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岸上的宣礼》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西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岸上的宣礼》(azān-e-maghreb)是伊朗现代作家萨义德·纳非西(1895—1966)的一篇短篇小说，全文不过区区五六千字，却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历来被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篇章。笔者在大学时代就曾读过，当时从中体会到的是伊朗民族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也是波斯语文学界的一种普遍认识。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不安的今天重读这篇小说，笔者对小说的思想内涵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西岸上的宣礼》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里海西岸的达尔班德这座小城原是伊朗的领土。1828年，伊俄第二次战争中伊朗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土库曼查依条约》，伊朗高加索以北大片土地(达尔班德就在其中)被迫割让给了沙俄。从此，达尔班德脱离了伊斯兰文明，成为西方文明中的一员，伊斯兰教中呼唤穆斯林做礼拜的宣礼声再也没有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响起。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着一个名叫阿里伽里的老鞋匠，阿里伽里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在青年时代因探望亲戚，曾到过伊朗东阿塞拜疆省会大不里士，在那里他听到了宣礼声，这赋予人以精神和灵魂启迪的上天的歌吟使阿里伽里感到强烈的震撼。从此，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在达尔班德再次听到这动人心魂的宣礼声。阿里伽里的愿望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刻实现了，达尔班德大汗清真寺的上空终于响起了阿里伽里用一生来期待的动人心魂的宣礼声，这宣礼声护送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
对宣礼声的期待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吗？若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支撑着阿里伽里，他大可以在明确意识到来日不多的情况下，落叶归根回到伊朗这片父辈们的土地去听宣礼声，在那里他可以尽情地听。为什么他如此执著地一定要在达尔班德而不是在伊朗本土听到宣礼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西岸上的宣礼》创作于1924年。这是伊朗现代史上一个非常微妙的年代。与中国近代史相仿，由于国力的衰落，伊朗这个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雄踞西亚的强国从19世纪开始逐渐成为英俄等西方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并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凯加王朝的纳赛尔丁国王(1848—1896年在位)登基后，在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大臣的支持下，决心“师夷之长补己之短”，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向西方学习，并进行改革，类似中国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由此，伊朗迈出了走向现代国家的第一步。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立宪运动，在1906年10月成立了第一届议会，12月颁布了宪法，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国王权力受议会制约，宗教领袖五人委员会具有监督权力。由此，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第一个推行民主宪政的国家。但是，国王不甘心权力旁落，在沙俄支持下，于1908年6月发动政变，血洗议会。立宪革命军与国王军队誓死奋战，其间虽有多次胜利，还在1909年11月成立了第二届议会，但是，在沙俄军事干涉下，伊朗立宪革命在1911年12月以失败而告终，国王重新掌握国家大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伊朗的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在伊朗国王政府军与英军联手镇压伊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名叫礼萨·汗·巴列维的伊朗军官成为风云人物。礼萨·汗时任伊朗哥萨克师的上校军官，1921年2月21日，礼萨·汗率领自己的部下开进德黑兰，兵不血刃地控制了首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伊朗国王成为傀儡。1923年，国王被迫任命礼萨·汗为首相兼国防军总司令，颁布完任命书国王就到欧洲“旅游”去了，当然是一去不返。1925年，礼萨·汗成为伊朗巴列维王朝第一代国王，被称为礼萨王(1925—1941年在位)。
