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创业企业”三方合作网络结构与合作绩效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孵化器论文,企业论文,风险投资论文,三方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美国硅谷的成功被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受到各国关注，如今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发动机和高新科技企业创业加速器，成为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集聚的场所，三方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形成交互合作网络。像许多战略联盟一样，本文所研究的合作一方面是由风投机构、孵化器盈利模式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受互质性资源的吸引。然而“到目前为止联盟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高失败率”[1]，三方合作虽然在学术界和实践中均受到重视，但现实中合作效果并不理想。本文将研究集中在网络结构上，它是合作者之间建立联系、沟通、信任、获取资源的基础，通过实证研究网络结构与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高新技术企业孵化领域三方机构协同发展的优化网络结构。
1 理论分析
1.1 三方合作网络
根据Das和Teng的定义，战略联盟是以实现双方战略目标为目的的互惠性企业间组织结构[1]。常见的联盟包括辛迪加联盟、联合研发、产业集群、联合竞标等形式。从复杂网络的角度看，本文讨论的三方合作是一种特殊的多层级联盟形式，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单元内部与单元之间通过多种形式实现信息交流、知识传递、资金转移。该多层网络结构的超图模式，不同于其他网络结构，该合作是一种既跨行业、又跨企业的网络组织。结合调研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其具有以下结构特征：第一，网络由三类凝聚子群构成，分别为风险投资机构子群、创业企业子群和三方合作子群，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第二，稀疏网络特征，即网络中已有的合作占最大可能连接数的比重较小，一位孵化器高层管理人员提到，“目前在孵企业中与风投成功建立合作的企业非常少”；第三，网络内少数节点具有较高的集聚系数，多数节点之间缺乏有效连接；第四，科技企业孵化器具备强大的结构空洞优势[2]，具有促进投融资合作中介桥梁的优势地位，但现实中孵化器却未能充分发挥中介优势。
Parkhe指出，联盟合作者可以通过重塑战略联盟结构以实现促进高鲁棒性合作[3]。Axelrod和Keohane[4]和Oye[5]明确提出了三个战略联盟结构指标：分配模式(the pattern of payoffs)、合作预期投影(the shadow of future)、合作者数量(the number of players)。其中合作预期投影包含合作期限预期、行为透明度与互动频率三项指标。风投机构投资运营特点决定了该三方合作多以3年～5年为主，合作期限明确，而行为透明度与相互作用频率均与网络关系强度具有直接的正向相关关系，由于普遍研究认为行为透明度与相互作用频率影响联盟绩效，因此本文将网络结构指标集中于网络关系强度与网络规模两个因子。
1.2 绩效
联盟绩效是指参与合作企业达成特定目标的程度，联盟成立时各方目标不尽相同，因此联盟绩效也是一个多维复杂的概念。尽管对联盟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很广泛，但对联盟绩效的评价指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些是基于客观数量的指标，也有一些通过管理者评价联盟目的达成的程度作为评价指标[6]。针对本研究在孵企业、风险投资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联盟，各方均依赖于在孵企业成活带来受益，因此可量化的财务数据、孵化成活率等指标成为评价体系的重点。但由于其联盟形式的复杂性、联盟的私募性、联盟进度的非公开性等特质，常用的财务指标难以获取，对绩效的评价带来困难。而且从我国目前创业板运作特点来看，上市中小企业股权集中于少数基金，受操作影响大，难以反映真实情况，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获取管理者自评的第一手资料。
另一方面，现有关于合作绩效的研究多数着眼于静态绩效的考量。从短期看，相互渗透的三方合作存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从整体网络与长期视角来看，机构间合作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合作网络随产业变动、节点增减、合作模式创新而处于演化格局中。根据制度经济学中演化路径的观点，企业过去的合作绩效、合作经验、以自身为中心的网络拓展情况等因素共同构成独特的合作网络演化轨迹，改变网络中可获取资源、网络结构地位，将极大地影响未来合作的选择。
结合已有研究对联盟绩效的评价标准以及上述研究思路，将三方联盟绩效的评价指标划分为经济绩效与网络绩效两种，其中经济优化绩效包括风险、成本的降低以及赢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等；网络优化绩效从长远角度考核，包括机构自身的网络拓展与嵌入程度，及其可获取资源能力的优化方面。参考大部分联盟研究的方法[6]，依赖于管理者自评作为联盟成功的判断指标[7]，无论是合作关系强度还是网络规模，均对合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2]。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网络规模与运营优化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
