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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承认与否，胡适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转型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与一般史学家不同，他的主要贡献和影响，并不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上，而是在对“方法的自觉”的提倡和“科学方法”的鼓吹上。从留学美国接受实验主义哲学之日起，他就以向国人传授“科学方法”为自己的使命，一生以宣传“科学方法”而自诩。他曾经多次宣称：“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据的思想方法。”①从1916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到1959年的《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生共撰写了近一百万字注重“新的思想方法”的文章，这在现代中国史学家中，恐怕无人能与之匹敌。尤其重要的是，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与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套具有“范式”意义的治史方法原则和具体的技术处理方法，在中国现代史坛上盛行了十几年，影响、改变了几乎一代人的史学观念，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兴盛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过去我们对他的史学方法论的评判，带有过多的“左”倾色彩和政治意味，现在胡适已辞世三十多年，“在其恩怨将尽之时”，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他的史学方法进行客观的、冷静的分析和研究，还其本来之面目和地位。
（一）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
从“五四”时期开始，胡适自称是一位“实验主义信徒”，②此后终身不渝，自认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是在实行他的实验主义，谈政治是实行实验主义，倡导白话文是实行实验主义，考证《红楼梦》是实行实验主义，分辨古史真伪、批判传统制度和习俗也都是在实行实验主义。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国人译介、传播各种西方思潮者大有人在，但如此明白宣称自己为信徒且身体力行，却无出于胡适之右者。然而有意思的是，胡适对实验主义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从纯学术的角度来把握，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中国的国情，对之进行了一次分解和化约，从中择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推衍。众所周知，实验主义从皮耳士创立，经过詹姆士的宏扬，到杜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宗教观等的庞大思想体系。而胡适则基本上抛弃了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抽出并强调其方法论。胡适认识到，“经验”、“生活”这样一些概念在实验主义哲学中是一些基本概念，是实验主义理论和方法得以成立的基础，是明晰实验主义与其他哲学流派的界限。然而在他看来，这些概念并不那么实用于当时的中国，因此是否要认真去理解和把握这些概念，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胡适更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把握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因此，他反复强调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他说：“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③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仰的方法”。④他提及杜威思想影响时，也是着重指出：“他只给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地变成思想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也还推测不完呢。”⑤胡适把杜威哲学定名为“实验主义”，为的也是“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⑥在实验主义代表人物中，胡适喜欢皮耳士，推崇杜威，而对詹姆士颇不以为然，他说：“詹姆士是富于宗教心的人。他虽是实验主义的宣传者，他的性情根本上和实验主义有点合不扰来。”因为詹姆士在其论著中，只“注重实际的效果”；“反对赫胥黎一班人的存疑主义”。所以，胡适说：“‘实际主义’四个字可让给詹姆士独占。我们另用‘实验主义’的名目来做这一派哲学的总名。”⑦
在胡适的心目中，实验主义即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把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强调“存疑”、重视“证据”，胡适认为实验主义也是如此。并且，他把达尔文和赫胥黎看作是实证主义思潮的“第一个时期”，认为“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在于重证据”。而实验主义则是它的发展，是实证主义的“建设时期”。他说：“演化论的思想侵入了哲学的全部，实证的精神变成了自觉的思想方法，于是有实验主义的哲学。这两个时期是这五六十年哲学思潮的两个大浪。”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胡适是以实证主义的原则作为取舍标准，对实验主义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匡正。由此可见，胡适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强调，构成了他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的特色。胡适之所以是“中国的杜威”，其原因亦在此。
值得指出的是，胡适并不只是简单地鼓吹他所理解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而是在介绍、引进的同时，努力从中国传统方法中寻找与其相结合的交接点。因为他深知：“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它就“决不会感到自在”。⑨他发现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实验主义“圆满的科学方法论”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朴学的内容包括：(1)文字学(Philology)，它研究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2)训诂学，它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3)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它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的真伪，古书文字的错误；(4)考订学(Higher Criticism)，它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清代汉学家在上述领域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治学方法，其基本观念是：第一，“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第二，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第三，“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第四，“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所以，“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⑩后来，胡适进一步把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两点。他认为，这两点与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显而易见，胡适试图以实验主义方法附会朴学方法，在方法论上将杜威实验主义和中国考据学的传统融合起来。应该承认，这一做法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将二者在方法论层次上汇合起来，却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实验主义哲学中的“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及其“假设”和“求证”的一套运作程序，和传统考据学的方法同属一类，另一方面实验主义的方法又比考据学高出一个层次。虽然胡适深信实验主义的方法是科学方法的最高和最新的形式，这从根本上讲也许并不恰当，但由于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较之清代朴学更精密、更严格、也更系统化，因此最终能使他所掌握的科学方法比清代考据学再进一步，并走向历史，所应用的范围已不复局限于几部古典经籍的研究，还可以用来分辨古史的真伪及批评传统社会的制度和习俗。也正因此，胡适所鼓吹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才“成为五四文化中的天子骄子”，(11)并使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五四以后史学上的一个主流”。(12)
