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的伊斯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法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需要开宗明义的是，法国东方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伊斯兰和阿拉伯研究，远东语言、文化与文明都是法国东方学的重要内容，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并将从法国东方学家的历史背景说开去。这项研究的基础，是我自1961年以来在(索邦)巴黎第四大学担任伊斯兰思想史教授的经验与个人视角。本文尽量避免对于法国东方学家乃至所有东方学家做笼统的价值判断，从而在穆斯林和西方学者之间创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尽可能地淡化二者长久以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彼此抗拒与争论，这种争论近些年在美国有所回潮，尤其是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作品问世之后。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法国的东方主义是一场从16世纪一直持续到1962年的长时段的思想运动。选择1962年作为这场运动的结点，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①结束就是在这一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在法国东方学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法兰西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道分水岭。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也就是今天的法国，成立于1958年，即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这个简单的史实就从侧面印证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得到法国学者全面的认识与研究。 我们通常认为，法国、英国的东方学与其作为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是有一定关系的，即便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历史现象也可以解释东方学的很多特点。在法国，东方学的第一把交椅当属1539年法兰西学院为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所设的阿拉伯语教席，从学院化的角度看，东方学家们的工作就是以此为起点的。1793年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成立之前，法国的阿拉伯语教育都没有跨出过法兰西学院的大门。 希尔维斯特·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是被举荐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教授阿拉伯语的第一位教授。在18世纪，当萨西致力于教授阿拉伯学时，著名旅行家沃尔涅(Volney 1757-1820)开启了另一项对于东方社会的研究，沃尔涅曾在叙利亚与埃及游历，并著有一本与这两个国家相关的重要游记。正如让·高勒密耶(Jean Gaulmier)所强调的那样，通过社会调查而非学术研究去认识东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②前者是通过与民众直接的接触，后者则仅仅依赖于对古典文本的文献学式的解读。正如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在殖民时代，北非的很多学者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但学院化的方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是大学(学院)教育学术训练的核心内容。 法国分别于1830年、1881年和1912年先后攻占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因此，在1830年至1962年间，这片广阔的土地为法国所有向往北非的人敞开大门，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当地社会，并随意居住。由此，法国东方学领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北非学派”自此发展起来，他们还发行有一份重要的评论刊物——《非洲杂志》。这一刊物自1880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不间断地发行，其中不仅刊载有学者的文章，更有军队警察、作家、记者和政客的作品。根据殖民军队管理办法，军官同时肩负着从事社会研究的行政职责。这一军令催生了针对当地社会的民族志和方言土语进行研究的新学派。这一领域最如雷贯耳的学者当属威廉·马尔塞(William
)，一位伟大的阿拉伯语言学家。他的作品对于法国的阿拉伯语言学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勒内(René)和安德烈·巴塞(André Basset)。威廉最大的贡献是他对阿拉伯语口语，尤其是柏柏尔方言的研究。对方言的关注为东方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一领域也在19世纪后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偏爱艾米勒·菲利克斯·戈蒂耶(Emile Felix Gautier)，他是北非社会一位睿智的理论家，他从历史学家伊本赫尔敦(Ibn Khaldūn)的思想和流行于19世纪的认知框架中汲取了营养。这一时期积累的作品被扣上了“殖民学科”的帽子，尽管它们中的大部分著作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初期匆匆发表的。近些年来，随着“帽子”日渐被摘下，人们能愈发意识到这些有关北非社会的早期作品的重要性，它们中蕴藏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很多著名学者的学术生涯都是在北非开启的。比如，路易·马西农(Louis Massignon)就是在法国征服摩洛哥期间，与一位叫利奥泰(Lyautey)的军官一起找到了自己在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兴趣点。雅克 巴勒克(Jacques Berque)也是一位位高权重的长官，他在阿特拉斯行军期间，完成了自己的论文。E.列维·普罗旺斯(E.Lévi
