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同盟论文,困境论文,主义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1)01-00112-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地区内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增强，东亚地区意识逐步形成，在内部金融危机与外部区域合作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催生了以东亚为地理范围的地区主义，创立了东盟地区论坛、“10+3”、东亚峰会等诸多地区多边机制，随着这些多边机制的不断完善及其影响力的日渐扩展，其已成为推动地区秩序转型和重构的内在动力。然而，正当东亚地区主义呈现勃发之势时，作为现行东亚地区结构基础的双边同盟体系也在不断强化，由于同盟体系在构建地区结构理念、形式等方面都与东亚地区主义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竞争，由此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引发了人们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前景的担忧。当前，东亚地区主义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如何处理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的关系问题。本文旨在对近年来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东亚地区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其发展趋向。
一、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强化及动因
二战结束后，为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同盟条约，构筑了美国主导的呈扇形的双边同盟体系，也被形象地称之为“轮轴—辐条”体系。该体系是以双边安全同盟为支柱，由日本—韩国—菲律宾等构成弧形“扇形结构”，向北伸展的扇骨是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向南则是美国与菲、泰等国的同盟①。该体系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双边同盟的性质是军事结盟，体系内国家通过驻军、联合军事演习、军事支援等形式威慑敌人；二是同盟的目标是以结盟取得力量优势；三是同盟内部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威权结构关系。双边同盟体系的性质及结构不仅使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支柱，而且也是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基础。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及东亚地区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曾几度对其东亚战略进行调整。关于美国采取何种战略手法以更好地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这要取决于美国的实力状况、东亚国家的反应及地缘环境变化等现实因素。虽然不同时期采取的战略重点有所不同，但受近年来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及中国迅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主导、双边同盟和相互制衡”作为实现美国东亚战略利益的手段变得日益突显，并成为当前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内容，该战略旨在确保美国在东亚扮演地区秩序维持者和力量平衡者的角色，防止出现挑战其地区领导地位的新兴大国②。早在1995年和1998年克林顿政府发表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提出了“以双边同盟为美国地区安全战略基础”的原则，小布什执政时期也强调要继续深化和扩大与亚洲传统盟国的安全关系。
这样，尽管冷战后的东亚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也试图寻求在新的东亚安全结构中重新定位，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战略调整，如曾寻求增强地区国家间的军事透明度、与同盟外国家共同举行军事演习等，但这些调整非但没有触及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反而受中国崛起等地缘政治新因素的影响，双边同盟体系的功能不断得到强化，延伸范围更加广泛，继续服务于新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目标，并成为美国主导东亚地区体系的根本支柱和战略基石。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主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分层次不断强化美国与其东亚相关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经过冷战后20多年的发展，美国主导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已经形成为一个以美国为轴心、由五对正式的双边同盟和若干非正式的安全关系构成的、涉及军事合作各个领域、辐射整个东亚的扇形结构，依据同盟成员国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不同地位，该同盟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③：
第一层次是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这是同盟体系最为关键的层次，其中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分别被美国视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北锚”和“南锚”，尤其是美日军事同盟一直被认为是东亚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主轴，“构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支撑点”④。冷战结束后，美国各届政府始终强调日本作为美国盟国的重要地位。1998年美国发布的《东亚战略报告》也强调“美日同盟仍是我们亚洲安全战略的关键……美日同盟对保卫日本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继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⑤。2009年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也表示，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美国将致力于深化美日同盟⑥。
第二个层次是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同盟。美国战后一直与这两个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联系，但冷战的结束及近年来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分散了美国对两个国家的关注。从布什第二任开始，美国又着手加强与菲律宾和泰国的传统盟国关系。
第三个层次是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东盟国家日益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展，美国开始重返东南亚，深化与新加坡的准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保障关系，拓展与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希望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助于牵制中国，并提升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二是加强双边同盟之间的协调，试图将这些双边安全关系联系起来，组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网络。美国认为，冷战后的东亚地区矛盾复杂，权力结构变化快速，认为只有加强协同性，强调共同针对性，以多边促双边，才能避免力量分散和重复，避免双边联盟的后劲不足。当然，加强双边同盟之间协调的方式并不是采用北约式的集团机制，而是以一系列双边军事安排编成军事网络，结成“安全伙伴”关系，由美国来领导并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平衡各方面的力量，起“地区平衡轮”与“诚实的掮客”的作用⑦。通过这一方式既可以增强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又能更好地牵制和平衡正在崛起的中国。
