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楚国疆域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国论文,疆域论文,西周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在先秦史还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楚国疆域问题都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也时常引起学术界较大争论，其中一些问题至今仍远未解决。本文拟就管见所及试作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西周初年楚国的疆域
殷代末叶，正当周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1〕， 广揽谋臣武士，筹划灭商大业之际，楚人首领鬻熊西上岐山，往投周文王，告受册命，被周文王接纳为养子。对此事件，1976年陕西岐山凤雏周原故地出土的甲骨文提供了实录性记载。周原甲骨H11：14载： “楚伯迄今秋来西王其则”，H11：83载：“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2〕。对照文献，《史记·周本纪》记载：“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即投奔周文王。其中的鬻子，《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鬻子名熊。”《史记·楚世家》更明确指出：“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即言鬻熊以养子身份服事文王。文献与卜辞的相互吻合，证实了鬻熊子事文王的真实性〔3〕。
由于周楚之间存有这种历史关系，因此西周初年周成王封举鬻熊后代熊绎，“乃以子男田令居楚”〔4〕。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地。”楚国成为周王室南土的一部分。南土即南国，南邦，周人又称作南方。《诗经·大雅·嵩高》记述周宣王封申伯于申（今河南南阳东北），屡言其地为南国、南邦、南土。《国语·郑语》记载周王室史伯言于郑桓公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云：“南方，当成周之南，申、邓之间。”可知国、邦、方上古可以通用，南土即指从丰、镐、成周一线以南到汉、淮一线之间的地带，这是周初分封在汉水中游至淮、汝之间各个诸侯国的所在。
西周初年的南土，尚不包括汉水以南和长江中游两岸地区。有的学者认为，长江流域历年所出相当于商代的考古遗存，当可证明那里早在商代就已是商王室的南土，并进而推论西周初年的南土也达到了那一地区。这种看法似嫌证据不足。从总体上看，商文化的确已深入到汉、淮以南，并直接影响到长江中游地区，这是事实，但并不等于说西周初年的文化也同样深入到这个地区。因为商文化比周初文化更具扩张性和开放性，商文化对中原以外地区的影响和穿透力都远远大于周初文化，吸引力也比周初文化强得多。而周初“天下未集”〔5〕，王室多故， 除分封一些小国到汉、淮之际外，实无余力顾及汉、淮以南的广袤地区。从考古上说，长江中游两岸已发现不少商代遗存，如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石门、皂市、湖北黄陂盘龙城等等，固然可以证明商文化曾直达长江中游，在那里建立起商王朝的南土〔6〕， 但却不能证明西周初年周人的势力已深入到这些地区，不能证明这里是周初的南土。湖北黄陂鲁台山遗址和墓葬尽管含有某些周文化因素，但主要是体现了地方特色，将这一带断然划归周初的南土，这种意见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周初的史实如何呢？《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此役即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之役。成王时铜器《中
》铭文记载：“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将此铭对照上引史料，显然可见虎方就是被周公所逐的殷民四族之一。这些殷民逃往江南后，必然在江南之地留下大量文化遗迹，长江流域的一些商末文化遗存当由此而来。同时这也说明，周初的江南之地并没有成为周王室的南土。
北宋出土的安州六器中，有两器铭文记载了“王命中先省南国”。《中》铭文所涉及的南国地名，有夔
、贞山等，《中鬳》铭文所涉及的南国地名，有曾、噩20
、
夔即归，亦即秭归。先秦古秭归的地理位置，《水经·江水注》等以为在长江三峡今址，不确。据石泉先生等考证，当在今湖北南漳东南端〔7〕， 位于汉水中上游。噩即鄂，是为汉代南阳郡的西鄂县，位于今河南南阳市东北，地处淮河流域上游，正当周师南下扫荡的通道。曾即缯，又写作鄫，《左传》哀公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其地必在今河南方城附近，东北距鄂不远。
当释为
。《说文·部》：“，旌旗之游。……读作偃。”《经典释文》“《左传》襄公十三年”：“鄢音偃。”鄢、偃古均元部字，同在影纽，故得相通。如此，
