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分开是促进贸易和人权的最佳办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权论文,最惠国待遇论文,办法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博士于1989年6月访问中国时被广州师范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994年7月又到广州师范学院讲学。此间，我部访问熊教授，在请他谈谈关于如何促进美国总统克林顿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分开，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他把这篇证词交给学报编辑部。他说，他这篇证词是在1994年5月25日送交美国国会的，而美国总统通过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分开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时是在5月26日，这也许是巧合。熊博士主张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分开，并做了大量的宣传，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现在我部征得熊教授的同意，把他在美国国会山的一次工作午餐上，代表美国对华进出口协会就美国在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的对华政策的发言发表，供同行参阅。
1994年8月24日
〔内容提要〕 本文从美中两国的双方利益出发，指出由于把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纠缠在一起，美国政府使自己陷入了巨大的两难困境之中。文章论述应如何通过正确的途径去同时达成促进对华贸易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现状这两个目标，并提出如何保证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包括外交和贸易在内的整体利益的方案。
〔关键词〕 最惠国待遇 人权问题 美中贸易
这个国家正陷于一个巨大的两难困境中，而这两难困境又主要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它源于这样一种尝试，即企图同时追求两个互不相关的、但又是很有价值的目标：促进对中国的贸易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已试图利用最惠国待遇为杠杆去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然而，我们正逐步痛苦地认识到，在当今这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因为一些实际发生的或宣称的人权侵犯就以撤消最惠国待遇为手段来惩罚中国这种做法，会反过来危害美国的自身利益（见以下论述）。这正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就这样陷入巨大的两难困境中。
作为美国公民，我们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成员有责任，有权利对这一重要问题表达看法。我们相信：1)我们应改善中国的人权；2)我们应与中国发展更好的关系，包括贸易关系；3)我们应把这两个目标分开，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去达成它们。首先，让我阐述为什么把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区别开来是更明智的做法。
为什么要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区分开来？
从达成上述两目标的角度出发，撤消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是不明智之举。让我们逐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若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改善中国的人权，正如很多人所宣称的，那么撤消最惠国待遇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原因有三：
(a)由此引起的对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限制将会令刚刚起步的中国个体经济首当其冲地受损害（萌芽中的个体经济部分目前已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30%）。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必然将迫使这些个体经济者退回到国家的强力控制中，向政府申请工作和住房，从而又加强了最近才因经济改革而稍微放松了的控制力量，而这种控制力量又是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减弱的。
(b)国会中有些人或许提倡有选择地取消最惠国待遇，比如说，从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不可否认，这种局部开刀的做法的确会使这些企业受创。但国有企业的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它们承担了中国国家税收的67%。尤其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是中国大部分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料，若失去最惠国地位，为了应付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和工人的不满情绪，中国政府将被迫在生产场所依赖高压手段进行管理。于是，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适得其反地恶化中国的人权现状，这与人们所宣称的高尚目标背道而驰。
