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进程与地方文化保育——以广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广州论文,进程论文,地方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都市化进程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都市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生态结构，其中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尤为重要。地方文化保育运动正是此背景下传入我国的社会文化产物，其试图通过民间力量，在地方文化保护中发挥作用。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重要都市，与港台等地交流频繁，加之都市化进程影响，成为我国地方文化保育发展具有“指标性”的都市空间。广州的地方文化保育运动的实践过程、主要特征、不足和困境，对我国其他都市在未来推广地方文化保育，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都市化进程与地方文化 都市化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经典符号，并传递出庞杂信息。一方面，它是城镇化、中小城市化之外，更高层次的城市发展形态，并将可能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2）》指出，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以“中国式城市化”为渠道向“城市中国”发展。另一方面，都市化进程对都市空间的变迁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综合影响。都市化在为都市空间创造发展可能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城市病”。其中，都市化进程与地方文化的矛盾尤为凸显。 本文所述“地方文化”，指原生于都市空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项。一般而言，具有历史价值、生活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中的一种或多种价值。具体表现形态可以是建筑、社区城镇景观等物质文化遗产，或生活记忆、传统手工艺和礼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将重点关注第一类形态。 上述地方文化在都市化进程中产生了深刻变化，并直接影响了地方文化的生存、发展与传播形态。 首先，地方文化在都市空间“盆景化”趋势加剧。都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城市升级改造，大量历史建筑或文化遗迹尽管侥幸逃脱了毁灭灾难，但其原有的周边环境已是荡然无存。最终导致了地方文化在都市空间中沦为“盆景化”或“孤岛化”的保护对象。此外，由于周遭环境的重构，与地方文化相伴生的“文脉”和“人脉”等非物质属性的生态结构更是受到不可逆的破坏，即便物质属性的地方文化遗产得到保留，但与之相关的人物、生活、记忆和文化将无法再生，最终将不得不走向“博物馆化”保存境地。 其次，地方文化与当代都市人的“鸿沟”进一步扩大。都市化进程的一大特点是人口流动频繁和边界的急速扩张。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文化与外来人口的“鸿沟”将愈发明显，其不仅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等直观层面，更会于文化观、思想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出现隔阂，甚至断裂。另一方面，都市的“原住民”们的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也将因为都市化进程而呈现缩小态势，生活方式、周遭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的变迁同样影响着他们对地方文化的态度——可能趋向强化，也可能走向式微。 最后，都市化发展为地方文化演进提供契机。都市化进程对地方文化而言，并非百害无一利。公允地评价，都市化显著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文化消费能力有所增强。这为地方文化在当代消费市场的振兴带来契机。同样，都市化进程也将引进更多先进技术、手段和理念，这对于记录、展示和推广地方文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随着都市化水平的提升，多元文化亦将于都市空间交融对话，这也能够带给地方文化更多繁衍与生长的可能。 二、地方文化保育的基本原理 文化保育的产生原点尚未有权威定论，但最晚不超过19世纪中叶。如德国中央天主教建筑学1842年对科隆大教堂的保育运动；美国弗农山庄国家妇女协会在1853年对弗农山庄园的保育行为；英国威廉·莫里斯和约翰·拉斯金等人创建了古建筑保护协会于1896年前后对伦敦历史建筑的保护，均属于文化保育范畴。 地方文化保育概念传入我国与本土化运动普遍发生，是新近社会文化现象。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类似，文化保育的孕育却由来已久。例如，朱启钤等人士共同创设的“中国营造学社”便已经具备了当代文化保育运动中的一些特征：他们作为民间行动者，对以古建筑为对象的地方文化展开了科学严密的考察、记录和分析工作。对比前文概念不难发现，尽管“中国营造学社”并无文化保育之名，但已然具备某些环节之“实”。再如，冯骥才先生上世纪90年代后为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奔走呼号”中，倡导公民文化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觉性等议题亦带有文化保育的基本观点。
