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困境与选择（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之二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黄金发展期和真正危险期
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很快就会陷入停滞，相反，中国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如果没有突然情况的出现，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保持10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一般认为，高储蓄率、良好的教育体系、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的财产保护制度、增长的外贸和政治稳定等条件，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但在中国现行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下，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则主要取决于五个方面：一是高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方式还有多大拓展空间；二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能保持多久；三是能否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四是在体制创新、科技进步方面能迈出多大步伐，取得多大进展；五是外部经济环境是否能向着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目前，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经济重工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大规模展开。在国内高储蓄率和国外资本仍保持大量进入的情况下，使由高投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仍能保持，外延式增长方式仍有较大开拓空间。由于二元制经济和社会结构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中适龄劳动人口也将继续增长，即使五到十年内，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到两番，其比较成本仍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吸引更多国外企业把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保持我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必然带来市场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层次将由传统领域向住宅、汽车、高档家用电器和旅游、娱乐、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新的领域转移和扩大，中国将迎来新一轮消费需求的扩张。所有这些因素，即使在现行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外部经济环境不会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我国至少还可保持10到15年的高速增长期。而如果在体制创新和科技进步方面能有大的进展，中国的发展还会更快，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还会更长。
因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近10到15年内能否保持较快增长，而是20年后怎么办。虽然到那时，我国经济将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两番，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日本直追美国。但现行的增长方式也已达到极限，我们仍按现在的路走下去已没有可能，那时，我们可能迎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危险期。
随着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优势的逐渐失去，进一步发展将失去方向。首先，靠量的增加实现的增长不可能无限地扩张下去，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不可避免地遭遇“高原现象”。中国主要靠量的扩张实现了连续26年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中国的落后。正是落后为增长预留了巨大空间。它是障碍，也是机会。由于新一轮消费需求扩张的到来，特别是在西部和广大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落后地区，使外延式增长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但15、20年后，当新的消费需求趋于饱和，西部和广大农村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中国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时，以量的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将难以进行下去。如果考虑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对发展的制约，那么，这一增长还要再打折扣。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将难以长久保持。目前，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而工资近几年却呈现加快增长势头。特别是沿海地区，工资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了经济效益的增长。虽然短期内这种增长还不至于严重消蚀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优势，但如果这种增长继续不断地上升，再加上不断上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将使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低价位竞争优势和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模式的根基发生动摇。最后，国际市场的开拓达到一定阶段，进一步增长的难度增加，外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近几年我国以轻纺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获得了高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加入WTO的释放效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国际市场上这类产品价格的日趋下滑，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而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市场的增幅容量日趋减少，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再加上日益恶化的能源、资源条件以及不断来自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和技术性贸易壁垒，使我国的贸易环境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甚至已有的国际市场还可能进一步萎缩。