那么，胡适一生不余遗力地倡导他所颖悟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究竟有哪一些呢？下面就其主要者予以论述。
（二）实验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所谓实验的方法，简言之“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或“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在胡适看来，这一方法或态度要旨有三：一是重事实，即以具体的事实为起点，不管“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而应以游历、调查和统计等具体材料下手。二是重假设，即根据观察、调查所得出解决疑难的假设，然后在实行中求验证。博学只是为了增加假设的来源。三是重验证，一个假设的真假，要看它能否得到验证。证实了有用的，才可说是真的。在未经证实之前，一切理想学说、主张和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13)“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4)这三点，也就是一般科学研究的三个步骤，即先“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15)在这三步中，胡适最重视“假设”和“验证”。他说：“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16)“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17)“验证”则是实践对假设的肯定或否定，在未经验证之前的假设，“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18)“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乃是“信仰与怀疑的标准”。“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据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9)当然，这里的“定论”，只是暂定而非永定之论，因为胡适认为一切真理都不是绝对、永恒的。由于对假设和验证的重视，胡适直接把这一方法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他说：“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0)直到1959年，他仍坚持这个看法，认为“它是科学方法的精华，它主要在于大胆假设，而用证据或者实验来小心求证”。(21)
胡适的实验方法，实际上是杜威思维术“五步说”的变形或简化。杜威的“五步说”是：（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设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种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22)从两人的言论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一致之处，但作为方法论来说，胡适的表达方式更为简明、更具操作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实验的方法，只不过是形式逻辑的运用。按照胡适对这一方法的说明，假设的提出是以归纳法为基础，求证的过程则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相互为用。(23)归纳和演绎都是形式逻辑方法的一种，同其他逻辑方法一样，符合人类思维活动必须遵守的法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胡适对这一科学方法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创造性的新见解，但是他积极提倡和运用这一方法，在当时思想学术界确实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并且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大胆假设”鼓吹的，是在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把这一提法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其实质是要冲破陈腐的儒学经传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胆假设”已经不只是方法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反封建蒙昧主义的理性和态度。它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其次，这个方法强调的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24)胡适指出，科学的精神就是“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25)“大胆假设”并不是“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而是在“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法提出来的。(26)“求证”的过程，更是要求以客观事实为证据，通过实验对假设加以证明。胡适对“证据”作了专门论述，他要求史学家必须“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他说，虽然“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在拿来做论证的根据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来的？(2)什么时候寻出来的？(3)什么人寻出来的？(4)从地方和时间来看，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在说这句话时有无作伪的可能？(27)对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者，史学家只应取“展缓判断”(suspeasion of judgement)的态度。(28)在此可见，这个方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认真占有材料和研究材料，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去认识、研究问题，是具有唯物主义性质和科学态度的。第三，在“五四”时期的学术领域，旧方法（所谓封建主义的东西）被抛弃，而新的科学的价值尺度，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之前，我们必须正视胡适的这一方法对史学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在二三十年代里崛然兴起学术研究的年轻一代，几乎大都受到胡适这一方法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以顾颉刚为主的“疑古学派”兴起，就是最好说明。1921年1月，胡适给顾颉刚信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29)在此之前，胡适还为顾颉刚的《〈古今伪书考〉跋》写下一段评语，谓“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0)也正是在胡适的启发下，顾颉刚为“疑古学派”的建立确立了基本的观念：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31)1926年顾颉刚在编定《古史辨》第一册时就说：“我非常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又写道：“要不是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舞，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32)
