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工作科学化水平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情论文,领导干部论文,路径论文,水平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2)06-0109-07
网络已经成为舆情汇集的新通道，它能够快速反应社会动态、热点民意、网民心声，比较真实地显现了民众对社会的情绪态度。网络舆情工作是随着互联网及网络舆情的产生而出现的一项新工作，是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这项工作因互联网影响日益扩大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上，政治舆论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及时发现和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对维护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并积极回应民间的质疑，已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素质。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应对来自网络舆情的压力，提高网络舆情工作科学化水平，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一个不能回避的新问题。
一、建立网络舆情收集与引导机制，有效把握网络舆情
(一)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机制
网络舆情收集机制，是指为了保证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网络舆情，通过确定信息收集的重点内容，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制定信息收集工作的相关制度。它是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机制首先是要衡量和判断网络舆情信息价值的大小。对网络舆情的监测环节，在技术层面上已经没有问题。随着第三代语义网技术的成熟和完善，这类技术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关键字检索，而是可以自动分析、识别任意信息中的主要概念，并对这些概念进行排序。如北大方正推出的方正智思信息搜索平台、谷尼国际推出的Goonie互联网舆情监控系统等，这类系统可以根据新闻出处权威度、评论数量、发言时间密集程度等参数，识别出给定时间段内的热门话题，利用关键字布控和语义分析，识别敏感话题。
发现和筛选网络舆情信息价值，要遵循四个标准。一是重要性。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同它所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影响大小成正比。一般而言，属于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涉及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信息都比较重要，所包含的信息价值也比较大。就目前来看，网络舆情收集的重点包括重要政策制定、重点改革领域推进、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以及特别重大安全保障，尤其是对食品安全领域、生产安全领域、交通安全领域等的舆情收集。二是典型性。网络舆情的典型性既包括事实性信息，也包括意见性信息。如三鹿奶粉事件，这一事实性的舆情信息具有典型性，且网民的意见性信息也具有典型性。三是倾向性。网络舆情的倾向性是指这些信息能够反映出某些事件及公众态度中的思想倾向和苗头问题。这其中，涉及一些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倾向性、苗头性信息尤为重要。四是对策性。网络舆情对策性是指舆情信息中要包含针对相关舆情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能对领导决策起到参考作用。[1](P70～71)
其次是发现和筛选网络舆情的主要方式。一是浏览新闻网站。浏览新闻网站是收集网络舆情的最直接渠道之一。在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关注网络新闻的点击率及跟帖数量，据此发现有价值的网络舆情；第二，注意境内外网站的差别。对国内网站的新闻，应侧重进行综合和深入分析，从新闻分析中“挖”出有价值的网络舆情；对境外网站涉华舆情信息的筛选，应注意选择的视角，从中选取有价值的网络舆情。二是浏览论坛、博客、微博、贴吧等网上信息互动平台。对这些平台上信息的收集，应注意三点：第一，重点关注新闻网站和有影响的商业网站上的论坛、博客、微博等，第二，收集论坛、博客、微博中的热点话题，第三，关注即时通信工具、聊天室、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日益成为网民的常用通信工具传播的信息。三是网上调查。目前大多数网站都设有网上调查功能，这种网上调查既可以由网站发起，也可以由网民自己发起，如果能把这些调查结果与其他信息综合使用，通常会使收集的网络舆情更准确，价值更高。
再次是组建网络舆情收集队伍。由政府牵头，从各部门特别是网络舆情集中部门、电信部门抽调专业人员集中办公，行使类似于“110”指挥中心接警员的职能，负责通过“网络舆情检测系统”或手动搜索收集监测区域内的网络舆情，并制定网络舆情收集规范运作机制，对网络舆情按责任部门、责任区域、所属类型、涉及事项、跟帖议论情况、轻重程度分门别类，逐项纪录。[2]
最后，建立日常网络舆情收集制度、专题网络舆情收集制度、网络舆情信息收集联动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设计刚性的制度规定，有序地进行网络舆情信息收集工作。
(二)建立网络舆情分析机制
网络舆情分析机制，就是在有关制度的激励和保障下，依靠有关人员，采用科学手段和方法，对各类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科学、深刻、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并提出对策建议的工作运行方式。建立网络舆情分析机制是整个网络舆情工作的关键环节。