1923年，在短短两三年内由一个中级军官飞黄腾达到顶峰的礼萨·汗并没有急于登上国王的宝座，而是提出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建立共和国，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引起全社会普遍且激烈的反西方情绪，宗教领袖们的反对尤其坚决，民意倾向是实行立宪运动时期的君主立宪制。于是，礼萨·汗几乎是被民意“请”上了国王宝座，实行的却是国王掌握国家大权、政府内阁和议会成为国王傀儡的极具特色的君主“立宪”制，走的正是民意反对的全盘西化的道路。
总之，1923—1925年的伊朗正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礼萨·汗提出的国家体制设想成为伊朗宗教阶层和文化阶层议论和关注的焦点。这就是《西岸上的宣礼》这篇小说写作时的时代背景。
小说作者萨义德·纳非西在伊朗以学者身份著称，他在历史和文学领域著、述、译近百卷，① 可谓著作等身，属于伊朗社会的精英分子，《西岸上的宣礼》也一直被视为经典名篇，因此纳非西的思想和观点在伊朗社会精英群体中具有代表性。
《西岸上的宣礼》全文贯穿着浓厚的东西方分类意识：在作者笔下，里海西岸上那些“新建的欧式风格的城市似乎与东方的太阳和阿贝斯空湛蓝的海平面没有什么关联”，② 阿贝斯空是伊朗里海东岸的一个小岛，现已被海水淹没。长久以来，达尔班德“时而沉浸在欢乐中，时而又陷在忧伤中，犹如花容月貌的处子，将自己小巧宜人、多姿多彩的风情和东方式的彩色建筑在宁静的天空和东方金色的阳光下铺展。这座高加索小城，在东方金刚石般的天空下，在二千年的历史中，风姿绰约”；而且那里的山麓“其景色将东方天空的宏伟和伊朗太阳的威严展露无遗”；在作者眼中，“煤炭的浓烟和石油气味”是“西方文明愁眉苦脸、愁眉难展的象征”；“自从伊朗人丢掉这个城市……达尔班德再也享受不到东方土地上抚慰灵魂的生活魅力”；“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忧伤。如果直到现在她都还没有丢掉自己迷人的微笑，只是因为她依照自己东方的性情，不愿让自己的脸庞因忧伤的痕迹而布满悲伤”；“达尔班德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已经脱离了东方的生活方式”。纳非西没有严谨地把俄国划归为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不一样的东正教文明，而是笼统地把俄国视为西方国家，因为俄国属欧洲，欧洲即是西方，这也是东方国家对俄国的普遍认识。达尔班德承载了伊朗与俄国的历史仇怨，但作者在小说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俄国，达尔班德是被“西方”强占的。由此，小说把伊朗与俄国的历史仇怨上升为整个东方与整个西方的历史仇怨，浓缩出一部19世纪在西方列强的武力淫威下东方各文明古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世界近代史。对这种历史仇民族恨的渲染也是小说的重心之一。“他(阿里伽里)父亲对他说过，达尔班德新的统治者，当这片土地从伊朗分离之时，对他两个年轻的叔叔都做了些什么。他母亲在他的摇篮边，每当想起自己的父兄，就落泪。这泪珠在他的摇篮边化为蒸汽，而这蒸汽的粒子渗透进了他的胸膛，并将一种特殊的仇恨也随同一起输送进了他的内心，并在那里盘踞下来。”除了这一整段外，小说全文在字里行间也弥漫着这种历史仇民族恨，这是任何一个饱受欺侮的个人和民族都不会轻易排解的心理郁结。“西方为施害者、伊斯兰为受害者的文明间格局并没有因为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而终结。”③ 这种东西方的历史仇怨沉淀为受迫害的东方民族对霸权主义的西方世界普遍的内在的对立情绪，使霸权与反霸权成为西方与东方在20世纪产生对立冲突的主旋律。
尽管小说《西岸上的宣礼》的作者心中萦绕着深深的民族仇恨，并在行文中也充分表达了出来，但是当伊朗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种民族仇恨对伊朗何去何从的选择没有任何帮助，指明不了任何方向，因为仇视对方否定不了对方的“先进”和“强大”，不能成为不走对方之路的必然理由。因此纳非西写作该小说的主要动机并不在于宣泄这种历史仇怨，也就是说，爱国主义尽管也是小说主题之一，但并非核心主题。强烈的东西方分类意识虽然承载着东西方的历史仇怨，但在纳非西那里，强化的却是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性质，揭示的是西方文明的弊端。也就是说，纳非西是站在精英分子的高度来审视东西方文明，而非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普通百姓式的历史仇怨的宣泄上。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里海岸边，灿烂的阳光，明亮的天空，滋养着诗意盎然的大自然。金色的阳光，在这片大海的西岸，尤其绚丽，而气候的舒适与阳光的明媚也和谐相生。”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处于伊朗高原厄尔布士山北麓。高耸的厄尔布士山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里海温暖湿润的空气南下，使雨水格外眷顾北部里海沿岸这片土地，而伊朗厄尔布士山以南的地区则干旱少雨，多沙漠和盐碱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农业。丰沛的降水，灿烂的阳光，使得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伊朗农牧业集中的地区。可以说，纳非西选择了一个最具典型性的环境，最具东方传统农业社会原生态特征的地方。这里，没有现代化带来的空气污染，天空澄净，阳光明媚，一切自然因素和谐相生。