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爱思想与人类仁爱社会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仁爱论文,儒家论文,人类论文,理想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在伦理要求上做为最高标准的“仁”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思想上要求实行“仁政”。但“仁”的中心思想是“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孔子家语》）。这里也提出了“仁者”如何爱人爱己处理人我关系的问题。《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记载了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好象是一句士大夫终身可行的个人修养的箴言。但放在儒学整体思想中，这是“仁爱”思想的进一步表达。是对如何“爱人”“爱己”的问题的回答。含有“爱人如己”的思想。人之所欲者最大可概括为爱己，人之不欲者最大可概括为害己。一个善，一个恶。己所恶的，不施于人，是忠恕之道。反过来己所欲者，也施于人，就是仁的最高境界：爱人爱己，施爱于己，施爱于人，建立仁爱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圣者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在世俗社会中爱人如己的精神的贯彻是至道大德。执政者权力在手更具有施爱于民众的能力和责任。仁爱政治是全社会获得爱的保证。当今世界危机丛生，生态环境问题、极端民族主义及战争问题、难民问题、贫困和暴政问题、人权问题，总之是人类生存问题，不断困惑着世界。世界需要发扬爱人爱己的精神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人皆爱己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低级情感。爱于己而将己所不欲的恶施于人，这是恶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于己又爱于人者，以至舍身取义者，为“仁者”。“仁者”体现了人类的良知。如果人人都爱己不爱人，施爱于己，而施恶于人，那么，人人都会感到没有安全感，难以自保。一个政权有无限权力，只顾扩张自己的权欲，视民如草芥，最终也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力。这在功利上讲，爱己必须爱人。爱的利己主义理论认为人类基本的爱是利己之爱和自爱，人皆有趋乐避苦的本能。而利己之爱在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下，必定是弱肉强食，以暴凌弱。人们都从利己的考虑去行事，人人都没有安全保障。出于明智，人人必须放弃某些随心所欲的自由，要求建立一个政府，实行法制。政府的一个作用就是维护大家共同生存的社会利益。法制对犯罪的制止，就是要实现让人们自己所不欲的勿施于人。自己不愿被侵犯，也不要去侵犯人。法制对己对人都是一种约束。爱己之心可以发展为爱人之心，这一点为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所认可。美籍印度哲学家哈里德斯·乔德赫里在他的遗作《爱的哲学》里指出，人可以从爱己的感情出发，产生出爱人的感情和人道主义之爱。认为人最初如幼儿只限于自我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当人进一步地成熟，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家庭成员，也是一个社会成员，并意识到家庭个人的生存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爱就扩大了；会产生对祖国的爱，并常常准备为祖国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生存是共同的利益时，爱继续扩大，发展为人道主义爱时，爱就达到了鲜花怒放的高级阶段。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一个暴君一个法西斯之徒握有权力，可以对民众施暴，而民众无能力保护自己，也无能力以同样的暴力来报复这个暴君和法西斯之徒时，这个暴君和法西斯之徒能有爱己必须爱人的良知。人们在暴君面前如任其宰杀的羔羊。人们祈求什么呢？人们只祈求明主再出，祈求正义和爱的再现。于是人们产生了对正义和爱的宗教式的崇拜，将泛爱精神升华于人我关系之上，成为信仰，将爱的原则，正义的原则做为上帝的精神。正义和爱成为强暴力量之下的犹如无援的儿童似的民众的母亲。人们把自己在宇宙中象孩子似的委托于正义原则、善的原则、爱的原则。在正义、善和爱的原则的护佑下人们才能生存。人们祈求有良知的政治、社会正义和公正的恢复。正义和公正从哪里来？它来自人类之爱，来自对生命的尊重的良知。爱就成为脱离功利考虑的，脱离科学实证的，脱离逻辑的理性的理性，成为逻辑的出发点。成为神的精神、上帝的精神。所以奥古期汀说：“主的爱是真实而永恒的”。
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有对爱的精神的崇拜。除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天下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思想和社会理想外，墨子也提出“爱人犹己”。康有为也提出以爱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他讲“仁”就是博爱之德，认为人人有“爱质”，这是社会的动力，“人道之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以此出”。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认为，实现了“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就实现了人间的平等博爱。近代德国哲学家孔德的理想箴言是“爱、秩序、进步”。认为如果能把爱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使整个社会都象家庭一样和谐。那么人类就可以进入理想社会。认为“普遍的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力图建立一个以“人类之爱”代替“上帝之爱”的新宗教。柏拉图在哲学对话中指出：“爱是永恒的”。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把爱和憎看做是宇宙运动的两种力量，认为爱是一种建设性力量，而憎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近代西方思想解放运动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对现代世界的进步文明起到了伟大的促进作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3》指出要“爱人若己”。