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外交学学科建设进一步受到社会关注，并有长足发展。2002年9月，全国第一届“外交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外交学院顺利召开。籍此外交学学科发展良机到来之际，对我国50多年来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所经历的过程予以回顾与思考，并提出发展建议，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回顾与梳理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把它分成了两大时期，予以回顾和梳理。
第一时期：1949年10月——1978年末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开始为建立新中国自己的“外交学”，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并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60年代中期，和国内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遭到令人痛心的损失。
（一）新中国外交学的缘起初创和发展
“外交学”在新中国的创立和开始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受到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斗争历史以及两大国际阵营形成和对立的巨大影响，它是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服务的，它为培养新中国外交事业大量的骨干人才提供了理论和专业知识。
就“外交学学科”的缘起看，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决策者是毛泽东，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指挥者是周恩来。在“外交学学科”的缘起上不能不提到这两位伟人，特别是周恩来的开创性作用。在这方面，周恩来有着特殊贡献：
提出了新中国外交学学科的任务、方向。
令人感到惊讶和佩服的是，周恩来提出创立新中国“外交学学科”的时间甚早。早在1949年11月8日，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就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1]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在国家刚刚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外交工作千头万绪之机，就提出了建立新中国外交学，并且“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1]，还提出了如何对待已有的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学研究成果问题，提出了“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1]等等重要的观点令人钦佩。这些都显示了第一代领导人所具有的高度前瞻性和深厚的理论水平。可以说和国际上各个大国相比，新中国领导人对外交和外交学研究的重视是罕见的，显示了他们对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注：周总理这篇重要讲话长期以来并未广泛流传，最早的公开披露是在1984年《外交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刘春院长撰写的发刊词中。为写这篇创刊词，刘春院长专门查了外交部档案，当时发表的内容和1990年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文选》予以对照基本相同。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这篇讲话以第一篇的重要位置为世人广泛关注。）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他们构思外交战略的同时，积极筹划外交学学科建设。
1949年11月12日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建议“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成立人民大学。”12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设本科8个系包括外交系，专修科9个班包括外交班。1950年1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生，2-3月到校，4月2日正式上课。
2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招收外交系本科生；195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外交系设5个教研室：国际关系史、世界史、国际法、英语、法语。当时系里开设三大类课程：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法、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东欧国家）对外关系。在教学指导上建立了一个大外交方向的框架，当时的理解是把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外交史熔于一炉这样一个教学体系。其中开设有国际关系、国际法、中国外交史、新中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问题专题、大使与领事等近30门课程，任教的老师达40人，力量较强。人大外交系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培养人才和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教学园地。外交系实际成为外交部委托人民大学培养外交干部的基地，招生分配、培养目标都是外交部会同人民大学商定的，首届在校生有100多人，以后逐年增加，其中有相当一批学生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骨干，那几年毕业生中后来担任过副部级、大使、参赞的学生就有七八十人。
新中国外交工作发展极其迅速，1949年10月外交部成立时，只有180多人，后虽经增加，还是感到人员不足。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去了180多人，这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上我们称之为“精英尽出”。也正是在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后，周恩来总理鉴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前景，考虑加大干部培养力度。1955年6月，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提出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创办一所独立的外交学院，专门培养外交工作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干部。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2]。经过第一代领导人的决策，由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题写校名，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专门性的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外交学院。在人大外交系的基础上加上从各方面抽调来的专家和干部，1955年9月10日，外交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这样，中国外交部就有了自己所属的专门的外交人才培养基地。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学院的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过问学院的教学科研，到学院来看望老师学生，出席开学、毕业典礼。陈毅副总理亲自兼外交学院院长长达8年之久。1957年后，张闻天副部长亲自组织外交学院的科研活动，主要抓了“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和国际公法，还在1957年12月主持召开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会议。乔冠华同志则亲自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课程的建设。外交学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5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需要。