作者一开始就把东方传统文明中和谐安宁的特征渲染了出来，而这种特征在里海西岸“尤其”突出。文中的“尤其”一词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把里海西岸原本的东方特征陡然拔高，凸显了出来，为小说后面表现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埋下伏笔。在小说中，纳非西把一切美好的词都给了东方，东方的太阳是金色的，东方的天空是明亮的，东方的山麓是清新富饶的，东方是和谐安宁的，东方是古老的。那么西方呢？西方是煤炭的浓烟和石油的气味，西方是工厂和喧嚣，西方是新式和现代化。达尔班德是在19世纪上半叶割让出去的，然而，“这个不忠诚的城市，如同折磨人的情人，尽管同自己的恋人斩断了海誓山盟，依然没有失去一点自己的伊朗风情，只是在最近这个世纪才失去了一份自己悠久的美貌和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最近这个世纪”这个词，也就是说达尔班德是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才渐渐失去了“自己悠久的美貌”，原本清新富饶、和谐安宁的达尔班德变得新式和现代化，充满了煤炭的浓烟和石油的气味，充满了喧嚣。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绞尽脑汁地论证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自有其目的。亨氏强有力的诡辩能力很容易让读者跟着他的逻辑走，从而认同他的观点。大概亨氏的话符合了中国现状的利益，国内不少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④ 从理论上来说，亨氏的观点是成立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确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亨氏所罗列的历史上各大文明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并没有造成自身文化异化的例子⑤ 与现当代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历史上，不论是中华文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还是伊斯兰文明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或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都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上的主动吸收，没有任何经济强势胁迫下的强加。主动的吸收可以做到汲取精华，弃其与自身文明不相适合的因素。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西方经济强势胁迫下的文化强加，是被动的吸收。西方国家的先发现代性使他们占据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必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强加在这些游戏规则中。比如，曾经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就是把西方意识形态强加于经济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这是赤裸裸的硬性强加。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性的强加，比如附着在因现代化而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识。在伊朗，巴列维国王(1941—1979在位)的现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美国的文化强加最高峰的时期，对此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妹妹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⑥ 当西方把自己的现代经济模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向世界时，必然把附着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向世界。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殊非易事，进退之间，尺度很难把握。笔者衷心希望非西方国家能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但若真能完全做到，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又该如何重新阐释？现实中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方化，在民众的普遍认识中，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
因此，当伊朗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纳非西作为伊朗社会的精英分子，在小说中明确揭示了现代化(西方化)不仅带来东方社会外在面貌的改变，破坏东方社会原有的和谐安宁，而且还必然令东方国家失去“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这才是小说《西岸上的宣礼》的核心主题。