“鄢州”二字与上一字“汉”相联系，当指汉水支流鄢水两岸的某个地点，或即《汉书·地理志》“南郡宜城”县下班固原注之“故鄢”。由此可见，两器铭文所记的南国地名，均不出汉、淮之间的地域范围。徐中舒先生亦认为《中鬳》所记“南国应即指汉水流域而言”〔8〕， 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一致的。
既然西周初年的南土是指汉、淮之间的地带，那么《左传》昭公九年所列举的南土四国巴、濮、楚、邓自然就应立足其间，不可能南至于长江一线。
以上我们探讨了周初南土的地理范围，下面再来探讨巴、濮、邓的地理位置。只要明确了此三国的地理位置，则与之并列的楚国之所在便可相应予以判定。
首先说巴。巴为姬姓，《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之妻、平王之母为“巴姬”。依据周代“妇人称国及姓”之制〔9〕， 可以确证巴王族为姬姓。巴在殷代武丁时期即已见称于殷卜辞，称为“巴方”，殷末约居汉水上源古沔水一带，属于姬姓集团的成员之一，所居之地也是殷代千里王畿的西土之所在〔10〕。西周初年，巴国受周王室分封，立足于汉水、大巴山之间。《水经·沔水注》记载其地有巴岭、巴溪戍、巴山、巴岭山等古地名。《战国策·燕策二》亦载苏代之言曰：“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均表明早期巴国是在汉上，而不是如历代旧注所说在江上今重庆〔11〕。
从《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的楚、巴、秦师灭庸之役来看，楚师西出石溪、仞（此二地均在今湖北均县境内〔12〕），从庸之东面出击，巴、秦之师则当从庸之西面挺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于是灭庸。其时在大巴山以南、长江北岸尚有庸之与国“鱼国”，在此役中助庸逐楚。鱼国在今四川奉节〔13〕，当时应与庸和裨、鯈之属共同控制了大巴山东缘及其南达长江之道。假如说巴在今重庆，那么它要顺江东下，再沿巴山东缘北上助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地区都控制在楚之敌国手中。假如巴从重庆出发，沿嘉陵江河谷或宕渠（今渠江）河谷北出大巴山西缘，再往今陕东南转至鄂西北战地，则劳师费时太甚，恐不待其到达，战事已告结束。由此看来，巴国地当庸国之西的巴山以北，不论于史实、地理还是形势都相符合。反之，若指为今重庆，则于此三者无一相合。事实上，川东巴国是在《左传》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 年）巴大败于楚之后，才从汉上辗转南迁而去的〔14〕，在此之前，川东鄂西并不存在一个巴国。
其次说濮。濮人本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见于史载亦很早。《尚书·牧誓》记载西土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此濮在殷王畿之西。《逸周书·王会》记载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其中提到殷畿正南方的“百濮”，章太炎认为此即杜预所说的云南之濮〔15〕。殷卜辞中亦见濮人之载，辞曰：“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16〕卜子，《逸周书·王会》载周初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云：“盖濮人也。”这个以丹砂进献周王室的濮，当指川东土著濮人〔17〕。而汉、淮之际亦多见濮，《国语·郑语》韦昭注：“濮，南阳之国”，可见一斑。《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杜预注：“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又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18〕虽说这里讲述的是春秋年间情形，然而大量资料表明，早在殷周之际已是如此局面，何待春秋之时？
濮地所在，历来歧议纷繁。顾颉刚、童书业先生考证濮地在今湖北竹山县南〔19〕。杨伯峻先生认为当在湖北石首附近〔20〕。徐中舒先生考证必接近于均、郧、房三县的汉水流域，即由此三县至大别山以南的襄、樊一带〔21〕。石泉先生则进一步根据对随（今湖北随州西北溠水东岸）〔22〕、麇（今湖北襄阳东境滚河下游及汉水东北岸一带）地望的重新研究，得出濮当在今湖北枣阳境，位于随、楚之间的结论〔23〕。这些看法尽管都肯定濮在今湖北省境，但诸说之间仍有明显分歧，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从殷周之际“百濮离居”已经形成的史实出发来看待濮地问题，可以看出百濮居地不会限于一处〔24〕，也绝不如《伪孔传》所称仅在“汉之南”，而是在西周时代的南土有着广泛分布，襄阳以西到竹山以南和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及滚河下游一带，均当西周时代百濮的离居散处之地。只此才能对周厉王时《宗周钟》铭文所记率南夷东夷廿又六邦的“南国
孳（濮子）”给以合理解释。也只有如此，才能充分理解《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所载两周之际楚蚡冒及楚武王首开濮地而楚国始大的情形。总之，西周时代汉水流域的濮，从东、西、南三面包围着楚国，使“子男五十里”的楚地得不到任何发展。
