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理性与整体的非理性——1998年以来宏观政策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宏观政策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98年以来宏观政策及其效果的回顾
1998年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考察这两大政策及其效果，本文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扩张性货币政策未见成效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8月底之前，政策组合以货币政策为核心， 政府希望通过放松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的持续回落。具体政策包括：1.将贷款规模管理体制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2.增加货币供应量，取消贷款限额控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调低存款准备率；3.降低利率，央行自1996年5月1日、8月31日、1997年10月23 日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后，又于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两次降低利率。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成效显著阶段
第二阶段，1998年8月底至年底， 财政政策从“紧财政政策”向“松财政政策”迅速转变。财政部增发1000元亿国债，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规定了：（1）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2）铁路、公路、机场、电信设施；（3）城市公用事业；（4）国家储备粮仓；（5）农村电网；（6）经济适用住房等六大方面的重点。
（三）财政政策问题显现
第三阶段，1999年初以来，财政政策问题显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出现挤出效应。如果以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点为基期进行考察，便可以发现财政扩张带来的增长效果并不明显。自去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扩大财政性投资起，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幅度增长，三季度同比增长20%，四季度仍保持19.5%的高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加快，增长率自8月份起逐月提高，到12月份达到11.5%。但今年1—2月，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到28.3%， 工业增长率转而下降到10.6%，3月份进一步下降到9%。
纵观1998年以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货币政策未见成效，人们评论道，经济收缩期，货币政策无效；第二阶段，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人们评论道，经济收缩期，理应实行财政政策；第三阶段，财政政策也出现了问题。至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显现了其局限性，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二、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原因：体制变迁和预期
（一）价格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逐渐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在价格形成中，政府定价比重迅速下降，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逐步确立和巩固。1997年，在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4.4%下降到15%以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7%下降到5%以下； 在工业品出厂价中，市场价格销售的生产资料比重已占96%以上。
（二）财富由公共部门转移给私人部门
1.经济力量多元化。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农村经济中，人民公社制度一统天下；工业经济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携手共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到1997年底，全国注册的工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4947万家，从业人员4200万人，“三资”企业23.6万家，股份制试点企业68万家，注册资金17302亿元。据测算，1997年，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GDP占整个GDP的比重为24.2%。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而且，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企业贡献率下降，国有企业中提供30%的工业增加值。
2.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富民政策”成为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 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8.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6元增加到5160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2%。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 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上升到1997年的2677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7%，明显高于前26年年均增长2.2%的幅度。
（三）供求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进入“九五”以来，我国的供求情况发生了惊人的质变，全面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且买方市场格局呈现进一步快速发展的趋势。据国内贸易局统计，1998年消费品市场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商品比重分别为66.1%和33.8%；1999年，此比重分别为27.6%和72.2%。与前几年相比，买方市场格局迅速发展。
（四）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的基础上，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按目前的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收入不均达到中等程度。中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28.8，1995年扩大到38.8（世界银行，1998：“共享增长的收入”）。如果进一步分析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就会发现大量触目惊心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一切社会资源属于国有，在财富分配上也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起点不平等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由于土地占有和使用权分配上的差距，人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存在严重差别。国有资产归全体人民所有，但人们占有和使用权各不相同，导致居民收入差别扩大。同时，经济中存在的非货币分配，如权利消费、权钱交易，加剧了分配不公。
总之，经济软着陆后，通货膨胀预期消失，买方市场加速形成、分配不公日益显现，社会公众产生了悲观预期，并促使经济持续回落。而1998年8月底，财政政策出台后立即见效， 是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标志性、示范性作用，主要是影响了人们的心理预期（于学军，1999）。预期作用在最近的一个明证便是5月份的股市。1999 年来，经济形势未见任何好转的迹象，然而，股市自5月19日发动后， 最高日成交量达307亿元， 其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引导改变了股民的悲观预期。可见，悲观预期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所在。悲观预期促使个体的理性导致整体的非理性：个体的理性选择——个人悲观预期，导致整体的非理性选择——社会悲观预期。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怪圈：经济回落→个人悲观预期→社会悲观预期→经济继续回落。政府当前的任务便是改变社会公众的悲观预期。
三、1998年以来宏观政策对预期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1）存款准备金。一方面， 把原来商业银行在央行的法定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合并成一个存款准备金帐户，并把准备率从13%降到8%；另一方面， 央行采用“对冲”的办法相应收回了那部分多出来的再贷款，所以商业银行实际信贷能力并未扩大（于学军，1999）。（2）利率。一方面，大幅度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 诱导存款者从银行分流出资金，并将这些流出的资金用于增加投资和储蓄；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基础货币，流通中的现金增长速度下降。每次减息时，央行总是强调“减息不是放松银根”，其操作特点是，一只手放松息口，另一只手将货币发行的闸门拧得很紧，结果，两只手的力量被抵消了（陈东琪，1998）。而且，在现实经济中，一些地方银行及金融机构绕过法规加收与贷款有关的费用，如贷款手续费、贷款咨询费等，使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高出明文规定的贷款利率。