小说《西岸上的宣礼》所说的“最近这个世纪”才失去的“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首先是民族传统。“已经很长时间了，达尔班德蔚蓝色的天空，很少再映现出稳重的男人们的长衫和圆柱形高帽，严肃却不失快乐的脸孔，聪明伶俐的孩子们的椰枣色发辫，女人们的美貌和黑袍。”现代化(西方化)带来了全球衣着服饰的“一体化”，当然，以西方现代服饰为标准。衣着服饰是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标志之一，就如同我们往往以服饰来分辨中国众多不同的少数民族一样，因为服饰相对于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来说，是一望即知的，尽管后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可以说，衣着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名片”。因此，小说以伊朗传统衣着服饰(女人的黑袍，男人的长衫和圆柱形高帽，以及下文提到的缠头巾)在达尔班德的消亡象征了西方化使伊朗民族传统在这座城市里日渐消亡。但是，整体的消亡中有着个人的坚守，小说主人公阿里伽里始终坚持自己的民族着装，尽管不为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所容：“达尔班德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已经脱离了东方的生活方式，这座城市如何再能忍受这个身穿破旧长衫、头上蓬乱缠着头巾的老头？”服饰是外在的东西，但小说通过这一外在物揭示的却是拒绝同化、坚守民族传统这一珍贵的内在意志品质。
信仰是小说《西岸上的宣礼》所说的“最近这个世纪”才失去的“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的核心。现代化(西方化)带来的最大灾难即是信仰的沦丧。“自从伊朗人丢掉这个城市……宣礼员舒缓低沉的宣礼声，他那满怀激情的歌吟，再也没有传入不幸的达尔班德人的耳中，达尔班德再也享受不到东方土地上抚慰灵魂的生活魅力。这沁人心脾的旋律，这大自然的诗的律动，仿佛来自夜莺的啼吟，已经很长时间不在这不幸的城市的柔媚上空回荡。”“新的文明与宣礼员扣人心弦、如泣如诉的恒稳不变的旋律有何干系？”宣礼声是贯穿全篇小说的主题象征意象。在小说中对宣礼声用得最多的修饰语是“令人精神振奋的”(ruhbskhsh，也可译作“赐予人灵魂的”)，宣礼声的消亡不仅仅只是伊斯兰教在达尔班德消亡的象征，更是信仰、精神、灵魂在达尔班德缺失的象征。尽管西方文明宣称以基督教精神为立国之本，尽管美国标榜“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精神的国家”，尽管……不论多少个尽管，但是，当西方文明以繁荣的现代化程度为其表征时，已经显示出其基督教信仰的缺失，所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术语。西方化，从来不意味着基督教化，而是意味着物质欲望化、信仰沙漠化。已经成为西方文明一员的达尔班德是新式的和现代化的，同时也是一座没有信仰的城市。若不是“人们建筑在达尔班德城中心的酒吧和大教堂，使他的这份爱日胜一日地沸腾”这句话中“大教堂”一词(这也是全篇小说中唯一关涉西方文明的信仰的一个词)，几乎让人全然忘记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特征。然而，当“教堂”与“酒吧”并置，教堂不再成为信仰的象征，而成为信仰沦丧的象征，成为现代灯红酒绿的社会中对信仰的嘲讽和蔑视。
如同服饰问题一样，在信仰的整体消亡中有着个人的坚守。坚守着民族传统的阿里伽里生活在信仰的沙漠中，精神无所皈依。然而，当他去伊朗探望亲戚的那些日子里，在父辈们的土地上，“清真寺宣礼员具有穿透力的宣礼声，在东方大地上清新的空气中，让他的耳膜愉悦了好些日子。他是如此的着迷于这上天的音乐的扣人心弦的声调，以至于从那之后，除了听这歌吟，他不再有别的奢望。他只为此而活着：再听一次这令人精神振奋的歌吟，然而，是要在他自己的城市中听到这声音，在死亡来临时，让这歌吟抚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信仰的向往，对精神的渴望，支持着阿里伽里在达尔班德度过余生。
之所以一定要在达尔班德听到伊斯兰教的宣礼声，对于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小说主人公来说，更多的是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然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寓意则远远深于此，作者是希望在因西方化而丧失了信仰的伊斯兰土地上重新响起伊斯兰信仰的声音。于是，小说出现了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情节：一位来自伊朗的高级毛拉(伊斯兰教士称谓)出现在达尔班德城，他是来收取堂兄弟的遗产的(这一点也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达尔班德原本就是伊朗的领土)。在阿里伽里的请求下，这位伊朗高级毛拉在黄昏时分登上大汗清真寺的宣礼楼，唱响了昏礼的宣礼，“那令人精神振奋的音乐的最后声调萦绕在达尔班德上空！”
因此，当伊朗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纳非西通过达尔班德这个从伊朗分离出去的城市的西方化，揭示出西方化只会给伊朗民族带来民族传统的消亡和信仰的沦丧，同时通过对主人公阿里伽里的塑造，表达了伊朗人民对坚守民族传统和民族信仰的坚强信念。