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之所以能够在东亚地区继续维持并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主要是美国与东亚部分国家的战略需求所致。
首先，对美国来说，维持和强化与东亚部分国家的双边同盟关系对于实现其东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超强的综合实力及其一直保持的领先地位，构筑了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而这种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了两种类型的国家利益：一种是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其他大国一般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权力结构，从而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我们将这种因实力差距所产生的利益称之为结构性利益；另一种是，美国凭借其霸权地位形成了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可以凭借这些国际制度减少霸权行动成本、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减轻美国的国际负担，我们将由此产生的利益称之为制度性利益⑧。这样，维护美国的霸权体系就是维护美国的这两种国家利益，而构筑与强化东亚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就能基本满足美国的两种利益需求，因为双边同盟体系不仅有利于制衡和防范日益崛起的中国，而且也有利于美国有效地控制其盟友。
其次，维持与强化同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也有东亚因素。东亚地域的分散、威胁的多样、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历史文化的对立心理等因素，难以使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形成一个诸如欧洲那样的有效的地区多边协调机制，安全复合体的概念只是一个空想⑨。在无法利用地区多边机制保障自身安全的背景下，东亚部分国家就可能寻求通过双边主义来实现安全，而美国无疑就成为其寻求合作的对象。
从经济方面看，虽然近年来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得到进一步增强，地区联合的意识也在逐步形成，但东亚经济崛起本身是一个开放的进程，区域内国家都与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就成为美国与东亚国家构筑双边关系的现实基础。从政治安全看，由于历史和中国崛起等原因，东亚国家之间仍缺乏互信，这包括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日本与朝韩、东南亚等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中国与周边国家互信的缺乏等，这些因素使东亚部分国家产生了借助美国实现国家或地区安全的意识和思想。在韩国，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精英层和舆论中有所抬头，尤其是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表现出了向美一边倒、重视价值观、对朝强硬等外交政策取向。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从未来一段时间看，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国仍将把东亚双边同盟体系作为实现其东亚战略的主要手段，通过调整与加强相结合的方针，根据东亚地区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其双边同盟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职能转变，扩大同盟体系的干预职能。因此，双边同盟体系将继续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向。
二、双边同盟体系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制约效应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双边同盟体系与东亚地区主义两种机制在东亚并行发展，成为构建东亚地区结构的两个关键变量，但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变量。尽管有学者认为“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塑造东亚区域合作的有利环境”，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日本的对外战略起了平衡者的角色，这对抑制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争夺主导权发挥了重要作用”⑩。但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对东亚的现实考察，双边同盟体系与东亚地区主义都存在着明显对立性，在二者互动过程中，双边同盟体系对东亚地区主义更多表现为一种制约作用，并成为近年来东亚地区主义发展严重滞后的重要根源。尽管地区主义在东亚是一种发展趋向，但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仍将是东亚地区结构的主导力量，随着同盟体系的不断调整和强化，其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制约效应将会越来越突显。
首先，双边同盟体系制约着东亚地区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
“地区认同”是一种“集体认同”，是在集体上将地区看作是政治上一致的身份认同，包括文化价值认同、安全观念认同和政治身份认同等内容，它是在对地区问题的共同认知和理解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地区认同对地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地区认同能够推动自我边界的不断扩展，促使行为者将他者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从而克服现实主义合作理论中集体行动的困难。一般来说，在拥有较高水准地区认同的情况下，区域内各个国家往往会更多地关注彼此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并主要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与争端(11)，因而地区认同有助于促使区域内的行为体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建立相互信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地区认同还直接影响着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认知、对合作的态度以及国家之间的预期，从而影响地区主义的发展水平。“认同给东亚各国以集体身份，指引了各国以合作寻求利益的方向。”(12)鉴于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区域内国家之间形成地区认同意识是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着东亚地区认同形成的这些基础和条件。
