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路径
赵庆寺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松江201620)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国际制度的创设提供了价值目标和方式方法，国际制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提供了交往规范和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需要秉持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提升国际制度的领导权，推进国际法律制度的理念创新，制定全球治理新领域的国际规则，构建“一带一路”的国际规则，加快国际制度领域供给与改革。>
关键词： 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科学研判世界大势，主动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积极响应和充分认同，已经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整体性论述，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评估标尺，也为未来人类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向，引导人类告别共同体“虚假的”本质而到达“真正的”共同体[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人类的整体性，是最高层次、最广泛的共同体，必须立足国际现实进行稳步构建。当前，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交往中密切互动，形成了一系列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原则、国际规范、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本文称作广义上的国际制度，一般通过正式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国际制度不仅可以克服多主体博弈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还可以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稳定国家预期，进而增进战略互信、促进国际合作与和平[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转化为国际制度才能更易于实现其价值，才能为公平、正义、均衡、普惠的国际新秩序提供制度支撑。因此，如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家意志向国际共识、从思想理念向规则制度转化，成为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内在逻辑和现实需求分析，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的价值意义和现实困境，最后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1 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的现实需求
从理论意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理想目标，也是规划纲要；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需要国际制度来规划实施与组织保障，国际制度也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导与价值引领。
1.1 国际格局调整推动国际制度的迅速变革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从国联到联合国等，许多国际制度创设往往源自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格局的调整，国际制度的建立为国际秩序的维护奠定了制度基础。自20 世纪90 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就一直处在分化重组和调整转型之中。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变化。特别是2008 年金融危机后，这种实力对比变化加速，发达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相对下降。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后，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开始凸显。当前，多数国际制度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集体设计，从预定目标到组织结构，从运行机制和实际功能，无不体现和贯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与利益诉求。新兴经济体积极呼吁和争取国际话语权，也在经济贸易的相关领域推动了现有国际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国际制度的改革依然落后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实际需求，尚未完全反映新兴国家的经济影响力。由于国际制度相对封闭的“制度惯性”，未能及时吸纳新兴经济体的加入，面临代表性不足的合法性危机[3]。许多发展中国家呼吁改革国际制度，甚至创设组织平行、功能重叠的新国际制度。因此，要么不断提高原有国际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或者加强新设国际制度的代表性和均衡性，从而以机制灵活、运行高效的国际合作框架保障国际秩序的均衡稳定。
(5)手机及移动通信业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移动通信服务的迅速发展，手机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容量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而在众多手机消费人群中，学生手机市场前景广阔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未来的手机高端用户中，当今的大学生用户将成为主力，所以说抢占大学生市场，即抢占了市场的先机。
1.2 相互依存加深需要国际制度的有效协调
随着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各国贸易、投资、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全球性贸易组织与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为国际交往提供了相关领域的制度支撑。随着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各国对参与和改革国际制度的期待日益提高，围绕国际制度的创设与完善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战略博弈。21 世纪以来跨国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广度不断扩大，世界金融与技术变革的深度不断发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国际制度来增进共同经济利益，化解摩擦和冲突。由于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各国利益的深度交融，需要在集体行动上协调一致，以制度化渠道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国际规则的形式规范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增强战略互信和利益预期。当前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消费、储蓄、投资、贸易等世界经济不平衡持续演化，必须加快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制度创新，防范风险传导与危机扩散。目前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分化，个别国家通过区域自由贸易规则的修订，重建自身制度优势和压缩他国发展空间，多数国家希望构建开放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从而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鉴于霸权国家动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制造贸易摩擦和经济纠纷，必须通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制度的改进，约束为所欲为的单边主义，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
1.3 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制度的有效应对
2018年9月27日，中国奶业20强（D20）峰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召开。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峰会上作主旨演讲。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和全国奶业振兴工作推进会精神，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奶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更好适应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加快实现奶业全面振兴。
高血压按《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2014年修订版)》的诊断标准:高血压定义为在未用抗高血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测量,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可以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血压虽低于140/90mmHg,也诊断为高血压。排除继发性高血压、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型疾病。
