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特鲁特普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确证论文,实验研究论文,特鲁论文,案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一、外在主义的主流确证理论与思想实验中的特鲁特普案例
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认知确证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是当代知识论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对认知确证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区分，L.邦久(Laurence BonJour)写道：
这种区分被接受的最普遍说明是：一种确证理论是内在主义的，当且仅当它要求，对某个特定的人来说，如果要使一个信念在知识论上是确证的，那么所需的全部因素在认知上都是可以获得的，都内在于他的认知视野中；一种确证理论是外在主义的，它允许，至少某些确证的因素不需要内地地获得，它们可以外在于相信者的认知视野，超出了他的视野。①
换言之，确证的因素是否全部内在于相信者的视野，是区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确证理论的关键。认知外在主义最常见的形式是可靠主义。可靠主义大都认为，某个信念是确证的，仅当它是通过高度可靠的或导向真理的认知过程所产生的。如果一个真信念是由可靠的认知机制产生，那么这个信念就有资格成为知识。可靠主义并不要求主体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自己的认知过程是可靠的，只要求认知过程实际上是可靠的。由于可靠主义是外在主义的主流，因此它一直是反对外在主义理论的人所攻击的目标，也是有最多反对意见的外在主义理论。
内在主义者用思想实验来反驳可靠主义以及更广泛的外在主义，这些思想实验包括感知者非常准确地感知温度的特鲁特普案例、千里眼案例和被恶魔欺骗的受害者案例等。在这些思想实验中，虽然认知主体满足了可靠主义的确证条件，但是在普通大众看来，仍然没有确证，仍然没有知识。几乎所有知识论者都一致同意“特鲁特普案例的主角没有知识”显然是正确的，而且这个直觉是人们普遍共有的。即使戈德曼(Alvin I.Goldman)②和阿尔斯顿(William P.Alston)③这两位最重要的可靠主义的捍卫者也赞同这个观点，并承认，特鲁特普案例的思想实验对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一个深刻而又重大的挑战。
如果大众普遍同意“特鲁特普案例的主角没有知识”，那么外在主义显然是错误的。然而，产生于21世纪的实验哲学对这类思想实验所假设的大众的普遍同意提出了挑战。
二、实验哲学对特鲁特普思想实验的挑战
在2001年发表的实验哲学的奠基之作《规范性与认知直觉》④一文中，温伯格(Jonathan M.Weinberg)、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和施蒂希(Stephen P.Stich)对确证理论中的特鲁特普案例做了实验研究。他们以罗格斯大学的本科生作受试者，来研究认知确证理论。他们的实验用到了如下改写版的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
有一天，陆克突然被一块掉下来的石头砸中了，他的大脑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估计他所在地的温度时，他总是绝对正确的。陆克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几周后，这个变化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房间的温度是32℃。事实上，当时他的房间温度就是32℃。
陆克真的知道他房间的温度是32℃吗？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⑤
虽然陆克的信念是通过一个可靠的机制产生的，但是由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可靠性，所以他的可靠性在知识论上是外在的。因此，如果受试者不愿把知识归于陆克，那么，就表明受试者偏爱内在主义。思想实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知识论者都主张，像陆克这样的特鲁特普式的主体并没有确证他们的信念。由于确证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因此大多数知识论者都认为特鲁特普式的主体没有知识。然而，温伯格等人的调查发现，虽然两组不同的受试者都倾向于否认特鲁特普式的主体有知识，但是，与西方受试者相比，东亚受试者的比例更大。在西方受试者中，有68%的受试者否认陆克有知识；在东亚受试者中，否认的比例更大，为88%(参见表1⑥)。而且，东亚人与西方人的认知直觉反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陆克认知状况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他的信念形成过程没有被他所在社区中的其他人所共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的文化往往强调集体主义，较少离开他们的整体语境来认识对象。为此，温伯格等人设计了一个不太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式案例(即较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以此来验证社会心理学的发现在知识论上是否正确。在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中，给陆克新的感知能力的是石头，在较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里，给朱勇新的感知能力的是一群善意的科学家，这群科学家是由朱勇所在社区的长者邀请的。场景因此变成了：
