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斗、批、改”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又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和阶段。它提出于1966年，于1968年至1969年达到高潮，1971年以后，以不了了之而告终。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这个阶段所出现的各种令人目不暇接、规模巨大的事件和活动，而是在这个被称作是“大立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阶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以及依据这些认识去实践着的某种社会主义模式。
一
“斗、批、改”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期。1966年7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 毛泽东把学校里的运动概括为“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几天后，在8月1日下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工作组时，用了“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的提法。在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文字比较完整、准确地表达出了当时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目标和过程的设想。同年12月下旬，毛泽东曾经预言，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很快就超出了他的预计和设想。随着1967年1月上海夺权引发的“全面夺权”、“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斗、批、改”不仅不得不一再往后推移，而且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1968年起，由于认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1 〕所以要求“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2 〕在1968 年至1970年间，毛泽东思考的重点是稳定形势，落实政策，并通过“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1968年9月7日，两报一刊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社论进一步指出：“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同年10月13日，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预计，“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夏季“差不多了”，“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可以基本完成”。1969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表示，“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
不难看出，“斗、批、 改”的口号从1966 年正式提出到1968 、 1969年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实践，其内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在于，它已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内容和目标，而成为一个在“全面夺权”之后，在革委会领导下的、区别于“大乱”的“大治”阶段。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一运动达到“天下大治”，并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继1958年之后，建立理想社会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当时，人们也都普遍地把“斗、批、改”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扫尾阶段”，都在企盼着那个美好、公正、纯洁但却又陌生、迷惘的“新世界”的降临。
二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毛泽东对“斗、批、改”的重视程度，都不亚于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视。
1967年初，当最初几个省级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党的整顿、教育革命等问题了。只是因为接踵而至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他的这些设想才暂搁置。1967年底，形势稍有安定，他又立即提出了“斗、批、改”的某些具体内容。从1968年起，随着全国省级革委会陆续建立，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他开始把“斗、批、改”当作紧迫的主要任务，一项紧接着一项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如果把当时毛泽东发出的有关指示，以及根据这些指示撰写的重要社论、文章或编者按等按发出或发表的时间加以排列，那么，我们便不难看到毛泽东当时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思路，不难感受到他的迫切心情。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革命委员会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3〕
——批示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4〕
——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委会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并配发重要编者按。〔5〕
——“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6〕
——“认真搞好斗、批、改。”〔7〕
——“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8〕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9〕
——对一份反映北京二七机车厂领导班子问题的材料作出批示，要求“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并再次提出吸收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的问题。
——提出“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10〕
——“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11〕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12〕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3〕
——提出由工农兵给“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以“再教育”。 〔14〕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5〕
——“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6〕
——提出讨论“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17〕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18〕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20〕
196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21〕他希望全党全国团结起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在比较安定的形势中，通过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全面的斗、批、改，“大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为了把自己的设想和指示具体化，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还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大立”的典型。〔22〕1968年至1970年间，“六厂二校”几乎提供了“斗、批、改”运动所有方面的典型经验。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等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调查报告、典型经验，解释和宣传毛泽东的各项指示。这些指示和“六厂二校”经验以及舆论宣传，实际上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蓝图，虽然这个蓝图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若隐若现，将信将疑。