而文化保育概念的中文译法尚未达成共识，诸如文化保护和文物保存等译法散见各处，这主要是“文化”的多义性和“保育”的模糊性共同影响下的结果。本文根据关注重点，试图对文化保育做如下定义和范围界定：一种以民间集体或个人为主要行动者，针对都市范围内某种或某类地方文化事象进行记录、保护、传播、振兴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活动。概言之，文化保育的中国实践原点远远早于观念的正式传入，而伴随着“文化保育”观念的应用推广，其将进一步吸纳域外先进经验，并呈现出专业化和普及化的发展态势。 此外，文化保育运动及实践者的分类标准也是其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根据当前文化保育的实践成果分析，文化保育运动具有庞杂的行动类型，比如依据参与者可分为群体和个体两个层级；依照保护对象，可以分为专项型和综合型；依照行动背景，可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抗争型）；依照最终目的包括研究型、保护型和传播型等。不同群体或个体的特征能较好反映当地文化保育的真实处境。 文化保育的实践者分类较之文化保育本身分类相对简单，需以历时性观点考察各个时期实践者的主要类别。普遍而言，在20世纪以前，世界文化保育运动实践者或主要发起者均为学者、贵族或财团，真正意义的“民众参与”尚不明显，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文化保育现象。进入20世纪，伴随着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在西方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对于文化保护事业的重视，民众逐渐开始萌发“文化自觉”，投身文化保育运动。我国大致在2005年之后，出现这一社会现象。简言之，当下文化保育的实践者组成复杂多元，包括“草根阶层”、知识分子、商业力量和大众传媒等，他们既有各自所长，亦有相对独立的行动范式，因此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三、广州地方文化保育的实践分析 广州已有逾2000年的建城历史，也是我国华南地区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亦是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的中心城市。都市化进程导致了“旧城改造”和“穿衣戴帽”等危及地方文化的后果。一般认为，其隶属于岭南文化的广府文化分支，拥有粤剧、粤曲、粤语、粤菜、南越王和骑楼等岭南文化资源。《2013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指出，岭南文化小传统使当地在地区协同发展上容易获得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默契和支持。此外，较好的公民意识、媒体环境和民众涵养也是广州的“城市个性”。总之，来自高度发达的都市化程度、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其他因素，共同为广州的地方文化保育运动兴起与发展创造了契机。这也是本文择取广州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1.广州地方文化保育实践过程与现状 地方文化保育运动在广州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实践阶段：孕育期（2003-2010年，以“保卫粤语”为标志）、高速成长期（2010-2012年，以“恩宁路保育”为标志）和多元发展期（2013年至今，以“集体回应‘金陵台’被拆”为标志）。上述三个实践阶段，尽管历史跨度长达十年，但文化保育事件频繁发生，团体大量出现仅在最近三年。 广州的地方文化保育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孕育过程。杨华辉老师创办于2003年的古粤秀色工作室是笔者迄今可查的、广州最早的地方文化保育团体，其产生自学校教育。2008年成立的“广州本土网”作为互联网论坛，但自草创之始，便重视表达本土观念，曾以广府文化展等形式进行地方文化的梳理与传播。 此阶段的核心事件为2010年“广州保卫粤语行动”。事实上，由于普通话的快速普及、都市化的演进以及大众媒介的影响，保护粤语是广州部分民众一直关心的议题。但事件大范围爆发源于2010年广州市政协纪可光委员递交的提案，建言将广州电视台多个粤语频道转由普通话播报。此提案直接促发了所谓的“撑粤语行动”（“撑”在粤语中意为“支持”），并最终于当年7月25日和8月1日发生了和平示威，成为我国地方文化保护史上非常罕见的大范围民间行动。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广州民众开始反思与觉醒都市化进程等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由于上述“保卫粤语”行为的触动，2010年成为了广州地方文化保育团体的“元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年成立的地方文化保育团体（含正式与非正式）共有广州街坊情、岭南文化公益团和粤岭文化保育协会等五家，其中又以恩宁路学术关注组为代表。恩宁路原是广州“旧城改造”政策中需要拆迁的片区，但由于其骑楼比较精美完整、文化积淀厚实等缘由，当地居民和广州青年学生，一同以“恩宁路学术关注组”名义倡议政府修订政策，并以探讨会、展览和社区志等方式，向民众普及恩宁路文化知识，尽管中间波折甚多，但最终仍使之成为广州市第二十三处历史文化街区。这成为了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同时，在高速成长期，各类地方文化保育团体呈现出了“井喷式”发展，据笔者初步统计，至2012年末，广州相关团体已达十四家，并深刻地影响了周边二三线城市（如佛山、肇庆和新会等）的地方文化保育活动的陆续出现。 在2013年后的“多元发展时期”，广州地方文化保育团体新增速率明显放缓，各团体陆续转入自我发展与更新阶段。绿色生活地图、文化导游团、研讨会和口述史调查等活动陆续出现，不仅类型多样，亦有较好成效。2013年6月的“金陵台遭开发商强拆”事件引发了地方文化保育团体的“集体发声”，并与政府一道参与了再建规划等事宜，表明广州地方文化保育团体已经初步成熟。2013年下半年，广州市越秀区主办“广府文化推广优秀项目征集活动”，广州街坊情、岭南文化公益团和古粤秀色工作室等地方文化保育团体与广州市越秀区青少年宫等专业单位一道入围，这表明地方文化保育已经初步得到了政府的关注与肯定。 2.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的基本特征 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既有着与各地地方文化保育活动的共性，也有着受到地理环境、民众心理和地方文化等影响而形成的特性。