更大的危险可能来自社会领域。现代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变迁，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过程中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行为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革。人均达到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人民由温饱迈入小康，社会由匮乏转向丰裕。但发展既意味着财富的增加，也意味着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间的不同选择。一方面，现代化必然涉及到制度变迁。像我国这样一个原本属于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社会，一旦在诸多领域中实行开放或竞争，而新的规则又未建立或不完善，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序竞争乃至混乱状态。一些人凭借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占有方面拥有的优势，以权谋私，迅速暴富，导致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现代化也是对人的自身的解放，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提高和确认的过程。在温饱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必然转而追求自身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对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现象，将变得不能忍受，对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将更为强烈。因此，世界上发生动乱的国家，往往不是最贫穷的国家，也不是最富裕的国家，而是处于转型期的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也表明，动荡多半在一个国家经济陷入停滞或增长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发生。因为，在良好的增长预期下，大多数人不会选择牺牲经济利益去换取某些社会权利，而一旦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那些原来隐匿在增长背后的社会性矛盾就会凸显出来。这也说明，在我们国家，一旦经济陷入停滞，将很难避免动荡的发生。
要避免20年后我们国家因停滞或增长大幅下滑带来动荡，有些工作必须从现在就抓紧去做。因为，紧迫的问题在于：要改变科技落后和企业效率低的状况，实现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不会如抓“三农”问题、污染和环境治理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问题那样在较短时间内就可见效，没有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上下一心、坚定不移地持续努力，不会取得明显成果。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迄今20多年过去了，仍未取得根本突破。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初陷入停滞至今也已十五、六年，虽然从未停止过各种改革，有些动作也不可谓不大，但仍未真正走出那片阴霾。可见这看似简单实则绝不容易的事是多么艰难！如果真到了现行增长方式走到尽头那一天，我们就是想抓也已来不及。历史不会给中国更多的机会。到那时，我们可能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没有！
关于中国如何避免像拉美一些国家那样，陷入衰退和动乱的双重漩涡之中，或者避免像前苏联那样，一朝分崩离析，这些年已有很多讨论。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还很少谈及，即有无可能像日本那样，在经济正处于表面空前繁荣的时候，发展的链条突然断裂，从此陷入长期停滞？
过去，我们很少对中、日经济进行比较，似乎日本的长期停滞是和我们毫无沾边的事。近些年，有些中外学者开始涉足这方面的研究，发生在日本的事也多少引起我们的一些注意。事实上，中、日经济有很大相似之处，导致日本走向停滞的某些制度和机制在我国也存在。自1950年至1973年，日本保持了连续23年的高速增长。在政府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日本以比同时期其他国家平均高出10个以上百分点的投资率进行大规模投资，使经济规模得以快速扩大；大量进口技术，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政府补贴和美国的不对称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出口。在这期间，日本取得了甚至比我们国家还高的快速增长。但是大规模的投资也造成了生产力过剩和过度竞争，导致了总体利润下滑。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美国不再继续对日本不对称合作，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灭，使日本从此陷入了长期停滞。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一些因素在我国也存在。首先，和中国一样，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在政府的全面主导下进行的。国家直接控制对资源的配置，通产省、大藏省深度介入企业经济活动。西方经济学界称日本的发展模式为“国家开发主义”。日本的这一制度安排，有助于形成全国一致的目标，保证将资源分配给战略性产业，在赶超过程中起到了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但同时，这一制度也削弱了市场的作用，削弱了对企业的控制和监督，在日本经济步入成熟期后，很多行业竞争力不强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以至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后，政府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改革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其次，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存在着因过度保护造成的大量低效率企业。日本的经济具有双重结构。一部分是面向出口生产的部门，如索尼、丰田这样的大企业，因为面向世界生产，参入国际竞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生产率很高，甚至比美国的大企业还高出20％。但这部分企业在GDP中仅占15％，在日本劳动力就业人数中仅占10％。另一部分是面向国内的生产部门，主要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如农业、粮食加工、服装制造、医疗服务和建筑业等。这部分企业的数量极大，占GDP的85％，占劳动力就业人口的90％。[13] 由于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和过度保护，并接受政府大量的直接或间接补贴，生产率很低，仅为美国的60％，根本没有国际竞争力。这后一部分和中国的国有企业非常相似。第三，和中国一样，日本存在着严重的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这些不良债权，不是由索尼、丰田这类面向国际生产、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造成的。因为这些企业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信誉度，根本用不着间接融资，而完全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进行国内融资活动的主要是那些面向国内生产的、生产率较低的建筑业、流通业。这些企业向商业银行大量借款，但随着日本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泡沫的破灭，这些借款就成为了呆死账。第四，和中国一样，日本对外贸易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战后美国在与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利益驱动下，对日本实行了不对称合作，允许日本暂时关闭其国内市场，不让美国产品进入，同时又允许它们大量向美国市场出口产品。不对称合作使日本能够很容易地出口自己的产品到美国市场，并且很容易地获取美国的技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日本公司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量订货。与美国的不对称合作，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随着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急增，导致大量美元外流，美国的国际支付状况不断恶化。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废除对进口美国产品的歧视性限制，开放其国内市场，并要求将金融自由化，使日元升值。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再也不愿意跟日本的不对称合作，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也宣告结束。和日本当年的情况近似，中国GDP的美国市场依存率现在已超过11％。根据美国官方统计，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1620亿美元。这种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给美元带来强大贬值压力。