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在香港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科学论文,在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旨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科学研究在香港的发展。首先介绍有关的机构及研究人员。继而评述其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香港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优势和困难亦属本文的探索范畴。最后，本文将讨论政治科学在香港发展的前景及与内地学者的交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科学在香港的发展
1949—1950年间，不少人从大陆移居到香港。旋因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香港再不能充当转口港的角色，迫得发展劳动力密集的工业。〔1〕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学术活动比较困难。
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课程相当保守。社会科学院直至1967年才成立，1970年等一批社会科学学士毕业，1972年第一批攻读政治科学的社会科学学士毕业。所谓攻读政治科学，其实只有一半课程是政治学，因为政治学系规模很小，所以另一半的课程要到别的学系修读。
香港50、60年代的政治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香港大学的外籍学者（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都不是专门搞政治学专业的，在教授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课程之际，他们从事有关香港的研究和写作，不免涉及香港的政制、政府的运作及其政策等。其中较为重要的要算G·B·Erdacott所著的香港历史，〔2〕I·C·Jarvie 及J ·Agassi所编辑的《香港：转型期的社会》等。笔者在70年代初上大学时，这些都是仅有的有关香港的主要参考书。〔3〕另一类也是外籍人士。他们有些是在香港大学任教，有些是记者、作家、专业人士、传教士等。他们也不是专门搞政治学专业的，只是由于本身的专业和兴趣，经常写作有关香港的题材，亦不免涉及到香港的政治研究。他们与第一类最明显的分别，是对殖民地政府采取批判的态度，有时是严肃的批评和分析，〔4〕有时是嘻笑怒骂，〔5〕有时是为受压迫的阶层伸诉冤情。〔6〕他们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亦受到战后西欧激进思潮的影响， 不过，他们大都接受现存的殖民地体制。虽然他们的著述为日后了解当时香港政府的运作及香港的政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但严格地说，他们的研究也不是严肃的政治科学研究。最后一类是从事中国研究的专业研究员、专栏作家、报纸和杂志的主笔及编辑等。他们就中国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和书籍，其中不乏卓见，但严肃的研究很少。这一类著述，一般带有浓厚的反共色彩，若干刊物和研究所亦接受美国机构的资助，目的是针对中国。这类研究人员有些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像郑竹园教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批人至70、80年代在香港传媒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少是负盛名的专栏作家和意见领袖。
整个50、60年代，香港找不到作政治科学研究的支持。官办的香港大学除了经济学系外，没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系。私立的大专院校着重传统的文史哲研究。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所外，亦没有官方或民间资助的研究机构。即使有人写了严肃的政治学论文，香港也没有适当的刊物发表。外籍学者的著述，大概可借助Hong Kong Law Journal， 香港大学的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和Journal of the Hong KongBranch of the Royal Asiafic Society。前者是法律界的学报，后二者着重历史、地理和文化研究。当然，英文报章也欢迎一些篇幅不太长的严肃文章。除了中国问题的著述外，一般中文报刊及中文书籍见不到政治科学的著述。
这种情况一直到70年代才扭转过来。1970年香港大学成立了政治学系，稍后1971年中文大学亦筹办了政治与行政系。至此，香港才有第一批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政治科学学者。香港大学政治学系起初共有四位外籍教授和讲师，其中三位来港前分别在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南非和尼日利亚任教。他们自然接受和支持殖民地体制，所提供的课程亦非常保守，最初几年亦不能开设香港政治的课程。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的学者多来自中国台湾并曾在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治学方法相当先进，但不能投入当地社会。起初负责香港课程的是曾为公务员者，对殖民地体制采取支持的立场。70年代中文大学提供了资源支持本地教职员深造，而香港大学则长期倚重外籍教员，一直至80年代才开始聘请本地教员。
