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辉煌壮丽的爱国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壮丽论文,篇章论文,中华民族论文,辉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最难忘怀的一段辉煌的历史。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急剧衰落。中国人民历经多次反抗侵略的战争，如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使一次次的反侵略斗争遭到失败，中国不断割地赔款，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有帝国主义的势力，无不伸向中国。中国人民灾难深重，受尽了凌辱。
抗日战争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中国人民在从1931年起的14年斗争中，四万万五千万各族人民，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78万、伪军264万（均含受降数），无论就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超过近代以来全部反侵略战争的总和。当然，中华民族也经受了最大的苦难，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6000余亿美元。然而，抗日战争的胜利，毕竟使中国初步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大部分失地，被强割出50余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枢纽，为中国走向统一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使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国之一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世界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
现在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回顾这段辉煌的历程，能够获得许多深刻的启迪和教益，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昭示教育后人，更好地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推动抗日救亡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的觉醒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各帝国主义的入侵，丧权辱国，每况愈下。无数仁人志士为唤起民族的觉醒，寻找拯救国家的出路，历经千辛万苦向“先进”的国家求索。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进行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尝试，洪秀全颁行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资政新篇》，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改行君主立宪制度，都行不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王朝，但革命成果却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一切都尝试过了，一切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对它的幻想，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却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的存亡遇到了空前的危机。然而，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有了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和进步的军队。他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主宰者。“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作出决议，指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号召全中国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抵抗敌人的进攻。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号召和鼓舞下，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的觉醒，全国人民表现出了空前的救国爱国热情。
这次民族空前觉醒形成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着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具有全民性和广泛性。它包括了各民族、各阶层、工农兵学商各界及海外华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首先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直至1935年爆发“一二·九”大规模爱国学生运动，使全国救亡运动达到新的高潮。各大中城市工人阶级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斗争性，举行反日大罢工，不替日厂做工，组织抗日救国会，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新闻出版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宗教界热忱呼吁共赴国难，海外华侨踊跃为救国捐输。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团体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形成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冯玉祥等谴责国民党对内用兵、对外妥协。就这样从下层到上层，从关外到关内，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如火如荼。
其次是目标一致，爱国救国。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不再只是先进分子、先进阶级的意识，而成为全中华民族的普遍意识。“忧国者不顾其身，爱国者不图其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切爱国者都能视死如归，临危不惧。
再次是这一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压制不住，不可阻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东北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日斗争。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农民、工人、商人，以及东北的部分军警和绿林豪杰，联合起来组成50余万人的抗日义勇军，随后又建立抗日联军11个军，在东北三省广泛打击侵略者。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在淞沪地区毅然违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将该军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后，又引发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不顾国民党的阻挠，在察哈尔省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侵略，并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这一爱国义举被国民党扼杀后，又发生了西南实力派要求出兵北上抗日的“两广事变”。国民党在上海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沈钧儒、邹韬奋等7位救国会领导人。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则以兵谏扣蒋，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些都表明，在民族空前觉醒、全民救亡爱国的形势下，即使控制军政大权的国民党继续倒行逆施，也要被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所冲倒。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侵略，这本来是符合民族利益的义无反顾的选择。但是，在受帝国主义列强多年侵略的中国，却出现了极端复杂的情况。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千方百计地在中国寻找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和内战的状态，以便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分化破坏下遭到失败后，蒋介石一方面进行军阀混战，一方面进行“围剿”红色根据地的内战，在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面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日本发动武装进攻时，竟下令“不予抵抗”，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侵略者。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顽固推行其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反动政策，这就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形成有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得极其困难。
抗日救国是当时中国人民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然而没有全民族力量的大联合，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抗战的威力，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就难以实现。谁能促进这个最困难问题的解决，谁能用他的理论、实践和影响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就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就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最大拥护。中国共产党不顾自身尚处在国民党军“围剿”的险恶环境之中，从民族大义出发，在“九·一八”事变后即提出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为促进全国军队携手共同抗日，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郑重宣言：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协定。1935年8月，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进一步明确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936年，中共进一步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口号，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正确的方针，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真正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可见，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倡导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它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和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抗日统一战线，它的正式形成，“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如果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中国东北时遇到过不抵抗，在进犯华北时仅遇到局部的抵抗，那么现在完全不同了，它将面对中国各民族和全体军民奋力一致的强有力抵抗。要与由统一战线联合起来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殊死战斗，它的彻底失败是必定无疑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制定的正确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胜利的基本保证
