第一次是因为罗克珊娜与苏珊在船上会面之后她觉得女儿似乎知道了她的身份，因此她要取消那次去荷兰的旅行。她借口十分不适，并要贵格会教徒转告船长说她和丈夫这次不能成行了。有趣的是，船长也从他夫人和苏珊的谈话中偶尔听到了苏珊说罗克珊娜意外地有了个女儿，我们知道是暗指她自己。但是，船长稀里糊涂地把贵格会教徒转告说的“十分不适”和苏珊说的“意外地有了个女儿”拧在一起，所以他告诉荷兰商人说夫人取消了旅行，因为她意外地有了个女儿（p.296）。而荷兰商人则误以为夫人意外地怀孕了，由于她不想让丈夫知道苏珊的存在，因此她搪塞了过去。罗克珊娜庆幸的是船长只听懂苏珊的话的一半，所以当教徒转达的一半话加上苏珊的另一半话阴差阳错的传给荷兰商人时，他们俩谁都没明白那句话的全部意义（"my Husband told me what the captain had said；but very happily took it ，that the captain had brought a tale by halves，and havingheard it one way ，had told it another，and that neither cou’d he understand the captain，neither did the captain understand himself ，"p.297）。由此可见，贵格会教徙第一次替罗克珊娜传递的口信到头来被误解了，她紧接着第二次为埃米转达给罗克珊娜 的消息也同样可能被误 解。对教徒来说，由于埃米说要阻止苏珊再来烦扰夫人，而且她自己也不再风苏珊的踪迹， 这就算“了结”了苏珊之事，即埃米已经劝她不再来打搅夫人了，而对苏珊的失踪，亲戚们都认为是她拿到埃米给她的钱之后被强盗盯住并且被谋害了（P.325）。也就是说，谁都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推测苏珊的结局：善良的教徒没有想象到邪恶，因此她相信苏珊只是放弃了追逐的念头；罗克珊娜的亲戚想到是拦路抢动和谋财害命的老生常谈；罗克珊娜猜想到苏珊的失踪与埃米有关是因为埃米迟迟不露面而证明她有罪。当然，罗克珊娜猜测得也许正确，正好象教徒和亲戚们推测的也可能都是正确的一样。小说结尾对苏珊的这三种结局都给予了同样中立的叙述，我们不得不认可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所以，她的失踪是个不解之谜。
对苏珊失踪的第二种解释是，罗克珊娜（叙述者）可能已经早已知道其结局，作为不可靠第一人称叙述者，她隐瞒了事实真相。罗克珊娜（叙述者）告诉读者的是埃米让贵格会教徒转告给罗克珊娜（角色）有关苏珊的信息，正如船长听到贵格会教徒传递的口信和苏珊说的各一半那样，教徒可能只理解埃米说她企图阻止苏珊这个信息的一半，另外一半她不得而知。罗克珊娜（叙述者）通过教徒的第一次“使命”让我们明白了又一个道理，即像荷兰商人误解了船长转告的口信一样，我们跟罗克珊娜 （角色）一起对教徒说的“了结”苏珊之事也可能只是一知半解，而且，教徒对埃米转达的“阻止苏珊”这一信息可能连她自己也摸不着头脑。以上这两种解释对苏珊被害的说法都没有定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可能不是罗克珊娜（角色）的猜想就是罗克珊娜（叙述者）给读 者的误导。小说这样无定论的结尾使我们产生了上帝是否应该因为苏珊被害而惩罚罗克珊娜这样一个恍惚的概念，从而是对她最后在荷兰的命运也就捉摸不定。总之，在她最后的跃迁中，罗克珊娜这个“幸运的主妇/情妇”在被惩罚和逃避法网的边缘空隙中消失在异国他乡，她忏悔所构成的归域便自行解域了，她以妻子（上等佣人）/情妇（君主）或女人（奴仆）/男人（主人）这一混沌的身份带走了她余生的全部故事。
注释：
本文是作者的Vioces of the Self in Daniel Defoe’s Fiction:An Alternative Marxist Approach (Frankfurt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一书中有关章节的修改稿，该书是作者1991年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
〔1〕Jacques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67),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279- 80.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l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1970),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Ben Brewster (New Left Books,1971 ),from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Tallahasse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2nd printing,1989),pp.239 - 50.Roland Barthes,S/Z(1970),trans.R.Miller (New York:Hill and Wang,1974),pp.18-21,205-6.Han Jun,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in Henry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M.A.thesi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996),pp.11 -2
〔2〕 Georg ,Luka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 ( 1920)trans.Anna Bostock (Cambridge.MA:M.I.T.Press,1971),pp.29- 46,72- 81. 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Form: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 pp.172 - 6.
〔3〕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s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72),trans.Helen R.Lane,Robert Hurley,and Mark Seem (London:Viking Penguin,1977).Eugene W.Holland.“Schizoanalysis and Baudelaire:Some Il-lustrations of Decoding at Work." Deleuze:A Critical Reader,ed.Paul Patton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pp.241-2.
〔4〕Deleuze and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80),trans.Brian Massumi (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88),pp.7 -16； 10 - 11;15;352-53;380-5.
〔5〕Deleuze and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80),trans.Brian Massumi (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88),pp.7 - 16； 10 - 11;15;352-53;380-5.