与中国台湾、韩国相比，香港一直未有注重政治科学人材的培训。这种情况，不但50、60年代如此，直到今天，这项忽视亦未有改善。中国台湾、韩国即使在权威型政体的时期，亦不断保送一些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往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修读政治科学。这些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学成归来后，有在大学任教者，有加入研究机关者，有投身公务员队伍者，亦有全力从政者。显然，中国台湾当局、韩国政府明白政治学人材的重要。他们不但可以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对研究中国内地、朝鲜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执政党的运作及革新亦可作出贡献。
相对而言，香港对英国传统公务员制度深具信心，以高薪及优越的社会地位吸纳精英投身公务员队伍，但招聘过程并不重视研究学位或在大学时的专业。英国传统公务员制度注重通材及在职培训，政治科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占不到优势。〔7〕直至80年代末期为止， 香港亦不重视研究。大学的经费一般而言非常充裕，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是按学生人数算，没有专项的研究拨款。简言之，政府认为它只承担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没有支持学术研究的责任。在经济发展领域，香港信奉“积极不干预”的政治哲学，反对支援特定的战略工业而放任私营部门去寻找比较优势和突破。中国台湾、韩国其防务上的考虑，因而当权者必须在研究与开发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权者干预经济的能力亦强，金融信贷就是明显的例子。新加坡政府在70年代初期也锐意鼓励石油化工、电子等战略工业的发展，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更加强港英当局执行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信心。
在70年代，政治科学的研究只局限于两所大学的学者。虽然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相比，香港的大学教员没有研究出版的压力，但他们也取得一定的成绩。香港大学的Norman Miners在1975 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关香港政府与政治的专著；〔8〕中文大学的廖光生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The China Quartenly和World Politics发表有关中国外交的论文。 〔9〕这时期香港学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祖国内地及香港方面。 就后者而言，一方面是一些基础教科书的撰写，另一方面是政治文化的探索。70年代初期中文大学社会系在观塘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该区的政治文化，是一项创举。〔10〕香港大学社会系亦就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作问卷调查研究〔11〕。当时一个有趣的课题，是解释香港政府如何维持它的有效管治和政治稳定。Norman Miners 和金耀基对此都有重要的论述。〔12〕金耀基又提出了“行政吸纳”的概念，阐释港英当局如何善于吸纳本地社会的精英以消弭不满与反对的力量。
象牙塔内学者的研究，尚未引起社会和港府的重视。由于研究学位对就业帮助甚微，大学毕业生有志继续进修的不多。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是：70年代两所大学的政治学系毕业生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绝无仅有，但社会系、经济系尚有少数致志学术研究的毕业生。
在象牙塔外，自70年代初，市民开始要求参与制订政府政策以争取本身的利益。〔13〕这个运动分为两个层次发展。中下阶层的市民在切身的生活问题上，逐渐学会组织起来以诉诸舆论、请愿和种种抗议行动来维护和争取其利益。外国教会资助的志愿机构的社工及大专学界的活跃分子亦开始积极支持这类行动。此前不久，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大专学生运动开始成长，这个运动在“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大专学生们“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的调子毕竟太高，难以引起共鸣，但大专学生已经觉醒了。〔14〕这种精神好比种子发芽成长，需要时间才能开花结果。70年代早期的学运领袖，不少成为日后香港民主运动的骨干，这些学运活跃分子普遍排拒港英当局的殖民政策，故此一部分选择在传媒和学术界发展。就当时而言，这些学运分子对政治学感到兴趣，看书钻研之余，自会引用到香港政治的讨论中。香港大学学生的刊物《学苑》成为他们的写作园地，亦颇能引起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有政治杂志如《七十年代》月刊等出现，对普及内地政治和香港政治的讨论颇起推动作用，亦为严肃的政论文章提供了出路。