再次说邓。旧说邓国在今河南邓县〔25〕，或说在今湖北襄樊汉水北岸〔26〕，然而均无确据。据石泉先生重新研究，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是古邓国及宋齐以前的邓县之所在，而古邓国的版图大致包括南阳盆地南部今襄阳县境的汉水以北，和新野、邓县以南地区〔27〕。此说证据确凿。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采此说，将西周春秋时期的邓国地望定位在襄樊市西北汉水北岸的邓城遗址〔28〕。
上述表明，巴、濮、邓的地理位置，均在汉水中上游地区，位于大巴山和荆山以北，随枣走廊和大洪山以西。既然如此，那么与之并列，共同构成周初南土的楚国，自当立国其间，位于汉水流域中部，却不可能孤国悬远，南至于长江一线。否则，将失去周王室封建诸侯“以藩屏周”〔29〕的价值和意义。
《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
居丹阳。”丹阳为楚子熊绎“初封”之地〔30〕，其地在丹水之阳。《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僻在荆山，筚路篮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荆山，《汉书·地理志》“南部临沮”县下班固原注云：“《禹贡》南条荆山在（县）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左传》昭公十二年杜预注云：“在新城蚡乡县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四年“荆山”下注谓“今湖北南漳县西八十里之荆山”。石泉先生等认为，此南漳荆山之名乃是西周中叶以后楚国势力南渡汉水后移植而去，西周初年熊绎所居荆山则当在今陕西商县附近〔31〕。联系到有关史籍，如《史记·楚世家》、《韩世家》及《秦本纪》所载的秦、楚战地丹阳和《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丹水”条、《水经·丹水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丹水城”，以及《资治通鉴》卷三“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条下胡三省注等材料相互参验，丹阳既是丹水之北，则古荆山必当在其附近，位于今鄂、豫、陕三省边界汉水、丹水、淅水之间〔32〕，而不会远至汉水以南的南漳县境。
二、周昭王时期楚国的疆域
周昭王时，上承“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升平局面〔33〕，国力充实，故始而大举向南用兵。属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对昭王南征史迹多有记载。《过伯簋》铭载：“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
簋》铭载：“从王南征，伐楚荆，有得。”《鼒簋》铭载：“鼒从王伐荆，俘[金]。”稍晚一些的《史墙盘》铭也说：“宏鲁昭王，广能楚荆，惟患南行。”文献资料对此也有一些简略记载。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34〕《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蛮（今本“荆”下无“蛮”字，此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氏传正义》僖公四年孔颖达疏引补）”，将为将率之意〔35〕。昭王伐楚而后涉汉（不是济汉而后伐楚），说明此时楚国尚在汉水中游以北。
历来史籍记述昭王南征路线，均说是“涉汉”、“济汉”、“反涉汉”〔36〕，汉指汉水。唯《史记·周本纪》不言涉汉，而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是江还是汉，关乎西周时代楚国地理位置的问题，不可不辩。有的学者根据《周本纪》所说“江上”，证以《楚世家》所说“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于是认为昭王所伐的楚荆在长江一线，楚国当然立国于此。但是，古代所称江，并非长江的专有称谓〔37〕，除长江外，汉水可以称江，淮水也可以称江。《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南国，南阳也。”南阳位于汉、淮之间，是西周时代南国的一个中心区域，而称为“江、汉之间”，证实此“江”不是指长江，而是指淮水。何况，先秦史籍既已明言昭王涉汉，而非涉江，也就没有理由将汉水解释为长江。至于熊渠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所说的“江上”也并非长江，而是汉、淮之间的地带〔38〕。司马迁称汉为江，不过是沿用古代通例而已，不足为异。
既然楚国位于汉、丹、淅之间，地在汉水以北，何以昭王伐楚又要南逾汉水呢？这就涉及到昭王南征对象是否仅楚一国的问题。
