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潮流 培育人才——《历史研究》口述史的一个侧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面论文,潮流论文,人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1-0018-07
《历史研究》杂志于1954年创刊，1966年因“文革”爆发而停刊中辍，1974年复刊后延续至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和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其在中国历史学乃至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或如笔者在《〈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理论与方法卷》“序言”中所说：“不但是中国历史学在那一历史时期所经历程的缩影，反映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总体时代掠影，体现着国家和民族跳动的脉搏。”①
《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是几代学人和编辑不懈努力辛勤工作的结果，凝聚着他们共同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为保留这些前辈学人和编辑们的珍贵经历和风采，笔者与《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全体同仁于2006至2008年间，通过对这些前辈学人和老编辑们的采访，根据他们口述的亲身经历和回忆的往事，以及他们的感受和体验，结集成《〈历史研究〉与中国史学——关于〈历史研究〉的口述史》②。这本书在未来的出版将使读者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了解那些隐藏在刊出文本背后的内容和历史。这些回忆或许平淡而普通，缺乏文学作品的惊心动魄和跌宕起伏，但由亲历其事者娓娓道来，却具有其应当具有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这种历史价值也许主要并不在于它们的内容是否一定是完全真实的，而是在于它们源自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反映和体现着时代的特色和历史亲历者们的认知与视角。
本文所展示的，即是书中述及的一个侧面。
一
先讲引领学术潮流问题。请看田居俭先生的口述回忆：
我在《历史研究》工作18年，现在回忆起来，比较愉快的是，我干了两件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史的复兴摇旗呐喊，奔走呼号，这是我从心里想干的。根据当时的情况，怎么冲破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研究格局，让历史研究更生动活泼，就想到社会史研究。
中国史学有社会史的传统，也有过兴旺的时期，后来中断了。到这个时候，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从全国来说，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史学研究也应该由大批判，拨乱反正，转移到学术研究上。学术研究从哪儿来繁荣，经过思考，想到了社会史。
咱们开会是1986年。在那之前，是1985年还是1984年，冯尔康首先在《百科知识》上发表文章，提出开展社会史研究，他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看了他的文章。我和他是不谋而合，引起共鸣。有一个愿望：《历史研究》应该把这个旗帜举起来，为复兴社会史做贡献。
我们去天津南开大学大概是1986年9、10月份，我记得穿秋装。在这之前，我和冯尔康碰面时就和他说过此事：他这个倡议很好，希望继续写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他说，光我一个人写文章不行，这个事情需要整个历史学界来做。我说，那好，我们合作，比如是不是可以先开一个小型讨论会，就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大家议论议论。那时候刘泽华是系主任，冯是明清史教研室主任。他说，这个事情，我得回去和刘泽华商量。他回去和刘泽华一商量，刘泽华也很高兴：咱们两家作为发起单位，搞个研讨会。
但那个时候都没钱，不像现在，一个单位出5000元就不得了了。刘泽华说，咱把天津人民出版社拉上，一家凑点儿，开个小会。结果咱们、南开大学历史系、还有天津人民出版社，三家开了第一次会。
第一次会以当时对这方面有研究、有兴趣的几个单位为主，山西大学乔志强和他的弟子，南京大学蔡少卿和他的弟子。再加上南开大学。那次开会也就30人左右，人不是太多。
转眼就到了1987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发了个会议述评，宋德金写的。我写了评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王和：您这篇评论一直为人所称道），这句话是恩格斯的话，我非常欣赏，也正符合我们要做的事情。社会史研究本来是历史的内容，过去由于一些“左”的影响，我们认为社会史内容是琐碎的，甚至是庸俗的，进不了历史研究的大雅之堂。现在我们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句话太好了！我就想起了恩格斯这句话，就用这个做标题。
发了一篇评论，一个会议述评，还有三篇论文：冯尔康一篇（《开展社会史研究》），陆震一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史研究室一篇（《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出来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用大半版的篇幅转载了，先是评论，后边是综述摘要。以后《新华文摘》也转载了。这一下引起史学界的共鸣，大家都觉得拨乱反正以后，历史研究应该是开创新局面，但是以什么为切入点，从哪儿作为突破口，大家这是想到一块儿了。“插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历史研究》把这个旗号一打，就有响应者。以后咱们作为发起单位，每两年一次研讨会，会后我们发一篇综述，社会史研究就搞起来了。我觉得《历史研究》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南开会议以后，沈阳开一次，沈阳以后是四川，再以后我就离开了。
