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粮食：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粮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未来粮食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当今国内外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粮食进口将直线上升，并在不久的未来超出世界粮食生产能力，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升，不但给中国未来也给世界缺粮的低收入国家带来危机。而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相信中国基本能够实现未来粮食自给。无论如何，未来中国粮食问题都将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世界农业贸易的稳定与布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项研究对中国过去粮食的供给和需求作了深入、系统的解剖，指出技术创新是过去中国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人口和消费的结构性变动是决定粮食需求的首要因素。对中国未来粮食需求的预测表明，中国不会买空世界粮食市场，更不会导致世界粮食危机。中国会饥饿世界的观点是缺少科学和现实根据的。但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中国要实现粮食自给也不现实，中国未来要进口的粮食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要多得多。粮食自给率可能由90年代初的98%-99%迅速下降到2000 年的91 %-93%，并在21世纪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一水平。每年粮食净进口量在本世纪末与下一世纪初将可能达到4000多万吨。要大量减少粮食进口量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政府必须尽早改变其投资战略，重新树立和真正落实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加大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究竟21世纪中国的粮食问题会演变成一次国内粮食危机还是促使国家粮食经济更有效地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投资政策。
一、粮食生产的增长动力
90年代初期，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85亿吨（贸易粮），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其中，直接的粮食消费量占总供给量的67%、饲料粮消费占20%，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创造了粮食基本自给的世界奇迹。
50年代以来，除了1958-1961年的困难时期外，粮食生产的增长一直高于人口增长。即使在整个经济还深受文革影响的1970-1978年间，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也达到2.8%。其中稻谷生产年增长率为2.5%，其他粮食为3.1%。70年代末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 价格和市场的改革更加速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尽管播种面积出现负增长，但粮食总产量年增长率还是提高到了4.7%。然而， 在改革的中后期（1984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的增长出现了下降、徘徊的局面。总产的增加开始完全依赖单产的增长，然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增长率却从1978-1984年的5.8%下降到1984-1992年的1.7%。近两年来粮食生产更是停滞不前，而粮食价格却成倍上升。粮食生产重新成为中国面临的又一难题。生产行政手段、贸易地区分割、消费地方自决等非经济政策措施开始执行。中国粮食能靠这些政策再上一台阶吗？
这去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包括粮食的增长）有多方面的决定因素。早期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主要来自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如生产责任制（见McMillan等，1989年；樊胜根，1991年；林毅夫，1992年）。然而， 最近我们的几项研究表明：虽然生产责任制在农业生产的增长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但即使在改革初期，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亚于生产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贡献（见黄季焜和 Scott Rozelle，1995 年； 黄季焜，Rosegrant和Rozelle，1995 年）。 在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贡献的认识上同我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上相一致的，还有另外两项研究（朱希刚和史照林，1994；顾焕章和王培志1993）。在改革后期，技术进步更是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原动力。