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视角下我国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变化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视角论文,财政支出论文,规模论文,物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549(2013)07-0007-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范围不断调整，公共物品规模有了较大变化，这些都反映在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动上。2007-2012年间，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支出由7122.32亿元增加到21164.6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4.31%上升到19.37%，占GDP的比重由2.85%上升到4.48%；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财政支出由1783.04亿元增加到4429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3.58%上升到4.05%，占GDP的比重由0.71%上升到0.94%；国家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由5447.16亿元增加到1254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0.94%上升到11.48%，占GDP的比重由2.18%上升到2.65%；国家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由1989.96亿元增加到7198.79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上升到6.59%，占GDP的比重由0.8%上升到1.52%；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由995.82亿元增加到293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上升到2.68%，占GDP的比重由0.4%上升到0.62%①。2013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中，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达到6550.81亿元，对教育的投入达到4132.5亿元，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为2602.53亿元，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为2529.91亿元，而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仅为1350.58亿元。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和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体制转轨、经济社会转型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导致了公共物品需求的扩张，公共物品供需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因此，研究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变化规律，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对于保证我国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缓解转型期公共物品供需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弗布里坎特(Fabricant，1952)利用人均收入、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程度三个相关因素对美国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大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从而推动了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研究[1]。随后，诸多学者借助长时间序列数据集中研究德国、英国、瑞典、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几乎都证实了反映公共部门规模扩张命题的瓦格纳法则(Andic and Everka，1964；Peacock and Wiseman，1961；Hook，1962；Emi，1963；Musgrave，1969；Bird，1970)。当然，白克(Beck，1976)、古普塔(Gupta，1968)、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69)、普鲁塔(Pluta，1981)的研究结果表明瓦格纳法则有可能不成立，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不具有扩张趋势。就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因素而言，大岛(Oshima，1957)、赫尔勒(Heller，1967)、希恩里克斯(Hinrichs，1965，1966)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约束在于财政收入层面。罗兹(Lotz，1970)、戴尔蒙德(Diamond，1977)认为，应综合考虑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影响程度。罗兹(Lotz，1970)认为公共物品供给规模不仅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还与其他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相关。罗兹研究发现，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社会保障这种公共物品更加重要，税收收入是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张的主要约束因素，但并非所有公共物品都同等地受到税收收入的影响[2]。戴尔蒙德(Diamond，1977)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受到供给因素高度影响，对于比较贫穷的国家来说，政府融资能力是公共物品供给规模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3]。
国内学者直接研究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及影响因素的成果相对较少，少部分学者研究了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赵农、刘小鲁(2008)研究了城市中公共品所在区域、公共品与居民相对位置这两种区位性因素对公共品最优供给的影响，公共品供给规模和质量的差异缘于两种区位性因素的效应比较。[4]吕炜、单双(2009)基于21个代表性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的关系，认为政府规模扩大能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5]。傅勇(2010)的研究结论证实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地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重要影响[6]。公共物品规模常常反映在财政支出规模上，因而有关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也可以看做是主要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研究。杨友才、赖敏晖(2009)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存在着门槛效应，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11.6%[7]。刘德吉(2011)基于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民生类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认为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动具有显著影响[8]。付文林、沈坤荣(2012)通过均等化转移支付条件下的财政支出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因素，认为影响地方财政资金再分配的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9]。吕志华(2012)采用内生增长的框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的最优财政支出结构，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正向最优结构收敛[10]。
本文采用VAR模型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和解释各种影响因素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动态冲击以及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模型选择、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择
西姆斯(Sims，1980)首次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VAR模型不必对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做出事先假定，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
VAR模型的一般数学形式为：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公共物品供给规模(G)、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财政收入规模(F)、财政分权化水平(E)四个变量。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收入规模，以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化水平。本文采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1)。
为消除价格的影响，本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样本数据进行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平减。为消除异方差现象，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用LG、LY、LF、LE表示。
三、我国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变化的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使用ADF检验法对LG、LY、LF、LE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 6.0软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所有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的，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LG和LE的差分序列在1%的临界值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LY和LY的差分序列在5%的临界值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见，在95%的置信度下，LG、LY、LF、LE均为一阶单整Ⅰ(1)过程，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1995)[11]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AIC和SC信息准则可确定最优滞后阶数，Q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JB检验残差的正态性。结果表明：滞后阶数为3的VAR模型各方差拟合优度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在1%的显著水平上，各方程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选择具有协整方程有截距且不含线性趋势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