后来就成了气候了，成立了学会，就把这个事情推起来了。当年那些年轻人现在都成气候了，有几个都是副校长了，像山西大学的行龙。安徽师大的王世华现在也是副校长了，他从搞社会史开始，主持他那个徽学；还有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宁可的研究生汪征鲁，现在是福建师大的副校长。我们搞社会史研究，不仅推出了研究成果，也推出了人才。他们主政以后，对这个研究是很重视的，就能开展起来。前年我在武汉开青年史学会，碰见福建师大的年轻人，是汪征鲁的研究生，他说：我们校长很重视社会史研究。从当年第一次开会的三十多人，现在雪球越滚越大。
现在社会史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的保留节目，不是每一期都有，但不怎么间断，经常有这方面的文章。你们纪念50周年编论文集，社会史卷让我写序言，我很高兴，因为我为这个事情付出过心血，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有热情，也热爱它。我在结尾的两句话，也是经过思考后才写出来的：“当年轻的同行编就这卷选集要我写几句感言时，我欣然承命。一则分享相识的不相识的同行的丰收喜悦，再则重温当年编发社会史研究论文时留下的许多美好记忆。这确实是心里话，把这句话作为结尾。”
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是近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历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通过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中国史学才不但在认识论而且在实际研究的层面，完成了理论与方法的更新转换，和与现代国际史学的真正接轨。田居俭先生谈到的南开之行，我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编辑曾陪同前往，故对这一过程十分清楚。当时与刘泽华先生和冯尔康先生探讨召开一次社会史学术会议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主要考虑即如田先生所说，其实非常简单：不过是希望使中国史学摆脱陈旧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块式划分，从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史狭小范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焕发生机的广阔天地——只要我们回想一下社会史兴起的时机恰是在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彷徨之后，对此便会十分清楚。所以当时所理解的社会史，主要便是指研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内容，亦即田先生所说过去认为琐碎庸俗、难入历史研究大雅之堂的那些内容。至于其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所导致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巨大变化，则实为当初所始料未及。倘若将今日的社会史论文与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史论文做一比较，当会发现不但二者的理论支撑迥异，文章内容与风格也已天差地远。
由此亦不难窥见：学术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实非人意可以强求。
二
《历史研究》发起社会史研究既是一个引领学术潮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与培养史学研究人才的过程，这在田居俭先生前面的回忆中已经述及。除此之外，田先生还从一名学术刊物编辑的角度，对《历史研究》在培养发现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做了专门的回忆：
纪念《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时，有一组笔谈，四川大学隗瀛涛有篇文章，题目是《创新扶青是〈历史研究〉的两大特色》（1994年第1期）。确实如此，“创新扶青”概括很准确。我们《历史研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确实很突出，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我就谈谈扶青。
我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历史研究》，我也写过一篇评论文章《都来扶持史学新人》（1983年第3期）。为什么写这个评论？咱们《历史研究》在那时有意识地要扶持一帮年轻人。在这之前，《历史研究》发表过两篇大学生的文章，一个是刘昶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1981年第2期），一个是云南大学武建国的（《试论均田制中永田业的性质》，1981年第3期）。从这儿考虑，提倡造就史学新人。发表以后影响也挺大，因为有两篇具体的年轻人的文章，又有一篇评论，等于又打起了一面旗帜。后来，咱们《历史研究》有一阵这方面成绩很突出，像近代史的叶晓青，她当时是上海银行的小职员，我们把她扶持起来，就改变了她生活的道路。我联系古代史的人较多，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浙江的董楚平，也是赫赫有名的。原来是中学老师，1957年的右派。大概是1977年，我到杭州大学参加校庆，参加历史系的活动，董楚平也到会了，当时董楚平在浙江温州一个小岛的一所中学教书，显得很憔悴，也很狼狈，实际上他和我年龄差不多。他给我一篇文章，就是谈平均主义的。我说：我带回去商量商量，我们是集体审稿，三审制。
文章拿回来，我看了，又让老庞（指庞朴先生）看了。老庞说：这篇文章不错。最后的标题是老庞改的。这篇文章就发表了（《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1980年第1期）。发了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老庞、丁伟志我们商量：这个作者不容易，我们能不能创造条件，让作者来见识见识首都，接触接触学者。结果由《历史研究》出钱，把他请到北京待了一个月，就住在西藏驻京办事处。他对这个事情感恩不尽。这个事情都是我接待、安排、操作的。所以他后来逢人就讲：田居俭是我第一大恩人，他在我那么困难情况下，发现了我的文章，推荐给《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发表以后，又请我到北京去，结识了那么多的学者。后来左步青去开会，回来跟我说这些。我说：别听他胡说，什么大恩人。