1.4 战略竞争加剧推动着国际制度的深刻调整
当前北美、亚太与西欧地区三足鼎立，中东、非洲与拉美地区热点频发，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动荡此起彼伏，中美欧、中美俄、美日印等大三角关系的博弈不断深化，小多边关系的互动日益密切。大国纷纷依托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制度框架相互借重，制度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国际制度既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绝对收益，促进信任与合作，但也可能造成程序公正掩饰下的结果不公。国际制度是国家基于理性选择而达成的合作，从“功能主义”或“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国际制度可以明确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发挥调节成员国利益冲突的作用；从“建构主义”或“价值理性”的视角来看，国际制度可以塑造成员国的身份认知，取得稳定成员国预期收益的效果。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围绕国际制度的复杂博弈成为当前国际制度竞争的主要表现。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守成国力图继续主导国际制度的运行机制，让国际制度发挥霸权护持的功能，从而延续霸权周期[4]2-15。对崛起大国而言，一方面积极推动原有制度的改革，同时主动创建新型的国际制度，从而提高对国际制度的有效供给能力。崛起国成功创建国际制度策略有二，一是选择外部性较低的议题领域，二是建立与原有国际制度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框架[5]。在国际格局继续调整的当下，大国都力图通过制度变革促进利益格局调整，使得国际制度设计及时充分地反映变化了的权力版图，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1.5 制度性话语权成为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国际制度的设立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是注重权力博弈的权力导向，二是注重规则博弈的规则导向。目前国际制度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设立，议事规则、表决程序并未充分考虑非西方国家的利益，具有明显的制度非中性色彩[13]。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呼吁和联合行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中国投票权份额升至第三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中的总体投票权份额从44.06%提高到47.1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总体份额提高到42.3%。此外，新兴经济体还积极创立新的国际制度、主动参与制定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新领域的治理规则。虽然国际制度的民主化趋势成为潮流，但由于西方国家总体优势的存在，依然会继续通过制度霸权护持自己的总体霸权。由于相对实力的衰落，美国继续通过开放、包容的国际规则巩固霸权地位面临国内实力不足和国际挑战加大的双重困难。美国对待国际规则的态度从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转向以权力竞争为目标的零和博弈，国际组织也从鼓励加入的“全球模式”变为为有条件加入的“俱乐部模式”，对待中国的态度逐渐从西方规则体系的主动接纳变为限制对象[14]。从现实来看，基于国际规则的路径依赖，改变国际制度设计面临巨大的成本和阻力，实现发展中国家呼吁的制度民主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的价值意义
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推进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前提，也是国际制度的根本诉求。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极大解放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为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长期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负担过重，国家经济结构单一，贸易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面临的贫困问题依然严峻。表面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受制于理念、资源、资本、技术等原因，但是其背后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迟迟不能脱离贫困的重要原因。建立在不合理分工、不等价交换、金融资本垄断上的国际经济关系，非但无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反而通过主导国际制度强化了这种失衡。此外，西方国家总体优势的相对下降，也进一步弱化了其主动解决贫困问题的政治意愿和行动能力。少数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思维，用修订区域贸易协定和大规模贸易摩擦限制他国发展优势，给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合作蒙上了阴影。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致力于构建一个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世界，通过制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多边贸易规则，推动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中国市场为世界带来机遇，使世界发展成果更多更均衡地惠及各国人民。
国家主权是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管辖权和决定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同时，必须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方贸易争端的管辖，欧盟成员国对货币主权的放弃等，都是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结果。因此，如何平衡国家主权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就成为国家必须考量的关键事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弱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壁垒。政治上，西方国家炮制“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法理论，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加剧了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国际社会重塑国家身份的过程，融入国际社会也是国家在融入和参与中重新确定国家利益的过程。由于各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全球性问题上互动不断增强，国际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这使全球公共利益的形成成为可能。如此一来，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地位将受到挑战和制约[9]。在此情况下，国际制度既维护成员国利益，也需要维护全球利益，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对国家主权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作出理论阐释和政策回应。
2.1 奠定持久和平的组织平台
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国际社会对有效治理的需求与国际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11]。随着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有效需求的增强，国际制度专业化日益提高，国际组织数量持续增加，以至于出现了国际制度的复杂化趋势。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贸易合作领域中的国际制度大量平行、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投行在从事领域上交叉重叠，此外还有世贸组织与欧盟嵌套制度增多[12]。国际制度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全球治理的局部需求，加快了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国际制度的复杂化固然可以推动国际制度的大量涌现，也为发展中国家选择参与适合的国际制度增加了难度；此外，部分重叠或嵌套制度存在规则冲突，也不利于提高国际制度的治理效率。从全球治理现状来看，国际制度在管辖领域和覆盖区域上严重失衡，在亚太和北美地区的制度竞争异常激烈，出现了制度过剩现象，但是在非洲地区和拉美地区，在疾病控制和非法移民等领域，国际制度却涉及不多，国际制度供应不足的矛盾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2.2 构筑普遍安全的制度保障