我们首先从地域上进行讨论。屈原《天问》说：“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昭后指昭王，“后”亦上古之君的通用称谓。爰，于也。底，至也，犹伐也〔39〕。昭王南伐（遊犹巡也，巡狩之意，乃古代对征伐一词的隐讳用语），意在南土，实即广伐南国。《史记·周本纪》说昭王南巡狩，也是隐括征伐南国之义而言。《史墙盘》铭文说昭王“广能楚荆，惟患南行”，能为“柔远能迩”之意，此于《尚书》、《诗经》屡见。既然说昭王对楚荆施以怀柔安抚之策，又说昭王惟患南行，前后绝然不同，表明二者所指非一，前者所谓“楚荆”是专指楚国，后者所谓“南”则是泛指南土诸国。《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说：“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昭王远绩成名，当然不是指他“殒汉”、“丧六师于汉”，而是指他像文王、武王一样建有功业而成名，这应当就是《史墙盘》铭文所记的“广能楚荆”，并在楚国试图有反叛之举时出兵征讨，成功地予以了阻止。《过伯簋》铭文说昭王“伐反荆”，正是对这一文献失载的历史事实的明确记载。铭文对此役结果记为“俘金”，其他诸器铭文也称“有得”、“俘[金]”，又表明昭王伐反荆的确战果赫赫，全胜班师。所以管仲才能够称道昭王颇有建树，以远征之功流传于世。显然，昭王“广能楚荆”、“伐反荆”，与昭王“殒汉”、“丧六师于汉”、“惟患南行”，两者不但结果绝然不同，而且征伐对象也是迥然相异的。
我们再从年代上进行讨论。史载昭王南征非只一次，《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昭王两度南征，一在十六年，一在十九年。上引金文和管仲之言当是指昭王十六年南征史迹，有得而后班师。十九年，昭王以六师之众南逾汉水。倾宗周之兵悉数南下。用兵规模如此之大，如果说仅仅针对“子男五十里”〔40〕的楚国，真是杀鸡用了牛刀，太不相称。以六师之兵悉数出征，这在西周一代并非常见，通常是征讨对象强大而甚众才动员六师出征。如周厉王讨伐噩侯方，曾以六师、八师大加“裂伐”。其所以在六师之外又动用八师，是因噩侯方所统太众，不但有南淮夷，还有东夷（见《禹鼎》铭文）。但规模较小的战役则不用全部六师，更谈不上动用八师。如《录卣》铭文记载王命
曰：“
淮夷敢伐内国，汝以成周师氏戍于叶（次）。”对付淮夷内侵，仅以一师之兵即可。由此可见，昭王十九年亲率六师之众南征，必不是仅仅对付一区区楚国，当是征伐部众甚多，地域甚广的南方诸国，故以直逾汉水而南。对于此役，《纪年》只是提到“丧六师于汉”〔41〕、“王南巡不返”〔42〕，却只字没有提到伐楚荆，同十六年的记载颇不一致，原因就在于昭王十九年所伐是南方其他较强方国或族类的联合，而不是专伐楚国。这当是《史墙盘》铭文昭王“惟患南行”之说的由来。《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使管仲问楚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之罪，楚使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从根本上否认与昭王殒汉有关。杜预注云：“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因为楚国当时尚在汉水以北，故昭王深入南国后返济汉水而亡，当然就是同楚国没有关系的。
从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战果显赫，十九年南渡汉水广伐南国而身败名裂的事实，不难看出当时楚国的疆域还局限在汉水北面，并没有伸展到长江一线。
三、西周后期楚国的疆域
《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关于熊渠所伐庸、杨粤、鄂的地理位置，笔者曾著文认为，庸在汉水中游以南不远，杨粤在内乡、邓县、襄樊之间，地当汉水中游，鄂在淅水以东白河中游，三地都处在汉、丹、淅相联系的范围内，均离楚国本土不远〔43〕。据《楚世家》，熊渠征伐这三个地方后，乃分别分封给三个儿子，立其为王。分封紧接征伐，是为了巩固对新辟版图的统治。长子康所封最远，其封地句亶即是庸地。中子红所封次远，其封地鄂即是噩之故地。少子执疵所封最近，其封地越章即是杨粤。这个分封格局，远长子而近少子，符合“楚国之举，恒在少者”〔44〕的继承制传统。
应当特别提出讨论的是长子康的封地句亶的地望问题。《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也。”其说找不出任何历史根据，不足凭信。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45〕。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与袒、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当即诞，即古之巫诞。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相近恒通，顾炎武即将此二韵同归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则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句亶实即巫诞。司马迁作《史记》，诸侯世系多采于《世本》，对楚亦不例外。将巫诞写作句亶，则是太史公依汉时习惯书写，正如他按汉人习惯改写《尚书》诸篇的文字一样。
巫诞之名见于《世本》。《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诞，别本或作蜒、蜑、疍。魏晋以降史书如《隋书·地理志》、樊绰《蛮书》（亦作《云南志》）等并以诞为僚人，而魏晋以后的僚实为先秦汉魏时期的濮〔46〕，《世本》称廪君出自巫诞，也正是关于濮族的传说〔47〕。