主要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一）技术进步是过去中国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 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技术进步在水稻生产增长中的贡献率为48%，在其他粮食（除水稻以外的其他粮食的合计）增长中的作用更高。技术进步在该时期主要体现为高产和多抗品种的采用（如杂交品种的大力推广）、栽培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优化等。在改革的中后期（1984-1992年），技术进步成为粮食生产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不能误解贡献的相对量与绝对量的概念，在改革后期相对贡献率提高是由于粮食的增长量下降。实际上技术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绝对额在改革初期与中后期并无多大区别，甚至略有下降。对水稻来说技术进步对每年增长率的绝对贡献额在1978-1984年和1984-1992年期间分别为2.2%和2.1%；而对其他粮食的绝对贡献额分别为4.7 %和4.5 %。技术贡献的相对贡献率超过100%，是说明如果当时没有其他负影响因素（如80 年代后期的价格因素，自然资源恶化和灾害等）粮食生产会比实际的增长率要高。技术进步在生产中起着重大作用主要是由于6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投资大量增加从而使农业科技储备量在1978-1992年期间以6.9%的高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业科技实际投资（以1985年不变价算），已从1985年的10.78 亿元下降到1990年的8.08亿元，这同改革前期的科技投资逐年上升的趋势形成极大的反差。科研投资有很长的滞后期，改革中后期以来农业科技投资的负增长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充分体现出来，这也将是中国粮食需大量进口的关键所在。据我们测算，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即使未来科技投资会不断增长（假设政府认识并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农业科技储备量的年增长率还将会从 1978- 1992年的6.9%下降到未来的3%左右。
（二）水利建设和灌溉投资贡献趋小 中国有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它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对粮食生产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80年代以来由于大部分水田都已具备灌溉条件，同时水利投资在 1978 年达到顶峰（45.3亿元，以1985年不变价算）后， 水利实际投资额下降到1985 年的20.2亿元。1990年虽略有回升，但在大部分农村，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在改革以来已逐渐衰退，使得它在粮食生产增长中的贡献率在1978-1992年期间只能达到5%-6%。所以农田灌溉系统的改善与提高是未来水利投资的重点。在资金短缺、政府无法兼顾各种投资需求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表明，增加的投入应更多地分配在科研上。
（三）生产责任制的贡献重大，但只是一次性的飞跃 生产责任制在改革初期对粮食生产增长的影响因作物而异，大约在30%-35%之间，但只是一次性的飞跃。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粮食生产：生产积极性、投入效率和技术采用。责任制促进了新技术采用的积极性和效益，但同时也提高了新技术采用成本和管理成本（见林毅夫， 1991； 黄季焜和Scott Rozelle，1995）。 提高的新技术采用成本主要表现为技术信息成本、技术应用成本和风险成本。这需要国家在技术和推广部门进行改革，即应尽快使技术（尤其是种子）产业化。这种产业化是向计划还是市场方面发展在近期内虽有争论，但从长远看，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市场化应是发展的方向。
（四）价格政策对短期内的粮食生产影响极大，但提价不是长远的发展战略 价格变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业投入（包括土地）的多少来实现的。除物质投入外，还有劳力投入。从改革的整个时期来看，国家的价格政策对粮食生产并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对水稻生产的贡献率在1978-1992年间只有2%， 而对其他粮食的增长只有负作用。因为生产资料价格（如化肥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粮食价格的上涨。但从不同时期分析，价格政策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无疑曾有过相当大的作用，它对水稻生产的贡献率达到22%，对其他粮食生产的贡献率达到27%。在改革后期，粮食价格的提高远远低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愿种田的农户增加、部分耕地抛荒。近三年内粮食价格虽成倍提高，但农业投入品价格增长更为迅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粮食价格已逐渐接近（实际上大多数已经超过）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在短期内提高粮食价格以加强农民种粮积极性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将困难重重。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农村人口的庞大（75%左右）决定了中国不能执行日本和韩国的昂贵的高价粮食补贴政策。其次，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价格已趋近甚至超过世界市场价格，中国若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粮食价格的国内保护政策也会受到限制。因为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组织以及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预测表明，未来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还将逐年下降，所以价格政策应该从粮食生产的投入品成本上着手，比如，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益、降低生产资料生产成本和价格等。