2.财政政策。一方面发行1000亿特别国债刺激投资；另一方面，增加了1000亿税收。经济政策的这种逆向动作，为1000亿国债拉动投资的作用大打折扣。而且，一方面积极投资，另一方面，又宣称这种政策不可能持久，使社会公众投资迟迟不肯跟上。
（一）其他政策
1.收入预期。改革前，我国城镇企业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80年代开始的“放权让利”，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留给企业，其目的是增强企业技术改造能力，但实际上，这部分利润大多转化为职工收入，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高收入幻觉”，收入预期相当乐观。但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预算逐步硬化，买方市场逐渐形成，国有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不断出现，使职工出现不稳定预期，收入预期迅速而彻底地由乐观转为悲观。
2.支出预期。改革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福利单位保障制度，医疗、养老、子女教育费用由国家或单位承包，人人手捧“铁饭碗”。改革初期，职工收入快速增长，高福利制度不变。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退休福利、义务教育、全面就业等都面临着解体的威胁，人们不断得到来自市场的风险信号。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负担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消了住房实物福利式分配，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个人负担工资总额的6%；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负担2%，部分医疗费个人负担10%；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负担8%；失业保险个人负担1%；子女教育费用大多数由家庭负担。 体制性变迁使人们的支出预期发生变化，特别是尚未完成的体制转轨使人们无法作出稳定的支出预期。风险预期上升，消费者规避风险内生化：推迟消费，增加储蓄。
四、当前中国经济的任务
（一）财政政策
财政扩张不应侧重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一方面，财政基建投资只占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极小比重（1997年不足3%），难负重任； 另一方面，从效率角度看，财政直接投资的效果堪忧：财政部最近对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建投资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还有10个项目未经科学论证。因此，财政政策亟需进入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轨道，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即财政扩张的效果不在于财政资金投下去造成的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在于财政资金投资乘数效果带来的连锁启动效果——激发社会公众的投资。
1.政策引导。现在政府投资的基础项目，投资期长、利润回报率低，社会公众对此种投资缺乏热情。但如果政府能保证其平均利润率，增加其投资的乐观预期，社会公众自然会跟随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因此，政府可予以政策引导，如运用财政债券资金对其项目贷款贴息，并规定一定年限的税收优惠。考虑到现在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大多数项目不收费，如果转由社会公众投资，政府可出台一系列政策，允许其合理收费。
2.财政共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经济发展，但由于回收期长，难以缓解近期财政压力。因此，政府可考虑一些前景良好的项目，即政府不仅在公共产品领域，而且还在其他鼓励发展的产业领域进行引导，具体可采取财政共建的形式：政府与社会公众共同投资。这增强了社会公众的投资信心，也加强了银行的贷款信心。在政府投资收回后，政府再把自己的股权转让给共同投资的社会公众，使其独立经营，财政也可从中获益。
3.设立基金。无论是政策引导，还是财政共建，都需要解决资金问题，政府可设立相应基金。基金除由政府出资外，还应依靠募集社会资金，可利用国内几十家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组成风险基金联合网，既壮大基金实力，又增强抗风险能力。基金为经认定的可行性项目提供贷款贴息、股权和融资担保等一系列金融服务，还可提供辅导管理，对项目进行针对性地管理分析、咨询服务。
4.调整税收。鉴于我国目前的财力状况，减税方式并不可行，但并不能凭此断定税收已无用武之地。政府在保持整体税负不变的前提下，可进行税负的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例如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证券交易税；另一方面增强对低收入阶层的补助。考虑到低收入阶层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财富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可使消费上升。同时，对于高收入阶层，针对其用于购买住宅、汽车、商业保险等特定项目减免个人所得税，促进其特定消费。
（二）货币政策
1.放松收入管制。通货膨胀时期制定的收入控制政策已不合时宜，当前应提高普通工薪者的工资，使其产生乐观的收入预期，使收入增长转变为消费需求的增加，拉动居民从普通家电消费转向高层次耐用品消费，从而启动消费品市场。
2.提供消费信贷。消费信贷已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人们往往忽略了消费群体的选择。选择的重点应是中等收入阶层和具有乐观预期的青年群体，并依据其经济承受能力和主要消费倾向，适当引导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电脑等家庭办公设备、经济适用住房以及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信用消费。同时，必须制定配套的保障措施，例如，对于利用公积金贷款分期付款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中等收入者，国家给予贷款保险，使居民发生支付困难时，免于再支付而继续保留住房产权。
3.鼓励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这类企业的建设周期短、见效快，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可是，贷款极为困难。目前，应尽快建立健全现有各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信贷部。同时，为降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应允许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适当上浮，并且政府可通过建立风险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从长期看，我国应大力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银行。
（三）其他政策
1.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社会公众对未来的支出预期。目前社会保障的重点在于扩大其覆盖面。覆盖面的扩大受到资金的严重制约，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考虑开征专项税收，并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中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出售部分上市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
2.加强政治承诺。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说明了政治承诺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更是政治承诺效用在中国的一个明证。当前可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政治承诺。（1 ）通过各种媒体做好各项改革的宣传工作，讲清改革的必要性，说明人民可获的利益，增加乐观的收入预期。（2）在转轨时期， 确立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合法性，如消除意识形态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阻力，形成稳定性预期。（3）决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有关声明， 保证经济增长目标、人民币不贬值以及宏观政策的适当配合，消除悲观预期。
当然，由于转轨时期的复杂性，许多可能带来悲观预期的政策将不得不出台，这时，要把握好各项改革制度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使悲观预期最小化。
五、结论
个体的理性与整体的非理性在199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得到了印证。经济回落中，个体的理性选择——个人悲观预期，导致整体的非理性选择——社会悲观预期，强化了经济回落；宏观调控中，个体的理性选择——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出台的深刻原因，导致整体的非理性选择——从整体效果看，各个政策相互抵消，难以达到改变悲观预期的目的。悲观预期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所在，政府的任务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合适的货币政策，并配合以其他政策，引导社会公众，改变悲观预期。
这正如有人生了病，诊断时，医生如果说，你已无药可救，病人会吓个半死；治疗时，医生如果说，一切我都包了，病人会产生依赖思想。经济学家就如同医生，不是强化病人的悲观预期和依赖思想，而是使其树立必胜信心，积极配合治疗。当然，医生也必须开出一张合适的药方，中国经济正需要这样一个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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