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人文精神论文,精神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韦伯划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将现代化过程视为工具理性化过程之后，现代化过程必然会引发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对抗，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刊之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或者说谋求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在廓清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应有内涵的基础上，探析两者分离与对立的原因，揭示其合璧与融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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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它们统摄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形成不同视野中的世界图景，它们的分野、对峙与交融、互渗，造成了人类知识与智慧的曲折演进。尽管人们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争论不休，但对其概念却仍然缺少基本的、清晰的界定。
什么是科学精神，这里首先涉及到科学这个概念。英文中“科学”一词（science）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思就是“知识”、“学问”，所以，从最初人们使用“科学”这一范畴时起，就是把它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科学规定为“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1989年版的《辞海》将科学规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在社会的发展中，人类生活与科学知识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到全球经济、政治、外交，中及企业的决策、管理、经营，小至个人的衣、食、住、行，何处没有科学知识的应用？由于科学的巨大成功，科学的基本精神更是全方位地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在这里，“科学”是指自然科学，科学精神是在人认识并改造自然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科学理论的同时也在创造科学精神，总结科学精神。早在1941年，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就发表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竺可桢认为“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来改换，但科学精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从近代科学的先驱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身上，总结出了三个特点，认为这就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近代科学精神。这三个特点是：（1）不盲从，不附和，依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不畏强暴。（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很显然，所谓科学精神，当然不是指那些具体的科学原理定律，而是指科学所具有的优秀传统，是科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概括地说，科学精神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大胆探索，追求并坚持真理。
什么是人文精神，这里也首先涉及到人文这个概念。“人文”这个词在我国古老的经典《周易》中就出现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所谓“人文”，按唐朝人孔颖达的解释，是指“诗、书、礼、乐”。因之，《周易》中的“人文”，是指文学艺术以及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经典。与“人文”一词所对应的西方文字，主要有来源于拉丁词humanitas（人性、教养）的英文词humanity（其意指人道、人性、人文学科和人类等）以及由humanity衍生的humanism（其意包括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热衷等）。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精神，虽然与《周易》所提到的“人文”在字面上有某种联系，但就“人文精神”这个概念来说，不是中国原来就有的，而是外来语，英语是humanism，也可译作“人文主义”。从辞源上看，“人文精神”一词是从“人文主义”演变和转意过来的。在英语中，humanism这个词既可译为人文主义，也可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如果说，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分别是从哲学上、政治上来探讨人的问题的，那末，人文主义则主要是从文化上，尤其是从人文学科的背景上来探讨人的问题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是与“人文主义者”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虽然是一些具体科学家，即人文科学家，但实际上担当了从哲学上探讨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命运的重任，从而使得对人的重视、对人性的高扬，成为这一时期人文学科的根本特点。对人文学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它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从这些分析和叙述可以看出，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大致上是对应于人文学科的领域来说的。从总体上说，人文精神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它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共同的东西——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它尤其体现在哲学、宗教和艺术中。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与维护是通过建构一个精神的世界、理想的世界、超越的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的。它以此来观照、推动、批判现实世界中人的思想与行为，维系并提升人们的生存意义与生存目标。人文精神的内容体现在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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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两种产物或结晶，在人们认识世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们就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一双“眼睛”。科学之眼与人文之眼都有自己的内在构造，正是这种内在构造的不同，形成了它们视野中世界图景的差别，以及科学方法科学观念与人文方法人文观念的差异。如果说，观念引导方法，方法引导观察，观察建构起我们视野中的世界图景，那么“精神”则是统率这一切的灵魂，是比观念更为隐而不见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认知活动的东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贯穿在科学探究和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学和人文认识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从总体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各自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前者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至上，探索无禁区，等等；后者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理性，认识有禁忌，等等。这些特点使得它们主导了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两个重要维度。世界本身就是多种属性、多种关系、多向互为作用构成的复杂统一体，当人们的视野投入到这种内在的复杂性时，理所当然会有所侧重。基于这样的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们认识与观察世界所不可少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才更全面，人们的实践活动才更自觉。