(c)取消最惠国待遇会影响中国国内那些最同情受政治压制的人的团体（如知识分子们）的地位，致使他们失去对政府政策可能有的发言权。海外投资者同样地将失去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若中国政府在这问题上不是束手待擒，而是选择对抗华盛顿政府时更是如此。总之，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损害与改革者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密切相关的中国出口贸易。
因此，以取消最惠国待遇来威胁中国是人权斗争中的错误手段。
●第二，若我们的目的是要使美中贸易重新获得平衡，那么取消最惠国待遇就不只是不智之举了，它还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或导致代价沉重的后果。简言之，相比之下我们美国人将得不偿失。让我对此作详细解释。
首先，取消最惠国待遇肯定会激起中国以牙还牙的报复。在对华出口贸易上88亿美元的损失将意味着超过20万美国人失去原来的工作。假定每份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3-5人的生活，那么累计有近100万人将会受影响。因为与在中国相比，在美国公民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这100万受影响的美国人可能不会对此事置之不理。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料他们会突袭国会山，以表达他们的痛苦并要求救济。而在中国，任何因取消最惠国待遇而导致的类似骚乱可能不会带来任何效果，最坏时甚至会受到即时的压制。若真如此，人权将蒙受严重的践踏。这是何等的嘲讽！
再者，因最惠国待遇争端而导致美中双边贸易丧失这一种后果必然迫使美中两国的贸易都迫切地寻求新的国际市场。但是，相比之下，这种尝试对美国来说是更难克服的障碍。理由是，美国向中国市场出口的物资多数是高科技产品（如航空设备、电气机械、医疗和外科器械，等等），因此，其理想的替换市场将是欧洲和日本。但目前欧洲和日本都正处于经济衰退之深谷，经济复苏有待时日。此外，美国出口贸易注定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主要是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太高。相对而言，中国的低技术产品和原级产品（如服装、玩具、鞋袜、塑料、石油等）很可能较容易进入第三世界市场，加上欧洲、中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等市场。
另外，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可能祸及局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此两地的很多企业已在中国大陆大量投资，并从中国大陆向美国市场出口产品。这些出口量可能是近几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部份原因。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将同样地损害香港和台湾（就我们所知，光在1984-1992年间就至少有36%的香港工业产值已转向中国大陆，而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10亿美元）。已有记录表明香港和台湾都反对华盛顿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地位的举动，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另一受累的团体就是美国企业界，不单单是国内公司，还有正在香港和中国投资达80亿美元的1000多家公司。与其他的美国出口公司一样，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成员将会直接受影响。但是，与其他大部份美国同事不一样，我们很多成员与中国只有贸易业务，因此中断与中国的贸易给我们的成员带来的损害程度将更为严重。因此，我们比其他团体更有权利向国会和其他政府领导人反映我们对此事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有，作为十分关心我们在中国的同胞的美籍华人，我们也十分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除了保持中美双边贸易外，我们还有责任促进中国的人权。然而，在这问题上，我们希望提出更有效地追求人权的议案，但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来对待。
关于更好地改善中国人权
我们相信，我们对中国的人权政策未能有力地实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可信赖的，不代表党派的官方机构去监督中国的人权现状。我们过于依赖大众媒介和私人组织，而这些组织很可能只顾自己的事情或另有所图。虽然这些消息来源对于填补信息空缺是有用的，但事实已多次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这些信息来源没有足够能力为我们提供全面的，能反映客观事实的信息全貌。
例如，去年中国颁布了一项从未有过的法令，据此法令规定，平民可起诉政府，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平民有权向政府发泄不满。这是迈向人权保护的巨大一步。然而，大众媒介向我们报道了这一积极的进展吗？任何一个声称是密切注视中国人权状况的私人组织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积极进展的信息吗？没有！
在私人机构这一问题上，一个类似的情形可能就是海地事件。美国驻海地大使馆最近在一份电文中报告说，遭放逐的海地总统阿里斯泰特及其支持者“正在夸大甚至捏造海地国内破坏人权的报道”（纽约时报，1994.5.9.，第7页）。
补救的办法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需要一个高度权威的，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并能直接与中国官方联系的机构去执行监督工作，使我们免于过分地依赖其它的信息来源或道听旁说。
据报道，克林顿政府正与北京商讨一项提案，即建立一强有力的美国人权委员会，其目的是监督中国对待其批评者的做法。据同一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1994.3.6.，第24页），北京对此提议反应积极。在此，我们协会对此提案表示无条件支持。较理想的做法是，拟设的委员会应是双边的，分别由两国的可信赖的非党派民众领袖组成。