巫诞所在，历来记述不详。考察史籍，其实并非不可考见。《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世本》说：“（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鄂西南之清江，亦即《水经·夷水注》所记之夷水。但清江称为夷水乃是后起的名称，最早只称盐水，所以傍水而居的母系部落首领才可能被成书比《水经》早得多的《世本》称为“盐水神女”。清江为渔、盐所出，《世本》称之为盐水，必是沿其旧称。而古夷水原在汉水中游今南漳、宜城南，即是今天的蛮河。《水经·沔水注》载：“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据此可知，东晋以前蛮水本名夷水。1975年宜城南楚皇城内出土一方汉印，文曰“汉夷邑君”〔48〕，确切证实当地至汉代仍称为夷，乃自先秦而然。《水经·夷水注》称清江为夷水，则是因为廪君浮夷从古夷水南迁盐水之阳后，将夷水之名取代了旧的盐水名称。此即古人所谓“名从主人”，地名随人迁徙。至于清江之名就更是晚出了，据《水经·江水注》、《太平寰宇记》“清江”等来看，它是公元前377年“蜀伐楚， 取兹方（今湖北松滋）”〔49〕时由蜀人所取名〔50〕。由于廪君浮夷南迁的年代不早于战国初，故清江始称夷水也不得上推到春秋以前，比古夷水晚得多〔51〕。
有的学者以为巫诞之巫指巫山，在长江巫峡。此论尚需商榷。《盐铁论·险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为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东南，可见从竹山县以南即称为巫〔52〕。《晋书·地理志》“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证明从先秦至晋竹山均称为巫。竹山以东，过房县即是古夷水（今蛮河），正是廪君南迁所浮之水。廪君出自巫诞，诞为濮人，战国以前竹山一带恰是百濮活动的重要地域之一。不难知道，巫诞应指竹山一带，其地跨有今堵河中游两岸，正在熊渠所伐的庸之范围以内。《世本》熊渠长子康之康原作庸、康、庸形近，或许就是因为封于庸地之故。
由此可见，句亶即是巫诞，熊渠伐庸后将其地封以长子康、立其为王，所称句亶王实为巫地诞人之王。
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认为：“熊咢之器出于武昌者，武昌即鄂。盖熊渠之卒，熊挚红（即中子红）虽嗣父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阳。越六世至熊咢，犹居于此，故有其遗器。楚之中叶曾居武昌，于史无闻，惟赖是器所出地知之耳。”〔53〕近年学术界中亦有学者重申王说。但此说证据薄弱，尤难凭信。
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国语·郑语》韦昭注、《史记·楚世家》司马贞《索隐》所引谯周《古史考》，以及张守节《正义》所引宋均注《乐纬》等材料来看，熊挚红因有疾不得为后，乃别居于夔。尽管《史记》称挚红立而被其弟所弑，但早为谯周所辩证，诸家皆从谯周之说；而且《左传》也分明是记载熊挚（红）“自窜于夔”，非但没有继熊渠立为楚王并遭杀害，相反是别居于夔地。夔即归，其时尚未南移长江三峡今址，还在今南漳东南。熊挚红本封西鄂，其别居于夔，《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说是“自窜”。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慑于周厉王的暴虐和噩侯方的攻伐，被迫放弃噩地〔54〕；一方面也在于熊渠卒后由少子熊延继立，他不能留居丹阳，不得不另辟新域而居。这两个原因是相互关联的，也是前后相继的。很明显，熊挚红既已放弃其封地西鄂，又无法继承楚王之位入主楚都丹阳，于是只得整族迁移，“自窜于夔”，自命为“夔子”。正因如此，所以夔子后代“不祀祝融与鬻熊”〔55〕。这表明，熊挚红嗣位都鄂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以此推论东鄂为熊渠所伐并封以中子红，其说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凭藉出土于今鄂州与嘉鱼之间的《楚公逆镈》（旧释《夜雨楚公钟》），进一步推论西周后期即从熊挚红到熊咢之间，楚国一直以东鄂为都，就更无凭据了。熊咢当周宣王之时〔56〕，此时淮夷活跃，屡次北上寇周，并控制了汉、淮之间大片土地，周王室也数度南征，讨伐淮夷。如此战事频仍的局势，事实上对楚国造成了来自北面和东面的巨大军事压力和战火威胁，楚自顾不暇，哪里谈得上从汉、丹、淅之间出兵远袭东鄂，并据以为都，使其孤悬于本土之外？虽然周宣王曾抽调戍守汉、淮之间的南国之师到西北边境应付
狁之难〔57〕，楚乘其南方空虚之机蠢蠢欲动， 《诗经·小雅· 采芑》斥之为“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但当周室回师以后，楚恐其挥戈来伐，又重新表示畏服，故《采芑》之诗又说：“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畏也）。”当是之时，楚国哪有可能出兵夺取东鄂？
西周时代，周王室在汉水以东，淮汝之间分封了大量同姓诸侯小国，以为南方屏障，其处于汉川之地者统称为“汉阳诸姬”〔58〕，或“周之子孙之在汉川者”〔59〕。汉阳诸姬以随国为中心，文献说“汉东之国随为大”〔60〕。考古表明，大别山西南汉水支流涢水下游及其以东滠水一带，分布有数处西周前期的文化遗址，而这一区域的西周后期文化遗址则主要集中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涢水中、上游和滚河流域——随枣走廊一带〔61〕，这些地区当即汉阳诸姬的所在。很明显，楚要越过大洪山或经随枣走廊南下奔袭东鄂，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大洪山以东随枣走廊分布着颇为强盛的随、唐等国和其他汉阳诸姬，完全阻绝了楚从汉水中游向汉东涢、滠二水及其东方发展的通道，而东鄂还在滠水以东，楚国绝不可能越过汉阳诸姬防区伸展疆域至东鄂。