一是建立网络舆情的分析研究机构。这类研究机构要对网络舆情进行定期监测和分析，不仅提供网络舆情信息，而且分析、研判网络舆情的现有问题和发展走势。为此，由政府牵头，从各部门抽调政治素质过硬、媒体素养较高、业务能力较强、工作和社会经验丰富、富有合作精神的专业人员成立网络舆情专家分析队伍。
二是在鉴别信息真伪、把握总体态势、发现苗头动向、预测发展趋势、提出科学对策的原则指导下，科学合理地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人工搜索与技术检测相结合、深度加工与本色反映相结合、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进行系统梳理整合各种信息。
三是确定一套科学的网络舆情信息鉴别、筛选、整理和提炼的分析基本流程，按照初步判别、深入分析、综合研判、报告写作等四个环节进行网络舆情的分析。
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制度是机制运行的前提，在制度建设中，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当属工作部门内部制度建设。目前，舆情信息工作部门大多设在党政机关，带有机关工作的特色。因此，与舆情信息研究人员不同，这些从事舆情信息工作，包括最具专业性的分析人员，其岗位流动相对较快。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让原先从事其他工作或者其他专业出身的人员到舆情信息分析岗位后“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就必须加强内部制度建设。这种制度不仅是保证一个职能部门日常正常运作的制度，更能保证舆情分析工作健康有序运行，不因具体工作人员的变迁而受到根本性影响。这种制度，除强调注意事项、工作纪律等一般性要求外，更明显的特征是使网络舆情信息分析工作标准化、流水线化，尝试性地让网络舆情分析这种本来与个人能力密切相关的智力活动化为“工厂操作”。[3](P76～77)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信息研判日常管理制度、重大网络舆情信息专题研判制度、工作协同制度和文字规范制度等。
(三)建立平等交互、以疏为主的网络舆情疏导机制
对话理论家戴维·伯姆认为，对话具有“社会治疗”的功效，通过有效的对话，民怨可以疏导，真相可以大白，信息可以重建。疏和导是网络舆情引导中两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两者结合使用能产生“1+1＞2”的效果。因此，要增强疏导的观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可能获得网民的认同，使民众认识问题的本质，把党和政府的意图真正贯彻下去。
一是建设重点网站，加强主流声音。虽然网络中传播主体多元化，但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信赖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而国家与地方重点网站及传统媒体网站无疑具有这种让人们信赖的权威性与品牌优势。人民网的《观点频道》和《强国论坛》、新华网的《新华言论》、东方网的《东方评论》以及新浪网等各大网站的新闻跟帖中，网民每天都会就当下的热点或重大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政府可以在资金、政策上对国家与地方重点网站给以扶持，形成一支政府管得住、网民信得过的主流网络媒体，将国家与地方重点网站及传统媒体网站作为网上的大众传媒实现对网络传播监督与控制的阵地，并通过提高政府自身的网络新闻宣传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一体化的网络新闻事业管理体制，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管理，来努力掌握网络舆情宣传阵地的主动权，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二是强化论坛管理，培养“意见领袖”。论坛是民生汇集的地方，是网络舆情形成的主要发源地。网络编辑应充分发挥“把关人”的信息过滤作用，精心筛选当日新闻，置于网页显著位置，并提供相关主体的超链接功能。论坛管理者和版主应及时准备论坛管理预案，选择一些贴近现实、贴近网民生活的热点问题作为论坛主题以供网民讨论。全力做好电子论坛的舆论引导，从以删帖为主改为以引导为主，用主流权威和真实可信的声音占领论坛。在论坛这样更具有群体交流倾向的场所，“意见领袖”则有可能产生。“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互动和信息传递过程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意见领袖”的作用在于他们可以传播一些不广为人知的新闻，也可以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以此影响他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因此，若想有效地对电子论坛进行舆论引导就有必要重视和利用“意见领袖”。[41]P122～123根据传播学规律，“意见领袖”在影响受众的态度方面，作用明显，尤其当网络上出现海量的信息时，一般公众往往会无所适从，他们对评论权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培养论坛的“意见领袖”，并利用他们来引导网上舆论，已成为一些大型论坛的普遍做法。要培养专业型“意见领袖”，改变“大而全”的策略，走精准化路线，集中力量打造特定领域的民意主导者，在保证其拥有基本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他们在专业的、特定的领域内的权威。要给“意见领袖”认同感和荣誉感，让他们觉得充任“意见领袖”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荣耀，营造一种高文化素质、符合网络环境和规律的氛围，经过组织精心策划和培养的“意见领袖”将在互动中，完成对公众从知晓向态度形成转变的过程。
