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经济刺激方案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美国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任何诉诸凯恩斯方案的尝试注定会在一开始就遭遇诸多几乎无法克服的经济和政治障碍。一个完整的凯恩斯方案，要想成功，规模庞大且历时长久的赤字财政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罗斯福1937-1938年恢复预算平衡的尝试使美国重新陷入衰退，因此是“二战”而非罗斯福“新政”过于缩手缩脚的预算赤字才扭转了形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政”本身对解决美国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变革制度和推进平等政策确实为战后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
2008-2009年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始自美国长期以来对世界其他地区所欠的债务(在过去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以每天超过20亿美元的速度到处借钱)，这从经济上限制了今日美国可以额外负担的赤字的规模(这对罗斯福而言问题并不严重，因为他当时面对的预算大致平衡)。如今还有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限制：额外的赤字取决于其他大国，主要是东亚和海湾国家，是否有出借的意愿。考虑到这两方面，对美国而言，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任何可行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计划既能规模足够庞大，又能持续足够长久以复兴经济。此外鉴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都有对必要的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意识形态抵触，这个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很讽刺的是，这部分源于之前共和党政府奉行切尼的原则——“里根教导我们赤字财政无关紧要”。正如保罗·克鲁格曼这位凯恩斯方案最突出的公共倡导者所言，2009年国会勉强通过的8000亿美元，虽然聊胜于无，却是远远不够的。刺激经济可能需要两万亿美元，这相对于美国现在的赤字水平来说实在是笔过分庞大的债务。眼下唯一可能的经济选择是用向社会项目拨款的强势凯恩斯主义取代向超额军事支出注资的弱势凯恩斯主义。然而，对任何提议缩减一半美国国防预算(使之在GDP中的份额与欧洲的相接近)的人来说，这在技术上或许是可行的，但考虑到共和党以及许多民主党人的立场，这在政治上无疑是自绝生路。
相对来说第二个障碍是纯政治性的。经济刺激计划要想切实复苏经济，必须致力于确保其用于商品和服务的支出。这意味着任何救市方案必须以有可能消费的人，即低收入阶层为导向。因为即使是中产阶级，虽然也消费，但更有可能把钱投入到抬高资产价格上，例如购买银行拍卖的抵押房屋，而非用于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在经济萧条时期，多数人倾向于将闲余的收入用来还债或储蓄(这恰恰正是2008年初夏布什政府给每个纳税人退还600美元时所发生的)。
家庭谨慎而理性的决策对整体经济而言却是十分不利的，这正如银行会理性地将公众存款储藏起来或购买资产而非发放贷款。在美国，对“均贫富”观念或任何减税以外的行政决定的普遍敌对情绪根深蒂固地来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个人最清楚”。这些教条，经过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灌输，已经被美国公众奉为金科玉律。正如我在别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现在人人都是新自由主义者”。例如，“工资压抑”这一当前问题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已是“正常”状态。凯恩斯方案的三大支柱之一，工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工资增长以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重新分配政策在今日美国，从政治上看都是不可能的。对这些项目是“社会主义”的指控会通过政治操纵散布恐慌。三十年来在政治势力的打压下，工人力量已经太过弱小，也没有可见的大范围社会运动足以迫使政府出台倾向工人阶级的重新分配政策。
另一种达到凯恩斯主义目标的方法是提供公共物品。在传统上，这意味着需要在社会的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领域进行投资(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是这方面的先例)。正是以此为依据，现在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才加入了重建或者扩大交通运输、电力和其他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同时也增加了对医疗保险、教育、市政以及类似领域的投入。这些公共物品的确具有生成就业乘数的潜力，并且可以扩大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但是我们的假设是，这些公共物品在某些特定时刻会变成“生产性的国家支出”(比如刺激更多的增长)，而不是变成一堆公共的“鸡肋”，就像凯恩斯很早以前说过的，宛如派人挖沟再把沟填上。换句话说，一个公共设施的投资策略必须旨在通过系统规划城市公共设施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以实现3％经济增长的经济整体复苏。如果没有复杂精细的国家整体规划，也没有现存的可利用新的公共设施的生产基础，这些计划很有可能不会生效。美国去工业化由来已久，同时反对政府计划的意识形态也很强烈(政府调控的一些基本元素被糅合进罗斯福新政，并且一直持续到60年代。只是到了80年代，因为新自由主义对此的攻击才被废止)，并且明显地倾向于削减税收，而不是公共设施的重建，这一切使得寻求完备的凯恩斯方案在美国几乎不可能。