有一天，朱勇突然被由他所在社区的长者带来的一群善意的科学家敲昏了，他的大脑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估计他所在地的温度时，他总是绝对正确的。朱勇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几周后，这个变化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房间的温度是32℃。事实上，当时他的房间温度就是32℃。
朱勇真的知道他的房间温度是32℃吗？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⑦
在较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中，有某种社区认可的因素(即长者带来的一群善意的科学家)被引入。结果发现，75%的东亚人说，朱勇只是相信正在谈论的问题；65%的西方人说，与他自己的社区共享新的知觉过程的朱勇只是相信而不是真的知道(参见表2⑧)。
与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相比，较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中更具集体性，因此，温伯格等人猜想，东亚人认为“特鲁特普案例的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由12%增加到25%，是因为他们强调集体主义。受较集体主义案例的鼓舞，温伯格等人设计了一个更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式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整个社区都有这种可靠地产生真信念的机制，场景变成了：
在一个孤岛上，有一个非常团结的大社区。有一天，一颗有辐射性的流星击中了这个小岛，并且对小岛上的法卢基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改变了他们大脑的化学构成，以至无论什么时候估计他们所在地的温度时，他们总是绝对正确的。法卢基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李涛是法卢基社区的一个成员。在流星撞击的几周之后，当李涛在海边散步时，变化了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所在地方的温度是32℃。除了这个结论外，他没有其他理由认为当下的温度是32℃。事实上，李涛所在地的温度当时正好是32℃。
李涛真的知道温度是32℃，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⑨
在集体主义案例中，整个社区都有了这种产生真信念的机制，温伯格等人的实验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结果：东亚人回答“真的知道”的比例是32%，要大于回答“真的知道”的比例为20%的西方人，这与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正好相反。(参见表3⑩)
在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中出现的东亚人与西方人之间的认知直觉差异，在较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式案例中减小了，在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式案例中则反向了。
概括以上的结论，主要有：
(1)东亚人重集体主义，西方人重个人主义，可用来解释三个特鲁特普案例的实验结果：特鲁特普案例从个人主义到较集体主义，再到集体主义版本，东亚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依次为12%→25%→32%。
(2)普通大众的认知直觉是多样的、不稳定的，没有共同的认知直觉。基于特鲁特普案例是否为知识的判断，受特鲁特普案例给出的形式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影响。其他类似的研究表明：普通大众对一个命题是否为知识的判断，受众多诸如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性别、问题提出的顺序等非认知因素的影响。因此，认知直觉是不稳定的，在哲学论证中，直觉不是合适的证据。(11)
三、特鲁特普案例实验研究的反思与进一步研究
仔细分析温伯格等人的实验，我们对其结论提出几点质疑：
第一，用东亚人重集体主义，西方人重个人主义，并不能完全解释他们的实验结果。因为特鲁特普案例类型从个人主义到较集体主义，再到集体主义，西方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为32%→35%→20%。从个人主义案例到较集体主义的案例，重个人主义的西方人认为主角真知道的比例应该下降，而结果却是上升，这没有合理的解释。
第二，受试者中的东亚人分别只有26、20和31人，在法卢基案例中西方人只有10人，受试者太少，不能代表东亚人和西方人。
第三，受试者中的所谓东亚人，都是罗格斯大学的本科生，他们能到罗格斯大学上学，必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离乡背井，对集体的认同感很强烈，很难真正代表东亚人。
第四，在一个重复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的实验中，S.卡伦(Simon Cullen)要求西方受试者在“陆克知道”和“陆克不知道”之间，而不是“陆克真的知道”和“陆克只是相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发现，57%的受试者回答说陆克知道，这个人数，几乎两倍于在温伯格等人最初实验中宣称陆克真的知道的人数。(12)因此，对原实验所提问题的恰当性提出了质疑。
基于以上的质疑，我们用中国大学生作为受试者来检验温伯格等人的实验。我们的实验如下：
1.参与者、实验材料与实验过程
参与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通修课《哲学导论》课程的大一本科生，高中时文理生皆有，在能力、知识和技能方面具有较高同质性，并具有正常理性。参与者共187人，分两个班。
