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散文中寓言群落成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群落论文,成因论文,寓言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诸子百家
（一）寓言故事群落形成的原因
为研究诸子散文群落型寓言故事形成的原因，首先必须考察一下当时的行文风气。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的士人受时代的推动和感召，言辞行文盛行夸饰风气，长篇大论，不忌繁富。如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之士，他们的游说之辞特别以铺张扬厉见长。宋李文叔评论《战国策》时称：“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①]苏秦、张仪等人的说辞，往往东西南北依次铺排，形成固定程式。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也往往连续用多个排比句，造成一种雄壮的气势。《战国策·楚策》记张仪向楚王夸耀秦国强盛说道：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
这段话可谓汪洋恣肆，文雄词隽。苏秦在形容齐国的强盛、临淄的富实时，更是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纵横之士用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说辞气势和力量，一些俳优侏儒在劝谏君主时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国淳于髡与齐威王论饮酒一事，王问其能饮多少，淳于髡回答时自一斗而说至一石，列举种种醉酒的原因和状态。这样不厌其烦地铺陈，使齐王乃“罢长夜之饮”。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也通过夸饰来阐明事理，宣扬自己的学说，韩非在其《亡征》篇中一口气列举了47种可能导致国家衰亡的征兆，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外交等多方面进行论证，如江河直下，词锋逼人。
战国时期在言辞文字上多多益善的风气秦初犹存，李斯在《谏逐客疏》中反复说明逐客为过的观点，先列举秦穆公求士、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睢等大量历史事实，出入古今，纵横南北。紧接着又引述秦国各种珠宝、车马、乐器、美女等多不产于秦而为秦所用的事实，最后得出“夫物不产于秦而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结论。
以上事实表明，战国时期的言辞著述追求数量上的大而多，和先前《春秋》、《论语》等著作言简意赅的风格大相径庭。
寓言故事文体自身的发展也有形成群落型的要求。寓言是运用具有一定情节的故事来比喻抽象事理的一种文体，其形式和内容都比常规比喻复杂。运用寓言故事进行整个事体的比喻，是比喻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寓言“是比喻的高级形态”[②]。比喻是言此而喻彼的，且含义是点明的，读者一目了然。寓言的含义则不必直接说出，往往带有隐晦性。寓言是展开了的比喻，比喻是浓缩了的寓言。战国散文中比喻往往与寓言紧密结合在一起，有许多比喻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寓言故事。
比喻在战国时极其兴盛，清代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即指通过形象的比喻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孟子之文广为譬喻，深于取象；韩非文章更以“著博喻之富”[③]见长。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已经不满足运用单个简单的比喻，而往往采用连串的博喻形式，即通过连用多个喻体比喻事物或道理。老子便善用连串的比喻阐释其哲学要义，如《老子》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连用三个比喻阐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思想，显得深刻而又雄辩。荀子更是博喻大师，他的文章博喻层出不穷。《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开头一段，几乎都用精辟的博喻组成，令人目不暇接。
战国时期盛行善用博喻的风气，而且还有理论上的阐述。《礼记·学记》中两次提到博喻的重要性。先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注曰：“博依，广譬喻也”。孔颖达疏：“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广博譬喻，不能安善其诗。”对博喻的作用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后面又指出：“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把运用博喻，作为充当经师的必备条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既然寓言故事是复杂的比喻，所以比喻发展成博喻，必然导致寓言故事由个体结构向群体结构发展，因为博喻一旦铺张开来就会形成寓言故事群落，《韩非子·喻老》就有这种情况。《老子》第六十四章为阐释“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的观点，用如下博喻句：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韩非子·喻老》用下面例子阐述老子的观点：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
这样的阐述，已经够具体透彻的了，但作者又从反面用“扁鹊见蔡桓公”、“重耳过郑”、“假虞伐虢”等三个寓言故事加以说明，这一连串寓言故事，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
博喻铺张开来发展成为寓言故事群落，有时博喻和寓言故事群落同时出现在一篇作品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如《吕氏春秋·察传》开篇以博喻提出论点，然后用几个寓言故事加以论证；《庄子·人间世》在叙述若干寓言故事之后，结语却是一个博喻句式。
寓言故事群落的形成，与创作主体自觉为文、自觉骋辞的动机和意图密切相关。战国策士为说服人主，力图使对方确信不疑，于是殚思竭虑，揣摩游说之辞，往往借助大量历史故事展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有时竟连用几个寓言故事进行比喻，加强说服力，如《战国策·楚策》中所记庄辛劝说楚王一段：庄辛见楚王宠幸佞臣，对秦国丧失警惕，因而冒险强谏，楚王却不听从。后来秦果攻楚，庄辛再次进谏时则没有直言利害，而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的比喻，为楚王听取意见创造出必要的气氛。接着连续讲了几个小寓言故事，从生物界的小小蜻蛉谈到较大的黄雀，由黄雀谈到黄鹄，它们都不居安思危，而自以为与世无争，结果都遭到杀身之祸。进而举出蔡侯亡国的事实以为前车之鉴。这样几个小故事，由小到大，由物到人，层层比喻，步步深入，使道理精深透辟。无怪清人陆陇其称《战国策》是“最善为辞令”之作。