)、R.比歇尔(R.Biachère)、R.布朗茨威(R.Brunschvig)、乔治(Georges)和菲利普·马尔塞(Philippe
)，M.加纳勒(M.Canard)、J.乐塞尔(J.Lecerf)、R.勒·杜乐诺(R.Le Tourneau)和Ch.贝拉(Ch.Pellat)等多位学者都在北非地区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③这是一场丰富的思想运动，但作为殖民统治的产物，它并未惠及马格里布土著自身。直到1962年独立之时，在阿尔及尔大学读书的阿尔及利亚学生中很少有人对“阿拉伯语研究”感兴趣，他们更钟爱法律和医学，当然，这源自他们对自身社会发展的追求。当我在1969年从事阿拉伯语研究时，听课的阿尔及利亚学生尚不足5人。 “殖民学科”的另一个特点是区域研究的民族志视角。这类研究更倾向于描述北非民众的迷信与巫术，而非伊斯兰信仰。19世纪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内的北非社会已经被西方深深地影响了。值得一提的是，北非社会中有很多方面是尚未受到阿拉伯语言和文化的浸染的，而在全然暴露在西方或现代阿拉伯文化的辐射之下以前，地道的马格里布人的生活之道正闪现在这些方面，只是它们并不鲜明，直到这些国家取得独立之后才完全展现了出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在发现和描述北非社会时，会首先把关注点集中在更为显而易见的领域：即他们所谓的关于时间的语言、迷信与巫术。我们通常认为他们所研究的宗教是“大众的”，而非“学术的”。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被源自实证哲学的概念所支配着，诸如：进步、理性、科学与文明，这些刚好是与人类的原始思维相悖的(这在路西昂 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关于原始社会的概念是在殖民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因为它为作为征服者的西方文明对非洲和亚洲社会的统治提供了一种“科学系统”的合法性。实证哲学的理念在19世纪俨然已经发展成了无人质疑的公理，每个人都是以这套智识和科学设想思考和工作的。 A.阿诺德(A.Hanoteau)和A.勒杜乐诺(A.Letourneux)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们是卡比尔地区的行政长官。卡比尔语是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柏柏尔人所使用的语言。该地区仅遵循柏柏尔法律，不遵“沙里亚”。这些行政长官根据拿破仑三世的政令，开始关注柏柏尔人的传统与法律，并著有一部题为《卡比尔语和卡比尔风俗传统》④的宏篇巨作。“北非学派”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与北非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其他研究领域中，以及他们所运用的科学和语言学方法上，这些都在巴黎的东方语言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法国最杰出的阿拉伯语言学家之一E.列维-普罗旺斯(E.Lévi-
，1894-1956)的事业，就是在拉巴特的高等教育研究院扬帆起航的。之后，他在阿尔及尔大学度过了几年时光。二战之后，返回法国，并在索邦创立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研究院。需要指出的是，索邦的阿拉伯研究是在二战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列维拥有了该学院的第一个教席。直到1952年，索邦才出现了由R.比歇尔(R.Biachère)设立的第二个教席——阿拉伯语言文学教席。可想而知，如果法国没有在北非、黎巴嫩、叙利亚和西非穆斯林世界的殖民经验，阿拉伯研究的发展将会何其缓慢。 当然，北非地区现代阿拉伯研究的发展史也要追溯到1880年阿尔及尔大学(最初只有人文学科)的建立。之前已经讲述了在这所学校并存着的两种研究倾向，即以勒内·巴塞(René Basset)、威廉(William)和乔治·马尔塞(Georges
)以及亨利·百勒(Henri Pérès)教授为代表的民族志研究和文献学研究。这些学者在1962年之前都供职于阿尔及尔大学的东方研究院。罗杰·勒·杜乐诺(Roger Le Tourneau)就是在同一时期于法国的普罗旺斯埃克斯成立了一个类似的中心，并更名为“地中海社会研究中心”(the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tudes sur les Societes Méditerranéennes，简称CRESM)。该中心如今是法国一所重要的研究中心，云集了众多政治学、社会学专家学者，曾出版了《北非年鉴》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当代中东和北非世界的论著。 1962年之后，罗杰继续在埃克斯领导该中心的工作，阿尔及尔大学的遗产都汇集到了埃克斯的研究中心，阿尔及尔大学自183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也正是被转移到了该中心。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引起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激烈争辩，双方都在标榜自己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事实上，这场争辩的学术意义被索邦日益重要的阿拉伯研究强化了。