注：表中所列协整系数估计值下面（）内是渐进标准差。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由表3的检验结果，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该协整方程表明公共物品供给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模、财政分权化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财政收入规模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弹性是-0.7897，表明财政收入规模扩大1%，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反而缩小0.7897%，出现了“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悖论。财政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弹性是0.4299，表明了财政分权水平提高1%，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大0.429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弹性是-0.0853，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缩小约0.0853%。这说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物品供给规模不增反降，出现了“瓦格纳法则”悖论。
(三)方差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收入规模、财政分权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逐渐增加。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从第3期开始，各因素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程度在增加，尤其是财政分权化水平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更大。财政收入规模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大的贡献度大约在1.54%-3.57%，影响程度虽不是很强，但有加强的趋势；财政分权水平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大的贡献度大约逐步加强，大部分时期都在50%以上，影响程度非常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大的贡献度大约在0.28%-1.8%，影响程度较弱且有减弱的趋势，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有着较弱的影响。
(四)脉冲响应分析
图1给出了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模、财政分权化水平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财政分权化水平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大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模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当财政收入规模提高1%，公共物品供给出现明显的正向效应，到第3年达到最大值(0.014187)，第6年后转入负向效应，第7年后达到最小值(-0.015817)。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1%，公共物品供给出现明显的负向效应，到第4年达到最小值(-0.009692)后转入正向效应，第7年后达到最大值(0.004937)后趋于稳定，整个正向效应的周期为4年。当财政分权化水平提高1%，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在第1年趋于稳定，从第2年开始出现明显的负向效应，到第5年达到最小值(-0.071329)。从脉冲响应函数图来看，财政分权化水平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U”型特征，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模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震荡特征。
(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要讨论变量间长短期变化的影响，必须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根据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可以确定VEC的滞后阶数为1。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函数值足够大(为244.8296)，同时AIC和SC值相当小，分别为-13.3886和-11.3336，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比较强。
从短期看，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受到误差项的负向调节，但系数值-0.8134，这说明调节能力比较强。财政收入规模滞后期的参数估计值为-0.2476、-0.0581，财政收入规模滞后期的变动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具有负向影响，滞后1期的变动影响比较强。财政分权水平滞后期的参数估计值为0.3164、-0.1485，说明财政分权水平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作用方向不同，滞后1期具有较强的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滞后期的参数估计值为-0.2069、-0.1958，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图1
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对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VAR模型，并通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等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就我国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研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1.财政收入规模、财政分权化水平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要实现由建设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目标，切实履行在“公共领域”中“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供给”的职能，必须考虑财政收入规模、财政分权化水平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这种影响作用。
2.财政收入规模、财政分权化水平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在长期、短期是不同的，而且作用的方向也不同。财政收入规模的提高在长期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是负向作用，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反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规模下降，这与现行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体制有关；在短期内，财政收入规模的提高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具有正向作用，财政收入规模扩大会导致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扩大，不过这种影响相对较弱。财政分权化水平的提高在长期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是正向作用，财政收入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扩大，这与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的公共物品供给责任有关；在短期，财政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但在不同时期，作用方向有所差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在长期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是负向作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反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规模下降，产生了“瓦格纳法则”的悖论，这与我国公共物品机制的转换、政府职能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财政体制和长期固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短期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有关。
3.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收入规模、财政分权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逐渐增加，特别是财政分权水平对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U”型特征。
4.在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各种因素中，从长期看，财政收入规模具有强烈的负向作用，财政分权水平具有强烈的正向作用。可见，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权限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对于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扩大有着重要影响。
(二)政策建议
1.政府应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范围，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多样化公共需求。
2.随着财政供给能力的增强，政府应加大公共物品(尤其是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不断优化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
3.在明确界定政府间公共物品供给事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支出责任，构建规范的政府间公共物品分层供给机制，保障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
4.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权限，构建以投入—效果为目标导向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增强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的同时，不断提高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的利用效率。
5.消除“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改变“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体制，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均等化。
感谢我的导师郭庆旺教授曾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部《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有关数据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