另外，一些思想家在宣传自己的主张时，为增强表达效果，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往往也使用寓言故事群落进行形象的阐述。如庄子在他的《寓言》篇中所言：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郭象注曰：“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就是说，庄子认识到以寓言故事加以论说比抽象的阐述更具有感染力，因而避免对各种是非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把思想渗透到寓言故事中去。同时，为反对他家学说，不但思想内容对立，而且形式也与之对立，正如庄子所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之故，而“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表明自己哲学思想，即采用悠远的论说，广大的言论，没有边际的言辞，实际上也指其“寓言十九”而言。庄子这样把深刻的思想浓缩在简短的寓言故事中，借物喻人，借此喻彼，用形象思维的形式表现抽象的内容，使得“形象”具有了“抽象”的功能。庄子运用寓言除了用以增强文章客观性之外，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天下》篇所说的“以寓言为广”。通过运用寓言故事使文章恣肆弘大，他往往不是单个运用寓言故事阐明事理，而是借助群落型寓言故事弘扬自己的主张，增强文章的气势。庄子作品大量出现寓言故事群落，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寓言故事群落形成的过程
寓言群落的出现和博喻密切相关，所以，探讨它的形成过程还要从博喻谈起。连续运用几个比喻的形式在《周易》、《诗经》等文学作品中均有出现。如《易·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这是对爻辞的具体解说。卦爻辞的特点是其象征性，困卦是象征处境穷困的卦，这里连用三个比喻来象征此种险恶处境。爻辞本质是一种神秘的暗示，这段爻辞有简单情节，已接近寓言故事。《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卫庄公夫人容貌时，连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等几个比喻，构成博喻句式，赞美庄公夫人容貌的美丽。上述两者都具备了寓言思维和表达的特征。因此，可以看作是寓言故事群落的萌芽。
寓言是运用具有比喻性质的简短故事来说明道理的。因此，连续运用几个寓言故事进行整体的博喻，是博喻形式的发展。《墨子》出现了连用几个寓言故事作比喻的篇章。《非攻上》在论辩攻国不义时连用了三个寓言故事，即“窃人桃李”、“杀人不义”、“多黑谓白”等，都是就近取譬，并以层层深入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当然，由于墨子反对雕绘藻饰，凡所取象，也就更为浅俗，情节和语言都比较简单，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寓言故事的特点。虽然从每个寓言故事来说，算不上精品，但这种连用现象却为后来诸子散文群落型寓言故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类似这样多个寓言故事充当论据的情况在《战国策》中也很多，如《战国策·魏策》记载，鲁共公见梁惠王，借助兴之机连续讲了“禹饮美酒”、“桓公食味”、“文公得色”、“楚王登台”等四个寓言故事用以劝谏对方。这四个故事层见叠出，连类不穷，终于使“梁王称善相属”，达到了进谏的目的。
无论《墨子》还是《战国策》，其中寓言故事的连用，都是要使自己的理论浅显易懂，加强说服力。因此，从形式到作用，寓言故事都还是理论上的附庸，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
《庄子》、《韩非子》中寓言故事已不是论辩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思想内容的直接承担者，是说理与文学性的统一。这无论从作家主观意图还是作品的客观意义上看，都意味着寓言文学的独立。《庄子》中的寓言故事往唾是成串成群地运用的，甚至有的文章通篇都是寓言故事，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寓言故事群落。或以一个寓言故事群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或组成系列，前后相连，用寓言故事群落表述一个演绎过程，以“累累如贯珠”[④]的寓言故事构成一个十分瑰丽的艺术世界。
《庄子·内篇》中除《齐物论》议论部分稍多外，其余几乎都是由多个寓言故事构成，而说理部分或在前或在后，或于中间穿插，点到为止，简明扼要。全文的中心论旨都寄托在这些五光十色的寓言故事之中，如果去掉这些寓言故事，庄文就会支离破碎，不成体统了。如《逍遥游》全篇由若干个寓言故事构成，由寓言推出简短的结论，然后再由寓言故事深化主题；《养生主》除篇首见主旨外，其余皆由寓言故事构成；《德充符》、《应帝王》则整篇都是寓言故事，而论旨寄寓其中，如不加以仔细推敲，就很难把握作品的宗旨。在《外篇》和《杂篇》中，情形虽有所不同，但在运用寓言故事上也大体相似，往往把多个寓言故事有意识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群落型结构。
如果说《庄子》开始把寓言故事发展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形成一个围绕中心组织多个寓言故事的群落型体制的话，那么，《韩非子》则开始了有意识、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寓言故事，并且分门别类编辑成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了。《韩非子》使寓言故事群落的体制得到高度的完善，推动了寓言文学的发展。
首先，《内外储说》即是一部寓言文学专著，共六篇，其划分组合“非有他义，以简编重多故耳”，[⑤]是在明确的宗旨下，经过作者精心挑选、严密组织起来的寓言故事集，每篇都有中心主题。如《内储说上》中心是“七术”，《内储说下》中心是“六微”，其余各篇，虽未标明，但也有中心。每一篇又分若干组，每组集中讨论一个更为明确的中心问题，如《内储说上》“七术”有“参观”、“必罚”、“赏誉”、“一听”、“诡使”、“挟智”、“倒言”等七个小问题，其余各篇也自成体系。六篇文章先有“经文”，即文章中心论旨，类似提纲；后有“说文”，即论据，也就是汇集的寓言故事群落，从不同角度解释经文提出的论点。这种庞大的寓言故事组成的群落型体制，前无古人，开后世分类编辑故事之先河。
其次是《说林》两篇，它们没有大小标题，也没有“经文”，少数寓言故事与《内外储说》重复。王先慎《索隐》云：“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肯定这种说法，并认为是韩非子初步辑集之后尚未编排整理的原始材料。但仔细读后，不难发现《说林》即使是“备著书及游说之用”的材料，也在内容上分门别类，只不过没有《内外储说》那样明显罢了。《说林》上篇主要讲的是政治上的权术谋略，下篇则侧重从哲学上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许多同类寓言故事编排在一起，同样构成了寓言群落。
注释：
①李文叔：《书战国策后》。
②《先秦寓言研究》第12页。
③刘勰：《文心雕龙》。
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
⑤太田方：《韩非子翼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