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维新变法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翁同龢是晚清政坛的要员，有凡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他几乎无不参与。1895年甲午中日战败后，他因受战败的强烈刺激，又目睹战后各国在华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深感旧法实不足恃，产生了变革国政、振兴王朝的强烈愿望，并积极引导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此后，他援引康、梁维新派，支持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并代光绪帝手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为维新变法的实现作出了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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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关系链常一再被打破，这时天理失维，道德沦丧，民失所依，社会失去了平稳，天下顿时大乱。然而封建王朝虽在不断地更替，但封建政治制度却一再度过危机存在下来，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在封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社会结构被恒定在旧的模式之中，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乱大治”。鸦片战前的中国就是在这种“分”与“合”、“乱”与“治”的往复循环中走过来的。当然，由“分”到“合”、由“乱”到“治”，并非简单的合成，“周非旧邦，其命维新”，需要经过“维新”与“革命”。这个“革命”也并非指现代意义的革命，而是改良、变法，其本质就是“变器不变道”，封建政治制度即统治人民的纲常名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然而儒家的这种“变器不变道”的“维新”变法论，到了近代却遭到了严重的挑战。鸦片战后，万国递航东来，“中国遇上了三千年来一大变局”。随着六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被移植到中国来，中国诞生了资本主义。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再强调“中体西用”，但正如“一定的器必有一定的道”，“一定的用必有一定的体”，道器不分，体用不离一样，在引进、模仿、制造西方资本主义的“器”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行政手段、学说理论等等，也随同被介绍到中国。七十年代后，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要求学习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厘革封建政治的改良思潮。这种要求以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政治为模式来改造中国政治，突破了中国传统儒家所标榜的以历史上的盛世为治国常经，具有非同旧质、带有革命性的深远意义。
对于置身于清朝统治中枢的翁同龢来说，甲午战败及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给他带来的精神重压和刺激是显而易见的。有鉴于王朝统治的衰危，还在甲午战败不久，他就萌发了变法的念头：“士大夫立身不能济天下之变，徒以区区苟免为幸，亦可耻矣。”（注：《瓶庐丛稿》卷一、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在一次给盛宣怀的信中指出：除了礼政、吏政外，兵政、户政、刑政、工政均需改革（注：参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九十一。）。他曾和督办军务大臣一起大力进行军制改革，裁汰旧军，支持胡燏棻、袁世凯编练新军。为了抵制外国资本纷纷来华投资设厂、开矿、筑路、办银行，他曾支持本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开办，一手帮助盛宣怀经营中国铁路总公司、接办汉阳铁厂、开办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新政活动。然而，“世变之亟”的变局，迫使他去作更深层次的的思考。他感到这些新政固然要办，但若不从政治上下手，对国家进行一番彻底的根治，仍然不能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注：《翁松禅墨迹》（三），1917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翁同龢这里讲的“变法”、“大举”，就是要变更封建政治，变更传统的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即变更封建政治制度，也就是儒家所说的“道”、“体”。后来他又把他的这一变法主张具体而明确地归纳为“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并成为他在整个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指导思想，这是翁同龢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是他由洋务派转为维新派的重要标志。他的这一转变还影响了光绪帝，直接关系到日后维新变法的出现。
翁同龢主张“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他讲的所谓“内政根本”，具体地说就是现存的国家政治机构和相关的制度。他长期生活于清朝统治的核心，位居中枢，权参机要，对清朝的政治机构和制度在运行中的利弊最清楚，对于这些，他在日记中颇多披露。维新运动兴起后，他正式提出要求对政治机构和制度的诸多弊窦加以革除。
选官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而捐纳则是清代选拔官吏的一大途径。对于这种选官方法，他始终持反对态度，认为“败坏官场，莫此为甚”。在1874、1887、1890年先后三次奏请停开。维新运动兴起后，他向光绪帝建言，停止开办海防捐例，被光绪帝采纳。只是由于守旧官僚的反对，最终才未实现。
他力主变革兵制。他说：中国苟能雪耻自强，“兵政必须变法，非将中国旧法扫除而更张之”。变革“实欲去积弱朽蠹之军”，“箴膏肓起废疾也”。提出“练兵之法，以西法为最善”。认为“既用西法，非将中国旧军大加裁汰。……国势转弱为强，中兴在此”（注：庞洁公辑：《翁常熟手札》（一）、（三），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根据他的建议，光绪帝颁谕，饬令各省督抚将军整顿旧军，编练新军，作到编制统一、武器统一（注：翁同龢等：《请裁东三省练兵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录副，光绪二十三年兵制卷。）。