列维于1956年去世之后，其教席由雷吉斯·布拉歇尔(Régis Blachère)接任，雷吉斯退休之后，由加尔勒·贝拉(Charles Pellat)接任，直至1979年任期结束。移居法国的R.布朗茨威(R.Brunschvig)教授于1954年在波尔多创立了第三个研究中心，亨利·拉伍斯特(Henri Laoust)在里昂创立了第四个研究中心，他是在摩洛哥开创事业的艾米勒 拉伍斯特(Emile Laoust)之子。1967年，T.法赫德(T.Fahd)教授在斯特拉斯堡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克洛德·亨(Claude Cahen)一开始在斯特拉斯堡教授中世纪史，并在这一课程中讲述穆斯林东方的社会经济史。他于1960年赴索邦工作，1979年正式退休。你或许会发现，1980年标志着雷吉斯·布拉歇尔(Régis Blachère)、R.布朗茨威(R.Brunschvig)、R.阿尔纳勒德(R.Arnaldex)和亨利·拉伍斯特(Henri Laoust)等一代学者的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2年之后的另一个时代特征，即大量北非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工人移居到法国，所以这一时期，法国容纳了来自北非地区的300万移民。这就迫使法国的中学开始逐渐增加阿拉伯语课程，这是法国独有的特色，任何欧洲其他国家都难与之相比。如今，阿拉伯语在法国是和英语、德语以及其他一些外语一起被教授的。阿拉伯语教学工作在过去5至6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因为来自北非移民数量的压力促成了更多地学习阿拉伯语的机会。这也为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培养有能力教授阿拉伯语的中学教师，进而为大学的阿拉伯语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环境。 最后，我想要谈谈新一代学者的情况，从学科系统的角度看，并未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如今在法国，从事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机构有很多。我必须提到的是法国高等教育实践学校(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和法兰西学院。自从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教授退休之后，法兰西学院就仅剩安德烈·米科勒(André Miquel)一位阿拉伯语教授了。贝尔克接替的是罗伯·蒙达涅(Robert Montagne)的教席，罗伯和贝尔克一样，在来到法兰西学院之前曾是摩洛哥的一位行政长官。 此外，在南锡、克莱蒙费朗、图卢兹、雷恩和里尔等地也有一些大学设立了部分伊斯兰研究课程。很多高校纷纷表示希望阿拉伯研究能够成为新的全国重点学科，这一愿望随着1983年法国教育部长阿兰·萨瓦里(Alain Savary)颁发的行政命令付诸实施而得以实现。之后，除发生经济危机外，每年阿兰都会额外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授予五个助理教授职位。 什么能够代表法国的阿拉伯研究呢？现在所有的研究科目面临的共同困境是缺乏师资。我可以详细地描述一下这一情况：克洛德·亨(Claude Cahen)退休之后，就再也找不到有能力接替他的教授了。尽管多米尼克·苏尔德勒(Dominique Sourdel)在索邦⑤教书，但克洛德·亨在索邦⑥的教席仍空缺至今。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显然与R.布拉歇尔(R.Blachère)教授和E.列维-普罗旺斯(E.Lévi-
)教授不无关系，法国很少再有学生有兴趣攻读博士学位，因此，能够有资格被聘为教授的学者也越来越少，这就是法国的伊斯兰研究当前所面临的窘境。 阿拉伯研究领域当前最重要的研究趋势是阿拉伯语言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其中，语言学是研究热点，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法国高校长期以来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需要进行田野调查，而语言学家只需要呆在巴黎、里昂或者斯特拉斯堡的图书馆里就可以做研究。田野调查活动是要受到严格约束的，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普罗旺斯埃克斯的地中海社会研究中心所遭遇的问题。如今人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之始，通常都会引用克洛德·亨(Claude Cahen)于1955年在《伊斯兰研究》⑦上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中世纪穆斯林东方的经济社会史》⑧。这篇文章事实上是一篇宣言，作者在文中论证的观点是：在研究东方社会史的阿拉伯语言学家中，很少有人接受过史学训练，他们更多地接收到文献学的训练。他们采用威廉·马尔塞(William