一方面，双边同盟体系使部分国家对自身的东亚身份认同一直摇摆不定，甚至是身份的混乱或分裂。行为体认同的形成依赖于其自身角色的定位，但双边同盟体系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并行发展给东亚部分国家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两种选择。一是东亚的某些国家为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需要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参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二是这些国家又不甘心在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被边缘化，因而又不得不抽身参与到这一进程中，由于两种机制在性质、目标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参与到两种机制中的东亚部分国家所扮演的地区角色就难以统一和定位。例如，长期以来，日本的身份定位模糊就是明显的例子。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长期奉行“脱亚入欧”战略，二战后基于日美同盟又奉行脱亚入美战略，长期的“脱亚”意识使日本将自己认同为西方国家，难以真正融入东亚集体。直到冷战后一段时间，日本有人开始主张回归亚洲，纠正过分倾向美国的外交立场，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美同盟的重构，日本外交又回到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传统框架了。显然，日美同盟是导致日本的身份认同难以回归东亚的重要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双边同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亚认同意识在地域上的分裂，表现为中、日、韩、东盟等国家和组织都有自己的东亚认同意识，内涵统一的地区认同意识在东亚尚无法形成。如在安全观念认知方面，受历史、政治制度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内的国家就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方的强大都被其他各方看作是一种威胁，而美国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力辐射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歧，使该地区长期缺乏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共同威胁意识和共同安全观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东亚大多数国家都有过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历史，日美同盟的强化等于是在继续割裂区域历史与认同，销蚀了区域交流与合作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13)。
学界普遍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金融危机催生了强烈的东亚“地区意识”。但时至今日，十多年过去了，不仅这样的地区意识并没有形成“东亚人”的身份认同，甚至某些东亚国家对美国的认同远远高于对东亚作为整体的认同及对其他东亚国家的认同，这固然有东亚国家历史、制度、文化差异等原因，但冷战后美国不断加强同盟体系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其次，双边同盟体系制约着地区主义共同目标的形成，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
地区主义的发展动力直接源自区域内国家共同政策措施的推动，而各国能否采取一致的地区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在地区主义发展的共同目标上达成共识，但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着东亚国家共同地区目标的形成。这是因为，美国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从结构上看是一种“轮轴—辐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中心，东亚同盟国家是辐条，这一结构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制约作用。
一是“轮轴—辐条”式的同盟结构阻碍了东亚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地区共同目标的形成需要以区域内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密切的良性互动为基础，但以美国这一“域外霸权”为轮轴、东亚国家为辐条的同盟结构直接导致许多东亚国家之间的距离要大于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距离，许多地区事务实际上要经过美国而不是东亚两个国家之间直接联系，结果导致东亚国家之间横向联系不够，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区制度网络(14)，而且由于美国在东亚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力，这一情况在较长的时期内无法改变，美国显然也不会允许这种改变发生。因此，双边同盟体系客观上弱化了东亚区域的内聚力及其地区性，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轮轴—辐条”式的同盟结构加剧了东亚部分国家安全战略的外倾性。从当前参与东亚秩序建构的主体来看，美国依然是东亚地区的“域外霸权”，是“外来的支配力量”(15)。美国对东亚事务的深度介入及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使东亚部分国家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维持区域权力平衡和国家军事安全的一种主要手段，在其外交政策中都纷纷热衷于加强与地区外的美国开展更紧密的以双边安排为主的安全合作，奉行双边同盟优先于地区合作的战略，这不仅使东亚部分国家的安全战略带有明显的外倾性，而且也加剧了东亚国家之间关系的竞争性。原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2000年9月就曾指出：“东盟与美国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合作将促进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如果这种合作削弱了，双方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因此，我们要为促进东盟与美国的这一极为重要的联系做出最大努力。”(16)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存在为东亚部分国家实现其地区利益提供了另一种手段，然而这种借助外力的手段却弱化了东亚区域内聚力及其地区性，并由此使东亚地区主义的“目标难以界定、主体无法明晰”，并“导致东亚不同国家选择必要的区域主义组织作为自身努力建设的对象”，而始终缺乏一个具体而有力的本地“内核”(17)。
三是“轮轴—辐条”式的同盟结构直接左右着参与同盟体系的国家在东亚地区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从双边同盟体系的内在结构看，它是一种在内部力量分配上非对称性的“威权式同盟”，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是同盟内部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在决策体系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美国可凭借在同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体系内的国家施加影响，改变这些国家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立场，从而直接影响着参与同盟体系的国家在东亚地区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由此对东亚地区主义产生干扰和破坏。例如，日美基轴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在东亚地区主义的问题上，日本历来注重美国的态度，强调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这里有两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日本政府一开始支持，但后因美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但也因美国的反对而作罢。
由于东亚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历史问题等因素，东亚各国在地区主义发展目标问题上本来就难以达成共识，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加剧了部分国家的角色错位，异化了东亚各国的地区价值趋向，客观上造成了东亚各国在地区主义目标上的分裂化，不利于东亚共同利益的整合与共同地区合作目标的形成，使得东亚地区主义的推广和实践步履维艰，甚至某些国家对地区主义的发展前景持观望和怀疑态度。
再次，双边同盟体系造成了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本已存在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困境，瓦解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础。