〔6〕Deleuze and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80),trans.Brian Massumi (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88),pp.7 - 16；10 - 11;15;352-53;380-5.
〔7〕Deleuze and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80),trans.Brian Massumi (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88),pp.7 - 16；10 - 11;15;352-53;380-5.
〔8〕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Dialogues(1977),trans.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7),pp.36-45.
〔9〕Daniel Defoe， Roxana :The Fortunate Mistress ( 1724 ).ed.and intro.Jane Jack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6.下文的页码出自同一版本。
〔10〕 Defoe,An Essay Upon Projects (1697),a fac- simile (Menston:Scolar Press,1969),pp.284 -303.在这里笛福认为："Not that I am for exalting the Female Government in the least:But,in short,I wou' d have Men take Womem for Companions，and educate them to be fit forit。”
〔11〕John Locke,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ed.W.von Leyden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pp.111,119,189.Maximillian E.Novak,Defoe and the Natureof Ma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 pp.1-14.
〔12〕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lics (1923),trans.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MA:M.I.T.Press,1971),pp.14,83-6.
〔13〕Robyn Wiegman,"Economies of the Body:Gen-dered Sites in Robinson Crusoe and Roxana，” Criticism,31 (1989),p.41.有关文化代码对男女象征意义的定义，见Kaja Silverman，The Subject of Semiotic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36.
〔14〕 Lacan，“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oanalytic Experience，”reprinted from Ecrits，trans，Alan sheridan，in Adams and Searle，ed.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e，1986，2nd printing，1989），pp.734-8.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erod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165.
〔15〕He1e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reprinted from Signsl (Summer,1976),trans.Keith Cohen and Paula Cohen,in Adams and Sear-le,ed.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2nd print-ing,1989).p.311.有关使男人“女性化”的“坏女人”，见Paula R.Backscheider,Daniel
Defoe:Ambition and Innova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pp.208-9.
〔16〕罗克珊娜对当时婚姻法的指控是准确的，见 Spiro Peterson,"The Matrimonial Theme of De-
foe' s Roxana," PMLA,70,I (1955),pp. 185 - 90.Leo Kanowitz,Women and the Law
(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68),p.36.Shirlene Mason,Daniel Defoe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St.Alban' s,Vermont:Eden Press Women' s Publications,Inc.,1978),p.30.
〔17〕 Lois A.Chaber,"Matriarchal Mirror:Women and Capital in Moll Flanders," PMAL 97 (1982):212- 6.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1985),The Spivak Reader: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ed.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New York:Routledge,1996 ),pp.57-8.
〔18〕Laurie langbauer,Women and Romance:The Consolations of Gender in the English Novel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91- 2,101- 4.Cixous,pp.312- 3.有关"herstory"和"history"的对抗,见K.K.Ruthven,FeministLiterary Studies: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57-8。
〔19〕Richard Hauer Costa."The Epistolary Monitor in SamuelRichardon' s Pamela,"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31 (1970),p.45.Temma F.Berg,"From Pamela to Jane Gray; or How not to Become the heroine of Your Own Text," Studies
in the Novel.17 ( 1985 ).p.117.Sheila C ，Conboy."Fabric and Fabrication in Richardon' s Pamela." ELH,54 (1987).p.91.John Z. Zhang,"Free Play in Samuel Richardson' s Pamela."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7.3 (1991).pp.311-2.
〔20〕John Z.Zhang."Defoe' s 'Man-Woman' Roxana:Gender.Reversal.and Androgyny." Etudes Anglaises,XLVI.3 (1993).pp.272-88.本文讲的定域、破坏性解域、根茎”式解域正好与拉康的Symbolic,Imaginary,Androgyny 相对应，另外，拉康的,"Symbolic"和 "Imaginary"与克雷斯蒂瓦的 "paternal Symbolic" "mater-nal Semiotic"相似，所以本文使用了后者来代替前者。有关拉康和克雷斯蒂瓦的理论，见Lacan，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1973).trans.Alan Sheridan (New York,Norton.1978).pp.204 - 5; Silverman,152 - 6;Julia Kristeva."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trans.Margaret Waller,in The Kristeva Reader,ed.Torilk Mo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93-5; Ruthven,p.99。
〔21〕有关 male rationality female emotionality,见Mary Anne Schofield.Masking and Unmasking the Female Mind:Disguising Romances in Femi-nine Fiction.1713-1799 (New York:Universlty of Delaware Press,1990),p.21有关莫尔的论述，见Bridget Hill,ed.Eighteenth-Century Women:An Anthology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4),p.50; Defoe,Review,(1704 - 13),intro.Anthur Wellesley Secor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8),Tuesday,July4,1704,vol.I,p.156。
〔22〕John Richetti,"The Family,Sex,andMarriage in Defoe' s Moll Flanders and Roxana,"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5,2 (1982),p.33-4.
〔23〕Back scheider,p.214.Novak,Realism,Myth,and History in Defoe' s Fiction (Lincoln:Uni- 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3),p.119.Robert D.Hume,"The Conclusion of Defoe' s Raxana,"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3,4 ( 1970 ),pp.489 - 90.Everett Zimmerman,Defoe and the Nove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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