至70年代中后期，以香港观察社为代表的论政团体开始出现。它们代表土生土长青年一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见，以客观的研究去监察、批评政府，在影响舆论方面发挥相当作用。〔15〕至此，舆论的主导与有关的政策研究已从外籍人士转移到香港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手中。这时期政论和政策研究的素材一方面继承前一阶段，批评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港英当局的一些不合理和高压措施，特别是滥用警权等。但这些青年的意见领袖颇有社会主人翁的气慨，他们要求港英当局就各个重要施政范畴如教育、交通、房屋等要有宏远的目标，以改善市民生活素质。他们不但要求当局俯顺民情，更要当局向市民负责，向市民交待。〔16〕1977年左右，香港经济从石油危机中复苏，有足够的资源扩展大专教育，香港两所大学遂得以聘请一批从西方国家学成归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至90年代中，他们已成为香港学术界的中坚。不过，本土政治科学的人材比不上社会学、经济学般兴盛。
鉴于香港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加上旅游业发达，英美等西方社会对香港比较注意，传媒对香港的报导也逐渐增加。在学术界，香港留学生的优秀表现自60年代末期开始在英美大学建立起良好的形象；西方国家重要的社会科学学报开始刊登来自香港学人的论文和有关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章。
除了政论杂志和报章吸引政治科学学人发表有关内地和香港的讨论外，自70年代末期开始，电台、电视台、学生组织和很多民间团体都热衷举办论坛，学者成为论坛常客。在代议政制及政党发展之前，社会科学学人承担起一部分批评政府的责任，形成一个重要组别的意见领袖。
这种趋势因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更形显著。1979年3月， 港督麦理灏爵士访问北京，香港前途问题遂引起世人的关注，香港的政治学学者先探讨这个问题。〔17〕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期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号。而在1984年7 月发表的《代议政制绿皮书》所提出的三个主要目标，其首要者为：“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18〕中英双方当时的立场，对支持香港政制民主化的人士，自然是重大的鼓舞。即使对政治不大关心的香港市民，英国的殖民统治既然要在1997年结束，各方面都不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中国直接管辖，香港要成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政府自是理所当然的事。一个高度自治的政府更希望是“维持现状”“五十年不变”的重要保障。
不过，香港的政制改革在中英两国政府之间以及在香港社会，都引起相当的争论。青年一代及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只有一个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才能有效地维护香港市民的利益与保持香港的国际地位。就前者而言，在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后，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有很多须要协调的地方。就处理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上，香港市民须要有一个直接向他们负责和要向他们交待的政府。毕竟这是“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对他们最大的吸引。
相当一部分工商界领袖则公开反对直接选举方式的代议政制。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将会充分尊重及维护香港工商界的利益以维持香港的安定繁荣。他们担心一个经由民选产生的政府，为了向选民负责及争取下次选举的胜利，自难抗拒派发“免费午餐”的压力，这样就很可能会损害工商界的利益。
从1985年到1990年《基本法》起草期间，香港社会各界关注《基本法》的人士，自然各出谋略，意图对1997年后特别行政区政制的设计，施加影响，以争取本身的利益。中英两国亦为此展开激烈的外交角力。〔19〕每一方面都有必要诉诸舆论，因而香港市民透过传媒，都上了一门政治课，对很多复杂的政治学概念如主权、单一制、联邦制、剩余权力、比例代表制、选举团选举等都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人，更有机会一展所长，把他们的知识贡献于社会。
与此同时，香港的代议政制，亦有重要的发展。1985年3 月的区议会选举，投票人数达到47万6千多人，这个数字，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假设501位候选人每人平均动员100位朋友参与助选团，那么积极参与举行的活跃分子，就有5万人之多， 香港社会政治化的程度遂显著提高。〔20〕同年9月的立法局选举，采用选举团及功能团体的形式， 使香港立法机关第一次有民选议员。
选举对推动香港的政治科学研究起着积极的作用。由于选举的重要性，自然吸引不少政治学学者从事研究。选举研究很多是采取定量的研究方法，需要组织研究队伍，亦需要一定的经费，故此促使大专院校调拨经费支持政治科学研究。选举当然也为香港政治团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了参与选举，政治团体及其候选人不得不研究选举，而且亦有到外地如中国台湾、英国、美国等实地考察当地的选举活动。
整个社会的政治化使大学的政治学系更有吸引力，起码中学生对政治学稍有认识，进大学选科时也会考虑政治科学。其次，80年代每年都有三数位研究生攻读政治科学，他们继而到外国修读博士学位。今天他们大多回到香港的大专院校任教。不知什么缘故，中文大学培养政治学研究人材的表现远比香港大学优异。后者的注重方面是吸引在职公务员修读一项兼读的公共行政硕士学位课程，故此很少投身大学的教研工作。