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必然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因此面临双重风险：一方面，回应这种要求，中国必然面对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理睬这种要求，任由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又必然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遭受沉重打击。不仅如此，由于至今没有建立起像日本那样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到时候中国还不如今天的日本，而只能成为今天的拉美！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日本经济的逆转不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直接走向停滞，相反，上世纪80年代末的危机出现之前，还经历了一个迸发高度活力时期，即现在被称为泡沫经济的那段空前繁荣。在这段时期的最鼎盛时，日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与美国平分秋色，前10名当中一大半是日本企业，其中前4名全被日本包揽。不断增加的贸易盈余和货币的过量供应，使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大大增加。为给这部分资本找到出路，日本企业将自己的流动资金大量投放于金融和房地产。股票市场日经指数，1987年比1985年同期翻了一番。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场的总成交额与日本当时的GDP大致相当，比美国市场的成交总额还高出30％。日本的地价大幅上涨，1987年底日本整个土地面积的市场价值竟等于整个美国土地市场价值的2.9倍。[14] 当时日本流行着一句话“用日本的土地能买回两个美国”。与此同时，日本的投资对GDP之比也保持在很高的位置，1987年到1991年间，基本是在35％到40％之间运行。指出这一点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尤有意义。近些年我国大城市房价暴涨，投资对GDP之比也一直保持在42％以上高位，去年更达到51.3％，如不采取措施有效控制，将是十分危险的。
四、两难的选择
毫无疑问，转型是必须的。但是，转型能够实现吗？
首先，经过26年的高速增长，我们既积累了巨大财富，也积累了众多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面对的国内外形势非常复杂，这些需要解决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也是多重性的，从而也必然增加了转型路径的选择难度。其中，有些做法虽然从长期看是违背经济发展要求的，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放弃；即使是那些需要坚决摈弃的做法，实行中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譬如：政府退出市场问题。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多年前就不停地呼吁，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还不行。不论日本、韩国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还是我们国家前26年的发展都证明，实行政府主导下的赶超战略，是经济落后国家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距离的有效途径。现在，我们国家还远未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与发达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赶超战略当前还不能轻易放弃。当前需要改进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方法，要逐渐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但短期内行政干预的手段还不能没有。除赶超战略问题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实现转型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短期影响，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政府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对一些国有企业的过度保护也是一样。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更主要的还有保证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即如大量的无效投资问题，(国际上一般认为，投资对GDP之比超过30％，就被认为偏高，容易形成泡沫。而在我国，多年一直在40％上下运行，近两年更达到50％。有经济学家因此著文说，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而没有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说明在我国高投资率必有其合理性的道理。其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我们国家，政府掌控着主要经济资源。由高投入拉动的高增长中，有相当部分实际是和效益无关的无效增长，其所形成的巨大供给能力，又通过巨大的浪费给白白消耗掉了，这部分无效增长总体上并没有增加国家的财富。实现转型，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这部分无效投资转为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实现增长的良性循环。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个空白。)虽然既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大量浪费，又容易助长贪污腐败，但因为必须考虑到对经济整体运行和社会体制方方面面的影响作用，就是真正下决心解决，非假以时日不行。
其次，转型作为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一项重大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内在矛盾。如何把转型的成本降到最低，把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减到最小，不论对政府还是广大民众，都是重大考验。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那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思想影响，几乎没有人会从改革中丧失什么。因此，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展开，改革的步伐就势不可挡了。而今天则不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看，大众的观念行为已日趋保守，要求变革的势头已大大减弱，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大大增加。比如，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短期影响，在政绩观的驱使下，地方各级政府能承受发展速度放缓的压力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政治上高度集中，经济上相对分权的“联邦制”经济结构。竭尽全力保证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是地方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而且成为对地方各级政府考核评价的最重要标准。为在自己任期内取得看得见的政绩，地方各级政府首脑必然会更多地关注见效快的项目，而忽视经济的长期发展，更不愿因体制转型、技术创新造成的增长短期减速的情况在自己任期内出现。再如，面对改革带来的风险，企业和民众能自觉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忍受转型带来的收入暂时下降的阵痛吗？驼鸟行为其实是人类社会的较普遍的行为。不到灾难降临到头顶，人们不会承认那已经到来的危险，甚至灾难降临到头顶，也不愿主动改变现状。改善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不仅是一场重大技术变革，也是一场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虽然从长期看，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增进广大民众经济利益所必须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企业将可能重组甚至破产，工人也面临下岗和重新就业的考验。现在，由于国家正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外延式增长方式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在巨大的经济需求下，即使素质较低的企业也可以存活，而一些增长明显放缓的地区和行业，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因此，很多企业和民众宁肯忍受生产和收益下降的痛苦，也不愿冒险搞改革。