三是科学处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互动关系。在当前新的媒介生态下，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相比新媒体在逐渐减弱，很多新闻事件都是由网络媒体率先报道，而后传统媒体才纷纷跟进采访、补充细节，互联网已成为传统媒体选材的重要来源。近期几起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都是先在微博上传播，然后传统媒体作了跟踪报道才变大，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专业性，以及编辑、记者等良好的素养，对社会舆论热点的生成和舆论格局的走向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新老媒体交互作用，更容易使一起事件在全国掀起舆论风潮。因而，传统媒体要尽快适应形势的变化，增强向互联网延伸的紧迫感和主动性，推出具备自身特色的官方微博，以求做到优势互补。同时，要充分发挥自身深度性和权威性的优势，做好舆论引导。[5]因此，发挥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作用，可以覆盖更为广泛的受众，达到更好的舆论宣传效果。四是综合利用多个网络舆论引导载体，立体化多渠道展开舆论疏导工作，保证网络信息互动实现方式多样化、便利化。如可以直接借助于回复论坛、BBS、留言板上网民诉求，写作博客，发布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直接与民众沟通交流；借助移动传媒，以全新的理念抢占手机舆论阵地；也可以开通政府微博，把微博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的新平台。
二、完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机制，保证舆情应对的常态化、规范化
(一)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各级领导部门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发布制度。一是建立日常信息发布制度，特别是党务信息发布制度，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运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在各类网站上定期定量发布信息，以此来强化其对现代传媒手段的运用。二是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对于抢占舆论信息制高点、引导公众注意力、压缩谣言的传播空间和赢得舆论引导的先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规定领导干部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发布客观公正的信息，掌握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动权。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第一，时与效的关系。“时”就是要由及时向即时跨越。重大事件一发生，即迅速发布舆情。从传播扩散到形成网络舆情指向的大方向，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事发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这一时间是危机处理和对舆情风向进行引导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当某种舆情风向成为主流，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再想改变难度就会有所增加了。传播的时效性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谣言的产生，网络热点事件信息的传播是以一种非常规的网络传播模式运行的，对网络舆情特别是涉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人的事件，务必尽快在第一时间按公开透明的原则，平等真诚坦率地发布事情真相，引导网民理解政策和法律，了解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实际操作方法，让“网上炒作”、坊间流言、社会谣言止于真相。做到“政策依据宣传到位，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焦点难点解释到位，事情进展公布到位”。“效”就是要高度重视效果，注意信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以免弄巧成拙，造成公众和网民误解。
第二，即时与全面的关系。重大事件发生、发展总有一个过程，发布信息时既要即时，鲜明表示政府的态度，也要全面，零零碎碎传播信息最容易引起误读，特别是一个事件正在进行时，会有多个演变方向时更是如此。因此，发布信息必须注意分清事件究竟是阶段性、局部性的，还是已经完结的、全面的情况。
第三，区分不同网络舆情因变事项，采用不同的信息发布事项。有的需要在舆情因变事项发生之后发布信息，如政府日常工作；有的要与舆情因变事项同时发布，如重大突发事件；有的则要提前预警，如苗头性、倾向性问题。[6]
(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一般由分管宣传工作的党政高层领导担任，或者由领导指定的人员担任，政府直属各单位、机关处室新闻发言人一般由部门负责人担任。其主要职责是审查本单位(部门)新闻发布的内容，确定宣传报道口径，向新闻媒体通报可公开传播的内容，审阅新闻稿件，安排和接受记者采访。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或政府机关通过新闻发言人向传媒、向公众介绍政府的政策，通报某个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对某个事件某个问题政府或政府机关所持的立场、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并回答传媒提问的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和媒体、民众之间实行良好沟通的有效机制，特别是遇有突发事件，代表政府和一级组织的新闻发言人的发布，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可以引导舆论，把握导向，更可以使社会上的传言不攻自破。