最近他出了一本论文集，在论文集序言里又提到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终于看到了您的来信。我在4月份出书前夕就首先打听您的联络地址，写了三次信。因为您是我的第一大恩人。”
他现在研究吴越文化，研究楚辞，也是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领军人物。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浙江社会科学院破格招聘他，到社科院就改变了命运，从一个小岛上的中学教员，一下到省会，整个生活都变了。他不忘旧情。我当初发现、推荐他，后来又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在《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2期的文章《多情自古伤离别》里，讲他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在这里他还提到：当时负责具体接待的是责任编辑田居俭，他为我花了不少心血。讲《历史研究》对他的培养。
当然他当年也不算年轻。我说扶持青年，也包括新发现的作者，原来无名，很有可能在哪里就被埋没了，我们做一些工作，就使他们脱颖而出，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扶持青年人，是《历史研究》的贡献，或者说是传统。
再一个是武汉有一个叫程涛平的人。这个人现在当官去了，在武汉发改委。他原来是插队的中学生。有一次我在武汉开会，他当时好像是《江汉论坛》的编辑，研究楚国的历史，交给我一篇文章《春秋时期楚国的平民阶层》。我拿回来以后，看了觉得还不错，给他提意见让他修改，后来在1983年的《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咱们《历史研究》举行评奖，10篇优秀论文中有他这篇。也是这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命运。20年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长信：
田居俭老师：
接到这封信，您一定非常意外和吃惊。自从84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历史研究》优秀论文颁奖会以后，我们就基本上没有再见面。这当然责任在我。然而我的心则是时常思念您，回想您对我的提携奖掖之恩。正是您的慧眼，使我得以获奖；正因为获奖，使我得以以同等学力于当年报考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的博士生。
88年毕业后，我立志楚史研究。不想武汉市委组织部物色博士，通过省委组织部强迫省社科院同意，将我调到武汉市委研究室工作，95年再调入武汉市计委当领导，分管科技、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卫生、教育、体育、旅游、民政、社会保障和农业战线方面的工作，整日公务繁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许多年您不清楚我的情况，我则总想着您。前些时候看到《光明日报》您发表的一篇论述“三个代表”的长文（田：这个他记错了，我没有写过“三个代表”的文章。我想可能是我的第二篇《再论学史》。我99年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论学史》，当年得了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他们又约我写第二篇《再论学史》。他说的长文应该是这个，不是“三个代表”。这个地方就得加编者注：经核对，不是关于“三个代表”的文章，而是什么什么文章），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见物如见人，见文倍思亲。您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我眼前。
对于我们的帮助对他命运的改变，可以说是满怀深情。前年我去武汉开会，我见到他。他专程两天陪我游遍了武汉的名胜古迹。我说：你不上班行吗？他说：您来了，无论如何，我得尽学生之谊。
我们当时扶持新人，真是《历史研究》的特色。还可以再回过头来发掘一下我们所做的工作，包括那批当年社会史学者，现在都成了人物了，作为一个特色加以发掘，集中到一起，《历史研究》的成就和贡献就很突出。
这是从编辑的身份所做的回忆，由亲历其事者娓娓道来，体会尤其深切。其中所提到的刘昶、叶晓青、董楚平等学者和他们所写的文章——包括这些文章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和其后的影响，相信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无不耳熟能详。
以下再从被发现人才自身体会的角度做些介绍。先看叶晓青女士的口述回忆：
我的情况和《历史研究》的其他作者不一样，他们已经是学者了，在学术单位了。可是当时我什么也不是，从农村回到上海。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大概除了《历史研究》，没有一家刊物会这样发我的文章，只有《历史研究》有这样的魄力。我是最不喜欢接受采访这一类事情的，但是，好立（指王好立，《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叶的朋友）一和我说，我就说我不能推这件事（指接受采访）。《历史研究》对我是有恩的，实在如此。因为《历史研究》给了我最重要的第一步，假如没有那一步，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因为我的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就在那个系统里，他们迟早会和《历史研究》打交道。但我不是这样。我第一次和《历史研究》接触时，什么人也不认识，我就是直接把稿子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回想起来，这种事情就像奇迹一样。谁也不认识，什么资历、名气也没有，就这样做了。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世故一点儿就不敢那么做了。我正因为不懂这一套，想《历史研究》应该是最好的，我就给《历史研究》投稿。
当时具体和我接触的编辑是章鸣九、左步青两个人。他们特别有一种敬业的精神，下那么大的功夫。后来他们跟我说，他们把我的文章印了以后，寄给专家学者看，不是按正常的程序几个人审稿，而是寄给了很多人。
我倒不认为我有什么成就，倘若有一点点的话，那是《历史研究》培养我，给我这么重要的帮助。这是很关键的，后来的路其实都比较容易，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因为你先要有资本，就像现在的年轻大学生找工作，最困难的问题是找什么工作人家都要有经验的。可谁也不给他工作，他哪里来的经验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个资本，所以后来上海社科院才会要我的。