然而，从历史上看，人类在步入近代工业文明之后，似乎注定要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提倡科学理性或科学精神，必得以放弃人文精神为代价；提倡人文精神，必然妨碍科学理性或科学精神之发扬。英国著名学者查里斯·帕希·斯诺在其名著《两种文化》中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并认为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不理解的鸿沟。这种说法显然有偏颇之处。但是，除了不能承认这条“鸿沟”具有不可逾越性以及他过于偏重科学文化之外，对于两种文化的存在及其相互区别，则是当今许多人的共识。比如美国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林也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种模式：“阿波罗文化”代表秩序和控制，多表示科学文化；“狄俄尼索斯文化”则代表激动与激情，与人文文化相关。实际上，两种文化是两种精神的更广泛体现，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衍化为人的思维力量和实践力量创生的新世界的产物。两种文化的分离和对立，也就是两种精神的分离和对立。问题在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是怎样造成的呢？
应当承认，科学与人学（即以“人事”为对象的学问、知识和精神感受的记载，是“人文学科”的总和）曾以朦胧整体的方式合而为一，最为典型的方式便是我们祖先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从最深的层次表达了主客体统一的思想，构成了科学与人学能够交融与汇流的本体论根源。但是，这种质朴的天人合一观所造成的科学与人学的汇流，只是一种初级的肯定阶段，若不走向分裂，对科学与人学各自的深化都会不利。中国古代文化一直保持着“天人合一”的传统，科学与人学几乎不曾分开，因而在现代社会中便显示出一种模糊性，暴露出不能精确说明对象的局限。西方文化则沿着分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科学与人文形成为不同的认识领域，并继续导致了方法、观念和精神上的分野。严格地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两条从认识对象到认识方法再到思想观念都迥然相异的“大思路”，它们的分野，并非是进入近代文明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文明的早期，在西方古代哲学家那里就已初见端倪。这便是从普罗泰戈拉开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推向至极的“哲学中心”的大转移：从苏格拉底以前时期哲学以关心自然为主的“自然哲学”转向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以关心人事为主的“人的哲学”，而在这两种哲学中，便充分体现了以物性为探究目标和中心的科学精神的实质与以社会人事为探究目标和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内容之间的区别。哲学关注点的转移，哲学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上的分野，无疑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此不赘述，但当时这还仅仅是一种分野，而它们之间真正的分离和对立，则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从学理的层面尤其是从哲学上看，康德比较有代表性，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充分显示出了科学精神（理论理性）和人文精神（实践理性）之间的根本差异。康德试图通过《判断力批判》所蕴含的静态的审美观照活动来统一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但这样的统一注定只能是形式上的。因为康德的哲学并不是从现实的生活世界出发的，他在开始进行自己的哲学思考，即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时，他的哲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倾向就已经被确定了。后来的新康德主义者进一步扩大了科学精神所对应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所对应的精神科学之间的对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是实践的升华。对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之原因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探究，仅仅停留在某一层面或某一维度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多层面、多维度深入到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之中，才能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应当看到，在近代西方，关于人的根本意义的问题，被哲学上的唯科学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口号所取代。因此，人文精神问题，人文科学问题，至少在时代精神，在时代总的价值追求的意义上，在科学总体中，被忽视了，甚至忘却了。由于革命斗争的急迫，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满足于在具体科学即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来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而是在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层次直接与封建教会、基督神学对垒，提出了政治口号式的关于人的学说。启蒙思想家第一次提出“天赋人权”，要求人在政治上平等，他们把希腊思想中的“理性”接过来作为反对神学、神性的武器，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把“理性”当作“自由”、“平等”的哲学根据。不过，他们所说的“理性”只是他们推演政治结论的特设公理，并不是人的现实的理性。近代资产阶级忙于用这一理性信条和思想武器去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无暇顾及具体的人文科学。与此同时，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导致了科学主义乃至唯科学主义的观念和倾向，自然科学占据了思维的中心，人文科学或者被逐出科学的园地，或者被自然科学所改铸。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曾这样描述近代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到了17、18世纪，自然科学取代宗教成了思想生活的中心。由于思想生活俗世化了，一门称作‘哲学’的俗世学科的观念开始居于显赫地位，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却能够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1）〕可以说，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是近代思潮的主流。按照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观点，科学规范、科学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等可以无条件地渗透于社会人文的一切领域，因而近代兴起的各种研究都纷纷按照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原则，进行实证性、客观性的研究，运用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去把握各种人文现象，甚至把价值也加以客观化。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领域全面影响社会。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把触角伸进人文领域的结果，是使历史、艺术、文学等等倡导的普遍的价值观统统被打入冷宫。由此引起了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在普遍的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危机中，人们感到焦虑、躁动、迷惘，经济和技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近代史上，理性主义本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与宗教神学相对抗的共同的思想武器。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而科学的进步又恢复了理性的权威。科学的成就越大，显示着理性的威力也越大。但这种“单线联系”一旦被过分强调，就必然走向无视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极端理性主义，就会产生对世界和人间事物认识中的“视线偏斜”。如果说，科学精神的弘扬使得被信仰埋没了的理性得以拯救而不失为人类认识的一大进步的话，那么，这种精神的偏执发挥，从而使理性掩盖一切、否定一切、取代一切、排斥一切，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足”了。这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思潮留给人们的教训。当然，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上“失足”的还大有人在，不过，这是由于走向另一极端而造成的“失足”，这就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继承了近代人文主义推崇人性、反对神性的衣钵，却因近代人文主义面临的困境以及当时社会人们对理性幻想的破灭，而抛弃了理性传统，将人文精神脱离开科学理性来极度地发挥，从而走向了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思潮相反的另一极端，它与非理性联姻，形成了观察与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斜视病”。