)在20世纪初介绍的方法学习阿拉伯语，但却不能运用自如。而克洛德·亨(Claude Cahen)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而非阿拉伯语言学家。但他却完全能够阅读诸多阿拉伯语的专业文本(诸如财政、经济和法律)，并将其引用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中去。借着自1930年以来法国“年鉴学派”⑨“新史学”⑩发展的东风，克洛德·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另一件相对重要的事情是，罗伯特·布朗茨威(Robert Brunschvig)为发行新的《伊斯兰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前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历史线索，对伊斯兰教专家和伊斯兰研究学者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综述。R.布朗茨威(R.Brunschvig)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是因一篇关于马格里布研究的作品而成名的。之后，他又转而投身于穆斯林的律法研究。他的文章在“伊斯兰思想研究与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相关文章都被收录在《伊斯兰研究》(第二卷，巴黎：梅松纳夫和拉鲁斯出版公司，1976年)中。可惜这条路后继无人，今天法国大学里已经找不出可以教授伊斯兰律法的学者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文艺评论的新方法与问题都已然被应用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当中，但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屈指可数，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些领域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完成时。每年从阿拉伯各个大学来到法国完成论文的学生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一问题在未来若干年里可能会更加严重。索邦如今也面临着学生与日俱增的需求，而根据我目前的工作经验，我确信学校尚无充足的能力去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每年法国各大学都会生产出大量的论文，但众所周知，很多审阅论文的教授既非阿拉伯语专家，也非伊斯兰研究学者，因此一切有待改进。 说到伊斯兰研究，我在这儿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在西方，当代政治与激进伊斯兰的关系已经日渐成为这一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相反，仅仅把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进行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大量与政治学方法相关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论文数量惊人。我们或许可以就此反驳那种观点，即通过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化的多元视角去全面理解伊斯兰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我自己试图去平衡这一趋势，并用我所定义的“应用伊斯兰学”(11)去举例说明。其目的有二： 目的一：对穆斯林传统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解读，不仅摆脱文学流派与教派的既存教条，而且要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学分析思考模式，这一模式与所有的现代学科都将不复隔阂。 目的二：当代穆斯林话语的历史化，这套话语体系的特点就体现在思想参照、关注和口号上。思想的批判对于应用伊斯兰研究而言是一项如此关键的重任，这一方法正是当今伊斯兰和穆斯林社会的学术界所欠缺的。大多数研究一直还仅限于描述和介绍穆斯林自身所言说的宗教与社会。从主流媒体反映出的对于伊斯兰现状的曲解，也使得对这一领域的正确理解变得难上加难。 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文献学的分析仍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众所周知，在穆斯林国家新成立的大学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未能得到充分的教授与实践。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把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问题都考虑进来，而这些恰恰是出于被忽视或者比较费解而被抛诸脑后的。伊斯兰思想中那些被忽略的、被消灭的、被遗忘的部分的历史依然值得被书写。对所谓的非主流思想家和非正统学说缺乏兴趣，而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和惯习经常被统治阶层以“正统”的名义不断强化。很多东方学家已经着眼于“教派”或者分歧(纯描述性术语)研究，比如，H.拉伍斯特(H.Laoust)的作品《伊斯兰的教派》(巴黎：帕约出版社，1965年)。今天的伊斯兰研究需要一种现代的批判分析方式，针对古典时代教派与学派兴起之时引起分歧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但仍有一些学者并不打算将多种方法与批判认识论结合起来，他们更喜欢运用积累的、经验的学问，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令人赞赏的德国文献学传统。 我无意去贬低文献学，何况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文献学。尤其是对阿拉伯研究而言，卷帙浩繁的手稿和编辑欠佳的作品有待校勘。但是新的研究领域也需要被开辟，比如：语义学、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心理学(想象的与神话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自然的与超自然的历史，乃至宗教的历史等等)。 范·埃(Van Ess)在他的作品《圣训与宗教》中呈现了，伍麦叶王朝为实现其思想统治的目的是如何对圣训加以运用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分析出发，了解到圣训是如何成为“社会”想象的特殊表达的，而不只是将其看成一种既成史实。 