也许是我太悲观。像这样的事情现在可能不会发生。比如说章鸣九、左步青，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帮助我呢？个人有什么好处？费那么大劲干什么？我和他们毫无私交，所以他们完全是一种敬业的精神。现在的人太讲利益，包括学术界也是一样。像《历史研究》那样仅仅依据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去做事，现在太少了。但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王好立插话：《历史研究》这个传统还是保持的，现在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你们的环境比较特殊。小徐（思彦），好立，还有张亦工，代表的都是这种特殊的环境。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它并不表明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如此，是一种“假”的环境。“假”的环境听起来似乎不好听，换一种好听一点儿的说法就是一块
“绿洲”，“绿洲”的意思就是说和周围的全不一样。叶晓青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两篇文章《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1982年第1期）和《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1983年第1期），在当时的史学界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但其本人的情况则诚如她自己所说“当时我什么也不是”，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不过是一名从农村回到上海的“插队知青”。这其实也成了造成其文章格外轰动的一个原因。而她对《历史研究》的格外感激，也正是在于这一点。
这种超乎常规破格提携的事，从“权威学术刊物”的角度来说，也许的确只有《历史研究》敢于做和肯于做。之所以如此，自然和主编黎澍先生一贯倡导的不迷信权威、勇于发掘新人的办刊方针息息相关。今人在理念上皆认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为学宗旨，但如黎澍先生这样真正能切实做到者则不多见，实际生活中反倒是“只惟上”者比比皆是。
对于作者投稿，黎澍先生经常强调不看名头大小，只看水平高下。这实际上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一直奉行的一个传统，历代编辑们对此都身体力行坚持不悖，始终不懈地积极努力去发现新人。古人所说“得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趣，到《历史研究》的编辑们那里，则变成了“发现英才而推出之”的乐趣。我在《历史研究》工作多年，对此感受尤深。一旦发现一篇由“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撰写的佳作（当然，前提是必须是佳作），那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之情，实非局外人能够体会。
让我们再看看李振宏教授的回忆：
我和《历史研究》的交往，开始于1986年初。当时，我有一篇《“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的文章要向该刊投稿。那时，我还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助教，所以使我有勇气敢于向这个国内最权威的刊物投稿，完全是出于一个清晰的记忆。我上大学时，他们曾刊发七七级学生刘昶的文章，而且是转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刘昶和我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有一篇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文章在1980年的《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被《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全文转发。我推测这可能是《历史研究》历史上唯一一次转发其他刊物的文章，而且转发的对象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历史系本科学生。由此我知道《历史研究》的宗旨与作风，他们选文章是不看资历的，也是特别重视对年轻人的扶持的。正是这些使我鼓起勇气把文章投向《历史研究》。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历史研究》能否采用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在这之前我和这个刊物还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不认识任何编辑，用现在世俗的眼光看，很可能是没戏的。我记得大概是3月3日将文章寄出，十天之内就接到了编辑部的回执。大概一般人不会想到，那真是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我在两天之内，相继收到了来自编辑部的两封内容文字完全相同的信，通知说要立即采用。后来知道他们当时正在定第三期的稿件，看到了我的文章，觉得对当前的史学理论界有一定借鉴意义，就决定立即刊发。他们为什么要发两封相同的信，是因为害怕遗失而联系不上，那时连电话都不普及，只好用这种原始的方法。他们在信中要求我将文稿认真核对引文，并一式两份寄回，一份平寄，一份挂号。我推测，平寄是保证速度，节约时间，挂号是保证万无一失。可以想象，一个权威史学刊物，这样对待一个毫不知名的年轻人的稿件，对我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激励。
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的当年的五月下旬，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附近的歙县召开，在路上我见到了《历史研究》主编田居俭先生和编辑宋超先生，由于文章将要在他们那里发表，一听说我是李振宏，他们都非常热情，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田居俭先生对我的文章多有褒奖，给我很多鼓励。而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宋超先生还把我当作熟人介绍给别人，直言说：“这是我们刊物的作者。”这句话一下子抬高了我的身份。以《历史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介绍不免使人们对我刮目相看。我感到这个刊物真是了不起，他们不仅不轻视年轻人，而且还处处表示出对作者的尊重、鼓励和提携。发表我的文章的责任编辑是王和先生，我们是1987年在成都会议上第一次见面，他也像宋超先生那样平易近人，随和可亲，丝毫没有人们想象的大刊物编辑的架子，非常的容易接近。于是，我和宋超、王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那一篇文章开始了。