一是主要领导直接推动，各部门通力协作，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确保新闻发布工作规范有序。
二是新闻发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借助多种媒体，灵活进行。除召开现场发布会，接受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采访，以及通过网络在线与网民实时对话沟通等外，可以将网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信息发布设立为常态的制度。因为在突发事件中，网络几乎成为人们了解事件详细信息和事态发展最新信息的主要媒介，是公众发表对事件观点看法最重要的平台，建立有效的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在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中尤为重要。网络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事件发生后，要在第一时间向政府内部系统负责人汇报最新动态，并提出对外宣传策略。同时，为了在第一时间控制网络舆情主动权，网络新闻发言人也要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传递危机进展和政府应对策略的信息，以稳定民心。网络新闻发言人如同在网络空间里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但网络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工作团队，是一个工作系统。它可以就本地区百姓所关心的问题、事件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发布。不同于单向面对媒体的传统新闻发布会，网络新闻发布可以直接对话和实时交流。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即时、主动、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尽快澄清虚假信息，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正确引导网络舆论。[7]网络发言人与目前已普遍建立的新闻发言人机制所发挥的媒体传播作用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只不过其发言频率更高，发布空间选择更广，发言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更强，发言渠道和方式更为多样。因此，网络发言人机制既可以在原有的新闻发言人机制平台上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也可以在新闻发言人机制基础上针对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和引导诉求独立设置。
三是加强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发言人的素质。网络环境对发言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新闻发言人特别是网络新闻发言人了解网络、了解新闻、了解记者、了解网民，遵守新闻发布基本原理、运用新闻发布技巧，掌握网络媒体特征，与媒体处理好关系。因此，要多方面采取措施，不断提高新闻发言人的素质。第一，建立新闻发言人的选拔机制，将具备较强业务素质、较好专业技能的人才选拔为新闻发言人，把好“入口关”；第二，实现新闻发言人专职化和专业化，确保他们能够在工作实践中积累必需的工作经验；第三，做好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充分利用党校、行政学院、高等院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委托培训和合作培训，以丰富新闻发言人的新闻知识，加深他们对网络传播规律的了解，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政策水平。[8]
四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新闻发言人问责机制。具体规定新闻发言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主要有信息不公开、信息公开不及时、信息公开不准确等，新闻发言人及相关直接责任人将对自己的不作为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通过问责机制的推行，使各级新闻发言人敢于直面媒体和公众，对社会关切不回避，对媒体咨询不推诿，对重大事件不失语，对热点问题不搪塞；使各级新闻发言人必须从工作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不准说假话，不准无故拒绝采访，不准对社会舆情熟视无睹，要以及时准确地发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目前，该制度已在深圳推行，并亟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三)建立网络舆情的协调联动机制