随着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逐步登上世界外交舞台，国家各方面对外交外事人才的需要继续增加。1961年原国务院一所外事干部学校扩建为外交学院分院，1965年又将该分院改建成国际关系学院。（注：外交学院1955-1957年用此名，1958-1960年改为国际关系学院，1961年又恢复外交学院院名。参见《中国外交辞典》34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国际关系学院”的简况引自该辞典，第85页。）1964年中共中央下发《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其中决定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政治系改成国际政治系，而且有了专业分工的设想，这3所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分别侧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亚非拉反帝反殖民族运动和世界经济的研究。同时，随着教学的深入，开始出现了新的专业方向，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等等。如1962年在外交学院就由鲁毅教授开讲了《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这门课。（注：中国最早开始讲这门课的时间和美国比较晚；和前苏联比还略早点，前苏联在60年代后半期开设该课；日本是1951年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开设该课。参见（日）中西珍《新国际关系论》第11、22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但这些专门研究的成果大都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内部出版的讲义。计有《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东方各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5)一、二册，《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9)上、下册，《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二、三册，《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战后国际关系史》(1946-1949)上、下册，1949年以后的《战后国关史》已印刷好，遇到“文革”未能发行。通过这些探索，毕竟有了良好的开始，并积聚了一批人才，为以后的发展做了积极地准备。这些内部出版物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标志着学术研究的水平，在现在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3]。应该讲，经过建国后17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当时学科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际关系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对外交学理论研究的较少，除翻译了几部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学著作和工具书外，中国学者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自己的外交学理论独创性研究，在外交学院等专门性院校也没有单独开设有关外交学理论方面的课程。
我对此的分析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初创阶段，要建立中国的外交学，完全是从头开始“平地建大厦”。在新中国之前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虽然写了几本冠名外交学的著作，但大都沿用西方学术著作。我们前无可继承，一切重新来，就要打基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先把历史搞清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旧中国的外交史，重新写国际关系史（因为当时国际关系史的主流主要是西方观点），新的国际关系史必须包括过去被西方学者轻视的亚非拉国家，所以要建立全新的民族解放运动史，有学者这样总结其中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为什么集中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反侵略斗争史”，这是因为研究工作紧密围绕现实政治的需要[3]。这样自然表现在对历史的研究就多了。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系统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翻译过来，使我们能够全面认真地学习。那么，怎么运用马列主义去指导我们建立外交学，在初创阶段，从外交史入手应该算是比较可行的切入点，因为理论建设不是一日之功，没有坚实的基础，是难以达到的。第三，外交学院成立之后，关于外交学学科如何建设，外交部主要领导都有过指示。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等同志非常关心教学、科研情况。当时的主要设想是：外交学院先集中精力建设“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我现在分析，之所以先抓“国际关系理论”还是考虑把宏观性理论先建立起来，奠定了基础，然后再扩展到其他方面。但从现在的眼光分析，这方面科研发展的方向不是很明确。当然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外交学的建设成就将会更大。
（二）“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破坏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严重的。1966年后高等院校全部陷于停顿混乱状态。从1966年6月起到1971年大学都没有招生，有的院校甚至被解散。如，1969年外交学院被解散，大部分教职工或下放劳动，或被分配到其他院校，在北京的主要是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建国后17年形成的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涉外研究机构也基本上不工作了。很多人受到冲击，更别说进行科学研究了。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尚存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和涉外研究机构中还有很多教师和研究人员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或在偷偷地观察、研究，或在坚持学习外语等涉外工作必需的工具。
第二个时期：1978年末——21世纪初