时隔一年，1988年第3期的《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我的《论史家主体意识》一文。这篇文章奠定了我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地位。时至今日，20年过去，史学界凡研究历史认识论的文章，一般都要引到本文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研究，再也没有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一般都采用我的看法，包括《史学理论大词典》中的有关条目，都是直接使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从我和《历史研究》打交道以来有20多年了，我先后在该刊发表了5篇论文，刊物给了我太多的提携和鼓励。我的成长，我在史学界被人们逐渐认可，都是由于这个刊物对我的培养和支持。
关于这个刊物，我觉得还需要特别说一下的，就是他们编辑的作风，他们对待作者的极端负责和随和平易的态度。期刊界常说，我们有两个上帝，一个是作者，一个是读者，而最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好的作者，就不会赢得读者。这些话，我没有听《历史研究》的编辑们讲过，但他们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的。
和《历史研究》打交道的这些年，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选稿不看资历，以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为唯一标准；二是编稿极其认真，他们发出来的文章，不仅选题有分量，编校质量也属上乘，他们是实实在在要编稿的；三是尊重作者，平易近人的作风，缩短了一个大刊物与作者的距离。1996年底，我也做了编辑，受命主持《史学月刊》的工作，这几年刊物也有了一些变化，学术界逐渐也认可了这个刊物，人们也给予一些赞誉。其实，我的办刊思路，也就跟着《历史研究》学的，力求去体会、仿效他们的办刊思想。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历史研究》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永远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研究》不光是培养了我这个作者，也深深影响带动了一批史学期刊。
《历史研究》的确是和几代学人互相支持、共同成长的，但振宏兄的夸奖却使我们汗颜。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作用和影响，历代编辑们的辛勤工作与努力奉献当然功不可没，但顶多不过是“与有荣焉”而已，主要的原因则是《历史研究》的位置使然。因此，我们作为编辑，总是时时深自警醒：千万不要昏头昏脑，以为自己真有这么大的能力和作用；而唯一应做也可以做的，便是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这样才庶几乎无愧于充任《历史研究》的编辑。古人所谓“羊质虎皮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就此意义来说，没有优秀的编辑素质，没有“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胆识与道德自律，便不可能有优秀的学术刊物。
三
《历史研究》之所以在引领学术潮流和培育发现史学人才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与它在当时所具有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仅以史学理论中的本体论研究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历史研究》上开展过热烈讨论的，便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问题，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与起源理论问题，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动力问题，历史规律问题，等等。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一定时段之内，在我国史学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牵动过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神经。它们不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至深，有的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对我国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有些问题的影响与作用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研究》这份杂志的历史，也即是现代中国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
除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之外，还有一件别具一格的事情，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研究》在当时的作用。请看左步青先生的有关回忆：
我想讲一个可能没有文字记载的事情，是黎澍让我和李连彬到南京办一个案子，“金德门案”。
金德门是安徽师院毕业的。他写了一篇文章给《新建设》，这是“文革”前学部的一个刊物。他的文章认为金圣叹是反封建文人。当时《新建设》准备发这篇稿子，层层送审，送到了康生那里。康生说这是反革命，这就是利用小说反党。他把问题说得很严重，这个人非批他不可。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江苏省委，省委又交给了苏州市委。苏州市委组织人批判金德门，把金德门弄到苏州第九中学来批判。在批判会上，金德门咬紧牙关，死不承认。批到第九次，他挺不住了，没办法只好承认自己是借这个反党反毛主席。然后被送到高等法院，法院不收，就把他送到郊区劳动改造，“文革”中家破人亡，老婆是个护士，也死了。