科举考试制度是清代选官的又一重要途径，它曾对清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起过重要作用，但在推行过程中，它自身的弊端也日益暴露，许多规定和限制，诸如答卷不得“越幅”，卷面要整洁、避讳，书写要工整；答卷文体只能采用八股文体，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均不得违背规定，若有违背，即行斥落，不予录取，严重禁锢人的聪明才智，使不少有真才实学的士子无法入仕。翁同龢多次担任乡、会试的正、副考官，对于科举考试“一试定终身”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他说：“一韵之失，一字之病，往往摈抑真才而不顾。嘻，亦已甚矣。”（注：《瓶庐丛稿》卷一、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因此，对于那些怀抱经世之志、经国之才的落第生员深表惋惜。但恪于制度规定，他又无法帮助他们。对这种阻格人才的考试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他一直积久于心，直接孕育了他要求变革选拔人才方法的思想。维新运动开展不久，翁同龢的门生、贵州学政严修奏请仿照从前博学鸿词科之例，开设经济特科，于乡、会试之外，另开一途。翁同龢认为这个建议不但可以“藉此增长科以阴去八股”（注：转引自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一书。），而且还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推动维新变法的好办法。在总理衙门大臣会议此事时，他竭力表示赞成。认为“当此时变，不能不破格求才”，“诚有破格非常之举，不足以耸外人之视听而鼓舞海内之人心”。主格一年一办，与科目互为济用“非特科无以动一时之耳目，非岁举无以供历久之取求”，并建议以内政、外交、军事、理财、格物、考工等六个方面内容出题开考。由于他的坚持，“此事遂成”（注：转引自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一书。）。光绪帝最终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认为事属可行，于1898年2月颁谕， 令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悉送总理衙门， 待人数达到100人即行择期开考。旋因他的开缺和政变发生，此事搁浅未成，直到1903年6月才正式举行。
对于清朝政治机构重叠，各衙门之间权限不明，以及中央与地方行政的隔膜等缺陷，翁同龢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感受最深。战争期间，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北洋大臣，乃至各省督抚，彼此之间因互不统属，各自为政，以致呼应不灵，造成军报延搁，大小决定不能迅即执行，直接影响了对战争的指导。 1894年7月，翁同龢奉旨列席军机会议，发现军机处虽为战争的最高决策指挥机构，但对于前敌军情非常生疏，一切军报均须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索取，因此，他说：“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落漠不知，而中枢所凭者一纸官书耳，虽百喙不能与争。”（注：庞洁公辑：《翁常熟手札》（一）、（三），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这是他参与指导战争中感到最为苦恼的问题，也是他认为中国“蹈之失败”的原因，他已深切体会到政治体制的落后给军事所带来的直接危害。
如何来解决国家机构重叠、权限不明这些弊端，使国家日常行政机构在保证专制皇权高度集中的前提下正常运作，这是摆在当时清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仅凭对现有的机构进行增删并减显然是不够的。翁同龢在阅读康有为呈送给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国大彼得变政记》，以及黄遵宪赠给他的《日本国志》、薛福成送给他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传教士李提摩太送给他的《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的基础上，决定参照和仿效外国政治机构和制度，革旧图新，对清朝中枢机构进行改革。根据康有为的意见，他向光绪帝建议“设制度局于内廷”。在制度局下面，分设法律、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武备、社会、游历等局。制度局及下设各局的主要官员由皇帝妙选“天下通才”数十人来担任。遇有国家大政，由皇帝主持，共同讨论。对此，康有为在自订年谱中说得非常清楚：开制度局“本出自翁意”，“常熟欲开制度局，以我值其中”（注：《戊戌变法》（四），第129页。）。 设制度局于内廷，也就是要建立维新变法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主张变法的维新志士和拥护变法的帝党官僚共同掌握中央议政权、行政权和改革地方行政的大权，它触及清朝体制，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举措。此举“本出自翁意”，集中反映了翁同龢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的主要意图就是要向顽固派全面夺权，而以康有为“值其中”，则表明了他对维新派的信赖和器重。设想，制度局及下属各局一旦设立，顽固守旧官僚必将被架空。所以，此议一出，举朝“震愕”。荣禄看出个中的厉害，恶狠狠地说：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内阁、六部，决不答应。由于守旧官僚的竭力反对，翁同龢这项政改计划未能实现，而且这一政改主张还直接把维新派同守旧官僚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激化成对抗，导致了日后西太后与守旧官僚发动推翻新政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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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依自然界气候变化而将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安排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年复一年，相沿成习。习定俗成的规矩不成文地一代一代的沿用下来，很少有太大的变化。一个家庭如此，乃至整个国家亦是如此。鸦片战后，虽然社会在变，不少人提出变的主张，但多数人是不愿变的。这是一种历史的惰力。所以，当社会改革思潮而起，总要遇到沉重的阻力。维新变法既然是一场政治革新，势必要触动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根本“成法”。因此，维新变法一开始，围绕着变与不变、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等等问题，维新派与守旧官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士大夫们相信五德转移，三统相承，但这种古老的循环论到戊戌变法前夜已被进化论所打破。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今文经学家的公羊三世说，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现实的变法造出了一种历史依据。康有为认为变是天地之常经，天下事无一成不变之理。梁启超说得更明确，认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注：《戊戌变法》（三），第18页。）。