假设2：网络规模与网络优化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
假设3：合作强度与运营优化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
假设4：合作强度与网络优化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
2 研究设计与结果
2.1 研究设计
(1)研究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基于对深圳、济南、天津三地高新区主要负责人的深入访谈与理论研究，将三方机构视为一个整体，以“合作共赢”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网络结构主要指标体系和联盟绩效指标进行问项设计。设计问卷首先在天津华苑科技园进行50份问卷的小规模测试调查，经结果检验，对问卷结构效度与信度进行了进一步修正。以修正后问卷为标准，问卷发放主要集中在天津、济南、深圳等地高新产业区，共发放5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10份，有效率为42%。
调查问卷的设计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将合作视为一个协同演化整体，以参与过三方合作的风投机构、在孵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负责人为调查对象，综合三方合作中不同类型合作子群的网络结构考虑；第二，问项围绕实现合作目的展开，针对涉及各方利益和自我感知评价的问项，则采用被调查者给三方机构分别打分的方式，以平均值作为合作的整体水平，从而排除各方打分偏差的影响；第三，自评问项设计考虑到管理者往往容易对自身企业的运营存在过于积极的判断，为避免出现有失公允的回答，本调查将管理人员与直接参与合作的员工均纳入调查范围，因其更了解合作中的细节，可以保证问卷结果的信度、效度和客观性；第四，为增强打分的等级区分度，问卷采用7级Likert问卷调查法。
(2)问卷效度与信度分析。
为保证调查量表结果可分析性和科学性，对问卷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取样适当性的KMO值为0.914，Bartlett球度检验的
值为2235.404(df=153)，达到显著性，证明问卷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原始调查问卷的主成分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按照理论分析中提出的因素选定主成分个数，并删除信息重叠度较高、信息无效的问项，经旋转最终提取4个主因子，解释总方差70.235%，调查问卷具有理想的结构效度。
在进行效度检验以后，运用Cronbach's α对问卷信度进行检验。信度测量结果的整体Cronbach's α值为0.909，4个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均达到了0.8以上，完全符合统计要求，问卷设计的内部一致性检验获得通过，表明测量工具本身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调查数据具有可信性。
2.2 结果分析
(1)整体理论模型检验。对于经检验的量表数据运用LISREL 8.70对理论模型进行结构方程分析验证，拟合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拟合指数标准的国际惯例，卡方自由度比/df介于1-3之间表示拟合良好，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介于0.08-0.1之间表示中等拟合，其他拟合指标取值一般在0-1之间，越接近1越好。从理论模型的拟合指标可以看出，卡方自由度比/df=2.25，RMSEA=0.087，GFI、AGFI、CFI均大于0.8，PNFI大于0.7，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拟合可接受程度，表示理论模型达到了中等拟合程度。
根据LISREL分析结果，理论模型结构路径的t值存在“网络规模→运营优化绩效”一条不显著的路径系数，同时LISREL提出增加“运营优化绩效→网络优化绩效”结构路径。尽管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相关研究认为，探索性研究的模型整理不应涉及对原概念模型的深化[7]，但根据复杂网络理论的相关研究，复杂网络中往往存在少数节点受自身运营能力影响具有较高的中心度，从而占据较高的网络地位，这与LISREL提出的模型修改意见相符，为得到更理想的模型，我们认为原概念模型应加以修正，但为了比较修正前后结构路径系数的变化，对t值不显著的路径予以保留。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
从表2与表1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卡方自由度比/df与RMSEA两个指标均呈现显著的优化，根据相关研究，/df在1-3之间，数值越小越好，RMSEA低于0.05时表明模型完全拟合，修正后的模型/df=1.53，RMSEA=0.051，拟合程度达到极佳水平，模型的拟合结果更接近实证数据。
(2)假设验证。
从整体理论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经修正过的模型具有更好的模拟效果(见表3)。