教义指出：爱就是上帝。爱成为上帝的精神，这是对人道爱的最高的肯定和崇拜。人们面对苦难和无助，寄望于上帝的爱的精神在人们的灵魂中再现。佛的“大慈大悲”是一种无选择的无条件的普渡众生的爱的精神。当代西方思想大师弗洛姆、弗洛伊德等人都对人类爱做了大量研究，黑格尔也对人类爱做了研究。弗洛伊德提出了爱的“里比多”的本能能量和性爱源说。弗洛姆在他的《爱的艺术》中分析了商业社会中爱的变形扭曲。西方产生了爱的利己说、利他说、性爱动源说、精神爱说。兼通东西方宗教和哲学的美籍印度哲学家哈里德斯·乔德赫里在《爱的哲学》一书中指出：“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人类最大的需要”。认为无条件的爱使我们领会到一种创造性行为，能在所爱的人心灵上播下爱的精神火种，让它发光。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炼金术”，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他还指出，我们与世界存在的同一性的体验是：“爱就是上帝、神灵”。如同人人有佛性一样，人人自身都有上帝。自我与爱的结合就是自我与上帝的结合。
我们由以上可以看到，把对人类的爱或人道之爱做为宗教和哲学的最高精神最高价值和出发点，这是对人类之爱的最终崇拜。树立了人类最高正义。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是一种伟大的人类之爱的精神，与不同国度，不同宗教的圣神、圣人、哲人在爱的崇拜上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一起。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表达。这一仁爱思既具有人类性，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思想。由仁爱出发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这是人类数千年共同的理想。
虽然在历史上宗教自身异化的时期，它变成了否定人的价值的神本主义和政治工具被统治者利用，失去了爱人的精神，“仁政”也曾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标榜，但这不是创造者的原意。民众也有民众的认识和理解。就象欧洲的宗教改革者和受压迫民众说的，上帝按自己的面貌制造了每一个人，为什么让我们受苦受难。爱的哲学爱的宗教正是产生于没有爱的黑暗时代。人类之爱或人道之爱的思想是划破黑暗长空的一道光明。黑暗和光明的交替，不能说光明没有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内部保持着安宁和祥的气象。以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的国家都呈现出文明进步和对人权的尊重精神。由于对人权的尊重，这些国家的人的能力和创造力得到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科技经济进步的源泉。
在中国，儒学之道大行的有限历史阶段，社会也出现了稳定繁荣。儒学的仁爱思想和精神是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正义之母。在儒学被打破抛弃的历史时期，都是水深火热的动乱时期。儒学思想贯彻的大敌是王朝权力争夺和改朝换代的战乱。王莽新政后的20年夺权混战，西北一些地区人口减少55%至95%。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到五代十六国的战乱，历经200余年，当时的百姓死亡三分之二。唐末安史兵乱到唐亡期间，也是三分之二人口死于战乱。之后的五代十一国，小国林立，短则十几年，长的50余年，在夺权中父子相杀，君臣相屠，军伐相战，共225年，百姓生灵涂碳，命如草芥，居民十室九空。不用说三国魏晋、北宋南迁，宋亡元侵、清满入主的战乱时期，以及生产崩溃，水旱天灾带来的大饥荒时期，还有官逼民反的农民战争在3000年中发生近千起。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多于稳定繁荣时期数倍，中国历史是一部周期性的腐败动乱史。就在没有战乱的时期，也有如殷纣、暴秦、明朝酷史政治等历朝暴政。中华多难民族很难得到人类之爱的圣光的照耀。中国历史上除了儒学仁爱思想外，很难有其它人类之爱的呼声。孔子的仁爱精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既珍贵又难以得到实现。反思中外历史，儒学的仁爱精神的贯彻力量较之宗教的神的仁爱精神的贯彻力量显得乏弱。一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除了政权还没有产生过有支配力的神权，人们信鬼神天命但不是教徒。二是儒学没有变成为真正的宗教，不是以神的力量传播仁爱思想。中国没有制约过君权的神权，而是用“天”这个神的信念来加强君权使之绝对化，即“天授君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士大夫个人的忠恕修养教条，而没有成政治教条，“爱人”没有成基督式的神喻，使人们虔诚地对待。就儒学做为政治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相比，远不够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肯定。甚至儒学在提倡仁爱精神时，不但没有人本主义基础，还有对人的抹杀成份在内。中国的封建统治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封建统治之稳定的儒学，其仁爱思想没有落实的制度基础。君王从爱己与利己出发，也认识到民为社稷之本，也实行过与民休息的政策。王朝也出现过民众安居乐业“交过租税不怕官”的清明时期。但不能说就是贯彻了仁爱精神和仁爱政治。儒学自身不能解决建立仁爱社会的政治问题。其主要功能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的伦常政治理论工具，以及提出了士大夫自我修养的要求和标准。当今有“儒学资本主义”之称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之所以有活力，是给儒学输进了民主政治制度基础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想。
当代世界，人们处于一个并不安全的国际环境和社会自然环境，人的爱的能力出现衰变。但是人类的互爱是人们一刻也离不了的，仁爱仍是人们心中的上帝。当前，在民众和执政者身上要有仁爱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就要在不同民族国家的宗教、哲学意识形态中把人类爱放在神圣地位，建立人类爱的道德崇拜，把人道主义之爱放在理性的根本地位和最高地位。放弃关于爱的功利主义思考，使人类爱成为逻辑的理性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