网络舆情的协调联动机制是指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从而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引导和控制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协调是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行动进行统筹安排，联动是各参与主体间的联合行动，协调是为了联动，是手段、过程，联动是目的、结果。目前，党委宣传部门、政府、公安部门、工信部门等都负有管理网络信息的责任，各部门之间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在遇到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时无法形成合力。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一是在原有的各级政府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联动的组织结构和联动部门的基础上，由宣传部门牵头成立网络舆情应急处理中心，构建基于政务协同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信息平台，制定危机舆情治理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各相关职能部门在本部门内设立网宣办，负责本部门职能范围内的网络舆情应对工作。网络舆情紧急处理中心负责统一收集和监测互联网上有关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所有热点网络舆情，特别关注那些涉政信息，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分发到相应职能部门。同时针对某一重点舆情，向相关部门提供该舆情的跟踪分析报告，及时向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提供决策参考。当出现重大危机网络舆情时，可由紧急处理中心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汇报相关舆情信息，同时向各职能部门发出危机舆情警示信息，由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协调各职能部门，启动突发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在整个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应急处理中心将辅助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为危机事件治理提供决策参考信息。[9]
二是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危机阶梯预案。详细而周密的预案保证了在危机发生时有条不紊，获得最大限度的主动权。除了制定《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总预案》外，还可以借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危机分为四级，即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每一等级都由不同级别、不同范围的力量参与到危机应对中，根据危机的等级调动与之对应的资源和力量化解危机。
(四)健全网络舆情的善后处理工作机制
网络舆情的高涨期过后，为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弥补耽误的日常工作，就必须适时运用善后处理工作机制。对热点舆情要组织各部门人员快速妥善处置，安排专人跟踪回访处置效果。比如，涉及政府机关作风或腐败问题的，纪检部门要全力核实，公正处理；涉及治安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要全力侦破；涉及多个部门的，由政府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全力攻坚，并及时通过主流媒体公布调查进展情况和结果，避免谣言四处传播。[2]一是信息机制。继续追踪和掌握事态发展的有关信息，尤其要注意观察势态有无反复迹象。二是指挥机制。由拥有法定权力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组成指挥部门，仍然担负善后工作指挥职责，统率相关系统开展扫尾工作。三是执行机制。由党政职能部门、司法机关、相关社会组织和事发单位组成，负责善后工作的具体落实与执行。四是监控机制。由有关领导、新闻舆论、相关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组成，密切关注善后工作，监督有关政策和措施的最后落实情况。
善后处理工作机制需要重点确保的几个方面包括：一是善后人员。大部分临时调集的人员撤离后，确定少数负责善后人员。二是资源调配。为彻底解决相关问题而调用必要资源。三是协议执行。按照处置中已达成的有关协议进行落实。四是善于运用责任“切割”方法。很多问题是发生在基层的很个性化的问题，甚至是八小时以外的个人问题，一般情况下尽量做到不袒护不包庇，要根据责任事实依法果断处理，将网络舆论引导到谴责个人行为方面，从而杜绝事件被无限放大。这种与责任人的“切割”措施，最终目的是不让极个别的负面事例影响党和国家的整体形象。[10]
三、重视网络监督，完善官员问责制
(一)重视网络监督
网络监督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言行进行监督，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评价的网络参与行为。如何正确应对网络监督、提高执政能力，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每个领导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学习直面网络监督成为领导干部提高个人执政能力、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11]一方面使各级领导干部重视网络舆情所反映出的问题，更好地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水平，有效地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将各级干部的工作状态置于网络监督之下，使互联网成为干部廉洁自律的一面镜子，进而提高社会的公共监督效果。例如“王帅案”事件，如果没有网络监督，如果没有舆论和民意的应和，王帅能否全身而退，不容乐观。
一是善于利用网络了解社情民意。领导干部不能仅仅满足于从传统媒体上获取信息，这样掌握的信息会有偏差，应该善于利用互联网，到网络上去吸取民智、体察民情、倾听民声。针对网民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参考网民提出的建议，领导干部可以及时捕捉社会矛盾的动态，迅速抓住社会矛盾的关键，通过网络广纳民意、体恤民情、倾听民声，获取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行政决策。
