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工体”没有解决_王安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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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荆公体”是针对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而言。它的诗歌载体主要是以绝句为主,艺术风格上则寓悲壮于闲淡,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锻炼精巧等等。近些年来,也有学者从王安石的诗艺发展、政治生涯、晚年心态、思想转变等等方面追溯“荆公体”形成的原因。一些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接受了他们的论断,如“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系列中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三章第四节《王安石的诗歌》便说:“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从宋人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称王诗为‘王荆公体’,主要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其实,所谓的“(王)荆公体”也好,“介甫体”也罢,它们最初指称的都不是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其载体也不是他晚期的绝句或古体,它指的仅仅是集句创作。集句创作,向来被认为是一种游戏之举,并无多大文学价值。后人之所以对“荆公体”发生误读,除了望文生义外,还由于受到了传统诗论的影响所致。以下笔者将对“荆公体”的内涵略加考辨。

在讨论“荆公体”时,研究者们大都是从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开始的。严羽在“王荆公体”下自注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在此,严羽并没有说明“王荆公体”的内涵,也并没有点明“王荆公体”便是指王安石的绝句,而仅仅是罗列出这一诗体而已。莫砺锋教授以为“王荆公体”一词首出严羽,似未妥(《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论王荆公体》)。因为早在北宋后期,江西诗派中的洪刍便已经提及“荆公体”了。《老圃集》卷上“七言古”中有《戏用“荆公体”呈黄张二君》一诗,全文为:

金华牧羊儿,稳坐思悠哉。谁人得似张公子,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长夏无所为,垒曲便筑糟丘台。古今同一体,吾人甘作心似灰。南方瘴疠地,郁蒸何由开。永日不可暮,渴心归去生尘埃。人生会合安可常,如何不饮令心哀。张公子,时相见,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只愿无事常相见,有底忙时不肯来。

王安石改封荆国公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九月,就笔者管见,洪刍似乎是宋代最早提及“荆公体”的诗人。这首诗的标题是“戏用荆公体”,从洪刍模仿的诗歌文本来看,他所谓的“荆公体”实际上指的是“集句体”。而他所写的这首诗,正是一首标准的“集句”诗,也即宋人所谓的“百衲”体。整首诗歌全部是洪刍引用前人的诗句堆积而成,并非自己的原创。兹考如下:首句“金华牧羊儿”,出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次句“稳坐思悠哉”出自杜甫《放船》诗中“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字句稍有不同,或与所见版本有关。第三句“谁人得似张公子”出自王安石《赠张轩民赞善》中的“谁人得似张公子,有底忙时不肯来”,后句亦为洪刍用为此诗的最后一句。第四句“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出自韩愈的《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第五句“长夏无所为”出自杜甫的《课伐木》中的“长夏无所为,客居课奴仆。清晨饭其腹,持斧入白谷”。第六句“垒曲便筑糟丘台”出自李白《襄阳歌》中的“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第七句“古今同一体”出自杜甫《狄明府》的“大贤之后竟陵迟,浩荡古今成一体”。第八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出自杜甫《曲江三章》中的“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第九句“南方瘴疠地”出自杜甫《梦李白》中的“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第十句“郁蒸何由开”出自杜甫《夏日叹》中的“朱光出厚地,郁蒸何由开”。第十一句“永日不可暮”出自杜甫《夏夜叹》中的“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第十二句“渴心归去生尘埃”出自卢仝《访含羲上人》中的“辘轳无绳井百尺,渴心归去生尘埃”。第十三句“人生会合安可常”出自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中的“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第十四句“如何不饮令心哀”出自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的“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第十五句“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出自杜甫《短歌行》中的“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第十六句“只愿无事常相见”出自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的“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最后一句已见上。