安全是没有危险和威胁的状态，构筑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基石，也是国际制度的基本任务。国家安全事关一国的长治久安，事关国际形势的安全与稳定，是各国发展的基本保障。在联合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安全机制纷纷建立，金融、能源等专业性国际组织也大量涌现，各自建立了相关领域的安全机制，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发挥着维护地区安全的职能。在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时间与空间不断拓展，国际与国内日益复杂，各国、各地区、各领域的安全相互关联，多样性、跨国性、联动性彼此影响，风险外溢与危机传导深层叠加，必须从内外统筹、综合施策、系统谋划、协同应对才能实现标本兼治和长治久安。面对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安全格局，任何国家无法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也很难凭自身实力获得绝对安全，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才能找到维护全球安全的治理之道。人类共同体思想主张各国利益交融和安危与共，必须坚持共同安全、相向而行、和谐共生的安全新范式，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妥善管控意见分歧，为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2.3 确保共同繁荣的规则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了妥善处理国际关系、指导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国际制度的创设、改革、完善提供了理想目标和价值遵循；与此同时，国际合作的深化和国际制度的改革，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制定了交往规则和构建路径。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为战略支撑。
2.4 形成开放包容的国际规范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促进开放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主张，也是国际制度的重要特点。从历史来看，西方主导制定国际规则时，曾经以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排斥非西方文明，长期忽略和抵制非西方国家的改革诉求。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确立了文化多样性原则，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保持平等竞争与互动交流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都有权利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但是，总有一些国家以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划线，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称之为“失败国家”，把国际政治冲突夸大为“文明的冲突”。近年来，各种新冷战、第二次冷战、冷战II、和冷战2.0(new Cold War，Second Cold War，Cold War II and Cold War 2.0.)等话语此起彼伏，矛头直指中俄，试图以定义对手挑战者的负面身份，为当前大国竞争提供一种基于冷战思维的认知框架行动指南[8]。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这要求国际规则的制定要推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国际制度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根据目标和任务对组织、规则、任务、议题进行及时调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金融危机、资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构成了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安全挑战不同于传统安全，这些威胁不因为民族身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理位置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国际社会需要树立安危与共、优态共存的安全理念，加强战略协同和及时应对。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维护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属于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就需要各方对成本收益进行适当权衡，更加关注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从现有国际制度的原初设计来看，主要应对的是政治冲突、地区危机、大国竞争、贸易摩擦等传统类型的问题。而现有国际制度要么根本没有把全球性问题纳入国议程设置，要么在实践中缺少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手段。尽管现有国际制度数量不断增加，主题日益广泛，但仍旧无法满足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需要，应尽快建立有效的全球应对机制，联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2.5 强化清洁美丽的机制约束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清洁美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需求，也是国际机制的重要内容。世界资源枯竭、温室气体排放、固体废弃物污染、物种灭绝等环境问题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集体行动一起维护地球生态系统。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和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成为国际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求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要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而国际规则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可操作的约束机制。因此，制定国际规则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形成维护生态安全的国际机制。
3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理想，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践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需要目标定位，更需要立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进行务实推进。基于国际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推进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将面临一些限制和困难。
3)在接地极线上加装线路避雷器、将接地极线铁塔横担更换为复合横担、提高接地极线绝缘配置等措施均能有效降低共塔线路双极闭锁概率。
3.1 国家主权与全球利益的矛盾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推广、实地实验才能够充分检验其成熟度，但我国农业机械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推广人员专业能力有限、政策引导力度不足、农业机械技术和机械本身成本较高的问题，推广过程中困难重重，新技术应用和实践效率和效果较低。
3.2 话语生产与话语认同的背离
从国际格局来看，西方国家在话语生产和话语认同上拥有绝对优势。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话语自觉和话语自信也不断提升，中国主张与中国倡议逐步从“防守辩护型”话语转变为“引领塑造型”，开始主动塑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但由于文化的差异或刻意的漠视，中国话语生产往往并未带来国际社会的话语认同，常常陷入自言自语的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了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富有中国和合文化底蕴，兼具人类共同体理想的理念。但是一些西方学者与研究机构以地缘政治猜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以冷战思维来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这难免产生偏见和戒心[10]。因此，把人类共同体思想融入国际制度的设计和改革中，必须借用国际法治、国际规范、国际规则中更加易于传播和沟通的话语，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在该案中，仲裁庭在判断立法措施是否对Glamis Gold公司构成间接征收时，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判断：一是管制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了投资者的合理期望；二是政府采取行动的目的和性质。仲裁庭分析论证认为，第一，政府要求回填的管制措施并没有对Glamis Gold公司该项目造成足够的经济影响；第二，这一管制措施与政府管理职能的目的有合理的关联性。
3.3 供应不足与制度过剩的错位