这是一个新时期。起点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1979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其中提到：“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4]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表明党中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从1980年起，中国各个大学开始招收本科阶段的法学、政治学大学生。作为外交学宏观学科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发展很快。1980年12月，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到会讲话，并指出：“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5]从此，科学教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也开始了新时期。从总的方面来看，包含外交学学科的整个国际问题研究在这个时期进入恢复、调整、发展时期。并有以下特点：
第一，形成了系列研究国际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机构。在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之后，广大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专业。在党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为适应对外开放的崭新形势，在“文革”前有限的基础上，重新集结聚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涉外问题的机构。原有的老的机构重获新生，“文革”中被解散的外交学院在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下1980年重新恢复。1979年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有近十个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前没有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地区纷纷设立，使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队伍空前扩大。
第二，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政治社会影响提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很注意发挥和听取研究人员的意见，并且吸收了很多好的战略政策建议，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各方面工作起了很好的影响。
第三，思维和研究禁区被打破，呈现空前的活跃。广大研究工作者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先进思想和科研成果，学习尽可能广泛的优秀研究方法为我所用，改变闭门造车、排斥外来文明的做法，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做到了思想解放，百花齐放。
第四，狠抓了人才的培养。从“文革”中得到了反思，把“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是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的共同想法。所以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除从本科阶段培养国际问题研究者之外，紧接着又招收了硕士研究生，1985年国际关系专业又在外交学院和南京大学设立了最早的博士点，此后我国高层次教育培养体系不断完善。这是一项有长远意义的投资。21世纪初活跃在国际问题方面的学术科研骨干绝大多数都是在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培养起来的，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研究队伍的兴旺发达和重大任务的完成。
第五，科研成果大量涌现，这20多年时间，国际问题研究成为热点和显学，和以上几方面的特点相适应的，我国学者所撰写的各门类、各专业、各课题的书籍、文章大量出版，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作品。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已开始为各国政界、舆论界、学术界所重视。
从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首先，我们是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再次起航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点给予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外交外事方面的研究和建设、人才的培养。1985年，吴学谦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一定要办好外交学院”[6]。中央领导人多次对外交问题研究给予 重要指示，给外交学研究人员以巨大鼓励。现在的内外环境和物质条件比过去有相当大的改善。
外交学学科建设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恢复、集结与重新打基础的任务。表现为各个科研机构成立、启动或恢复。人员实现了新的集结，普遍都非常重视打好基础。大家逐渐认识到，要继续在前几十年的基础上，把外交学学科建立起来。如1985年外交学院在改革开放后在全国重新设立了第一个外交系（先称外交业务系，后称外交学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学系。国内学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注意运用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对外交学进行了新的探索和研究。谢益显、黄金祺等学者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此外还进行了一定的翻译引进工作，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了《国外外交学》等译著。198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国的外交学学科，并委托外交学院承担最初基本教材的写作任务。外交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以鲁毅教授为首的《外交学概论》编写组、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写作和试讲，并在外交学院内开设了《外交学概论》课程。
在经过了十几年积累之后，从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加速发展现象。这里有三个标志。第一是外交学研究出现了质的提高，量的扩大。1996年起出版了第一批中国学者写的专著《外交学概论》（鲁毅等著）、《概说外交》（黄金琪著）、《现代外交学概论》（金正昆著），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几本专门性的外交学方面的研究专著，表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研究水平的提高反映了学者研究深度的加大和数量的增加。