它们共同构成了广州地方文化保育的基本特征，甚至是“广州经验”。 首先，地方文化保育者重视对港台经验的借鉴与复制。我国港台地区在地方文化保育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早于我国大陆地区，而彼此同属中华文化圈，具有良好的可沟通性和经验可复制性。因此，广州的地方文化保育实践者对港台经验具有较高的借鉴意图。一方面，都市更新、社区营造和街史调查等概念被大量直接引用，甚至套用。如恩宁路学术关注组便在行动中频繁借用社区营造的观念，以期唤起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港台成功模式也被经常性复制。如文化导览（导游、导赏）是流行于港台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宣教手法，其以地方文化为范畴，由专业人士或文化志愿者带队进行实地讲解和观光。近年来，该经验为岭南建筑学社等团体频繁使用，并与其他模式结合，衍生出更加丰富的形式。 其次，偏爱以文化创意支撑地方文化保育活动。广州地方文化保育实践者对地方文化的传播能力甚为关注。文化产业因为与都市文化和大众文化联系紧密，可以较好反映都市人的偏好与需求，加之地方文化保育团体当前普遍缺乏经费来源，故文化创意商品开发逐步成为了一种兼具传播地方文化和维系组织运作的渠道。古粤秀色工作室开发的《念东山》《大越秀》等系列明信片便较好呈现此特征。此外，广州当前有不少艺木创作者热衷于进行地方文化主题产品开发，如“大话国·老广新游”、“炭烧老广”和“山泉居”等均为代表。他们虽然未以“文化保育”名义开展活动，但在营销商品时，往往也重视传播地方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形成了文化保育效应。 最后，参与者多为青年群体，这是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比较突出的特点。当前，广州地方文化保育团体的发起者或核心参与者，以80后与90后青年群体，特别是在校大学生居多。如广州街坊情、岭南文化公益团和中山大学小红楼关注组等团体，几乎“清一色”均为在校大学生。简言之，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青年群体空暇时间比较充足、知识更新与学习能力强、文化素养和公民素质较高等。因此，地方文化保育运动对广州而言，不仅是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播的一种方式，也是青年群体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渠道。 3.广州地方文化保育的不足与困境 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的发展态势良好，相关文化保育团体也已具有一定成熟度，在参与理念、行动策略、团队组织和合作共赢等方面积累了较好经验，成为我国地方文化保育运动初具规模的都市之一。但其依旧存在较多不足，并面临着多重困境。概言之，又以团体未来发展、学术理论研究和社会影响力三方面为最严重。 首先，行动团体规模偏小，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容乐观。在宏观层面，广州地方文化保育团体已具有一定数量，但微观层面观之，各团体的人数规模普遍偏小，往往由个别发起者或极少数核心成员开展业务。地方文化保育团体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兴趣团体”或“项目组”，其作为可以承担部分社会功能的机构团体，应参照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的模式，及早由自发性、随意性、流动性和小规模发展，向规范化、固定化和规模化方向转变，从而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再次，实践远远先于学理研究，导致地方文化保育运动缺乏配套理论指导。由于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的发生存在一定突然性，并对异域经验强调甚多，导致了学术界，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对此研究成果较少。而地方文化保育实践者往往身兼多职，亦较难从理论层面对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导致了当前学理研究落后于实践活动的困境。但随着地方文化保育运动的规模扩大，层次提高，对学理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呼唤愈发强烈。学术理论指导应成为未来地方文化保育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 最后，地方文化保育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比较有限。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实践者、了解者和关注者相对都市人群而言，依然微不足道。它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仅仅停留在“点”的层面，远未达到“线”、“面”水平，这较之港台等地都市的文化保育运动存在较大差距。换言之，广州的地方文化保育实践者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大文化保育成果的影响范围，不仅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文化创意商品和公益服务传播文化，亦需要更紧密地联结当代社会与都市群体，将港台等地经验“本土化”，以更有力地传播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文化保育实践者必须重视对“文化保育”理念的普及工作，令都市人群充分理解地方文化保育运动的发生必要、存在价值和可参与空间等基本问题。 广州地方文化保育运动兴起不过数年，但已取得一定成效，并可能在未来发展为推动地方文化保护与振兴的重要力量。但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学术界、商界以及地方文化保育实践者自身，均需对文化保育运动加深认识，探寻具有本土意义的文化保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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