（五）农业比较优势明显下降，农业资源大量外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已被实践所证明。另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也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41%下降到1992年的29%。同一期间，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从37%降低到12%，吸收劳动力比例从81%下降到59%。比较优势的下降，使农业难以与其他行业在资源利用上进行竞争。劳力和土地的机会成本上升已使农业大量失去劳动力和耕地，这在经济结构迅速调整时期尤为明显。比如，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提高已使水稻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从1975年的638 工日/公顷减少到1991年的312工日／公顷，同一期间小麦从402工日／公顷减少到200工日／公顷。耕地减少，复种指数下降也是同一道理。据我们测算，在1978-1984年期间由于劳力和耕地机会成本的上升，使水稻生产增长率每年少增长1.3%。 我们研究还表明，若资源的合理分配按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计算，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在许多发达的农村亩用工量应接近于零。换言之，许多农民不是被迫种田就是为了生产“爱国粮”。在这方面机械化和规模生产是国家应该重点解决的两大难题。之所以说是难题是因为中国还有土地的产权制度问题。
（六）农业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改善是持续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80年代初农业自然资源的改善（如盐碱地、水土保护、自然灾害）增加了粮食生产，但80年代中后期由于水土流失、盐碱化和自然灾害面积的扩大已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据我们测算，在80年代末，由于这方面原因，年均粮食损失达600万吨， 相当于国家每年花在灌溉投资上的总费用。
当然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还有很多，诸如土地的产权制度、国家的收购政策以及资金、信贷等等，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列举。
二、粮食消费的演变规律
中国的粮食消费正发生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是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根源。用传统的仅以收入和价格或趋势分析来解释过去（改革时期）中国粮食消费变动和预测未来粮食需求已失去意义。我们对消费研究的结果列举如下：
（一）人口增长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是影响中国食物消费水平和结构的重要因素 城市化对国家总体食物消费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以下5 个方面的因素：（1）同农村相比，城市市场有丰富的食品可供选择；（2）城市居民较早地接受和享受异国他乡的饮食文化；（3 ）城市居民更需方便、节省烧煮时间的食品；（4 ）城市居民体力劳动强度低于农村居民，对食物热量（如粮食）的需求较低；（5 ）城市居民不生产自身消费的食品（见黄季焜和Bouis， 1995 ）。 中国的城镇人口已从1970年的17%上升到1992年的28%。研究表明，在收入水平和价格同等的前提下，一个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一个中小城市，由于以上5 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他的粮食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到特大城市将减少64.2公斤；蔬菜减少23-25公斤。与之相反，畜产品的年消费量增加4.2 公斤（中小城市）至7.2公斤（特大城市）。与此同时，水产品、 水果和其他食品的消费也将相应提高。所以，城市化不但影响着粮食的消费水平，同时也影响着粮食的消费结构（口粮和饲料粮的比例）。
（二）市场化和消费商品化是影响食品消费结构的另一重要因素食品定量供应和配给制的彻底废除对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食品市场的发展和消费的商品化对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在市场和流通落后的地方，农民的生产与消费紧密相关，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即使到了1992年，中国的农村居民从市场上购买的食品占总食品消费量的比例也只有46%。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从市场上购买的食品占食品总消费的比例每提高10%，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将下降0.06，而肉类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则增加0.16。这一结果解释了农村粮食消费上的时间序列数据（粮食消费在进入90年代以后显下降趋势）与横截面数据（在同一时点上按收入分组，农村粮食消费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之间存在的矛盾。