三
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具体形式和过程有所不同，但“斗、批、改”主要集中在1968年至1970年的三年中。在这三年中，各地、各部门先后进行了建立各级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农村商业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及扩大所有制规模等等一系列活动。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都要贯穿“革命大批判开路”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原因在于它不仅为建立一个新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而且也使人们掌握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天下大乱”和极左思潮泛滥来说，“斗、批、改”的本意，是想稳定形势，着力于“大立”。当时，尽管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指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斗、批、改”运动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这里，既有毛泽东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懈努力，也有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煽动极左思潮继续制造大规模的动乱和破坏，还有党内外逐渐发展起来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实践；既有毛泽东的一般号召和中央下发的各种文件、树立的各种典型，也有各级领导依据自己的理解从不同方面各有增减的发挥。总的来说，前期的“斗、批、改”仍然为“左”的或极左的错误所支配，但在后期，虽然“左”的错误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其势头已明显削弱，一种比较务实的，带有“复旧”色彩的实践普遍地发展起来。
1968年至1969年间，许多地方的农村出现了撤区并社和扩社并队，把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因“割私有制尾巴”、“挖私根”而部分或全部收回自留地、自留树，因批判“物质刺激”取消定额记工制度。一些农村以各种名目程度不同地取消或限制集市贸易。一些社队为“扭转自留地商品化，防止产生资本主义倾向”，规定自留地只能种粮食作物、猪饲料和自给的蔬菜，而不准种收入高的经济作物。1968年间，一些地方为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又开始推行“吃粮不要钱”，并将合作医疗改为公费医疗。
在工厂企业“斗、批、改”初期，“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理解为基本废除“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工人进行‘管、卡、压’的各项规章制度”，而代之以准军事性质的组织体制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学习、评改以及革命大批判。由于认定“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是“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灵魂”，〔23〕而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24〕。奖金制度被取缔，成本利润等经济核算也变为无足轻重。从1969年起，将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实行按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并实际上取消了计件工资。〔25〕
根据“一元化”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委会体制，完全取消了党、政、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起码分工，使之成为党政机关及一切工厂、企业、学校、商店、医院、人民公社领导机构的代名词。为了“精兵简政”，刚成立的革委会都不切实际地将工作人员减少到根本无法维持正常工作的程度。例如1968年上半年成立的武汉市革委会，工作人员仅90人。
为使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1968年9、10月间， 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从1968年底至1970年，各地不顾具体条件，在缺乏各种必要准备和长远规划的情况下，或依靠革命热情，或借助行政命令，将400余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边疆。与此同时， 为了使广大干部“重新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数百万干部、教师、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及其家属，也被下放到农村和各种“五·七干校”。为了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大批城市医院也被下放，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一座城市只留一座医院。根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有大批被认为是“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也“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26〕
在整个“斗、批、改”中最先被提出的“教育革命”，首先要求工宣队、贫宣队要“永远领导学校”。对以往“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而代之以取消考试的教育制度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招生制度。学生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进行各种阶级斗争和从事各种生产劳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使命。循序渐进的系统学习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繁琐哲学”，“干啥学啥”、“以干代学”取代了学校的基础教育。1969年至1970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中学可以取消物理、化学课，原因是其内容“陈腐不堪”，“崇拜死人、洋人”，“向学生散布大量毒素”，顶多“拣实用的学学就可以了”。〔27〕
在文化艺术领域，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扫荡后，到“斗、批、改”阶段，这个领域除了几个样板戏以及“忠字舞”、“语录歌”外，几乎是一片荒芜。1968年5月， 样板戏的创作原则被概括为“三突出”。这个原则不仅成为以后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根据，而且成为人们思维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模式。
最后，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思路，在1968年、1969年的“斗、批、改”高潮之后，紧接着便是1970年的经济“跃进”。“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28〕工业生产的新发展“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29〕这种理论逻辑与时间顺序上的高度重合，向人们完整地展示了一种发展战略和模式，一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整个“斗、批、改”运动内容庞杂，形式纷繁，其中包含的各种运动或前后相接，或互相重迭交叉，多项内容同时进行，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一俟历史尘落定，整个运动的特征便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首先，它是以阶级斗争支配一切，以行政权力和群众运动进行一切，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作用主宰一切的。在这里，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实际上确立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主导地位。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再是其基本矛盾和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上层建筑等领域里一次又一次尖锐的阶级斗争。人们仍然必须从阶级斗争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终极根源和答案，从生产组织到经济运行，从邻里纠纷到夫妻龃龉，从意见分歧到性格缺陷……。这些本应求助于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以及各种法律和组织的问题，统统被归结为阶级斗争，诉诸于行政权力。社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其自我调节和组织的功能，已多数交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和各种行政权力。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明了，一切问题又都难以正常解决。