襄阳地区的考古发掘还说明，直到春秋前期，位于襄阳西北的邓国和宜城以南的鄀国仍在活动，襄阳一带还没有纳入楚国版图〔62〕。这样，邓、鄀与汉阳诸姬在实际上就共同构成了楚国南下东鄂的障碍，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冲破这重重防线扩疆至于东鄂。正因如此，楚国直到春秋之初才会有“吾不得志于汉东”〔63〕之叹。至于“汉阳诸姬，楚实尽之”〔64〕，那是楚文王及其后世之功，不得上推到西周。《史记·楚世家》载：“（文王时）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由此看来，西周后期楚熊咢之时，是不可能从鄂、豫、陕之间广地达于鄂东一带的。
东鄂的得名，当然不可与熊挚联系到一起，而应与熊咢的后代相关联。熊咢所作《楚公逆镈》既然出自鄂州、嘉鱼之间，今鄂州历史上又的确有鄂之称，并有鄂王城旧址，而熊咢又从未在此居留，那么熊咢之器就应当是其后世移居此地时带至，东鄂之名也应当是熊咢后世在此修建宗庙以祀熊咢才称呼的。从考古看，鄂州市发掘的数十座楚墓，全部属于战国中晚期〔65〕，邻近鄂州市的大冶金牛镇鄂王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年代也是战国时期〔66〕，都不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熊咢之时。这些情况表明，东鄂名称来源于熊咢后代，其年代不早于春秋战国之际，同熊咢本人及其活动踪迹丝毫也不相关。
综上所论，从周厉王时期到西周之灭，楚国的版图始终是在汉水、丹水、淅水之间。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楚东有汉阳诸姬和申、吕等国，南有濮人群落和邓、鄀等国，再加山川阻隔，屏障重重，要扩展疆域是困难的。所以西周初年熊绎初受封时为子男五十里之田，到春秋初叶武、文二王之际还是“土不过同”之地（杜预云：“方百里为一同，言未满一圻。”）〔67〕。不难知道，在西周一代，楚国的疆域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发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甚微，封或百里，或五十里。”直至春秋初，楚国通过占领濮人的土地，才走上兴旺发达之道。《国语·郑语》说：“（周）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楚武王进一步“始开濮地而有之”〔68〕，由此楚国始大〔69〕，逐步进入称霸江汉、问鼎中原的新时代。
注释：
〔1〕《左传》襄公四年。
〔2〕周原甲骨摹本， 见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
〔3〕段渝：《论周楚早期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1986 年第5期。
〔4〕《史记·楚世家》。
〔5〕《史记·周本纪》。
〔6〕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7〕〔23〕〔31〕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8〕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本二分，1936年。
〔9〕《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引。
〔10〕《尚书·牧誓》“西土八国”中虽未明言有巴人，但历代注疏家均以武王伐纣之师中有巴师。巴为姬姓，乃是“宗姬之戚亲”（《华阳国志·巴志》），故东进伐纣未在武王牧野誓师词中特别举出，犹如其他姬姓集团成员未在《牧誓》中举出一样。详拙作《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四川历史文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1〕〔17〕〔50〕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一八“文公十六年”。
〔13〕《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注：“鱼，鱼复县，今巴东永安县。”晋永安县即今四川奉节。参考《水经·江水注》。
〔14〕〔51〕段渝：《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四川历史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5〕《太炎文录·续编》卷六，《西南属夷小记》。
〔16〕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18〕《左传》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引杜预《春秋释例》。