（三）收入增长影响着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 收入的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影响从80年代以来已逐渐从直接影响口粮增长向饲料用粮的方向转化。在过去的十年里，粮食（口粮）需求的平均收入弹性在农村大约为0.25，即收入每增加10%，人均口粮需求增加2.5%， 并且弹性显下降趋势。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城市已渐趋于零。然而，据测算，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中国肉类及水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平均值达0.9。 收入的成倍增长将会导致肉类及水产品需求的成倍增长。从数量上分析，中国的粮食问题并不是口粮问题，而是饲料粮的问题，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这个问题将更趋显著。从质量上分析，中国的粮食问题又是品种和品质问题。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口粮已基本完成了从粗粮到细粮的转化过程。然而新的一轮转化（低质向优质转化）才刚刚开始。这是中国在粮食上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因为从大面积的生产上看，优质和高产是很难兼顾的（详见黄季焜和Scott Rozelle，1994年和1995年）。
中国粮食消费受以上几个重要因素影响外，还受价格、人口、政策（通过影响家庭规模及消费的规模经济来体现）以及地区发展平衡和收入分配（因为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和需求的收入弹性因地区和收入的不同而有异）等因素影响，它们之间的因果及数量关系可参考我们的另外几项研究（黄季焜和Scott Rozelle，1994；黄季焜和Bousi，1995等）。
三、中国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预测模型
十多年来，有不少经济学家和预言家对中国粮食的预测作过大量的工作。然而，由于他们的预测多基于趋势和单因素（或少量因素）分析，研究时的情况和背景不同而众说纷纭，从预言中国将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粮食到另一极端—断言中国会饥饿世界。为了准确预测21世纪的中国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粮食供给、需求、贸易和政策分析模型。在粮食需求方面，模型所考虑的因素除了人口和收入变动外，还包括了价格、城市发展、农村市场发育等因素。在供给方面，模型所考虑的影响因素有技术进步、制度创新、投资政策、价格政策、市场改革、贸易政策、国际市场价格、农业的比较效益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具体模型详见黄季焜、Rozelle和Rosegrant，1995）。以下，我们把该次预测的研究结果作一概述。
四、21世纪的中国粮食供需平衡预测
中国粮食年总需求量到2000年将达到4.5 亿吨（按贸易粮计算），高于预测的国内总生产量（4.1亿吨），净进口量达4000万吨。2000 年后，净进口量将基本保持这一水平。2010年至2020年的粮食平均年净进口量为4300万吨，粮食的自给率将由目前的基本自给水平下降到下一世纪初的91%-93%。同时，中国将在以后的二三年内由大米净出口国变为世界大米的主要进口国。
（一）粮食需求预测分析
1.人口增长仍将是粮食总需求量的推动力。全民的计划生育将可能使中国人口的年递增率从80年代的1.4%左右下降到90年代的1.28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0.74%和第二个十年的0.65%。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虽能减轻中国未来粮食自给的负担，但从绝对数量上看（人口的巨大基数）却不容忽视。因为中国在90年代，年平均人口增长还达1550万人，或者说每年产生一个澳大利亚。2000年至2010年期间，每年人口增长还将达990万人，即每隔一年便要产生一个马来西亚。 据联合国的人口研究表明，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接近15亿。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讨论的只是人口增长的中位预测，高位预测中国人口到2020年要达到近16亿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状况对中国未来粮食需求和进口的影响在下文中还将提到。
2.人均口粮消费量将逐渐趋于稳定并略有下降。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粮食消费量要到21世纪初才能达到顶峰，而城市居民的口粮消费在90年代中后期以后将随收入的增长而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农村居民的粮食需求收入弹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保持着正数，但预测表明农村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促使农村人均口粮消费量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负增长。由于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26%将分别提高到2000年的34%，2010年的42%和2020年的50%），按全国总人口算，人均口粮年消费量从现在就开始下降，即从 90 年代初的225公斤（贸易粮）下降到2000年的223公斤，2010年的214公斤， 并进一步下降到2020年的203公斤。