强烈的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例如，用群众代表参加革委会以实现群众对政权的参与，用干部下放去实现干部与群众的平等，以大队核算来填补贫富生产队之间的差距，以取消自留地的方法消灭农民之间因自留地经营好坏而产生的差别，以取消奖金和一些特殊津贴的方式实现工人在分配上的公正，以大量减少规章制度的方法使工人成为工厂里的主人，用取消考试来消灭学生在分数面前的不平等，用“上、管、改”来实现学生与教师在教学关系上的平等，用“知识分子与工农划等号”去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医护一条龙”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分工，用大规模下放城镇人口来填平城乡差别，如此等等。这种平等和公正的要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我们几乎在“斗、批、改”中的每一项活动中都可以听到它的大声疾呼，尽管它在实际上使人们感受到的往往是苦涩和虚幻。
还有纯洁。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需要，也是“斗、批、改”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这种纯洁首先表现在思想道德领域之中。在这里，一切都被简洁明了地划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绝对对立的部分。人们都被要求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修炼，以实现道德净化。此外，还有通过取缔个体经营，提高公有制程度以求得所有制的纯洁，通过“清理阶级队伍”保持阶级队伍的纯洁，通过“整党建党”保持党组织的纯洁，将“四类分子”下放农村以保持城市的纯洁，如此等等。人们被告知这种纯洁的境地将最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人们却不知道——甚至没有想到——这种纯洁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为基础。
如果理性的思考再深入一步，我们便不难发现，“斗、批、改”阶段的几个鲜明特点又是与对商品经济及其相应的观念形态的忧虑和限制密切相关的。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虽然是一种暂时必须加以利用的“手段”，但它增长了人们的私心，刺激了人们的物欲，腐蚀着人们的革命意志和理想情操。它不但破坏了平等、公正和纯洁，而且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重要土壤，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主要根源。“斗、批、改”期间，取消限制集市贸易、取缔长途贩运、削弱价值规律作用的事例比比皆是。1968年11月中央发到全国的一个通知中，要求公社、大队、生产队、社员“一律不准经商”，合作商店、个体商贩、手工业合作社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机关、学校等不得到农村社队采购。1970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简化税收制度、银行信贷制度等，一再缩小商品差价，大大削弱了税收、价格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30〕与经济领域里这些活动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人们看到，在样板戏（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内容的）以及当时极少数仍被认可的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大多都姓“钱”。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思考后，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31〕这些观点不仅可以看作是对“斗、批、改”的某种深层次的总结，也可以看成是对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高度概括。
四
“斗、批、改”从一开始便处于两对矛盾的支配之下。一对矛盾是，虽然“斗、批、改”的基调是“左”的错误，但相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乱”来说，它又具有落实政策、安定形势、走上正轨的愿望。另一对矛盾表现在“斗、批、改”进行的过程中，即它一方面是“左”的错误“普及”。落实到各基层、各领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左”的错误不断遭到党内外各方面的抵制并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
从1970年初起，随着各级党组织的恢复，曾被当作“斗、批、改”中最大的新生事物、实行党政不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革委会，很快地就开始了职能的分化和形式的变化，分解为党的领导机构与政府、行政领导机构两个部分。除了名称外，革委会体制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与此同时，在1968年被当作是“斗、批、改”重大举措的“工宣队”、“军宣队”的作用也在不断下降，到1971年后已形同虚设。从1970年起，“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也被反复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所取代。革委会的“精兵简政”实际上不到一年就变成了新一轮的膨胀，人员、机构增加之多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陷入了“精简——膨胀”的怪圈之中。在农村，随着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的召开，又开始重申《六十条》中各项政策规定的有效性，自留地、自留树等又相继恢复。1970年9 月中央发出的宪法修改草案中，再次肯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否定了急于过渡的错误做法。此后一段时间里，农村中许多地方都恢复了劳动定额管理，开始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 继1968 年底至1970年的下放高潮之后，从1970年起，又开始大量从知识青年和农民中招收工人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以至于1971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较之1969年增加了983万人，超过了计划的两倍多。 国务院不得不从1972年起采取措施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口。在教育领域，自1971年起，许多地区在高校招生中以不同形式部分地恢复了文化考核，各种学校中“以学为主”的倾向逐渐明确起来。在一些生产、科研部门及医院、文艺单位，党委领导下的业务主管负责制也开始出现。在工厂企业，一些已被废除的规章制度以及奖金制度也逐步被小心翼翼地恢复起来。1970年开始的“跃进”到年底就因导致各方面的严重失衡而难以为继，到1971年便开始为周恩来领导的调整所取代。
总之，在一种巨大的、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力量的作用下，“斗、批、改”运动“深入”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它自我否定、逐渐走向反面的过程。它所提倡的许多东西被否定了。它所否定的许多东西又复活了。这种巨大的力量不是别的，就是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深厚基础，以及它们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不论这种反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斗、批、改”的结局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巩固，而是各种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力量的发展；不是它所许诺的那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的到来，而是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和愕然的“9·13”事件。