那么,为什么洪刍把“集句体”称之为“荆公体”呢?这是因为,“集句体”的产生虽然现在仍然众说不一,或谓起于六朝,或谓起于宋初,但是在宋代,许多学者却认为,这一独特的文学体式的创始人是王安石。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载:“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之者。”《蔡宽夫诗话》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即使是对此稍有异议的,也都承认“集句体”是在王安石手中发扬光大,而王安石最工此体。蔡絛《西清诗话》谓:“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至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周紫芝《竹坡诗话》谓:“集句近世往往有之,惟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传……非不切律,但苦无思尔。”由于王安石晚年的集句创作相当频繁,而且质量很高,所以时人都往往以为“集句体”滥觞于他,于是便以他的封号或名字名之。此外,集句的创作虽然在北宋后期颇为风行,但许多人却以戏谑之技目之,视之为游戏、小道。陈师道《后山诗话》载:“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宋稗类钞》卷二十二载:“晁秘监美叔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曰:‘君高明之识,辅以家世文学,何至作此等伎俩,殊非我素所期也。’”这也是为什么洪刍要在“荆公体”的前面加上一个“戏”字的缘故。

除了“荆公体”的称呼之外,宋人也常常以王安石的字“介甫”来命名“集句”这一比较特殊的文学体式。比如,李纲《梁溪集》卷二十一《胡笳十八拍》序谓:“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后多仿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诗句为之辞,尤丽缛凄婉,能道其情致,过于创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为万世悲。暇日效其体集句,聊以写无穷之哀云。”所谓“效其(介甫)体集句”,正是宋人以王安石的字来指称“集句体”的印证。一直到南渡以后,宋人依然保持了这种习惯性的称呼。如南宋喻良能《香山集》卷十五《读韩诗有感用“介甫体”》谓:“少陵无人谪仙死(原注:《石鼓歌》),吏部文章日月光(原注:《沿流馆诗》)。半世遑遑就选举(原注:《赠侯喜》),十年蠢蠢随朝行(原注:《和卢郎中》)。”所谓的“介甫体”,也就是洪刍所“戏用”的“荆公体”,也即“集句体”。但尽管喻、洪两人都是在写作“集句”诗,二人所作还是稍有不同:洪诗中的各句都未标明出处,而喻涛却比较诚实一些,一一标明。事实上,由于集句这一创作体式是在王安石手中发扬光大的,而且在士人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当时或后世的诗人在创作集句时,往往便自称是学习、模拟王安石,而在“集句史”上,王安石则处于一种开山祖师的地位。如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六《跋王慎中胡笳集句》谓:“湓城王寅慎中,拟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牟《牟氏陵阳集》卷十二《厉瑞甫唐宋百衲集序》谓:“(集句)实始于半山王公……四明厉君震廷瑞甫,博学工诗,尤喜集句,合异为同,易故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