3.人均畜产品和水产品的需求量成倍增长，到2020年将达到甚至超过台湾和韩国的现有消费水平。到2020年人均红肉（猪肉和牛、羊肉等）年消费量将比1992年增长2.5 倍，即从1991年的17公斤增长到2000年的23公斤、2010年的32公斤和2020年的43公斤，达到台湾和韩国居民的现有此类食品的消费水平。其中农村居民的肉类食品消费增长速度略低于城市居民。同时家禽和水产品的年消费量也分别从1991年的2公斤和6公斤，增长到2000年的3公斤和10公斤，并分别继续增长到2020年的8公斤和28公斤。畜产品和水产品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有：收入增长、城市化和农村市场的发育与完善。
4.饲料用粮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例将迅速提高。由于畜产品和水产品需求的成倍增长以及人口的增加，中国对饲料粮的需求会从1991年的7600万吨，提高到2000年的1.09亿吨，并继续增长到2010年的1.58亿吨和2020年的2.32亿吨。在粮食需求中，饲料用粮需求量将由目前的20%上升到2000年的24%，2010年的31%和2020年的40%左右。所以中国未来的粮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饲料粮问题。
5.粮食总需求量（口粮、饲料粮以及加工、种子、浪费用粮等总和）的增长将超过国内生产供给能力。粮食需求量到2000年将达到4.5 亿吨，超过4.1亿吨的国内生产能力，需净进口4000万吨。到21 世纪由于人口和饲料粮需求的大幅度提高，粮食总需求还将逐年增长，到2010年达到5.13亿吨，2020年将达到5.94亿吨。
（二）粮食供给预测和贸易分析 中国粮食生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低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改革以来，科技投资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同时农业的比较效益和相对优势下降。我们预测中国粮食的供给能力到2000 年只能达到4.1亿吨，到2010年为4.69亿吨，2020年为5.53亿吨。由于粮食总供给量低于总需求量，粮食净进口量到2000年达4000万吨， 此后， 净进口量将基本保持这一水平。2010年和2020年的净进口量均为每年4300万吨。这是我们的中位预测，也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这些预测是建立在以下几种假设条件下的：（1 ）农业科研实际投资（扣除物价影响后的投资）以每年3.0 %的递增速度增长（实际上中国这几年的投资还没达到这一水平）；（2）农业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也以年递增率3.0%的速度增长（实际上在80年代增长率只有1%略强）；（3）劳动力和耕地的机会成本增长率为1.0%；（4）粮食价格上涨略低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5 ）农业资源以0.2%的慢速度退化（80年代末退化速度为每年0.4%左右）。
五、中国粮食可能出现的其他几种局面
上节讨论的中国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是我们预测的中位方案，但未来是很难预料的。为了检验中位预测方案的可信度和探讨在不同的条件下中国粮食的供需平衡问题，我们对其他十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做了预测分析。结果归纳如下：
（一）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 在中位预测的基础上人口增长速度再降低1/10，虽然粮食需求量显著减少， 中国也难以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年净进口量在2000年还将高达3500万吨，到了2020年下降到900 万吨。但这种假设已不具现实性，因为要保持人口年增长率为0.491 %（2000-2010年）和0.374%（2010-2020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未来倒有可能的是人口的快增长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到2020年，净进口将达7000万吨。
（二）不同的收入增长 收入的增长似乎在未来粮食供需平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低收入增长会大幅度地抑制饲料粮的需求，若供给保持中位预测方案，在低收入的假设上，中国在2020年粮食供需将趋于基本平衡。但这种单因素分析也不大现实，因为经济低速发展可能会导致农业投入（科研和水利）的下降，从而使粮食总供给减少，供给的减少将抵消需求的下降。经济高速发展，饲料粮需求会成倍上升，粮食净进口到2020年将会达到9600万吨，但这也是在不考虑收入增长与农业投资的正相关系前提下的结论，所以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极值。
（三）不同的畜牧业和水产业饲料效益 改变饲养效益（-0.25%-0.25%）对饲料需求的影响在2000年大约为200万吨，到2010年为700-800万吨，2020年为1500-1800万吨。 但即使在不断提高饲养效益的情况下，到2010年中国还得进口3600万吨，到2020年粮食的净进口量为2500万吨。
（四）在供给预测方面，能够左右中国粮食供需平衡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技术创新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 对农业科研投资和水利投资的年递增率从中位预测的3%下降到2%时，中国到2020年得多进口6300万吨粮食，使粮食净进口量达到1.06亿吨。如此高的粮食进口水平只有当中国的科技投资在以后的25年内持续保持着低速增长（2 %）以及中国政府对不断增长的粮食进口不作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实际上，随着近两年来粮食的失控和粮食生产的停滞不前，中国政府在投资战略上已做出了适度的调整，1995年的农业投资已开始上升。因此让进口随着市场能力而增长至1.06亿吨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若农业科研和基础设施投资能保持高速增长（年增长率4%）， 中国甚至能够在21世纪的20年代转进口国为出口国。