从理性以外的地方去寻找个人生存的哲学根据，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一大转折，是哲学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与人本主义哲学对峙局面的真正形成。这一切，就是进入近代以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分离和对立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发展过程。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严重分离和尖锐对立，既给两者各自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主要敌人是宗教蒙昧主义，是教会独断的“神”对人的奴役和宰制的话，那么，在20世纪，在今天，人文精神萎缩的主要根源则在于人的“物化”，在于技术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或者说，在于“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当西方各国进入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负作用也同时显示出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与日俱增，使人焦灼。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曾列举了当代世界所面临的诸种危机的症状，〔（2）〕这些危机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而且从实践的角度看，则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灾，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负态效应。丹尼·贝尔是一位著名的科技治国论者，他曾依据科学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描绘了人类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乐观前景。然而，西方社会出现的精神领域的危机和病态，又使他不得不回过头来冷静思考非常现实迫切的文化问题。但科学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束缚使他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最后只好说文化危机是文化自身堕落的结果，是文化脱离本来“健康的”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即便如此，一位典型的科技治国论者能这样重视文化问题，足见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与对立以及人文精神的危机已成为世所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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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总体中人文科学的被冷落、被遗忘以及科学观中人文精神的衰微，导致现时代日益深重的“科学危机”或“文明危机”。面对窘迫的“人类困境”，面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个人的尖锐矛盾，人们开始强烈呼吁重振人文科学，希冀从人类自身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财富中，从千百年来先贤圣哲为我们所描画的理想和所阐明的价值观中找到进一步前进的道路。于是，就提出了所谓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问题。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及其各自内在的局限，说明其中单独的一方，不可能完成建构完整的人类精神世界及人自身的使命，也不能使人的发展持之以恒地健康延续。随着认识与改造世界中一次又一次重大革命的发生，随着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对于世界的分门别类的知识，随着人们的视野从分离地观察对象到联系地、整体地把握对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相补充与共同升华、合璧与融合之势已经出现。
毫无疑问，人不可能穷尽科学的对象，科学也不可能穷尽人的世界。但科学与人毕竟有着互渗互促的关系，人依靠科学（技术）将自己从动物界提升为人，并演进为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主体；而科学则是人的认识成果，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化现象之一，并在人的推动下向前发展。正是这种关系，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沟通与交融提供了内在根据。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更是给我们以宏观的指导和深刻的启迪。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评了那种传统的、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指出：“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3）〕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当人们去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时，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容器，而是一个社会存在物，不仅他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而且连他进行活动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社会的，在任何人类活动中“到处都是人的足迹”；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并改变人的生活，工业已成了自然科学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科学不能忽略对理想的、真正的人的关心，所以，“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这是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取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预见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把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本身就是错误的。尽管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间存在着差异，即前者主要关涉到事实，后者主要关涉到价值，但这两种科学和精神都是统一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具体而言，是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中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也是人。如果说，自然科学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末，人文科学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正是同一个主体——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展开的基本关系，或者说是这种基本关系在不同方面的表现。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方式都离不开三种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互相作用、互相交叉，构成人类生活方式总体结构的基础。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渗透于人类生活方式各个要素之中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是与特定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总体连为一体的。只有回到马克思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只有把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认识科学与人之间互渗互促的关系，才会理解并确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来就是统一的，当然也是可以融通的。
从上述观点和思路出发，在看待科学与人学、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的关系时，与其强调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分离和对立，毋宁要注重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还不是说前者可以影响后者的发展，以及后者可以影响前者的发展，而是说它们彼此之间可以有一种相互进入和相互补充的关系。一方面，科学理性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但作为人类整体文化之一部分来看待时，它必须不满足于只是一种纯粹工具理性；就是说，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可以容纳而且应该体现人文的内容。反过来，人文精神不是可以脱离具体的日常生活而独立存在的，它应当而且必须与科学理性相适应，努力吸收科学的成果与内容。应该说，这种学理的探究已经并正在继续得到事实的确证。这一切，既表现为科学精神的人文意蕴以及科学向人学的渗透，又表现为人文精神的科学意蕴以及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