〔19〕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时巴国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21〕〔47〕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24〕段渝：《论楚国的农村公社》，《楚史与楚文化论集》，《求索》1988年增刊。
〔25〕《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
〔26〕《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引盛弘之《荆州记》；《水经·淯水注》。
〔27〕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
〔28〕《中国历史地图集》册一，图17—18，图29—30，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29〕《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六年。
〔30〕《史记·三代世表》。
〔32〕段渝：《楚地初探》，《民族论丛》第2辑； 《先秦民族史专集》，1983年。
〔33〕古本《竹书纪年》，《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
〔34〕《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
〔35〕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音初》注第17， 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36〕见《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帝王世纪》等。
〔37〕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6辑。
〔38〕段渝：《荆楚国名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39〕闻一多：《天问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0〕《史记·孔子世家》。
〔41〕《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
〔42〕《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
〔43〕〔54〕段渝：《楚熊渠所伐庸、杨粤、鄂的地理位置》，《历史地理》第8辑，1990年。
〔44〕《左传》文公元年。
〔45〕《史记·楚世家》索隐引。
〔46 〕蒙默：《僰为僚说》，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97年第1期。
〔48〕顾铁符：《楚三邑考》，《楚史研究》专辑，湖北社科院历史所，1982年。
〔49〕《史记·楚世家》，《史记·六国年表》。
〔52〕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八，《史林》十。
〔55〕《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56〕《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熊咢于周宣王二十九年立，三十七年卒，与《楚世家》所载“熊咢九年卒”合。
〔57〕《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表明宣王与狁战于千亩之前，已先期将镇守南国的军队调往西北。
〔58〕《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59〕《左传》定公四年。
〔60〕《左传》桓公六年。
〔61〕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62〕杨权喜：《襄阳楚墓与楚国势力的扩展》， 《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63〕《左传》桓公六年。
〔64〕《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65〕鄂钢基建指挥部文物小组、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鄂钢五十三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鄂城县博物馆； 《鄂王城楚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66〕大冶县文化馆：《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 《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67〕《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68〕《史记·楚世家》。
〔69〕顾栋高：《左传纪事本末》卷四五“楚伐灭小国”，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