而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则让中国人第一次完整地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这种学理是十三经里所没有的，它为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变局提供了一种易为局中人所能接受的解释。严复认为变法是时势促成的，时势的背后是“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能为力”（注：《戊戌变法》（三），第71页。）。维新派在论变的同时，还强调“变”与“新”相联，“革去故，鼎取新”（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18页。）。力主用西学来改造中学，用新学来取代旧学。康有为托古改制，在孔子身上寄托的是议院、选举、民权、平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因此遭到守旧官僚的反对。守旧官僚把维新派提倡西学、新学说成是“以异说邪教陷溺士类”、“诬民”（注：《翼教丛编》卷六，第5 页。）。 是“影附西方，潜移圣教”，康、梁所著书“惊世骇俗”， “辨言乱政”，“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倡平等之说，以攻圣人之纲常；倡民权之义，以犯天威之震肃”（注：《翼教丛编》卷四，第40、41、64页。）；等等。御史文悌言论更具典型性，他说：“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制度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人也。”“若全不讲为学为政本末，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汉之文字，平君权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注：《光绪朝东华录》第4118页。）相信三纲一旦溃决，则中华将万劫不复。
翁同龢对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是赞成的，这是他为什么援引康、梁维新派和支持光绪帝变法的原因。但是他不赞同维新派某些变法理论，尤其当他看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学术很不纯正，斥落他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当然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只是翁同龢一人，在士大夫官僚中还有相当一批人，如孙家鼐、陈宝箴等无不如此。然而，翁同龢对守旧官僚全盘否定变法、把变法诋毁为“变夷”、“尽变为外洋政教风俗”、是“召乱”的说法也不赞成。
1898年6月1日（四月十三日）、8日（四月二十日），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分别向光绪帝进呈了《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定国是祚》和《请明定国是》两折，要求光绪帝明定国是，宣布维新，以示臣民之趋向。随后，康有为也条陈了《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要求“定国是以一人心”。光绪帝决心变法，并于6月9日（四月二十一日）前后，谕令翁同龢代为草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在这道国是诏中，翁同龢全面阐述了他对维新变法，尤其是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的看法。
翁同龢首先肯定变法是必要的：“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对于守旧官僚反对和阻挠变法的各种奇谈怪论表示异议，认为这样，“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只能“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指出变法是历史的大趋势，“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
接着，翁同龢谈了如何变法，他认为守旧不变，只能是坐以待毙，不行；但如“专崇西学”，置旧学于不顾，也不现实。因为那样做，不但他本人不同意，而且那些长期受封建文化熏陶的地主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也都未必答应。如果一定要那样做，不但救亡图存的目的达不到，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局新的动荡，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这对王朝统治是很不利的。他曾对张謇说：“法刓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注：翁同龢《致张啬庵手书》、《致文卿》，1926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他充分肯定康有为、杨深秀、徐致靖等维新派要求明定国是的必要：“杨御史、徐学士言国是未定，良是。”完全赞同他们“守旧开新”的变法观点。他深深地感到，若使变法真的卓有成效，那就必须新学旧学兼容，中学西学结合，方能推陈出新，开创新局面。强调“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注：《翁文恭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58页。）。他这里讲的“西法”已不仅是指声光化电、格致、物理之类的西方自然科学，以及“修铁路、开矿藏、保使才、办学堂”之类的通商惠工、发展生产力的内容，而更多的是指我们前面所讲的他的那些改科举、废八股、停捐纳、变官制、开设制度局等改革封建上层建筑、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重大内容。
翁同龢这里讲的“圣贤义理之学”，主要是指孔孟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文化。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虽有大量的糟粕，但也有着不少的优秀精华之品，它凝聚和积累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智慧，用“仁”、“恕”、“信”、“义”、“中庸”等等道德伦理范畴，涵养、培育、陶冶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处世待人和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规臬。而他的那种对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的负责精神和把“国”与“民”统一起来的民本思想，儒家思想中的这种“出世”的积极进取、自强向上的因素，更是浇铸着人们为国献身、为民请命、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高贵品质。中国自古以来，史不绝书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就是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铸造出来的民族脊梁。翁同和所说的“圣贤义理之学”，理所当然包括这些内容。他所说的“圣贤”，除了孔孟之外，还包括他所崇拜的诸如范仲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等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内。