总之，胡适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验方法，在现代中国文化意识觉醒的五四时代，应当说是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迎合了时代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召唤，另一方面则为传统考据学注入了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它既表现了针对两千年因袭沿承的成见的科学怀疑精神，又反映了近代实验科学的“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可以说是中国人在方法论上突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创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公式、口号、标语，无疑有其局限性、片面性。但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学说史时曾讲到的，没有科学的意义，并不等于没有历史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三）历史的方法：“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如果说，胡适的“实验的方法”只是杜威思想方法“五步说”的变形或简化，那么，他所倡导的“历史的方法”则有不少的创新和发明。
在胡适的许多著述中，到处可见“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历史的观念”等名词，究其内涵，就是要求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考察。胡适对这一方法解释说：任何一种制度和学说，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头有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自己发生的效果；在上头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孙子。因此，在研究一种制度和学说时，必须指出它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它在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它在历史上占的地位和价值，才能不会有过分的苛责。(33)根据胡适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所提倡的这一方法实包含两方面内容：一、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二、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评价历史，不以现代人的标准苛责古人。
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历史，胡适最简单的说明，“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到现在的样子”。(34)他又把“历史的眼光”比作“剥皮主义”，即对研究对象的内在构造进行历史的剖析。胡适认为，古史上的故事的演进，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使这个故事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35)如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等等“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36)因此，要认识这个故事的真相，必须象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后人的附会和增饰。他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还具体说明了用这种方法整理史事演进的步骤：(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看它如何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野陋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如有可能，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37)胡适在与胡汉民等人讨论井田制问题时就遵循和运用着这一方法和步骤，把有关井田制的著述按时间排列出来，形成一种比较清楚的井田论的演进史：
(1)《孟子》的井田论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汉初写的《公羊传》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3)汉初写定的《谷梁传》说的详细一点，但只是一些望文生义的注语。
(4)汉文帝时的《王制》是依据《孟子》而稍加详的，但也没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间的《韩诗外传》演述《谷梁传》的话，做出一种清楚分明的井田论。
(6)《周礼》更晚出，里面的井田制就很详细，很整齐，又很烦密了。
(7)班固《汉书·食货志》参酌《周礼》与《韩诗》的井田制，并成一种调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诂》更晚出，于是参考《孟子》、《王制》、《周礼》、《韩诗》的各种制度，另做成一种井田制。
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井田的话是汉代的有心救世的学者，依据《孟子》的话逐渐加深，逐渐成为‘象煞有介事’的井田论。”(38)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号召所有研究“国故”的学者，(39)都必须具有这样“历史的眼光”，对一切国故进行历史的研究。他说：“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40)这不啻是一篇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宣言书。
胡适在他所研究的各个领域里，也确实实践着这一方法和原则。在哲学史研究上，他提出“明变”、“求因”、“评判”三大目的，对中国先秦各派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认真进行了分析。《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说是具有“历史眼光”的杰作。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文学发展史。他的《〈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以及对《三侠五义》等10余种典小说的考证，都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体现。
“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也是胡适“历史的方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审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材料。胡适认为，三百年来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这是三百年来中国学术不能大发展的一个最大原因。因此，胡适强调：“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来搜集一切材料，整理一切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41)也就是说，要推翻经典的至尊地位，“民间小儿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42)，都是研究国故的重要资料。