在中国则正好相反。经济和政治的现状使得完备的凯恩斯方案成为一种可能，并且众多迹象表明，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实施这个方案。首先，中国有着大量的外汇储备。相对于美国这种负债累累的状况，中国更容易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从外汇储备中偶尔补充大量现金，用以核销中国银行业的“有害资产”，即不良贷款(有人估计这个数字在2000年高达所有贷款的40％)。中国过去很长时间有着类似于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项目在运作。他们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去做(尽管其中的很多交易受累于贪污)。中国有着充裕资金去从事大规模赤字财政计划，并且如果他们决心这么做，高度集中的国家金融体系可以使之有效运转。在中国，过去银行都是长期国有，但为了满足WTO的要求和吸引外资和吸收管理经验，现在可能已经部分私有化了。然而，这些银行仍然很容易就遵循中央政府的意愿。在美国，即便最隐晦的关于国家干预的提法都会在政治上激起轩然大波，更不用说国有化了。
第二，在中国，除了需要克服党内富有的高官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对于将财富重新分配以照顾社会最急需的领域，绝对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至于说这会导致社会主义甚至更糟糕的“共产主义”，这种指责在中国只会让人感到可笑。但是在中国，大规模失业的出现(据最新报告，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大约两千万人失业)，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快速升级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几乎肯定会促使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无论这是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到2009年初，这种调整看起来首先是重新振兴落后的农村经济。大量前往城市制造业打工的农民因为失去工作而返乡，但这些地区的社会基础建设却仍然非常落后。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强烈支持应该包括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有效需求，由此开始巩固国内市场的长期过程。
第三，中国几乎没有减税的政治诉求，因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政策的首选。鉴于中国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区与贫穷的内陆地区发展仍很不平衡，整合中国地域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基础设施项目一般都将生效。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规模庞大但问题重重，需要进行空间上的合理整合，因此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可被看成是生产性的国家支出。对中国来说更多的基础建设可以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尽管我们也知道，在诸如上海的城市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已像美国一样在制造而非解决问题。但只要基础建设的规模足够大，就会逐渐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削弱社会动荡可能性并再次刺激内需。
以上这些中美在实行完备的“凯恩斯方案”上完全不同的条件和机遇对国际社会也具有深远影响。如果中国利用更多的外汇储备来刺激内需(出于政治考虑这几乎是一定的)，那么它能提供给美国的借款就所剩无几了。减少购买美国国债致使美国利率上升，进而削减美国内需，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引致人心惶惶的美元贬值，而这正是美国长期来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在逐渐摆脱对美国市场依赖的同时，中国致力于发展国内市场来为工业提供有效需求，这将会对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也给中美双方造成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也是美国当局长期追求却暗自惶恐的)将迫使中国更依赖内需。中国的这种调整将把越来越多的国际原材料供应商吸纳至其贸易链内，同时削弱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相对重要性。此效应在整体上将加速财富自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从而快速改变经济大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全球资本主义大国力量对比关系上发生的这一激烈变动将加剧各种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从而使美国失去其霸权地位(即使仍然保留其“重要”地位)。讽刺的是，美国在全面实施“凯恩斯方案”上遭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无疑将加速美国霸权地位的衰弱，尽管这是全球精英分子(也包括中国的部分精英)一直以来极力想要维护的。
美国霸权地位的削弱及随之产生的不平衡将导致全球经济分裂为区域霸权结构，这种结构将使各国既激烈竞争，又彼此合作，以决定由谁来承担长期萧条的悲惨后果。虽然这种构想并不令人振奋，但对这种前景的思考能使西方社会警醒，意识到任务迫在眉睫。政府官员不该再重复重建信心之类的陈词滥调，而应该真正着手从资本家和他们错误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拯救资本主义。如果说拯救资本主义意味着推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强国家导向、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建立全新的更完备(或者说“民主的”)的国际金融体系，那就这么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