和谐、互信、民主、稳定的国际关系是地区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础，这样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推动东亚各国积极参与到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并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双边同盟体系的存在及其强化，不但难以构筑这样的地区政治环境，而且还造成了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
一般认为，在同盟体系内，盟国都要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和对联盟义务的明确承诺，否则其他联盟伙伴可能会寻求别的安全安排而将其抛弃(18)。从双边同盟体系内部看，高度机制化的安全模式加强了内部成员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参与同盟的国家相信通过成员间互助和力量制衡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但从同盟体系的外部看，同盟体系的建立和维系是以共同威胁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同时又以排外的方式表现出来，体系外的国家都可能成为同盟体系遏制的指涉对象，这无疑增加了同盟体系外国家的不安全感，可能使得同盟体系内国家与体系外国家要么是非敌非友的关系，要么是敌手关系而被边缘化，虽不一定被宰割，但利益却得不到公平对待甚至受损(19)。在这种状况下，那些同盟体系以外的国家既然无法融入到同盟体系之中，就不可避免地推动同盟体系外国家把追求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并通过增强自身力量或者集合同盟体系外的力量与之抗衡来保障自身安全。因此，同盟思维下的战略互动和实践必然加剧同盟体系内部国家与外部国家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甚至相互敌视和相互抗衡，造成地区结构的相互对立，本已存在的地区安全困境也就更加严重。在安全困境的状态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斗争，由于完全的（绝对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20)。双边同盟体系导致的东亚安全结构对立及其安全困境的加剧就成为该地区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东亚国家关系的紧张，加大了东亚国际关系整合的难度，而“当安全仍是稀缺，地区国家对其相对安全担心超过其绝对安全时，地区间的合作难以达成”(21)。
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及其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制约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按照地区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地区主义发展的步骤、机制模式等问题需要大国间的协调，大国应该具有主要的发言权，并发挥领导者的角色。在东亚，中国和日本能否协调一致并共同发挥领导者的角色，就成为东亚地区主义能否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美日同盟将日本和中国分割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安全体系之中，把两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对立起来，进一步激化了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例如，日本忧虑“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会不会对日本在过去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进行某种形式的报复”(22)，并试图利用日美同盟这一工具防范和遏制日益崛起的中国，而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及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的举动又引发中国的担心，这就使得“中日围绕美日同盟产生的分歧与对立，几乎变成死结”(23)，而“美国是使日本与中国虽然互相疑忌却还能共处的关键角色”(24)。在中国和日本陷入安全困境的背景下，二者既不会相互协作共同推动东亚地区主义，也不甘心让对方发挥领导角色，结果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无法形成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轴心那样的核心，从而出现了当前“小马拉大车”的现象(25)。情况正如理查德·施塔伯斯所言：“尽管日本仍然不情愿参与‘10+3’，但中国政府同意接受东盟的邀请迫使日本别无选择。中国感兴趣的是建立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日本政府无法接受让中国在这个地区获得没有竞争的领导地位。”(26)
其四，双边同盟体系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制约在国家关系上主要表现为美国对中国崛起及其东亚影响力的制衡与遏制。
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不仅调整着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而且其进程还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亚太角色的重新定位和外交战略的调整，由于东亚地区多边机制及其目标基本与中国的东亚地区战略相一致，因此，中国将东亚视为自身崛起的战略平台并将推进地区主义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由于冷战后美国在其亚太战略中将中国作为“潜在敌人”，并通过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予以制衡，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同盟的外交原则，为了抵消美国同盟体系对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只能通过地区多边机制来对双边同盟体系进行反制(27)。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调整传统上与东亚国家关系的双边主义模式，积极推进东亚多边机制的建立，使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如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新安全观”，认为东亚应该通过“互信、互利”共创多边合作安全机制。显然，中国倡导的这一安全理念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具有明显的冲击效果，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得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影响力明显减弱，并导致部分东亚国家“个别而明确”地向北京表示他们“无意与美国保持结盟关系”的直接结果(28)。
带有中国烙印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美国的忧虑。在美国政界和一些学者看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固然对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但真正令美国担忧的是中国利用推进地区主义来提高其国际地位和扩大影响力，担心东亚地区主义成为中国抗衡美国的工具。对此，2005年9月，时任美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曾明确指出，“中国在亚洲已经发挥了（比美国）更大的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承认多边外交在亚洲扮演了有益的角色，但如果中国借此寻求支配性权力，美国的关注就会上升。”(29)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已对美国形成了威胁，“如何应对中国在国际和地区政治格局中的强势崛起，是美国在21世纪前期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30)。