1978年以后中国的开放改革提高了学术界对研究中国的兴趣，也为学者提供了作实地研究的机会。香港大专院校与祖国内地大专院校的交流迅速开展。〔21〕虽然交流初期以理工和工商管理科目为主，政治科学差不多是最后开展交流的科目，但双方交流所起的作用相信仍属可观。祖国内地的政治科学学者视香港为接触西方学术界方便的通道，在编订政治科学的课程时，他们也需要掌握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祖国内地研究是香港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重点，到祖国内地大学访问对他们的研究自有很大的裨益。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1994年以前称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从1988年开始拨款支持与祖国内地的学术交流，而工商界对此类活动也经常慷慨赞助。
到90年代，一些从国内往英美著名大学修读完博士学位的政治科学学人开始在香港的大专院校任教，他们一般都有优异的表现。同时，由于大学的数目迅速增加，大专院校间互有竞争；大专院校开始重视研究工作，大学教员研究出版的压力迅速增加。政治科学的学者也不例外，他们在西方重要学报发表了不少论文。研究生的数目亦有所增加，祖国内地成为研究生的重要来源地，也有少数的海外华裔学生来港修读研究学位。90年代香港学术界拥有丰富的资源，薪酬及研究经费都足以令西方国家的同行羡慕不已。
二、90年代中期香港政治科学研究的优势和困难
踏入90年代，资源充裕肯定是发展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优势。香港开始重视研究，各大学有足够的经费往外国聘请著名的学者作长期的教研工作或短期的学术访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就1988至1991年的三年计划获港府拨款1亿2千万港元分配予各大专院校作研究经费，各大专院校亦获鼓励自本身的经费中调拨同额款项添置研究设施。 在1991 年至1995年间，研究经费增加至5亿1千万港元。由于近年香港财政经费充足，研究经费在可见的将来会陆续增加。〔22〕其次，香港各大学的研究生学额自1991至1992学年的1285人增加至1994至1995学年的2750人〔23〕人。研究生一般都可获得奖助学金，除豁免学费外，每月尚可取得津贴稍超过港币1万元（按1995至1996学年的金额）。另一方面， 近年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故此念研究院的吸引力相当高；招收西方国家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及硕士生当研究生成为可能的事。
香港政治科学学人的两个研究重点，香港研究和祖国内地研究，近年渐受重视。一方面固然是香港学人努力取得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香港回归祖国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而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属不容忽视。透过与内地院校和学者的合作，香港从事祖国内地研究者可以取得以前无法获得的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的机会。在研究地方政府、公务员制度、公共行政、政企关系等领域，这些资料和机会都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的政治科学学人近年亦获邀加入外国重要学报的编委会。
随着政治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香港学者亦兴起办学报之风。香港大学和城市大学先后开办了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和Hong K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都是半年刊。1990 年成立的香港公共行政学会对学术研究亦颇有兴趣。继后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半年刊），同期和稍后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研究》（半年刊）。中文大学亦打算在1996年开办Journal of Chinese Societies（半年刊）。这些学报，水准相当参差。最大的困难是香港的政治科学学人在现阶段还是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作品交由本地学报发表。为了建立起本身的国际学术地位以至考虑到本人升级的评审等，香港的政治科学学人总是把最优秀的论文选交欧美享有盛誉的学术期刊发表。因此本地学报只能吸纳到次等水平的论文。其次，香港严肃刊物的市场非常狭窄，因此学报必须取得大学拨款资助或到外界筹款。
中文学报的缺点是不能传达到外国的学术界，好处是能接触到祖国内地的大专院校。像《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的文章曾被祖国内地重要机构翻印成内部参考资料，发挥了影响，故此提高了学人投稿的吸引力。但香港出版的学报目前只能透过交换刊物的方式才能抵达祖国内地的图书馆。由于售价从祖国内地的价格水平而言过于高昂，零售没法打开局面。目前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工作及攻读的中国政治科学学人，想维持跟祖国内地学术界的联系，利用香港出版的中文学报是有效的方法，而他们就成为支持这些学报的重要人力资源。
无可讳言，香港政治科学学者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过分集中于香港研究和祖国内地研究，其他政治科学的领域受到忽视。这当然是比较优势的关系，本土学者从事香港研究和祖国内地研究总比较容易取得成绩。但即使是香港研究和祖国内地研究，也一般缺乏一个比较的角度。研究香港问题就集中在香港问题，鲜有参照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国和地区的情况。从事祖国内地研究者很多对前苏联、今天的俄罗斯和东欧诸国的情况都欠缺认识，故此视野不广。