“9·13”事件使毛泽东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还有着某种计划和构想的话，那么，在此之后，除了被动的应付外，他已没有多少章法可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他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这个使他感到越来越陌生的运动了。整个“斗、批、改”运动除了教育革命等几项内容外，其中多数内容已不再被提及，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在“斗、批、改”阶段初步发展起来的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斗、批、改”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已被历史地否定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尝试，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弊端的回应，那么，就应该承认，尽管解决的方法甚至问题提出的方式都是错误的，但是问题本身却是深刻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必须给以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例如，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管理的广泛参与，如何使广大干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如何防止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倾向和腐败现象，如何保持党组织的纯洁、充分发挥其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如何使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而不是成为分数的奴隶，如何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如何防止和补救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再大而言之，毛泽东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世界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例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在高技术的社会里，如何坚持社会的人文价值和标准，在物质充裕的环境中，如何追求高尚的人生理想，维护良好的道德规范，如此等等。总之，人类的智慧的确面临着一个富裕起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五
1985年，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2〕
建国之初，作为一位思想活跃、富于创新精神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就已经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并开始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依据不同时期对国情和经典作家理论的理解（这种理解有连贯的一面，也有不连贯的一面），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他形成了一些理论，放弃了一些设想，坚持和发展了一些观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和问题，有些已被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有些则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或仍在他的视野之外。而且越到后期，失误显得越多。在“斗、批、改”阶段，他所依据的就是这样一些几经变化仍然坚持下来或发展起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和理论。
例如，在“斗、批、改”运动中，我们就不难看到1957年“反右”运动后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不难看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有关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理论，有关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观点，有关一切都要大搞群众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以及有关商品经济的思想；不难看到他在1960年前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所阐发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关于让工农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管理的思想，关于强调政治挂帅、“靠精神起作用”的论述，关于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的观点，关于反对“物质刺激”以及“人愈穷，才愈要革命”的论点，关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最重要的是不断变革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相互关系的思想；不难看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深刻烙印；不难看到1963年以后关于要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以至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的基本思路；不难看到1963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断升级的批判的后果，关于教育革命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影响；不难看到中苏论战中已经比较系统地提出的一些重要判断，“四清”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以及在1966年“五·七”指示中所勾勒出的那个理想社会的轮廓，等等。从这种发展脉络及“斗、批、改”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认识和实践，看到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3〕
在本世纪开始陆续走上现代化历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鉴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因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所暴露出来的罪恶和弊端，都希望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的同时，“防止出现与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相关联的极端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剥削现象”。〔34〕因此，这些国家独立后，几乎不约而同地把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首要选择。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成熟，它的缺失与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被称作是“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的时代病，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和批判。从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的崛起到第三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从日本的“山岸主义”到美国的“梭罗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接触到了问题的某一方面。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深刻的矛盾，并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斗、批、改”便是这些努力中的一种，“文化大革命”及“斗、批、改”之类运动是荒谬的，但却不是无的放矢。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一场更大的、更雄心勃勃的运动，这就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防止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导致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并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却不得不在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消灭或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样，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人文指标与它本应具备的生产力基础是不对应的。这既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隐藏着发生诸如夸大反作用、忽视生产力地位、否定或轻视商品生产等失误的很大可能。