由此可见，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不仅是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疑虑和不安的一种战略反应，而且更内含对中国崛起遏制的现实因素，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谋求“通过提升双边联盟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战略挑战”(31)，限制中国利用地区主义扩大在东亚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双边同盟体系与东亚地区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向关系，两种力量在塑造东亚地区结构过程中呈现出相互冲突的态势。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正是由于美国主导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本身的性质及其带来的地区安全效应，使其与以对话和协商为重点的多边安全机制无法兼容，由于同盟体系的高度制度化，相应地弱化了东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效果(32)。长期以来，也正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及其双边同盟体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内生性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呈现出低制度化、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发展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亚地区主义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多边方式处理地区问题的趋势日益明显。正当人们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有着更多期待之际，美国却借“天安舰事件”、东海和南海的岛屿之争等事件“重返”东亚，进一步强化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积极插手东亚事务，使得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前景扑朔迷离。
三、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向：转向亚太主义？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整体上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这不仅表现在“10+3”、东亚峰会等东亚合作形式已经实现机制化，而且还在每年的峰会上就地区经济发展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达成诸多共识。但十多年过去了，东亚地区主义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与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滞后。东亚地区主义的这一状况无疑引起了东亚各国对其前景的忧虑，未来的东亚地区主义将会走向何处？是以“10+3”机制、东亚峰会机制还是其他新创建的机制为基础推进东亚地区主义？在美国通过强化双边同盟体系深度介入东亚的背景下，未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区域范围有多大以及哪些国家将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或者从根本上说东亚地区主义是否会转向亚太主义？
事实上，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向主要取决于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的综合。内源性因素主要指涉的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而外源性因素主要是影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外部因素。
首先，从地区内源因素看，影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充满着矛盾性和竞争性，地区内部驱动力明显不足。
东亚地区内源因素的矛盾性和竞争性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物质条件方面，东亚各国及其产业结构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将导致相互之间的合作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需求，但这种发展差异和不平衡也会带来明显的负面作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仍比较脆弱。二是在发展目标方面，尽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影响下，加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整体目标很明确，但各个国家在发展动机方面差距较大，并基于各自的利益而不是地区利益推出各式各样的地区主义构想，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有学者所言的，日本关注的是获取市场、资源和东亚合作的主导权；韩国关注的是市场和资源；东盟关注的是市场、技术和安全；中国关注的是市场、资源与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33)。三是在地区认同方面，由于东亚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族文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部分国家之间还存在历史问题与领土岛屿主权争端，东亚部分国家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分歧，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形成地区认同。另外，根据地区主义的有关理论，共同外部威胁是地区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威胁的来源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非国家。就目前的东亚地区来说，虽然地区内部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仍然不足以为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足够动力。因此，从地区内部看，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表现出心理需求大而物质条件不充分、外部竞争压力大而内部驱动力不足、整体需求大而各个国家的动机不一致的现实状态，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将加剧地区内各国之间的内耗，导致地区主义发展的驱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从地区外源因素看，美国作为东亚的介入性力量，公开排斥或者暗中阻挠旨在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任何地区主义机制，成为影响东亚地区主义走向的主要因素。
从冷战后东亚权力结构的现实看，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仍是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基础，美国凭借在该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维护其东亚战略利益。因此，作为一个霸权既得利益者，美国将竭力通过维持现行的东亚权力结构来保持美国传统的优势和主导地位，这样，美国就势必通过各种手段对东亚施加影响，并可能对任何将损害现行权力结构的行为和趋向进行牵制和阻挠。而冷战后以东亚为核心的地区主义进程本身就是地区结构调整的过程，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脱离”美国的进程展开的，而且还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地区结构体系提出挑战。为此，美国就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主义深入发展的趋势“将削弱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影响力，危害其地区利益”(34)，担心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有使美国长期主导的亚太秩序和领导权面临崩溃之虞(35)。从现实考察，东亚地区主义也确实呈现了一些令华盛顿担忧的发展趋向。例如，“10+3”框架下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中国致力于构建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等都未将美国包括在内。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后一度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蓝图，原本也没有明确美国在其中的地位，后来迫于美国压力，才澄清“不排除美国”。另外，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合作模式、中日韩机制化峰会以及关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探索，都引起了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可能被东亚大国主导的担心。针对近年来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对美国带来的现实威胁，美国在其东亚战略中逐步确立了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战略底线和基本态度，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公开排斥或者暗中阻挠旨在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任何地区主义机制，控制或引导东亚地区主义朝美国指引的方向发展。