他强调“尤不可忘”，说明维新变法不能也不应该抛弃这些。在人与人的问题上，儒家思想表现为以伦理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会和谐上，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它同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主体、强调自我，截然不同。维新变法既然是为了“扶危定倾，止分割，救危亡”，要人们关心社稷，忧危国家和民族，这同倡导人们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圣贤义理之学”是吻合的。因此，翁同和认为在维新变法中提倡西学，仿效西法固然重要，但“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不仅不应抛弃它，而且也不可能抛弃它。事实上，在举国群疑、诸多士大夫官僚反对和阻挠变法的情况下，如果“专崇西学”，不惟做不到，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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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的步骤上，维新派主张速变、全变，尤其是康有为见变法阻力太大，力主“横扫一切”。从当时民族危亡的严重急迫情况来看，维新派这种急切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门户水火、新旧相攻”的情况下，速变不可能，全变也万难做到。“同龢处新旧交哄之中，虽倾向变法，而实主持重。”（注：金梁：《近世人物传·翁康关系》，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力主变法“宜慎”，认为“变革太骤，亦恐贻忧”（注：翁同龢《致张啬庵手书》、《致文卿》，1926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变法必须“平和”、“稳妥”，认为只有“以平和剂群嚣”（注：金梁：《近世人物传·翁康关系》，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才能减少及至扫除反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最终得以实现，一切操之过急的作法都无济于事。及见康有为“行动操切，铺张过甚”，很不以为然，故“不敢用驰突不羁之才以行改革”（注：金梁：《近世人物传·翁康关系》，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翁同龢的稳慎主张对实现变法无疑是对的。对于康氏的操切过急的变法作法，不只翁同龢不赞同，甚至连维新派中不少人也表示反对。军机四卿之一的杨锐就曾指责过康有为的变法步骤“固多谬妄”。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得更具体：“乃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皇）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注：《戊戌六君子遗集》（六），第1页。） 这种操之过急的变法步骤，直接导致了后来变法的失败。当时就有人指出：“一般人虽都赞成康的变法，但是指责他的轻率，不论宗旨怎样美好，原则怎样崇高，是注定要失败的。”“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扼杀了进步。”（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三卷，第161页。）翁同 龢后来所说的“若臣在列，决不使其灭裂至此”（注：《翁文恭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23—24页。），也是指的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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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诏的颁布，正式拉开维新变法的帷幕。由此，统治集团内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也随之达到炽热化的程度。守旧官僚日益担心光绪帝在翁同龢的秘密指导下，“起用年轻人从事改革，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利，甚至危及他们的地位”（注：《戊戌变法》（四），第380 页。）。西太后也认定翁同龢继续留在政坛，对她将是一个威胁，决定除之而后快。顽固守旧官僚先是唆使他们的亲信党羽于荫霖、王鹏运、文悌等上奏弹劾翁同龢“误国无状”，“结党乱政”，“狂悖揽权”；继又诬陷他在与外国借款谈判交涉中，与户部侍郎张荫桓“朋谋纳贿，狼狈为奸”（注：参见《于中丞（荫霖）奏议》，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25—27页。王鹏运：《权奸误国， 请立予罢斥以弭后患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录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卷。），将他声名搞臭。继而削其权力。6月12日（四月二十四日 ），西太后任命荣禄以大学士、兵部尚书兼管户部，削去翁同龢户部尚书的权力。西太后的“这一决定客观上也削弱了帝党和维新派的实力，直接导致了后来变法的失败”（注：《晚清宫廷与人物》（二），台湾文史新刊之十二。）。三天之后（四月二十七日），即翁同龢生日这一天，西太后又强令光绪帝颁谕将其开缺回籍。
“变法身为导，罹灾公遂先。”（注：《饮冰室诗话》，第119—121页。 ）翁同龢的开缺显然是维新变法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梁启超在1898年5月17日致徐佛苏的信中说：“常熟去国， 与变法成败为最大关键。”（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 康有为对翁同龢因举荐他与其他维新派、支持光绪帝变法竟遭革逐深表歉意。1904年，他流亡瑞典时，从报端得知翁同龢去世消息，特作哀诗十四章，对翁同龢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赞颂他引导光绪帝变法是“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支持维新变法是“凿空辟乾坤”之举，其才望不在“司马萧望”（注：《饮冰室诗话》，第119—121页。）之下。
1898年10月（九月），西太后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诛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追剿镇压康梁维新派的过程中，对翁同龢再施残酷打击，将他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这是对他的极大的侮辱。他在精神肉体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于1904年7 月痛苦地离开人世，终年75岁。
翁同龢的维新变法思想，是三十年洋务运动遭到失败后在上层社会引起波动的产物，是最高统治集团对甲午战争所作的积极反应以及对战后王朝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所作的重大抉择，也是翁同龢经世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