(3)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检验结果来看，合作网络规模对于合作绩效来说不是一个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这与理论分析中的显著正相关推论不符，结合实际调研分析发现，三方合作处在一个较微观的层面类似边际效用理论。与较成熟企业相比，初创企业通过少量联系所获取的异质性资源足以起到绩效提升的作用，过多的网络联系反而分散了初创企业的有限管理资源，尤其是针对高科技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应优先于网络的拓展。此外，虽然“网络规模→运营优化绩效”和“网络规模→网络优化绩效”两条概念路径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网络规模对于网络优化绩效的影响略大于运营优化绩效的影响，表明相对于企业运营能力的提高，网络规模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是资源渠道的拓展，其效果的显现依赖于企业的网络能力，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的长期过程。对此得到以下结论，即“企业通过弱关系探寻新的发展机遇，但只有建立强关系才能将外部优势内化为企业的内部资源，从而带来最终收益”。
其次，三方合作的绩效并非直接而简单地体现在运营业绩上，正如修正后模型中所显示，对于协同演化的合作系统来说，合作所带来的行业影响力与未来合作机遇才是更重要的绩效。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出发，企业社会资本是其成立以来网络拓展行为的积累结果，主要受过去网络联系的频率、联系节点的网络结构地位等因素影响，构成企业独特的网络演变路径，因此新创企业通过社会网络强关系带动企业运营能力的优化，大大提升企业在本行业中的地位、影响力以及在产业链条中的议价能力，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资源基础与拓展渠道，这也符合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无标度、小世界网络的结构特点，即少数节点占据较高的网络结构地位，由于其自身影响力较高，而吸引大部分网络中现存节点和新增节点与其建立联系。由此得到以下结论，即“合作绩效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企业网络结构的优化”。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将三方合作视为一个协同演化系统，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合作网络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方式，并得出“企业通过弱关系探寻新的发展机遇，但只有建立强关系才能将外部优势内化为企业的内部资源，从而带来最终收益”和“合作绩效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企业网络结构的优化”两个结论，现实中的三方合作虽然更多是出自企业管理人员的主观意识结果，但规范性研究对三方合作网络的有意识缔结仍然具有较高的实践指导价值。
三方合作网络无论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实践领域均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发展模式，但由于在孵企业的高度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退出渠道不完善等因素的存在，导致风险投资机构更愿意向处于发展阶段或成熟阶段的企业进行投资，而在孵企业处于创业初期，社会资源匮乏、资本金欠缺，对于利润的追求更重于对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追求，另外风险投资机构的引入是对创业家在企业中控制权的稀释，这也是导致双方难以合作的因素之一。此外，大部分科技企业孵化器在目前发展阶段中仅仅起到管家的作用，除基本物业支持、信息传达等服务，并未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促进与孵化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三方合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合作绩效与促进三方合作动机提出了新的思路：
①三方合作的推进应强化孵化器的“信息桥梁”作用，加强网络集聚程度。孵化器不应仅提供企业孵化场所、一站式服务等简单服务，作为三方合作的核心、桥梁，孵化器应更着重于无形影响力的发挥，通过强大的网络集聚作用扩大社会资本存量与丰富度，并通过规范的、多元化的沟通模式加强网络节点联系，这在笔者基于“撒网”理论的三方合作网络复杂性研究中也有所提及，强联系的建立是“捕鱼”，即投资收益过程的“收网”阶段，只有建立强关系才能带来最终收益。随着合作的加强，合作本身将形成一种品牌效应，不断成功毕业的企业作为合作的优质产出品，将吸引更多优秀资源的加入，而这些毕业的企业也将因优良的基因而获取二次孵化的机会，这对于目前以松散结构为主的三方合作模式是一种极大的改进。②对于新创企业来说，一旦开始进行社会资本的构建，将形成企业未来发展的基础，当企业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时，就可以促进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企业初创阶段尽可能选择行业影响力较高的节点，谨慎搭建外部网络关系。③在三方合作过程中，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在孵企业管理人员不能将注意力仅仅放在短期企业绩效的大幅提升上，还要注意到通过合作增强自身长远发展优势，提高行业声誉和网络协同效应，而风投机构应更加重视培养与具有潜力的在孵企业建立多次孵化机制的长远合作机会，以及机构内部入手企业之间的产业协同效应，以便通过投资经验的积累提高投资效率、累积相关产业管理资源、市场资源，以实现风投机构在重点行业的投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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