还有，转型必然带来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调整，他们能够超越自身歧见，自觉支持改革吗？经济体制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变更，不仅带来了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也使我国原有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分化，形成了新的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利益需求。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已与现行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早已失去了早年要求变革的强烈冲动。他们中很多人只想享受改革带来的好处，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更不愿因改革失去即得利益。而在20多年的发展中受益较少、有变革要求的工农大众由于组织程度低，更由于在决策过程中缺少必要话语权，使其意愿、要求难以及时表达，造成日益边缘化。这些，不仅增加了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甚至可能出现改革“无人喝彩”的局面。
第三，理论滞后，使改革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造成根基不稳，容易出现反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是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生机，另一方面，这一实践又为传统的理论和思维模式所不容。这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常常因为在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问题上纠缠不清而裹足不前。我们原来也想绕过理论问题去推进改革，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搞争论，干起来再说”。[15]“不争论”为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巨大的拓展空间，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正如不能绕过产权问题去推进市场经济一样，理论问题最终也是绕不过去的。没有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不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及时提出；没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确立，就不会有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现在，我们似乎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在产权制度改革问题上反反复复的背后，实际是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究竟是生产力还是所有制？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不仅明确提出生产力是唯一标准，甚至进而指出罪恶的奴隶制社会比起原始社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实际也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为什么一个本来不需要讨论的常识问题竟常常成为推进改革的障碍？这不仅说明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对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也说明要破除固有的思维模式有多难！
因此，要改革就必须勇于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进步，就没有历史的发展。从我们的老祖宗说起，马克思、列宁，直到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没有一个让固有的理论限制和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突破了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和认识的限制，也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颠覆。按照西方一些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认识逻辑，我们这个“非驴非马”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组织形式，早就该走向“崩溃”而不会存在到今天，更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兴旺和发展。如何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那个发生在东方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的巨大社会变迁，给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和补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越深入，越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指导。世界上没有所谓万古不变的真理，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思想解放无止境，理论探索无禁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历史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6] 从这一点上说，理论建设是一个全局问题，一个战略问题，一个关系国家长远发展进步的问题。一个时代在理论上达到什么高度，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达到什么程度。
今天，历史又一次把中国推到了前进的十字路口，要求我们在困境中作出选择。改革要付出代价，但决不会像停滞的代价那样高昂；改革有风险，但停滞的风险更大。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创新就是一种终结”。但问题是：面对已经发生的变化，为何有些社会作出了正确决定，拯救了自己，而有的却反应迟钝，没有作为？对此，美国人类学家贾里得·戴蒙德在其新著《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与成功》中对此作出了解释，他把出现后一种情况归于四种情形：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出现；问题出现时没有理解它；理解时却不能作出努力去解决；作出努力时却失败了。在这位1998年普利策奖得主看来，妨碍作出正确决定的原因，多数不是经济的因素，而往往是观念与意识形态上的纠缠，使他们拒绝对现实的变化做出反应。而当他们最终不得不作出反应时，又发现一切为时已晚，或者是他们在慌乱之中作出的努力，不过使问题变得更糟。
事实上，尽管存在着阻碍转型的多种不利因素，但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邓小平说的，“看准了、决定了的事，就能立刻去办”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当代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在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实际上，回顾中国二十六年来的发展历程，探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其实就是在关键时刻迈出的那么几大步，作出的几个重要决断。一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同时确立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二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巡谈话，中间经过了14年。自南巡谈话至今，也已有十三年过去了。现在，中国又面临着新的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否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推进科技进步，把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搞好，实现有效转型，将决定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