关于科学精神的人文意蕴以及科学向人学的渗透，可从这样两点来认识。其一，科学精神的人文意蕴主要体现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本质这三个方面。从科学思想来看，它主要不是具体的科学事实、定律和理论，而是科学的深层哲学和文化内涵，即科学知识体系的精华或精髓之所在。大凡科学思想都具有革命性。一种崭新的科学思想的精神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它往往会决定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巨大影响。从科学方法来看，尽管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概括地说它们基本上分属三个大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这三种方法显示了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能够潜移默化地使人们树立求实、尚理、爱美的思想情操。从科学精神气质来看，根据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研究，它主要表现在这样五个方面：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提出的这五条科学精神气质是一套有感情情调的、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它们不仅是维护科学共同体稳定秩序的基石和科学发展的保障，而且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的大目标是相通或一致的。这也是科学精神最为深刻的人文意蕴。其二，科学向人学的渗透主要表现为：科学的方法被应用于研究人文现象，人学领域也力图运用科学的方法，在具有个体差异性的人身上，发现某些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普遍规律加以概括的东西，从而为人及社会的科学管理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手段与根据；在人文探求的领域中，也开始注重以“实证判据”为手段来为人文精神的合理性与实在性提供证明，以“实验事实”来说服人；用科学的理性对人文现象进行解释，从而探究其发生演变的机制，促进人文认识的深化；从科学的角度引发人们对某些问题的“再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借鉴科学的思路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方向，受到来自另一个认识领域的智力激励，推动人文认识的新发展。
关于人文精神的科学意蕴以及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可以从这样两点来认识。其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虽然研究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也有差别，但为扩大知识领域、寻找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与自然科学一样，都要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都要求对未知世界孜孜不倦的探求，都要求对理想事业的无畏献身，都要求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等等。这种共性应该说就是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而言，则是其科学意蕴之展现。其二，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主要表现为：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尤其是那些现代前沿学科中，出现了人化的趋势，只有和人的状态联系起来的科学解释，才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科学日益唤醒其内在的人性觉悟，在科学的视野中日益重视科学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功害、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从而将科学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地结合，“为认识而认识”的科学正在走向“为人类的幸福而效力”的科学。倡导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马斯洛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东西；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也就是人类的目标，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的性质。因此，科学就是人学。
寻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已成为现代认识活动的“主旋律”。偏激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单一的客体尺度或单一的主体尺度，都已被实践证明为不可取、不合宜。在认识的方法和精神手段上，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辩证大综合，其中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知识论和非知识论的综合、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综合、成熟的认识与发生中认识的综合、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的综合，等等，这一切之中体现的一种共同性，便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综合。当然，这将是现代文明水平上的综合，而不再是古代那种混沌未分的初浅状态。在综合与互补之中，两种精神也共生出融合之果：渗透着科学的人文精神，或人化了的科学精神，它们将使人获得整体幸福，将使人走向更高的境界。
在大工业不断发展和现代化迅速推进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纪之交，正确认识科学与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都出现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断裂。应该说，从本质上看，西方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必然排斥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市场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表现。还应该说，从本质上看，现代化过程和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排斥人文精神。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四小龙”，由于前者比较忽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及其对社会指导作用的发挥，后者比较注重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工业文明发展之间的平衡，所以，从总体上看，它们现代化的结果虽然都是幸福与灾难同时降临，但相比较而言，前者的灾难大一些，后者的灾难小一些。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涌动，“发展”已不再被简单地等同于增长，而是意味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从我国目前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来说，正是一个工业化、现代化时期。在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为共识的前提下来谈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目的就是：既要按科学技术理性办事，又要强调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的自主性；在遵循科技的严格法则的同时，又能使人的生活充满人情的欢乐。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不必是也不应该是我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得背负的十字架。单独地提升科学精神必然会使科学主义泛滥起来，从而导致对人文价值的忽视；反之，单独地提升人文精神，不用科学精神来限定人文精神的界限，人文精神就会淹没在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中。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市场经济特征，决定了它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它的社会主义特征，即向未来新文化发展的特征，又要求它对理想、信仰、道德、审美等的内在价值亦即精神文明的追求。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既重视科学技术又重视人文精神，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完美的结合，推动中国社会沿着健康的轨道步入新世纪。
注释：
（1）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译本作者序”。
（2）《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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