另一项重要的缺点是目前政治学理论的发展相当有限。鉴于香港是个小地方，而且不是一个国家，故此香港问题研究在西方政治科学界没有地位。近年中国问题研究开始具有较普遍的社会科学理论价值。但香港政治科学学人尚谈不上有重要的贡献。很多时，香港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仍停滞于时事论文或策论的层次。由于以香港为基地的传媒就报导中国政治动态方面成绩斐然，香港学界对分析中国政局遂算有所交待。
三、未来的路向
向民主过渡无疑是21世纪中国政治的最重要课题。即使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向民主过渡或民主水平的提升也将是东亚和东南亚政治的重要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政治发展，特别是80、90年代代议政制的进展，自然是这个地区向民主过渡这课题的组成部分。
虽然香港文化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香港政治科学学人仍须深入研究和利用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以说明和分析香港的政治现象，并希望以香港的经验为研究中国的政治现象提供参考。
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发展，主要在接受现存的政治制度下，如何透过舆论、法律、利益团体等去争取和维护全部或部分市民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游戏规则”隐然否定了“全赢或全输”的格局，参与的各个方面接受整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合作与冲突的协调过程。
这个否定“全赢或全输”的精神贯彻于香港政治的每一个层次。在最高层，殖民地政府和市民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都无意改变殖民地体制，以免招致北京的干预。1984年后，市民明白他们只能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或移民。在最低的层次，香港的一般游行示威活动都是和平的、有秩序的。警察和示威者愿意合作避免任何不愉快事件。香港市民普遍无法接受中国台湾议会政治的对骂和暴力。
在整个基本法的草拟过程中，政治团体和知识分子（包括政治科学学者）认真地去辩论基本法的条文。虽然不少市民怀疑基本法条文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但普遍接受争取一个为市民所接受的基本法差不多是唯一的出路，而同时希望这个认真的讨论过程对各有关方面都有教育作用。
香港市民从很功利的角度去参与政治。他们有现实的低层次的目的。例如很多市民去投票是为了尽公民的义务，他们投票给一些候选人是希望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而不是期望这些候选人去掌握政权。香港市民仔细计算政治参与的代价，他们认为民主是手段，是维护他们所珍惜的自由、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等的手段。同时，本身的努力更是改善生活更直接、更可靠的方法。
香港的政治科学学者目前只能做到分析这些政治现象。进一步的贡献在于提供一些较为深刻的、有更强大解释能力的理论和方法论，作为研究香港政治的新的起点。 80 年代， “理性选择论， （theory ofratinal chance）和“博弈论”（game theory ）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之一。应用这些理论去分析香港人的政治行为，然后再分析这些行为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后果，可能对有关香港政治研究的理论工作，起到相当推动作用。
其次，香港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者，总希望参与在中国20世纪政治史、思想史、革命史、党史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政治学的工作。在80年代之前，由于祖国内地过去的封闭，香港学人对掌握西方的方法与理论，稍为占到一点优势。到了90年代，祖国内地重点大学与西方的大学及研究所已建立起不错的交流关系，加上早期前往欧美留学的学人陆续回国，香港学界再无优势可言。他们必须加倍努力，利用祖国内地资料较为开放的新局面，以及和祖国内地学者开展研究合作的机会，多作实地的个案研究。在个案工作成果有所累积时，可以开始综合总结研究结果，再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学说。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阶段，即使就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香港也希望发挥“特区”的作用。这当然有待香港政治科学学者的努力。
注释：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乱关系，香港人口从1941 年的160万剧减至1945年的60万。其后，战前居民陆续回归， 香港人口在1947年恢复至180万水平。继因内战人口南迁及自然增长，至1960年， 香港人口达3000万。参阅Ng Lun Ngai-ha,Chapter 20 History,in T.L.Tism and Bernard H.K.Luk(eds.),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81-395, especially pp.391-392.