和平是指没有战争或军事冲突的状态，实现持久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前提，也是国际制度的理想目标。从历史上来看，1899 年和1907 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确立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随后1928 年的《非战公约》对力避战争的原则进行了再次确认，1945 年的《联合国宪章》对这一原则进行了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建立了“大国一致”的集体安全原则，把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机制。联合国还建立了专门的地区维和机制，对地区热点和战争风险进行主动介入和果断制止。虽然战乱此起彼伏，但联合国安理会在全球地区冲突之中发挥了巨大的协调作用。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解决地区危机、避免战争升级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持久和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之首，倡导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这就要求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际法，都要以有利于持久和平为出发点，充分贯彻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的全面对抗，反对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范式，不断完善巩固持久和平的国际机制。
3.4 制度民主与制度霸权的较量
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所包含的概念内涵、论证逻辑、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6]。话语权竞争已经成为表达自身诉求、捍卫自身利益、分配权力资源的重要形式。话语权既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主体权利，也是在国际交往中影响他者和控制结果的权力。从类型来看，话语权可以分为观念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观念性话语权重在价值引领和道德感召，制度性话语权则依托国际制度作为载体，实现观念塑造、制定规则和议程设置。一般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组织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7]。与观念性话语权相比，制度性话语权可以为话语传播提供有效平台，因此成为各国增强话语认同的重要形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了国际话语权的创设，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进行质疑和批评，对一些国家的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进行歪曲和抹黑。部分国家往往把自己的意图和偏好投射到国际制度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之中，导致无法充分反映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关切，无法关照相关区域及全球利益。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而言，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一些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国际舞台失踪、国际组织失语或国际论坛失声的状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为解决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难题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中国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辩证统一的世界胸怀和责任担当。因此，如何将人类共同体思想落实到国际事务的参与和解决中，在规范设立时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领，在规则制定中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要求，在议程设置中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应成为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根本要求。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结构的实质其实就像“搭积木”一样的方式。其结构系统、内部加载系统、外部维护系统等，都可以通过在工厂或者施工现场提前预制而成。可通过加强套筒灌浆连接或钢筋锚固搭接连接，将散装预制件连接成一体，形成可靠的建筑结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通过预先制造构件，并根据施工图纸现场进行组装、搭接或连接成具有可靠传力和承载体系的结构。这种方法节省能源，易于拆除，节能环保，防止噪音污染，而且具有设计多样化，施工速度快，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构件可重复利用等多种优点。是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这种开拓和创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4 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需要秉持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提升国际制度的领导权，推进国际法律制度的理念创新，制定全球治理新领域的国际规则，构建“一带一路”的国际规则，加快国际制度领域供给侧改革。
4.1 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引领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挑战者”的论调此起彼伏。中国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端，摒弃强权政治和零和博弈，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回应“中国威胁论”谬论，破解“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度调整，各国人民期待的不是战略对冲和零和博弈，而是要摒弃结盟对抗的思维，跨过意识形态的隔阂，超越地缘政治的藩篱，构建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通过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现实路径。首先，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不因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而有所歧视，也不能因制度、宗教、文明的差异而区别对待，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其次，要以公平正义为准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三，要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各国命运紧密相连，要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要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广泛参与全球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对话和外交解决。近年来，中国已同97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作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将致力于加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多边化，坚决抵制丛林法则、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4.2 提升国际制度的领导权
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权是指对国际事务的集体行动进行统筹协调和战略塑造的能力。虽然领导权受制于国际制度权力结构的安排，但其作用方式和策略选择也直接影响着国际制度的运行绩效和设计结果[15]。从国际制度的发展史来看，拥有实力优势的大国往往通过国际制度主动创设、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谈判策略等方式，使制度安排符合自己的偏好，巩固自己对国际制度的战略主导权。作为国际体系的崛起国，在参与和融入现有国际制度的同时，中国也要加快对现有国际制度的改革建言献策，加强对国际制度的规则修订和议程设置，通过迂回方式谋求国际制度的调整，从而引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还要联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托G20 和金砖国家机制加强与现有国际制度的联系与合作，主动创设更加精细有效的国际制度，从而推动国际制度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主动对接需求侧改革。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舱和稳定器。鉴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成就，可以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现有制度，使中国领导权的提升不仅体现为投票权的增加，也表现在价值标准的认同上。
4.3 推进国际法律制度的创新