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对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特别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中国，要战胜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较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需要依靠自己正确的、高敌一筹的战略指导以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多次提出有关中国抗战路线和方针的主张。在先后发表的宣言、决议中，反复提出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军队总动员、人民总动员，用一切新旧武器武装千百万群众，以进行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由于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总参谋部，为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决策。中共中央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战争规律：日本的军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但其国土小、人口少，国内资源缺乏，难以支持长期战争，必图速战速决。中国的军力、经济力等虽不及日本，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特别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能团结与发动全民族的一切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并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和配合，特别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正在觉醒的人民，中国能独立抗战并支持长期的战争，将日本侵略者拖入崩溃的深渊。
没有一条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抗战就成为空话。在全民奋起、举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具体实现上述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采取攻势防御、运动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等作战原则。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总结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对持久战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之中，并根据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他惊人准确地指出，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相持阶段。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尚难举行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以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相持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能迎来最精彩的反攻阶段。毛泽东所设计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最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正面主力军虽处于内线和后退，但敌后游击战争却处于外线和进攻，各敌后游击区之间，又互相构成夹击敌人的内外线，形成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形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当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时，日军的战略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发展到华北、华中的广大沦陷区，近5000万人口的地区被收复。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胜利信心，也在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产生了反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称《论持久战》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通令全国作为战略指导思想。傅作义将军认为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论持久战》中找到了答案，指示该部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冯玉祥、卫立煌等爱国将领都极力赞许和推荐《论持久战》。《论持久战》随后被译成英文，其影响进一步在国内外扩大。《论持久战》实际上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指导方针。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一部论著对一场战争有如此科学的预见和巨大的指导威力，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是坚持团结、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的全国抗战，开创了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它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抗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下独立坚持的局面。经过惊涛骇浪的战略防御，特别是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和艰苦漫长的相持阶段的后期，才与太平洋反侵略战争联成一体。在此期间，无论是日本的战略进攻还是政略进攻，都未能得逞；无论是国际绥靖主义者的劝降还是国内动摇分子的妥协投降，都未能使抗日统一战线分裂，使抗战中途夭折。抗日战争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坚持到底取得了最后胜利，固然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各个阶段无疑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破坏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当数十万侵华日军向华北、华中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其势汹汹地夺城掠地、长驱直入时，中国共产党即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这种大胆的战略，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战场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日军主力向中国正面战线进攻，迅速深入中国腹地，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却迎敌而上，向敌占区挺进；日军在正面不断推进占领新的地区，在后方却不断丢失已占的地区。在一年的短时间内，八路军、新四军差不多将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中的大部乡村收复，歼灭了大批日伪军，建立起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苏南等10余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人口达5000万，组织地方武装数十万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正面战场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略态势，迫使日军抽调大批部队加强占领区的守备，这对敌人的战略进攻无异于釜底抽薪，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日军正处战略进攻的锐势中就能开辟，并迅速改变战局、发挥其重要的战略作用，这是战争指导艺术的杰作。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爱国官兵的积极作战，也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开辟。但是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大片失地的收复，仅靠正面战线的单纯防御，断难阻止敌人的战略进攻。
担起抗日重担，粉碎日军的猖狂“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为保守占领区，由正面战场转调日军主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至1939年，华北、华中敌后抗击的日军占关内侵华日军总数的62%，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妄图把对“点”、“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两年共作战1万余次，平均每天14次，战斗之频繁激烈可见一斑。经过激烈的较量，日军扩大对“面”占领的目的没有达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口达1亿，八路军、新四军由1938年底的18万人，发展到50万人。1941年，日本为了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变中国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动员其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为主要内容，以“扫荡”、“清剿”、“蚕食”为主要手段的“总力战”。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空前的规模，千人以上至数万兵力的“扫荡”达69次。1942年上述规模的“扫荡”达到77次。日军企图以大规模长时间的频繁“扫荡”，野蛮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和惨无人道地使用化学、细菌武器，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由于敌人的猖狂进攻，加之发生自然灾害，不少地区的人民以树叶草根充饥，抗日根据地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主力部队由50万减至40万，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的阶段。