“文革”后，金德门向社科院投诉，要求平反。胡乔木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黎澍。黎澍让我和李连彬去跑一趟。这个案子涉及康生，康生问题“文革”以后很长时间才揭盖子。黎澍让我们到省里，他说省里都传达了，省委书记知道康生不是好人，要揭发批判，但下面还不知道。你们看看省委的意见如何，能办到哪一步就尽量办到哪一步。
我和李连彬坐飞机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南京。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接见了我们。我们把情况跟他谈了。惠浴宇说：康生这个问题中央已经揭开了盖子，省军级都传达了，但没有往下传达。你们现在搞这个事情，想通过金德门案子把康生制造文字狱揭开，现在还为时过早。没有中央的直接指示，我们不能办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到苏州去，到学校和支部书记校长谈谈，了解了解情况，但首要的一条不能见金德门，不能让他知道现在可以为他平反了，怕他说出来。我们晚上就在宾馆开了一个座谈会，把第九中学的老师支部书记都请来，不提平反的事情，就是谈谈金德门的文章，让他们回忆与此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州市委书记对我们说：既然省委不让你们做这件事，你们也就只能和教师座谈了解一些情况，现在还不能动手。我们就又去了江西，从江西回到北京。
虽然此事当时没有办成③，但其过程却耐人寻味。《历史研究》的普通编辑可以下去办案，且动辄受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接见。作为一本学术刊物而能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和能量，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之所以能够如此，无疑是由于黎澍先生在背后的疏通运作（这个词可能太现代了，用当时的话来讲便是打招呼）。其为人的正直无私和急公好义、匡危扶难，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来说，也许他们自然而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便是：《历史研究》所起的这种作用是否正常？
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作为一本学术刊物，《历史研究》似乎本不应该具有这种远超乎学术之上的作用，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今天视为不正常者，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般的正常。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研究》的这种作用，是时代所决定和赋予的。其蕴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当时总体的政治格局和国内外形势，社会发展对于历史解读的需要，乃至领导人物对于历史的偏爱，等等。总之，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列举的曾经开展过热烈讨论的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政治生活的强烈影响。所以，当我们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即必须运用作为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去认识。
特别有趣且深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总体的全过程来看，《历史研究》的社会影响最大、地位最为显赫和辉煌的时期，恰恰是其距离学术刊物的定位最远的时期。当“文革”后期《历史研究》刚刚复刊的时候，发行量曾达40万份，这样惊人的数字肯定会令今天的刊物发行人惊叹羡慕不已，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历史研究》作为学术刊物的质量最为低下的时期。
但是，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时代终于过去了。毫无疑问的是，学术刊物的定位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历史研究》正是如此，今天已经回归到作为一本学术刊物应有的位置。所以，如果说在过去《历史研究》曾经经历过“政治第一”的阶段、且这样阶段的存在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话，那么无疑今后的《历史研究》，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学术本位（当然决非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倘若不能坚持这一点，《历史研究》就无法保持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若干年后，当下一代的学人和编辑们续作关于《历史研究》的口述史时，相信他们的认知视角将会与现在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肯定仍然会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意识，但他们将不会再为一些与学术无关的问题而困惑苦恼，也将不会再纠缠于如何处理与摆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之类问题，因为那样的问题将不再存在。
而这，便是历史的进步。
收稿日期 2009—05—12
注释：
①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理论与方法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 《〈历史研究〉与中国史学——关于〈历史研究〉的口述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目前已结项。本文所引回忆文字，都是该项目中内容，不再另注。
③ 金德门其后终获平反，且被当地人目为英雄，他一直对《历史研究》给予的帮助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