第二，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评判历史。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说：写哲学不但要“明变”、“求因”，还要“评判”，“但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客观的评判，就是“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就是说，要尊重历史事实，以“效果”大小这一平等的原则作为评判历史上某一学说的价值标准。在该书中，胡适根据这一原则，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孔墨老庄，理出各家学派思想演进的脉络。在思想内容上，他把先秦诸子区分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命派、纵欲自恣派、愤世派和救世派等；在学说发生的次序上，仍按老先孔后，以老、孔、墨的序列进行评述，说明其先后影响；在学说的价值评判上，他一反历史上尊经抑子、尊孔贬子的传统，以平等的原则，将孔子与诸子平等看待。蔡元培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对其“平等的眼光”推崇备致。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适所倡导、鼓吹的“历史的方法”，与我们所讲的历史主义思想原则基本上是相近的。从现代哲学意义上讲，历史主义是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上去考察对象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它要求：第一，忠实于历史，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反映历史，不要割断历史，把历史置于它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之中；第二，实事求是地评判历史，从其产生的特定前提、特定条件出发，而不以今天的条件为标准去考察。因此，有的学者就明确指出“胡适是中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奠定人和有力的提倡者”(43)。
事实确实如此，胡适所倡导的这一方法在中国史学界起到了更新观念、奠定“范式”的作用。据顾颉刚自白，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便是在胡氏“历史的方法”，尤其是《井田辨》与《水浒传考证》等实例启发成熟的。(44)他的另一名大弟子傅斯年在古代思想史研究上的突破，其实亦曾得力于他的“历史的方法”。(4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史辨”派普遍重视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把古典歌谣、神话传说、民间风俗这一些一向为士大夫所鄙夷的“俗文化”请上学术殿堂；“科学史学”派对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发掘和大内档案的整理，可以说都与胡适对用“平等的眼光”扩大史料范围的极力提倡有关。现代民俗学和现代考古学也因此而诞生。实证主义史学家所标榜的“史学即是史料学”，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亦是对胡适“中立的眼光”评判历史的方法的进一步发挥。
总之，胡适挟“科学方法”来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对于中国史学界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现代学术结构的建立，都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起到了新“范式”示范的作用。因此，虽然在具体的学术成就上，胡适远不如王国维、陈寅恪，甚至不如弟子顾颉刚、傅斯年，但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和以傅斯年为旗手的科学史学派却都是在他创建的新“范式”下产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翻阅一下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及罗尔刚的《师门五年记》等文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年轻一代著名学者都是在胡适所确立的新的“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是那些不同意胡适思想的人，也并不完全否认胡适的“范式”意义。如熊十力曾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46)艾思奇在30年代也认为：“五四文化运动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得意时代。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的哲学思想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47)
当然，承认胡适鼓吹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范式”作用，并不等于说他的方法就是十全十美。胡适的“实验方法”的核心程序是“拿证据来”，即所谓“小心求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等等，这一些决定了他的学术活动能够在众多的传统学术园圃和若干新的学术处女地做许多开风气的工作，为一些传统学术开辟新的境界，使一些为传统学术轻视的领域成为现代学术的主题，同时这一方法也限制了他对其中任何一个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一方法实质上只承认对各个个别对象的分别认识，充其量只承认在若干个别认识基础所作的归纳，这使他的学术研究不能向纵深处拓展，只能限于“但开风气”的层次。胡适的“历史方法”，主要是从事史料或文献版本源流的考辨，并未进入史迹考定和史事重建的层次，更没有由此对历史认识论进行深入探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48)因此，在历史理论阐释上，在客观历史的建构上，他又远远逊色于郭沫若等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也正是他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贡献终究有限的原因之所在。
注释：
①②③(15)《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
④⑧(25)《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⑤(14)(33)《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
⑥⑦(16)(22)(23)(26)(34)《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⑨《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⑩(17)《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11)(47)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2卷1期，1934年1月。
(12)靖公：《新史学批判》，《杂志》13卷4期，1944年7月。
(13)《少年中国之精神》，《少年中国》1卷1号，1919年7月15日。
(18)《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19)(27)(36)(37)《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
(20)(24)《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出版。
(28)“展缓判断”是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这篇总结他参与其中的老子时代的考证的争论得出的结论性意见。
(29)《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
(30)(31)《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
(32)(44)《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19页、40页。
(35)参见《〈三侠五义〉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六。
(38)《井田制有无之研究·胡适之先生答廖仲凯、胡汉民先生的信》，《建设》2卷1期。
(39)胡适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40(41)《〈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出版。
(42)《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43)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45)参见傅著《性命古训辩证》，《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联经出版社公司1980年版。
(46)熊十力：《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视嘏》，《十力语要初续》，第17页。
(48)《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一集卷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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