一是强化美国主导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消解地区主义对东亚国家的磁吸力，从东亚内部找到牵制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力量，使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空心化(36)。在双边同盟与地区主义的关系上，美国认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虽然有助于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但“它们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美国在地区内的双边关系”，只要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存在，美国就会反对建立一个多边的安全机构来管理东亚安全事务，对美国来说，这样一个多边机构是一种制约(37)。为此，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与日、韩、菲、新等国的军事同盟与合作关系，同时还企图拉日、韩、澳、印与美一道建立一个“亚洲版北约”和“价值观同盟”。
二是扩大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从外缘销蚀东亚国家地区主义的合法性及其效用。美国对其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的政策思路是扩大现有机制的参与成员，不断深化功能，在地区事务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在地缘上强调包括东亚在内的泛亚洲与泛太平洋的大范围合作，以一个既非东亚的或亚洲的、也非太平洋的地区机制，来溶解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地理认同。对于当今东亚地区最大的政府间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美国积极参与，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推动ARF向机制化方向发展，其目的不仅在于使该机制能够为美国持续介入东亚地区事务提供一个新的路径，而且试图主导东亚区域安全合作，以使美国未能参加的地区机制失去效用。因此，美国参与或主导亚太地区多边机制，除了让其他国家一起分担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义务和责任，以最大可能地减少维持霸权的成本外，更有抑制东亚排美地区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
三是制约和改造非美国倡导或参与的东亚地区机制，如“10+3”机制、东亚峰会等，以确保这些机制的开放、不排斥美国（美国的卷入）和相互安全(38)。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让美国人去想像一个美国权力不在其中充当主要基石作用的国际秩序是非常困难的”(39)。为制约和改造东亚地区主义机制，一方面，美国通过倡导和强调“有原则的多边主义”，从外部影响东亚地区主义的议程和价值规范，鼓励日本等盟友在这一进程中推动民主制度建设、良治和法制方面的更大的合作(40)。另一方面，美国还以不同方式、借助不同手段直接参与东亚地区机制，试图从内部对东亚地区主义施加影响，以确保东亚地区主义的制度构建符合美国的价值和利益。美国有学者建议，“美国将继续深深地介入该地区事务之中，发展紧密的双边关系，承担安全义务，与所有现存的东亚地区组织进行经常性的交往。”(41)如对2005年开始机制化的东亚峰会，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撰写的《认清新现实》一文中建议：美国政府应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并加入东亚峰会(42)。最终美国于2009年7月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2010年10月正式派员参加东亚峰会。
从理论上分析，美国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美国参与并主导的开放式东亚地区主义，二是把美国排斥在外的封闭式东亚地区主义。但从现实情况分析，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有着重大的现实利益和传统影响，它通过经济合作、双边同盟体系等机制与东亚各国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成为影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域外因素。由于担心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会影响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美国将通过不同方式逐步融入东亚地区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不仅成为一个参与的成员，更可能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向亚太地区主义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主导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从未来的发展趋向看，东亚地区主义的进程将深深地打上美国的烙印并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趋向。
一是在地缘上，东亚地区主义的范围将从现有的“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地理范围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再到模糊的演进过程。伴随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立和发展，“亚太”概念被广泛运用，这一时期新地区主义在范围上涵盖亚太地区，也就是传统的环太平洋地区，主要表现为APEC代表的经济地区主义和ARF代表的安全地区主义，两者都反映了一种开放的地区观，美国无疑是亚太地区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导者。然而，由于两种机制在解决地区经济与安全问题上的目标收效甚微，特别是亚太经合组织未能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提出有效的解救措施，东亚地区意识开始形成，东亚国家产生了“东亚”的地区身份认同，地区主义的范围从“亚太”转向了“东亚”，这里的东亚主要指西太平洋地区，具体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催生了“10+3”机制，并使之迅速成长为东亚地区主义的有效形式。然而，带有地区排外特征的“10+3”并没有真正成长为涵盖整个东亚的地区机制，随着2005年东亚峰会的召开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加入，一度相对明确的东亚概念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特别是随着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加入东亚峰会，传统的“东亚”概念已经被修订，“从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东北亚和东南亚概念延伸为包含南亚和亚太国家的概念”(43)，东亚峰会与其说是东亚地区主义的机制，毋宁说是亚太地区主义的机制。