其次是国家从宏观上给外交学确立了它的发展地位和空间。1997年国家教委重新进行了学科划分，确定了外交学属于政治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并列，这在建国后是首次明确了外交学的学科划分，并于1998年批准外交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拥有外交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又因为本校政治学获得一级学科的学术地位，而可以拥有外交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外交学院也向国家学位委员会申请设立外交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样就使外交学学科发展从教学体制上明确了所具有的发展地位和空间，使外交学的研究生教育层次完整配套，有利于高质量地培养外交学教学研究人才，为外交学队伍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的外交学教学机构纷纷建立，外交学教学出现了扩大的势头。其地域范围不仅局限于北京，而且呈现出全面开花的态势，布局已基本上概括了全国的大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设立了外交学系，还有一些大学设立或将设立外交学专业，在许多外语类或涉外类专业教学课程体系中增设了“外交学概论课”。截止2002年12月31日，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外交学专业高校名单，具体设置如下，博士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点：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学士点（本科）：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法学院、武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辽宁师范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另开设有外交学课程的相关高校有：兰州大学、西南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法政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外语系。（注：以上统计结果是我带的外交学专业2001级研究生王朝辉根据各个大学公布的教育部批准设置的专业，经过反复核对整理出来的。）
这样在21世纪初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外交学”研究和教学热。
二、思考与分析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我们基本清楚了过去和现在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教学的发展状况。这一历史过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折射出历史的制约和推动。应该讲，当前我们外交学界发展的基本情况是符合我国的国力发展水平的。但是通过冷静的回顾和思考，对现状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如何评价我们当前的状况并进行准确的把握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应该承认我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存在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
1.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还没有实现第一代领导人的殷切期望。
我在学习《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时常常感到早在50多年前，实际上第一代领导人就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战略性的任务，这就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1]。周总理提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他还对外交学的基本定义、旧中国外交的特点、外交学研究的切人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但是时至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实现了第一代领导人的殷切期望。当然原因主要是在于历史发展的制约。建国初期的17年，我们并没有完全摆正对科学教育的认识，存在着左的思想的影响，在科学意义上的外交学学术研究做得不够。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我国各方面建设造成严重灾难，可以说建国前30年时间我们的发展不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感觉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慢，没有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学科体系，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实现第一代领导人的期望（注：对外交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目前国内学术界存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已经初步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外交学中国化”的遗愿，对我国外交学学科水平的评价应高一些。）。
2.当前还没有出现高水平的有世界影响的外交学巨著。
虽然中国学者经过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专门性著作，这些著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紧跟时代发展和中国外交工作的需要，对外交学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有着很好的示范带头、应用效果和价值。但因为是最初出现的一批著作，担负着填补空白的责任，还没有达到有世界影响的高质量、高水平的标准。我认为这和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外交的广泛影响相比还不适应。
3.外交学研究的实际社会影响较小，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实施、解决21世纪初遇到的大量实践问题影响有限。
外交学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里，主要工作偏重于培养人才和教学需要，在国家涉外机构及相关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里进行外交学研究的人员不多。目前该学科对实际工作影响有限，我们进行的研究意见还没有较多地被政府部门重视，科研成果未被发现和较少的采用，对中国外交决策和执行帮助有限。
4.外交学学科学术骨干少，学术力量薄弱。
中国目前的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在和政治学中其他涉外学科相比，是学术力量最薄弱的。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这三个涉外二级学科中外交学实力最弱小，表现为研究的人数少，知名学术骨干少，学术活动少，学术成果少。以截止2002年12月的数据为准，在博士点、硕士点、本科点设置上，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相比，都是最少的，全国高校中仅有本科点9个、硕士点4个、博士点2个。从全国性学术活动来看，1980年成立的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现有会员几百人。国际政治方面，北京市国际政治学科协作网已活动了10年时间，1999年在杭州召开了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筹备年会，2002年4月，在山西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年会，有40多个单位70余名代表参加f”。外交学学科直到2002年9月才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在描绘和把握了当前外交学学科发展的状况之后，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除有历史发展造成的大环境之外，还有一些实际的因素，主要有：
1.外交学学科未形成鲜明的学术性格。