为了抵消顺序的影响，我们随机提供给参与者四组案例中的一组。每组案例都包括了严格仿照温伯格等人的特鲁特普案例中的“个人主义”、“较集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三个版本，但作了些改写，每个特鲁特普案例的表述都汉语化了。例如，人名用中国人的名字代替，温度用摄氏度表示。每个案例后都有两个需要选择的问题，即“特鲁特普案例的主角真的知道温度是32℃”和“特鲁特普案例的主角只是相信真温度是32℃”，供选答案为“假”、“很可能假”、“既可能假也可能真(13)”、“很可能真”、“真”、“不理解此题”六个。问卷时间约为8分钟。
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23日，新生开学第六周。问卷调查课堂随堂完成。每张有效问卷支付8元的问卷调查费。所得数据用SPSS17软件进行了处理与分析。
2.实验结果与分析
发放问卷187份，收回187份，因填写不完全被判为无效问卷的5份。把“假”和“很可能假”统计为“可能假”，把“既可能假也可能真”统计为“中立”，把“很可能真”和“真”统计为“可能真”。从所得数据(参见表4)可以看出，从个人主义案例到较集体主义案例，再到“集体主义”案例，“真的知道”可能真的比例分别为11%、12.6%和13.2%；“只是相信”可能真的比例为87.9%、84%和82.4%。虽然“真的知道”可能真的比例依次增加，但无论是卡方检验，还是独立样本t检验，都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性。
为了分析4组特鲁普特案例是否因顺序的不同出现差异，我们通过赋值进行检验。把“假”赋值“-3”、“很可能假”赋值“-1”、“既可能假也可能真”赋值“0”、“很可能真”赋值“1”、“真”赋值“3”、“不理解此题”设为“缺”。从所得数据(参见表5)来看，4组案例中每个案例间的得分相差不大，都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性。
182份问卷数据表明，中国受试者在个人主义、较集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中，认为“特鲁特普主角真的知道”可能真的比例为12.3%(分别为11%、12.6%和13.2%)。这个结论与温伯格等人得出的“特鲁特普主角是否知道受试者文化差异的影响”的结论不同。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有：(1)温伯格等人调查中的东亚人受试者太少，不能代表东亚人；(2)温伯格等人调查的罗格斯大学就读的东亚人离乡背井，有强烈的集体主义需求，不能代表东亚人；(3)中国大陆多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使现在的中国大学生较个人主义了(14)。
在温伯格等人的调查中，为什么东亚人对“特鲁特普主角是否有知识”的判断，受特鲁特普案例呈现的形式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影响呢？我们认为原因也类似：(1)在罗格斯大学就读的东亚人离乡背井，需要集体的关怀，因此表现出集体主义；(2)温伯格等人调查的人数太少，数据不具有代表性。
温伯格等人因认知直觉不稳定而否认直觉是哲学论证的合适证据的观点，也为我们所反对。我们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还是较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以及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认为“特鲁特普主角有知识”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11%、12.6%和13.2%，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此外，有研究显示，大约有10%-20%的人认为错误的(或反事实的)命题也可以成为知识(15)。研究普通人知识归因的结果发现，总有人执极端的观点，有些人认为错误信念也可以成为知识，另一些人则否认有任何知识，对知识持怀疑主义的态度。J.图瑞(John Turri)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大约相同数量的参与者按照显然偏离主流知识论理论的方式进行知识归因，得到了确认的数值是：1/6的参与者归因知识太随便，认可非事实的使用；1/6的参与者归因知识太保守，认可怀疑主义的克制。”(16)这些数据表明，大约有20%的人总喜欢极端，对于这些极端数据，我们在实验哲学的问卷调查中可以忽略。
在温伯格等人的实验中，从个人主义，到较集体主义，再到集体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东亚人认为“特鲁特普主角有知识”的比例为23.9%(分别为12%、25%和32%)，西方人认为“特鲁特普主角有知识”的比例为33.7%(分别为32%、35%和20%)。他们调查的所有人认为“特鲁特普主角有知识”的比例为26.7%。虽然如此，我们相信，如果采用我们的六元选择来测量，其平均比例必然降到20%以下。
我们的结论有二：一是，鉴于已有研究中哲学直觉极端值都在20%以下可以忽略，因此，我们认为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是可以用来作为哲学的证据的。二是，鉴于我们所研究的“特鲁特普主角有知识”的比例小于20%，并认为，用我们的方法，西方人关于“特鲁特普主角有知识”的比例也会小于20%，而小于20%的比例可作为极端加以忽视，因此，我们主张无论是特鲁特普案例的思想实验，还是特鲁特普案例的问卷调查，都可以证明认知确证的可靠主义是不合理的。推而广之，我们应该选择认知确证的内在主义。