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在地缘范围上将呈现出从“东亚”向“亚太”加快转移的趋向，之所以如此，固然有东亚区域内部驱动力缺乏、相关国家在地区目标上存在矛盾等因素，但美国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个以东亚为地理范围的排外的地区主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担心，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使东亚和欧盟一样成长为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和经济实体，这种东亚实体不仅可能将美国排斥在外，而且也可能削弱美国在东亚的霸权，从而失去主导东亚事务的有效途径。为此，美国强调东亚地区主义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反对排外的东亚地区主义。如对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美国担心该集团将会“把太平洋地区分成两半”(44)，因而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同样，对以“10+3”形式发展起来东亚地区机制也一直持有排斥的态度。美国今后对东亚地区主义在不同阶段的关注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引导东亚地区主义转向亚太地区主义的趋势不会改变。因此，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还存在着开放性地区主义与封闭性地区主义的摇摆以及东亚的地区主义还是亚太的地区主义范围的争论，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最终将走向一种涵盖整个亚太地区、性质上开放的地区主义。
二是在结构上，东亚多层次的竞争性地区多边机制将可能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主义制度模式。
在美国深度参与并主导东亚地区主义的条件下，东亚地区多边发展进程不仅不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而且还可利用地区多边机制使该地区的主要国家支持美国主导的霸权制度。由于现行的东亚多边机制具有结构多层次、功能重叠、机制松散化等特点，无法有效解决地区问题和维持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此，美国将推动东亚地区机制的整合。
从美国的战略趋向看，安全领域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不仅不想被排斥在东亚安全合作之外，更要主导东亚安全合作。美国有可能以其主导的同盟体系作为构筑东亚安全多边机制的核心，在亚太范围内形成中心、外围两个层次。中心层次的地区机制主要围绕美国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构筑，范围应该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的传统盟国；外围层次的地区机制将把中国、俄罗斯、东盟、印度等国家纳入其中。对此，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曾指出：“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中，亚洲的安全建构大都呈‘毂辐状’，即以美国为轴心，同时有着与美国结成双边联盟、但彼此之间却不一定有多少合作的其他国家。今后，我们愿意看到在我们的盟国和安全伙伴之间有更多合作——使多边关系多于毂辐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我们的双边联系，而是通过增加多边合作（如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来加强安全。”(45)
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张地区多边机制应当在APEC的框架内开展，而无需另创机制。作为亚太地区覆盖地域最广、纳入成员最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不仅为美国打开了一条开拓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地区市场的通道，而且也为美国全面实施其亚太战略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基础条件。美国的目标是通过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圈，并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近年来，美国更加关注APEC建设，力求将东亚经济合作纳入到APEC组织框架中来，并使其成为一个有约束性的机制，以谋求通过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覆盖亚太的经济地区主义机制，成为美国“领导”世界的重要一环(46)。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美国决定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TPP是一个APEC框架下的内容全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至2010年3月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8个国家宣布参加该协定的谈判，被认为是实现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最可能的多边机制形式。美国加入并积极推进TPP，旨在使其成为推进其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战略的务实而有效的工具，这不仅可以瓦解东亚地区主义排斥或削弱美国主导权的倾向，而且要使TPP成为美国主导下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渠道，从而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地区主义机制。
三是在形式上，东亚地区主义的机制将加快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在地区机制的形式上，美国多主张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多边安排机制(47)。从政策主张看，美国认为涵盖亚太区域的任何机制都必须是一个对其成员更具约束力的组织。从现实考察，美国参与或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也反映出其强化约束力的实践。如对按照自愿、协商和共识等非约束性决策方式建立起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美国就一直批评不断，甚至要求论坛从欧洲的机制建设中进行“借鉴”和获取“启发”(48)。同样，对于以对话形式展开合作的六方会谈，美国也曾要求将其升格为正式的安全保障磋商机制或者所谓的“五大国协商组织”。
由于近年发展起来的东亚地区多边机制尚缺乏普遍性和机制化的安排，普适性还不强，在解决地区问题时缺乏效率，难以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如东盟地区论坛，从范围上看还是一个立足于东南亚的组织，难以涉及东亚地区所有的安全问题，即使“涉及亚太地区的传统热点，比如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等传统安全问题时，东盟地区论坛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49)。因此，美国早在老布什执政时期就提出了以北美为基点，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在内的“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50)。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7月也提出建立一个“分享力量、分享繁荣和对民主价值共同承担义务”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新共同体的主要构想就是美国积极参与并领导东亚太平洋经济与安全合作，他认为这一共同体“应该取决于美国对维持其条约联盟在日本、韩国和整个地区的前沿存在和持续的承诺上”(51)。鉴于东亚地区主义具有约束力机制的缺失以及美国在多边安排上的制度性偏好，东亚地区主义将从现有松散性型的机制模式加快向硬性的制度化模式转变。
注释：
①王帆：《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联盟政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Michael Mastanduno,"Incomplete Hegemony:The United States and Security Order in Asia",in Muthiah Alagappa ed.,Asia Security Order:Internation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1-153.