这里假设投资效益在25年内保持不变。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要在21世纪20年代再次实现粮食自给目标的唯一希望在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将是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五）减少水土流失和改良盐碱地、减少农业比较效益的下降速度（如劳力和耕地的向非农方面转移的速度），以及适当的价格政策也会影响中国粮食的供需平衡状况这些方案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在2000年大约为200-600万吨，在2010年大约为400-1500万吨，而到了 2020年将达到700-2800万吨。 但任何方案和措施都不能够改变中国需进口粮食的预测。
六、结论和几点看法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在对中国过去粮食经济增长作一综合评估的基础上预测21世纪中国粮食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评估过去粮食生产和消费增长中，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是中国粮食增长的原动力，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是食品消费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在预测未来粮食供需状况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粮食进口在以后的几年内将迅速上升；到2000年粮食年净进口量可能要达到4000万吨，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净进口最高年份的3倍多。 粮食净进口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畜产品和水产品需求的迅速增长导致饲料粮需求的增长以及80年代以来科研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在许多年份出现负增长）而导致未来科技储备量的增长速度下降而引起的。进入21世纪后，粮食总需求的增长将减慢，而供给增长（ 由于政府可能会增加投资）使得粮食净进口保持在 4000-4300万吨的水平上。然而中国会饿死世界吗？通过收入、人口、农业投资、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价格政策等变化的模拟运算结算表明，2020年中国粮食的供需差距将不大可能超过5000万吨，而且只有在极不可能的假定下才会进口1亿吨以上。在研究模型所考虑的因素以外， 实际上还有些别的因素使得粮食净进口在中短期内不会超过4000-5000万吨。中国的港口设备已经严重紧张，粮食装运几乎全部依靠人力，国内运输和市场设施也很差。中国也不会愿意把他辛辛苦苦挣来的绝大部分外汇用在食品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坚信国家的安全同粮食自给密不可分，因而会人为地把粮食进口限制到国民产值“适度”比例之内。
但中国粮食平衡表的供给方可能崩溃吗？能使粮食进口迅速上升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农业科研投资的减少。如果农业科研系统的实际投资（扣除物价增长因素）每年下降1 %（而不是像在中位预测时预计的那样每年上升3%），那么到了21世纪，布朗（Brown）先生的预言就有可能发生：中国要进口相当于当前世界市场上的所有粮食。这样一种供给崩溃的出现只有当投资持续下降而且政府对进口的上升不做任何反应时才会发生。由于中国在思想意识上信奉粮食自给，所以如果进口量太大的话，政府一定会制定补偿性的政策。实际上在农业科研和灌溉上的投资近几年已经开始复苏，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随着粮食价格由于粮食供应的短期吃紧而上升，政府政策制定者们已经作出了反应。
根据上述这些结果，中国既不会买空世界的粮食市场也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不过，看起来最可能的是中国将在下个十年里进口更多的粮食。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我们预测的进口量太高（不管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看到别的对环境和经济抑制的原因），政府必须尽早改变投资战略，因为在研究上的支出和其在产出上的影响之间有很长的滞后期。同时应当立即注意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要加速港口设备方面的投资和粮食贸易系统商业化进展以应付未来不断增长的粮食进口需要，这将有助于缓解生产亏空的缺口而且能减少进口粮食的时间和费用。不认识到中国未来粮食的这一问题，而一味宣传和相信中国粮食完全能够自给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总之，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国家的发展规划和未来国家政策如何将会决定是把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差距变成一次国内农业危机还是导致国家食品经济的更有效发展。21世纪中国的粮食问题完全取决于其中国未来的科技和投资政策。
* 本文是“中国水稻经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系列论文之一。 作者对资助该项研究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RC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等单位表示感谢。王巧军、 朱明芬、李路平和陈庆根参加了该项研究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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