这样，几乎所有“后发型”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上，都面临着价值观念与物质水平、人文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公平与效率、增长与发展等一些十分重大的矛盾和选择，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的实质概括为应当如何看待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应当把生产力标准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如何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在避免工业主义的弊端时，如何防止“后工业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文明的奇妙联姻？在毛泽东有关“斗、批、改”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似乎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他在上述问题前的巨大困惑。
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疑虑和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都不是一个特殊或个别的问题。毛泽东的特殊之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在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有所发展而又有所限制的过程。一些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先驱在充分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它必然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商品经济将导致“人的孤立化倾向”，“消弱团结互助的精神”，造成一部分企业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以及一部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助长“市场投机倾向”和“人际关系的商业化倾向”，等等。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即使完全肯定在社会主义一定发展阶段上扩大商品关系的必要性，“也决不允许去掩盖可能带来……令人失望的这一方面的后果”。〔35〕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但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并未把商品经济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加以区分。而且，他比别人更加忧虑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与代价之间，他似乎更看重代价。这些想法虽然还谈不上系统，但却是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许多重要思想的出发点。
毛泽东迫切地希望中国尽快地实现现代化。他希望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解放了的中国，而且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36〕这种忽视突出地表现在他过分地强调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里阶级斗争的反作用，而把生产力的作用放在从属的位置上，认为只要前者的问题解决了，生产力的发展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我们在“斗、批、改”运动中，不难看到这一思路的完整表现形态。
反作用被绝对化的原因很多，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低估了商品经济对于现代经济生活的意义和作用，而过分看重了它的消极影响。这样，便很容易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作出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而希望通过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小生产和资本主义，通过政治、行政手段倡导的公正、平等来抵消商品经济所必然产生的差别，而忽视了商品经济对于平等、公正的意义。由于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和经济杠杆的萎缩，整个社会本应由它们调节和驱动的部分便纷纷交给了政治、行政和阶级斗争。前者的衰微与后者的膨胀几成正比。再者，依据“穷则革命”的历史与经验，毛泽东对富裕一直存在着一种隐忧。他担心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导致人们革命精神的衰退、贪图享乐思想的滋长以至修正主义的产生。这种隐忧无疑影响了他对发展生产力的态度，使他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中。生产力是必须发展的，但生产力发展后又增加了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解决这一两难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便是以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纯洁人们的思想，高扬公正、平等的旗帜，抵消起码是平衡富裕社会中的物欲、私念和差别。
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问题，但却未能全部正确地解决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斗、批、改”的理论和实践，便是试图解决这样一些矛盾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定了解决这些“世纪难题”的科学基础。
注释：
〔1〕〔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28日。
〔4〕1968年5月19日。
〔5〕〔13〕〔14〕〔15〕《人民日报》，1968年7月11日、9 月10、14日、10月5日。
〔6 〕《人民日报》：《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1968年7月22日。
〔7〕1968年8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批改。
〔8〕《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8月15日。
〔9〕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杂志1968年8月25日。这两段话是文章中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10〕1968年8 月对《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的批改。
〔11〕《人民日报》1968年9月5日转载《红旗》杂志文章《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编者按，编者按为毛泽东所写。
〔12〕1968年9月4日在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上的批示。
〔16〕《红旗》杂志，1968年10月14日。
〔17〕1968年11月对《人民日报》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编者按的批示。
〔18〕1968年12月1 日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的批示。
〔19〕《人民日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编者按，1968年12月22日。
〔20〕1968年12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的宣传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的批改。
〔21〕《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
〔22〕“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23〕〔24〕《红旗》杂志：《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1969年第6、7期合刊。
〔25〕《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26〕〔27〕《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1969年9月22日、7月21日。
〔28〕《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29〕《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1969年2月21日。
〔30〕《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144—147页。
〔31〕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535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16页。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34〕（美）海伦·德斯福瑟丝等著：《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1页。
〔35〕布鲁斯著：《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3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