创设国际组织、构建国际机制、建设国际法治、追求国际正义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法律属性的国际规则，是将部分国际制度法律化的结果[1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人类交往注重规范约束的法治思维，需要坚持维护国家基本原则与国际规范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进理念创新，促进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7]。当前国际法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重要调整对象，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倡导，在坚持国家本位的同时也要关注国际社会本位的法治研究，要探索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国际法律制度的现实途径。一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国际法话语，二是通过国内法的国家实践向国际社会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三是借助国际组织的国际造法功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普遍性国际公约，四是重视非政府组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传播[18]。在对外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规则时，要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量用国际通用的国际法治话语，注重法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注重提升规范论证和话语表达能力，以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抢占国际法发展的制高点和话语权[19]。
4.4 推动制定全球治理新领域的国际规则
中国正在实现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到改革者的角色转变，积极倡导开放性、民主性、包容性、有效性全球治理。在今后的全球治理中，要致力于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应着重提高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和统筹协调等四方面的能力[20]450。由于制度背后是利益的划分，在原有国际制度中提高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面临比较大的障碍和阻力。为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要主动参与网络、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形成共同参与、多方协作的全球治理框架。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中国提出互联网主权概念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原则性概念，要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理规则研究；在反腐败领域，中国要继续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积极参与制定相关规则，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落实，要以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约方面做好表率。此外，深海、极地、太空等公共领域治理国际规则也存在大量空白，亟待各国加快国际规则的制定，这为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转化为规则规范提供了窗口期。
4.5 构建“一带一路”的国际规则
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具有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国际规则的制定离不开意愿和能力，而能力取决于整体实力、领域优势和创制能力等多种因素[21]。作为中国提出的重要倡议，“一带一路”为中国构建国际规则提供契机和平台。“一带一路”区域陆海结合，地域广袤，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一带一路”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延续和升级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截至2017 年底，中国已同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同30 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初步建成了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的基础设施网络，区域内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22]。在现有经济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上，中国应该推动“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的前瞻性研究，对贸易投资、货币结算、技术合作等继续人才和专业的储备，以周边区域国际规则的构建，开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为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加公平、规范、开放、透明，要对“一带一路”区域的国际规则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涵盖的基础设施、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国际规则进行总体设计，力争在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规则方面进行率先突破，让中国方案成为共同方案[23]。
5 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揭示了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呼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期待和愿景，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外交的理念设计和理论前景，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制度化路径，使中国外交准确把握了时代发展脉搏，为中国在新时代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清晰的认知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模式，是对全球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超越[24]。就此而言，通过原有国际制度中的观念塑造、规则设定、议程设置，或者创设国际制度，从而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逐渐落实到国际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将为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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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stitutionalized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ZHAO Qingsi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
Abstract： The thoughts of Community of Shared of Futuye for Mandind provide the value goal and approaches for the 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regime.And meanwhile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ffers the communication specification and practice methods for the implemen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of Futuye for Mandind.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of Futuye for Mandind needs the insistence of new-typ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deas，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eadership，the facilitation for the concept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 new areas，the buil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s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supply and reform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community of shared of futuye for mandin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9)02-0049-09
收稿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我国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优化路径研究”(14SG48)，项目负责人：赵庆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治理战略研究”(2018WLL015)，项目负责人：赵庆寺。
作者简介： 赵庆寺(1974—)，男，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骏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国际制度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