借助这一全新的认识框架，伊斯兰研究或许能够使我们从宗教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一些关系到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传统的问题。为了超越几个世纪以来为“宗教”战争合法化提供基础的陈旧而封闭的思想体系，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迄今对于宗教研究所承担的责任的认识态度。 当然，我也意识到了这项事业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局限性，更何况我们处在一个被动员集体活动与合法化话语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支配的社会。我们一定没有忘记，东方学家们刚刚从伊斯兰社会既有的思想预设中走出来，无法感知到那些同样需要被认识的东西。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无法厘清认知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未来最大的课题需要穆斯林与西方学者的联合。 精确描述先于阐释，但是今天如果不借助语言学、符号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方法的严密分析，阐释也无法实现。这一内容在多数东方学家作品的核心部分里都无法找到。这一作品根据语言和文化的惯例，发现了每位学者所提到的和认识到的问题的本质区别。这一问题或者认识障碍，尚未被很多著名的阿拉伯语言学家和伊斯兰学者所发现和意识到。如果不是受到诸多当代穆斯林学者的一致否认，这一问题也会继续被忽略，尽管这些学者自称在正确阐释伊斯兰思想与文化方面高人一筹。伊斯兰研究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科目，并未脱离穆斯林社会的实际需要，其发展需要超越无谓的争论与辩解，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艰辛努力。 (本文选自阿兹姆·南齐编：《伊斯兰研究地图》，柏林，1997年。) ①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思考贯穿着作者阿尔昆的学术历程，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从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中我领会到，所有的革命运动是如何需要对意义的奋争来作为支撑，我也意识到，在那些献身于征服的权力中，意义是会被强行操纵的。(《在当下重思伊斯兰研究》)’阿尔昆求学期间，见证了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他想要思考的是，殖民者所声称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具有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以及穆斯林所声称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具有的特性，各自在何种程度及何种条件下为真，这个问题便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译者注。 ②让·高勒米耶《1757-1820年的沃尔涅理论·法国东方学的历史贡献》，贝鲁特1951年。 ③要了解法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其对北非地区的研究，可参阅以下著作：贝萨·西那尔：《当代马格里布伊斯兰评论及文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1830-1978)》，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1983年，J.C.瓦登：《阿尔及利亚政治、历史与社会》，巴黎：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1974年，和《地中海与西方穆斯林》杂志，三卷本，巴黎：法国国家印刷中心，1872-1873年发行。 ④A.H阿诺多、A.勒·杜乐诺：《卡比尔习俗与卡比尔语》，巴黎：法国国家印刷中心，1872-1873年发行。 ⑤多米尼克·苏尔德勒曾在索邦的巴黎第四大学任教，译者注。 ⑥克洛德·亨曾在索邦的巴黎第一大学任教，译者注。 ⑦《伊斯兰研究(Studia Islamica)》于1953年在法国创刊，至今仍在发行。这一学术刊物富集了大量优秀的伊斯兰研究成果，众多著名学者均有论文在该刊发表，内容广涉历史、宗教、法律、文学和穆斯林世界诸语言等众多领域，是伊斯兰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之一。 ⑧《中世纪穆斯林东方的经济社会史》，《伊斯兰研究》第三期，1954-1955年，第93-115页。 ⑨这一学派创始人是两位重要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他们不认为历史就是对政治、军事事件和朝代更迭的描述，反对所谓的“编年史”。译者注。 ⑩新史学(New History，Nouvelle histoire)，源自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世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所倡导的一种史学观念及其引发的思潮。新史学起初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个人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译者注。 (11)《1982〈古兰经〉读本》第二版，突尼斯：阿里夫出版社，1991年；Lectures du Coran 1982；2nd edition，Tunis：Aleef，1991，《伊斯兰危机(伊斯兰的昨天与今天，24)》，巴黎：梅松纳夫和拉罗斯出版社，1984年；《反思今日伊斯兰》，阿尔及尔，1993年；《反思伊斯兰：共同的问题，不同的答案》，维斯特维尔出版公司，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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