回到文章开头，小说真的成了伊朗现代社会发展的预言。礼萨王登上国王宝座后，开始了大力度的现代化改革，伊朗社会日益现代化，当然，也日益西方化。后来礼萨王因在二战中奉行亲德政策，在1941年被同盟国赶下了王位，礼萨王的儿子登基(称为巴列维国王)，全面奉行亲美英政策，开始白色工业革命，伊朗社会全面西化，大街小巷到处是着迷你裙、袒胸露背的性感女郎，清真寺旁边开起了灯红酒绿的夜总会，成为对宗教信仰的莫大讽刺。巴列维国王实行的现代化，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并意欲一蹴而就。超速发展之下，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1972年伊朗的人均国民收入列世界第9位，伊朗经济的超速发展在当时被称作奇迹)，但实质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解决。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信仰失落，传统消亡，道德沦丧，整个社会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倘若说传统文化的失落更多的是让伊朗文化人感到悲哀的话，那么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赖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广大民众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诅咒现代化的关键原因。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纷纷谴责西方化带来的信仰沙漠化。伊朗现代著名诗人阿赫旺在诗集《〈列王记〉的结束》第一版序言中说：“我叹息为什么在这时代精神变得是那样陌生？人们为什么不守卫古老传统中的圣洁？人们为什么要蹂躏花朵？为什么……”⑦ 一连串的“为什么”表达了诗人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著名女诗人福露格的长诗《大地的经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的根源在于人失去了精神信仰：“怎样的没有尽头的空啊/太阳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那已从心中逃掉的悲伤的鸽子的名字/就是信仰。”⑧ 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西化瘟疫》中，在深刻剖析现代化(西方化)给伊朗社会带来的重重灾难的同时，明确认识到宗教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应该担负起抗击西化瘟疫的责任。宗教教育可以阻止西化瘟疫下的信仰缺失，而人文学科可以通过加强本国的文化、文学和风俗传统来遏制西化瘟疫的蔓延。⑨ 总之，在伊朗现代化(西方化)最高潮的时期，伊朗民众像阿里伽里一样，在信仰的沙漠中充满了对精神皈依的渴望和期待，盼望着信仰的声音重新响起。于是，信仰的声音出现了，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让伊斯兰信仰的声音重新响起在伊朗上空。
小说《西岸上的宣礼》结局是：达尔班德市民把在清真寺宣礼楼上唱响宣礼的伊朗高级毛拉赶出了达尔班德，他们不能容忍宗教的声音重新出现。小说真的是一篇预言，西方世界正尽全力扑杀伊斯兰的复兴。小说的预言真的会成为现实吗？
最后再谈一谈小说题目中maghreb一词的多重内涵。maghreb本意为日落之地，即西方、西边，现在多泛指西方国家。maghreb又是一个专有名词(译为：马格里布)，指北非的伊斯兰教国家(这个含义现在还在用)，因为它们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边。同时，maghreb又指穆斯林一天五次礼拜(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中的“昏礼”，即在黄昏日落时分做的礼拜，小说主人公阿里伽里在生命最后时刻听到的也是黄昏时分的宣礼，因此，该小说题目也可译为《昏礼的宣礼》。具体在这篇小说中，maghreb又指里海西岸，被小说作者和主人公视为与“东方”相对的“西方的土地”。笔者认为《西岸上的宣礼》这个译名较《昏礼的宣礼》更能够表现出作品的深层思想内涵。
注释：
①哈桑·如尔法高里编：《伊朗短篇小说四十篇》，伊朗尼玛出版社2004年版，17页。
②本文小说《西岸上的宣礼》引文皆为笔者译自《伊朗短篇小说四十篇》。
③阮炜：《拉什迪事件与“文明的冲突”》，载《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④王守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构建》(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一文中完全认同亨廷顿关于现代化促进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本土化和文化自我伸张的观点(就笔者阅读所及，这样的观点并非个别，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只看到了现代化的正面作用，而没有看到与现代化难以剥离的西方化对非西方国家传统文化的消解和损害。其实亨廷顿本人是从正反两方面去论述现代化促进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本土化和文化自我伸张，而我国学者为了迎合中国现状的利益，在自己的论述中往往取其正面，弃其负面。
⑤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68页。
⑥阿什拉芙·巴列维：《伊朗公主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88页。
⑦阿赫旺·萨勒斯：《〈列王记〉的结束》，伊朗珍珠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13页。
⑧阿卜杜礼萨·贾法里编：《永远的福露格》，伊朗坦维尔出版社1999年版，200页。
⑨阿勒·阿赫玛德：《西化瘟疫》，伊朗非尔多斯出版2003年版，154-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