中国抗日战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存亡系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敌斗争的结局。中共中央根据严峻的形势，提出有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发展生产、整顿三风、“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不但遏制了敌人进攻的势头，改变了根据地退缩的被动局面，而且使解放区逐渐恢复，走上再发展的阶段。处于日伪军包围之下，既无国外援助又无国内援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长期斗争中显示出的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力量，使世界为之震惊。人们清楚地看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取得渡过难关的胜利，没有各族人民舍生忘死的高度爱国主义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就没有粉碎日军“总力战”的胜利。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克服妥协、分裂的危险，巩固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在全国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就表现出来了：一方面害怕战争使他们的财产破坏，另一方面又害怕民众起来抗战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利益。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的决定中即明确指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所以在今后抗战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此。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的1年多时间里，国民党抗战是比较积极的，对共产党的抗战也能适当支持。但随着失败情绪的增长，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后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国民党抗日的积极性便明显下降，反共的倾向明显增长。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主张坚决抗日的中坚力量，因此，对日妥协投降，就必然首先反共。国民党“限共、防共、溶共”方针的确定和实施，使各地反共磨擦活动加剧，反共顽固派连续制造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惨案，他们甚至动用近10万兵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军事磨擦——“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团结抗战的局面，于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并号召全国人民为此而奋斗。在坚决打击和声讨卖国的大汉奸汪精卫集团的同时，对蒋介石集团，一面推动其进步，坚持国共合作继续抗战；一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求得团结。对于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则以自卫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给以反击。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诱降政策，遏制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逆流，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使敌人在军事和政治上均遭到极大打击，诱降的“桐工作”以失败告终。中国爱国军民克服了空前严重的抗战危机。特别值指提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已决定性地掌握着中国抗战的命运，它不但成为国内妥协投降和分裂的障碍，也使国绥缓靖主义者策动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不能得逞。
依靠自己壮大起来的力量，展开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夺取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敌后战场军民1943年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阶段。由于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得到恢复和扩大，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农、工、牧、副业的产量大幅度上升，不少地区达到抗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等猛增至78万人，民兵168万人。相反，在敌后战场经过数年苦战而遭失败的日本侵略者，此时占领区日趋缩小，军需供应困难，兵员消耗严重，士气日益下降。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从1943年秋开始，在局部地区向日伪军发动新的攻势。晋冀鲁豫地区发起了卫（河）南、林（县）南战役，一举歼敌1.2万余人，解放人口40余万。山东根据地军民发起攻势作战，收复了沂山、鲁山山区。1944年春至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普遍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攻势作战。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也广泛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出击。解放区军民经过近两年的局部反攻，共歼灭日伪军48万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200余万。在敌后军民的强大反攻下，百余万侵华日军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本土作战，又无力进行大陆决战，被迫龟缩于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附近据守。1945年8月9日，在延安总部的统一号令下，解放区以主力军100万，民兵220万，自卫军1000万人，向日伪军发起了全面大反攻，共歼灭日伪军39.8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火炮1300余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世界各国人民的互相支援，是最后战胜法西斯的重要条件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反法西斯东方和西方的各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终于打败了万恶的德、日、意法西斯，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援助和支持，苏、美等国从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援中国，朝鲜、越南、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日本、德国、奥地利、新西兰等国进步人士，也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中国最早在东方举起反法西斯侵略的义旗，阻止侵略战争的蔓延，也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最先独立担当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重担，挫败了日军的全面战略进攻，稳定了东方战局，并在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处于极端不利时，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未能全盘恶化，为盟国实现“先欧后亚”战略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特别是中国战场在1941～1942年的胜利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和海军的一部，使苏联和美、英在最困难的时期，减轻了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当初，德、日法西斯在北方的战略协同计划是会师西伯利亚。1941年6月，德军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后，日本法西斯于7月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调集兵力，但由于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的计划难以完成，对苏联远东地区的进攻未能实现，从而使苏联避免了最危险的形势——两线作战局面的出现。同时，德、日法西斯在南方的战略协同计划是，东西合击，会师于中东。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由于其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只能拼凑11个师配合联合舰队主力发动进攻，兵力的严重不足，使实现西进印度、会师中东的计划又未能实现。此外，中国远征军20余万人两次入缅，有力地支援了印缅战区的作战。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盟军作战重心东移，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对关东军作战，美国加强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并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中国解放区军民向侵华日军发起全面大反攻，终于使被中国长期抗战拖垮的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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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历史昭示我们，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既是为政治服务的，又离不开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条件。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扬言几个月灭亡中国，其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国贫民穷，国防孱弱。中国抗日战争所以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极为艰苦的斗争，以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实施对敌战略反攻，这也主要是由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另外，中国处于分裂和内战，才使日本侵略者有机可乘；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使抗日力量骤增，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经验教训应该铭记不忘。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使社会主义中国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不再受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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