③杨光海：《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态势、趋向及意图》，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
④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December 1999,pp.34-35.
⑤U.S.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November 1998.
⑥王玉华：《美国构建后冷战东亚安全模式》，载《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3期。
⑦王帆：《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调整》，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⑧宋伟：《美国霸权和东亚一体化—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
⑨王帆：《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调整》，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⑩杨扬、钟慧容：《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1期。
(11)李文：《构建东亚认同：意义、问题与途径》，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6期。
(12)俞新天：《东亚认同感的胎动——从文化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13)张景全：《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7期。
(14)黄永光：《东亚地区制度化进程中的问题与中国的选择》，载《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6期。
(15)王缉思、倪峰等：《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6)"ASEAN-US Relations:Challenges",Goh Chok Tong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Keynote Speech at the ASEAN-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Conference,New York,7 September 2000,http://www.aseansec.org/2806.htm.
(17)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18)祁怀高：《中国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在东亚的矛盾与兼容》，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
(19)朱宁：《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
(20)John h.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21)Mearsheimerrn,"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1.15,No.1,Summer 1990,p.44.
(22)Gerald Segal.Rising Nationalism in China Worries the Japanese.Far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8,1995.
(23)王少普：《东亚多边合作条件的历史及现状考察》，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24)［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25)潘忠岐：《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6期。
(26)Richard Stubbs,"ASEAN Plus Three: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pp.440-455.转引自潘忠岐《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6期。
(27)孙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与中美关系：制度的视角》，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
(28)［英］罗丝玛丽·福特：《中国与亚太的安全秩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9)Robert B.Zoeli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
(30)Michael Swaine and 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 and Future,Published by RAND,2000.
(31)Condoleezza Rice,"Campaign 2000: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obert B.Zoelik:"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79,No.1,January/February 2000.
(32)郑迎平：《欧洲与东亚安全合作模式的差异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
(33)邵峰：《东亚共同体的可行性分析与中国的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34)David Shambaugh,Divided Diplomacy and Next Administration,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Alternative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82.
(35)Hugh De Santis:"The Dragon and the Tigers:China and Asian Regionalism",World Policy Journal,Summer 2005,p.23.
(36)林利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
(37)朱宁：《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
(38)John D.Negroponte,U.S.Policy in Asia:Meet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July 28,2008.转引自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
(39)Robert Kagan,"Strategic Dissonance," Survival,Vo1.44,No.4,Winter 2002/2003,pp.135-156.
(40)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November 2006,pp.8-9.
(41)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Chasing the Sun:Rethinking East Asian Policy,New York:Century Foundation Press,2006,p.136.转引自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
(42)参见王玉华《美国构建后冷战东亚安全模式》，载《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3期。
(43)Deepak Nair,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A Frustrated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1,No.1,2008,pp.110-42.
(44)"Block Politic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November 28,1991,p.26.
(45)“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印尼发表演讲谈东亚安全”，载《美国参考》2008年2月25日。转引自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
(46)林利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
(47)余建军：《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多边安全偏好与行为研究》，载《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
(48)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助理国务卿希尔要求欧洲积极参与东亚事务》，http://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5/May/27-424324.htm.
(49)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eds.,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gional Order,New York:M.E.Sharpe,2004,p.17.转引自王帆《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50)王帆：《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51)王帆：《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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