另外,南宋还有一条关于“王荆公体”的材料不能不予以辨析。周煇《清波杂志·别志》卷三载:“秦会之忠献公自著文字,惟尚简古,自云效‘王荆公体’。《谢车驾幸第家人辈各拜恩数表》首云:‘注目帝车,方望云而盘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飞升。’中谢后云:‘妇子孙息,同荷优恩;官封服章,猎登常级。’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内,训子及孙。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国家之福。’《祐陵复土被命撰哀册文》首云:‘十年生别,万里丧归。’语简而意深类此。”在此,虽然秦桧所著的文字是典型的四六文,但他所学习的“王荆公体”,依然指的是“集句体”。因为“集句”这一创作体式,不仅仅可以用到诗歌的创作中,也可以用在词与四六文的创作上,乃至出现了“四六集句”此类的称谓。就词而言,王安石和黄庭坚等人都写有“集句”词。而就宋代官场上通行的四六文而言,倘若作者不能做到词意的贯通与流畅,而徒知堆砌经史之语,也会贻人“集句”之目。宋陈鹄《耆旧续闻》卷五载:“四六用经史全语,必须词旨相贯,若徒积迭以为奇,乃如集句也。”北宋大观以后,由于朝廷庆贺等事有许多不循常规,负责起草贺表的官员颇难胜任,于是蔡京便以“集句”的体式来滥竽充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载:“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其中所谓“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正是典型的集句作法。可见,不仅仅诗词的创作可以用“集句”的方式来“游戏”,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也未尝不可以此来偷懒耍滑。当然,以此种方式创作四六而沾沾自喜的人也大有人在。沈作喆《寓简》卷五载:“前辈谓今古文章无不可作对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夫以没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对‘亿载万年为父为母’。予《试弘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唯圣时克。’此四六集句,其可以为戏笑。东坡表启乐语中,间有全句对,皆得于自然,游戏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谢对衣金带表云:‘谓臣有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其为越州,以擅放税降官谢表云:‘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敢虞晁氏之危。’”那么,上引秦桧的四六文,是否也是属于集句这一创作体式呢?笔者以为是的。比如,第一句中“帝车”,表面上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经史中语”,出自《晋书》卷十一《天文上》:“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望云”一词颇为费解,其实它是“望云霓”的缩写,而后者是孟子的一个相当有名的比喻,《孟子注疏》卷二下:“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盘辟”则是出自儒家经典的注疏,《论语注疏》卷十“足躩如也”句,包注曰:“足躩,盘辟貌。”“舐鼎以飞升”引用的是《前汉书》中淮南王刘安死后鸡犬升天的典故。“治外及内”则是自《周易·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中的古注,《厚斋易传》卷十二《易辑传八》载:“闾丘逢辰曰:‘二负刚明之材,于蛊之时,欲治远自近,治外自内,岂屑屑然以闺门为己任哉。干母之蛊,亦时焉而已。’”即使是看似口语的“生别”一词,其实也是渊源有自,《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下郦注曰:“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由此可见,上引秦桧的四六文创作,表面上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处处在堆砌“经史中”语,难得是这些经史之语居然与当下的情境融化无迹,如出己意,这正是集句这一创作体式的最高成就(全篇集别人的诗句,这是集句这一体式的最成熟的状态。除此之外,集句这一创作体式还包括集经史语、集字、集句四六、集句赋等等,见祝尚书《论宋人杂体诗》,《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确实可与王安石的集句名作《胡笳十八拍》媲美。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桧自称效“王荆公体”以及周煇对其“语简而意深类此”的评价了,后者的确是中肯之论。

最后,既然“荆公体”指的是“集句体”,是一种游戏之作,那么,为什么研究者往往将它视为王安石后期诗歌创作(主要是绝句)的艺术风格,并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崇呢?(按,就笔者管见,自沧浪以后直至清末,学人论王安石之诗时罕有提及“荆公体”者。最早将“荆公体”与王安石的诗歌艺术特色相联系的似乎是程千帆、吴新雷主编的《两宋文学史》,谓:“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此后莫砺锋《论王荆公体》一文从体裁、风格、语言等方面阐释“王荆公体”,将其视为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代表。)笔者以为,这恐怕主要是受了严羽《沧浪诗话》“大名”的迷惑,所以在解读严羽列出的“王荆公体”时便有意无意地有刻意抬高的倾向;再兼以潜意识里深受传统诗论的影响。比如,从陈师道、叶梦得等人开始,宋人便对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推崇备至,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谓“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所谓“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遂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许《彦周诗话》所谓“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谓“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等等。这样,在解读《沧浪诗话·诗体》中的“王荆公体”时,便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将“王荆公体”和严羽的小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联结在一起,从而做出了与诗体本身无涉的阐释。

至于严羽在“荆公体”下的自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愚以为不一定是在解释荆公体,而只是借杨万里的诗表达对王安石诗歌的看法,即在严羽看来,王安石诗体中成就最高的绝句,亦与唐人差了一截。退一步讲,即使有新的材料确证严羽所说的“荆公体”就是指王安石晚年的诗体,也不影响本文对“荆公体”的历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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