二是善于利用网络迅速决策。网络监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传统媒体的报道速度一般比网络要迟缓，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刚一发生就能在几秒钟内传到互联网上。领导干部借助互联网可以在第一时间里了解事情真相。近年，国内某些地区连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当地媒体隐瞒，在网上连续报道中才使真相大白的。领导干部如果经常上网就能对突发事件及时反应、快速决策，不至于给工作带来被动。
三是善于利用网络发现腐败线索。网络监督由于网络空间的自由环境，让网民能以匿名的方式举报、公布腐败事件，将腐败行为快速广泛地加以曝光。领导干部，尤其是纪检委等相关监督机构，广泛关注网民所曝光的腐败犯罪行为，要循着网上提供的线索深入调查，弄清真相，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通过网络监督的巨大影响力给有腐败心理的人以极大的威慑力，促使他们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倡廉的目的。
四是善于以坦诚的姿态应对监督。坦诚地对待网络监督，自觉地将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置身于网民的监督之下、评说之中，不但是一种领导美德，更是领导素质和领导胸怀的体现。领导干部在面对监督中的不真实信息时，务必秉承诚实守信、公开公正的原则，主动“晒”出真实情况，及时发布准确、全面的信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官员问责制
网络舆情与网民的正义感相关联，很多网络舆情的传播都是基于义愤或对社会不公现象的痛恨。无论是为了维护正义原则的有效性还是保证社会持续的稳定，整个社会都必须求助于制度的保障，必须通过一定的惩罚机制来惩治非正义行为，以使社会正义原则持续有效。
在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不能掩饰问题，敷衍责任，避重就轻，袒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与政府有连带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这样只能激化矛盾，扩大舆情。如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政府在网络舆情面前之所以那么被动，关键都在于有关负责人一味想捂，一味想回避。因此，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深入问责，最终凭借真相大白和妥当处理取信于民。
近年，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和舆论危机管理方面的最大进步，就是逐步认同了一个观念，即事件处置第一位，舆论引导第二位。对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问题”，既要弄清“怎么看”，更要明确“怎么办”。“怎么看”是舆论引导，“怎么办”就是解决问题。“怎么看”固然重要，但“怎么办”更为关键。目前多数政府部门遭遇突发事件和舆论质问时，已经习惯于双管齐下：一边对媒体报道和互联网舆论“灭火”和“造势”，一边迅速解决舆论关切的实际问题，安抚当事人，甚至在事发24小时内即对不当作为的官员“问责”。如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事件的处理，当地政府领导采用了低调而简洁的处理手法，将逯军停职调查，果断切割，避免了“越抹越黑”的被动循环，同时又有效地减弱了负面影响。[12]所以，对网络舆情的处置要落实干部问责，互联网或者参与揭开事实真相，或者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致使一批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官员狼狈丢官，直至被追究法律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依法严肃处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直接责任人。同时，对那些恶意散布虚假信息或对网络监督压制、打击、报复的，要依据情节轻重和危害程度，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惩处。一是厘清政治体制内部的权责关系。要在厘清政府职能、合理配置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将责任细化、量化到政府组织内部的每一个岗位和每一个人，使权力和责任一目了然。二是从同体问责走向异体问责。促进问责主体多元化，提高问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三是推进问责法治化、程序化。在总结各地实行行政问责制实践经验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以法律形式对行政问责制进行规范，包括问责事由、问责形式、问责方式。四是完善官员复出机制。要制定完备的官员复出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官员复出的条件、时间以及职位，分类安排不同责任官员的复出。要制定严格的官员复出程序，对官员复出申请、复出调查、公布提名、复出论证、复出公示以及复出任职试用等几个方面加以详细规定。要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的监督，确保复出的公正性。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要有健全的跟踪评估监督制度，切实对问责复出官员进行跟踪评估，包括问责官员是否承担了应有的责任，是否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业绩，是否符合复出的基本条件等。[13](P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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