外交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较局限、较多限制的高端部分，-外交作为国家内政的延伸，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外交学学科建设、发展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外交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分支，还是要遵循科学研究的创新求实发展规律，要讲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专门性，要形成自身独特的学术性格，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不如此，难成一体，难以发展。而从过去的历史看，外交学的学术性格不鲜明，受政治影响较大，这是我们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
2.投入不够，未引起政府、社会媒体的高度重视。
中国外交学发展缓慢，也有由于投入人力物力不够的因素，自身未能有较快的成长，未能引起政府重视，也未被社会较多注意。在现代社会中，学术研究如何借助社会力量来发展，如何依靠媒体给予正面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年情况有好转，但外交学目前活动范围还较局限，还是局限在高校教育、学术研究这样一个范围内。和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红火不能比，就是和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相比，也是差距甚大。这需要我们转变观念，要以发展的眼光去促进学术发展，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争取加大投入至关重要。
3.研究力量分散，未形成学术力量集合，未形成学术中心。
当前外交学研究和发展处于一个自发、分散的状况，力量有限。即使如此，也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小范围高质量的联合合作，导致的是没有出现有特色、有水平、有影响、形成一定数量的系列学术著作或论文集，呈现出星星点点的散布，靠的是单打独斗、自我努力，没有组成学术力量的集合。这和当今的时代发展的趋势很不协调，现在的学术研究重沟通、重合作、重协调、重发挥团队力量。这种集体合作比个人努力显得强大得多，声势也大得多，效果也快得多。虽然在学术研究中，个人的艰苦学术努力永远不可缺少，但在信息时代，还显不够。
4.借鉴学习不够，学术交流欠缺。
外交学研究状况还和我们这支队伍对内对外借鉴，学习，交流不够有关。不仅对内，对其他学科、门类的学习交流沟通欠缺，还有和国外的交流也不够。国外外交学的研究、建设已经有很久的历史，虽然西方外交学有它的植根土壤和历史环境，但作为学术根源和发展主流，我们必须要深入研究并批判性地吸收、扬弃。但过去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认真地开展起来，这也是造成我们学科发展基础不牢，不厚的原因之一。
三、建议与展望
站在历史的高度，以适应新世纪的高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角度审视当前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的国内外社会环境，我认为“外交学学科有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机遇”。
进入21世纪，中国人民的国际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对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空前重视关心。从国家领导人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外交学学科地位和发展都予以充分肯定，各种各样的社会传媒对中国外交问题相当关注，学术界同仁也对外交学发展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对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出现，我们必须乘势而上，紧紧抓住，在此我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加强联合与集结。
树立共下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加强联合与集结。我们应该充分发挥集体合作的优势，争取做到定期开会，定期交流，并制定相应的学术规划。2002年9月，首届“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取得成功以后，争取在今后定期（一二年间）再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2.选准学术突破口。
任何一门学问，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性格和特点，它是不容易建立、独立起来的。外交学的学术体系如何建立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当务之急，我认为要尽快找准外交学学术研究的突破口，从外交学的起点、本质、基础和理论体系入手，界定清楚外交学自身的学科特点，争取尽快出一批外交学方面的高质量的著作，在学术界造成一定的影响。
3.结合各方特点，发挥特长。
充分发挥中国当前外交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单位的特点和优势，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创新，要创新就要有特点，要有特点就要结合各自的条件和优势，所以在联合协作的基础上，努力发挥各自的特点、特长才能创出特色形成竞争并提高我们的整体水平和扩大影响。
4.争取加大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如何争取加大对学术研究的投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当前各方面都已对外交学已经有所重视的情况下，如何落实投入及加大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有投入才能有产出。
5.加强国际交流与学习。
学术研究除潜心钻研之外，还要有国际眼光，尤其是外交学这一涉外学科。我们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加强国际交流与学习，甚至包括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共同进行外交学学术研究，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方向。
6.努力拼搏依靠我们当前这支基本力量，并且要不断壮大。
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外交学研究的基本队伍是从国际关系等学科转移过来的，以此形成了目前这支外交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并在这支队伍的努力下带出以后外交学的科班出身的研究者。这支队伍不大，但比较年轻，有较新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视野，有比较强的科研能力，有较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对这支队伍我们要有信心。21世纪初期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外交学的发展，要靠这支基本队伍，只要我们努力拼搏，一定能干出一番成绩来。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努力培养年轻的研究者，不断壮大外交学的教学科研队伍。
结合以上的回顾与思考，我认为外交学发展的良好机遇已经到来，今后5-10年时间里外交学学科建设会有一个突破性发展；会出现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会有更多的外交学系、外交专业产生；学习外交学专业的学生将会更多；因此会有一个规模效应出现，国家与社会会更加重视，外交学的前景会非常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