尽管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应清楚地知道，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有很多同等重要的外交政策需要贯彻。我在早些时候曾宣扬一种观点，即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分开对待，以避免使两者同时陷入困境。作为结论，我在此提出几点创议，指明如何在追求强化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人权因素的同时，使我们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更好地得到体现。
同时促进贸易和其他利益
我们相信，对人权的追求必须从全局出发。我们不应孤立地提倡人权，也不应在提倡人权时排除其他同样重要的目标。我们不应只是通过一些公众讲演去偶而提倡人权，好象是为了赢得知名度竞争一样，而应基于更高目的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倡导人权。以下的提案就是基于上述精神而提出的，这些提案要求：
A.我们把纠缠在一起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和人权问题区分开来，并且给中国予永久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地位。
B.国会授权建立一个高度授权的官方人权监督委员会，其职能是监督中国的人权现状；而且，若它是一个双边组织，其美方成员应以组织形式每年一度向总统和国会报告。
C.我们督促中国遵循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减弱其对贸易和投资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也是中国能优先获准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必要条件）。
D.我们说服中国履行其当初的承诺，即邀请国际红十字会的观察员前往证实其尊重人权的记录。
E.我们说服中国帮助调停北朝鲜，使北朝鲜终止其核武器计划。
F.我们加强美中军事交往，作为制止中国对不安定国家出售导弹的途径，并换取中国尊重台湾海峡的安宁和稳定的承诺，也使中国履行其保持香港在97年后仍作为国际商业中心，一如既往地对美国敞开大门的承诺。
以上提案，周详而合理地顾及了施—受平衡，将保证美国包括促进贸易和人权两者在内的整体利益更好地得到体现。更准确地说，因为以上提案提供了“给”和“受”之间公平交易的基础，中国将会感兴趣去接受它。基于同样原因，美国国内不同的着眼点将趋于一致，不再相互排斥。
结论
今天，中国已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并且有可能取代我们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全世界大部份地区包括日本和欧洲都处于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已在过去的连续两年保持13%的年增长率；从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高于7%的速度在增长。与日本不同，中国有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潜在可能性，这是由于第一，中国拥有一个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市场的人口（11.2亿）。第二，中国人没有经济国家主义意识。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外国产品特别好感，对美国产品尤其如此。
然而，我们当前的障碍就是最惠国待遇僵局。我们再度强调，打破这种人为的僵局的第一步，就是把纠缠在一起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正如我已力图阐明的那样，在追求我们的人权、贸易和其他重要的事务上，美国有可能做得更好。阻碍我们最大限度地逐步实现我们外交政策利益的关键障碍就是人权最惠国待遇纠结。我们需要勇气面对现实，解开纠结。因此，对华进出口贸易美国协会的代表敦促国会和总统表现出我们能解开这个纠结的勇气和决断。
谢谢各位。
附录：熊玠博士简介
熊玠博士，学者兼政治作家，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讲授东亚政治学、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他的研究专长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他是15本深受欢迎的著作的作者和主编，他最近发表的著作《新世界政治中的亚太区》（哥伦比亚：林.瑞纳出版社，1993）探讨冷战后世界秩序以及它如何在全球经济时代影响国际关系。
熊玠博士生于中国大陆，毕业于台湾大学，1958年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加入了美国籍并成为一名民主党人，他曾是民主党参众委员会成员，美国国会俱乐部会员。
熊玠先生是美中两国重要问题的权威，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在美国学术界、美籍华人团体，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都有很高的声望。他是极少数能与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江泽民等有密切私人关系的美籍华人之一。他在台湾学术和政治领导人中间也享有高知名度。另外，熊玠博士还兼任新加坡政府教育政策顾问。
熊玠博士在美籍华人团体中的身分包括：百名杰出美籍华人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全由华人团体中的杰出人物组成，其中包括世界著名建筑家贝律铭先生等人）；总部设在纽约的港澳联谊会会长，以及美籍华人学者和专业人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另外，熊博士领导着当代美国—亚洲研究所，这是设立在纽约的一所智囊机构。他还是学术刊物《亚洲问题》（在华盛顿发行）的执行编辑。他在中国三所大学兼任名誉教授，同时是上海科学院的境外成员。熊玠博士是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协会的顾问，同时在台湾和香港任企业顾问。
（原文为英文，冯文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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