在10多年前刚接触认知确证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时，笔者就直觉地反对外在主义，但一直找不到证据。现在，笔者已经为自己的直觉看法找到了4点理由：(1)在外在主义的确证理论中，确证的要求与知识的三元定义中的“真”的要求重复。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真”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不能为没有“上帝之眼的”人所把握的。如果确证与否是外在主义的，是可以外在于认知者的视野的，那么，“确证”与“真”的性质就类似。知识的定义之所以需要“确证”，是为了让认知者知道自己的理由是否追踪了“真”。因此，如果外在主义是正确的，那么知识定义的三元要素就要用奥卡姆剃刀去掉一个要素。(2)特鲁特普案例的思想实验是对可靠主义的一个致命的打击，特鲁特普案例思想实验的结论为绝大多数知识论者所公认。(3)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反对外在主义的确证观。温伯格等人的数据表明，有73.3%的受试者赞同内在主义反对外在主义；我们的数据表明84.8%的受试者“只是相信”“特鲁特普主角有知识”。(4)可靠主义的内在主义转向证明外在主义确证理论有待改进。早期戈德曼强调因果过程的因果论和D.M.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强调类规律关系的“温度计”模型，都是传统可靠主义的代表。传统的可靠主义强调知识是基于可靠认知过程的真信念，主张有“非推论性知识”的存在。可靠主义的最新转变强调兼容内在主义。例如，戈德曼的德性认知过程的可靠主义，强调德性对可靠性的重要性(17)，强调认知规范在确证中的作用，由于“德性”内在于“主体”，因此，从外在于主体的因果过程向内在于主体的“德性”的转变，标志着戈德曼的可靠主义由外在主义向内在主义的转变。此外，无论是J.格雷科(John Greco)的主体可靠主义、阿尔斯顿的社会实践可靠论，还是A.普兰丁格(A.Plantinga)的恰当功能论、E.索萨(Erenst Sosa)的透视主义以及L.扎格泽博斯基(L.Zagzebski)的新亚里士多德进路等，虽然它们在客观可靠性与主观确证上各有侧重，但是它们都主张知识应该立足于构成认知者理智特征的“可靠特性”。(18)由于它们把“认知者的理智”与“可靠性”结合起来，因此，可以看作是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融合。
我们认为，无论是特鲁特普案例的思想实验，还是特鲁特普案例的问卷调查，都向我们证明：确证是内在主义的，要求有第一人称视野中的理由，要求遵循为主体所认识的认知规范、履行认知主体的责任。(19)
①Laurence BonJour,"Externalism/Internalism",in Jonathan Dancy & Ernest Sosa(eds.),A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132.
②Alvin I.Goldman,"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and Reliabilism",i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1994,vol.19:1,no.,pp.301-320.
③William P.Alston,"An Internalist Externalism",in Epistemic Justification:Essays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227-245.
④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 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7-46.
⑤ibid，p.26.为了与我们设计的场景一致，我们对人名与温度作了修改，另2个场景也作了如此修改。
⑥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p.27,p.40.
⑦ibid.,p.27.
⑧ibid.,p.28,p.41.
⑨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pp.27-28.
⑩ibid.,p.29,p.41.
(11)Stacey Swain,Joshua Alexander & Jonathan M.Weinberg,"The Instability of Philosophical Intuitions:Running Hot and Cold on Truetemp",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8,vol.76,pp.138-155.
(12)Simon Cullen,"Survey-Driven Romanticism",in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2010,vol.1,no.2,pp.288-289.
(13)之所以不用“中立”这个简单的术语，而是用“既可能假也可能真”这个复杂的表述，是为了避免人们都喜欢选“中立”或偏好“中庸之道”。
(14)2013年11月26-27日，我在上《哲学导论》中“死亡哲学”内容时，对学生说：“同意‘我们可以自杀’的同学请举手”。在大一新生两个班中，有一个班超过1/3的学生举手了，另一个班超过1/2的学生举手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不少学生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主张“自杀是个人的权利”、“自杀是个人意志自由的体现”或“我的生命我作主”等个人主义的观点。
(15)Christina Starmans & Ori Friedman,“The Folk Conception of Knowledge”,in Cognition,2012,vol.124,no.3,pp.272-283.
(16)John Turri,“A Conspicuous Art:Putting Gettier to the Test”,in Philosophers' Inprint,2013,vol.13,no.10,p.15.
(17)Alvin I.Goldman,Liaisons:Philosophy Meet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s,The MIT Press,1992,pp.157-160.
(18)Ducan Pritchard,“Greco on Reliabilism and Epistemic Luck”,in Philosophical Studies,2006,vol.130,pp.35-45.
(19)本文的完成感谢“知识论与实验哲学研究”学术沙龙第15期的老师与同学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