〔2〕G.B.Erdac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58:and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Kong 1841-1962.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64.
〔3〕I..C.Jarvie and J.Agassi(eds),Hong Kong:A Society in Transition,Lond:Routledge and Kegar Paul,1969.
〔4〕例如Keith Hopkins (ed),Hong Kong:The IndustrialColony,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s,1971.
〔5〕例如Richard Hugl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London Denfsch,2rd edition.1976.
〔6〕例如Elsie Elliatt,The Ararice,Bureancracy and Corruption of Hong Kong,Hong Kong: Friends of CommercialPrinting Factory,1971.
〔7〕参阅Lar Scott and John P.Bums(eds.),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Personnel Policies and Practices,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8〕Norman Miners,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9〕Kuang-sheng Liao and Allen S.Whiting,"Chinese Press Perceptions of Threat:The M.S.and India,1962".The China Quarterly No.53,January-March 1973,pp.80-97;and Kuang- sheng Liao,"Linkage Politics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 XXⅧ,No.4,June 1976,pp.590-610.
〔10〕参阅Ambrose Y.C.King,The Politics Culture of Kwan Tong:a Chin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Hong Kong:SocialResearch Center,The Chinese Universitiy of Hong Kong,June1972.
〔11〕参阅D.C.Chang and D.B.L.Podnose,Young Adults inHong Kong:Attitudes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of Hong Kong,1973.
〔12〕Norman Miners,"Hong Kong:a case study in politicalstability",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3,No.1,March 1975,pp.2-39;and Ambrose Y.C King,"The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Asian Survey,Vol.15,No.5,May 1975,pp.422-439.
〔13〕参阅作者之"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XXⅧ,No.3,November 1989,pp.294-320.
〔14〕参阅陈景祥：“香港学生运动”，见作者编《香港政制及政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7月，第289—314页； 及香港专口学生联合会编《香港学生运动回顾》，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3 年1月。
〔15〕The Hong Kong Observers,Pressure Points,Hong Kong:Summerson(HK) Educational Reserch Center,1983,enlarged and updated edition.
〔16〕参阅作者之"Hong Kong Citizens' Push for Power",Asiaweek,Vol.8,No.51,December 24—31,1982,pp.49—50.
〔17〕参阅Norman Miners,"Can Hong Kong Survive 1997",Asia Pacific Community,No.6,Fall 1970,pp.100—114;以及作者之"The Future of Hong Kong:A Hong Kong Belonger's View",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vol.58,No.3,July 982,pp.478—488.
〔18〕《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香港：政府印务局，1984年7月。
〔19〕参阅张结凤、杨建兴、卢永雄、陈露茜：《不变、五十年？中英港角力基本法》，香港浪潮出版社，1991年4月。
〔20〕参阅作者之"The 1985 District Board Elections in HongKong",in Joseph Y.S.Cheng(ed),Hong Kong in Transition,Hong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67—87.
〔21〕参阅作者之"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The Approachto 1997 and the China Factor, i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ed.).Hong Kong in Transition,Hong Kong: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July 1993,pp.269—278.
〔22〕《明报》，1995年7月2日。
〔23〕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of HongKong,Report for the 1988—91 Triennium,July 1988 to July 1991,pp.25—27。
〔24〕同上，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