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启示论文,经验论文,方式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3)02-0019-06
修回日期：2012-12-23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20世纪末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美国、欧共体、日本3大体育产业市场。这3大体育产业市场的体育用品销售量占全球的73.8%，其中美国占35.6%、欧共体占21.6%、日本占16.6%[1]。2007年《欧盟体育白皮书》显示：2004年欧盟经济体体育产业增加值达到4 070亿欧元，占欧盟当年GDP的3.7%，体育产业从业人员达1 500万，占欧盟当年总就业人数的5.4%[2]。2008年美国体育产业规模达4 411亿美元[3]，同年日本体育产业规模达1 135亿美元[4]。世界体育产业已经基本形成欧美领头、日本紧随其后的三足鼎立格局。纵观世界体育产业演进规律，欧美日能够占据全球体育产业霸主地位，与其逐步形成的特有的发展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欧美日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实践中吸收有益的经验，对指导和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欧洲：以一体化为核心的集约导向型体育产业发展方式
从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整体情况看，欧洲文化的趋同性和社会不均衡发展程度的规定性推动欧洲体育产业走上了“集约化”发展道路。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文化趋同性造就了欧洲体育的相通性；而非均衡的社会生产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又构成了欧洲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贯穿欧洲体育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为了解决欧洲体育经济发展的这一矛盾，以一体化进程推动集约化发展一直成为欧洲体育产业发展的广泛社会诉求。
1.1 体育组织一体化 从历史渊源看，欧洲的英国是现代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源地。在现代体育中可以作为产业来经营的绝大部分运动项目，基本上都源于英国人创立并竭力推崇的“户外运动”[5]。这些户外运动项目随着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首先在欧洲大陆传开并生根发芽，欧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主要体育组织的核心集聚地。这种地缘性促使世界性体育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欧洲金字塔型体育组织结构的塔尖，统领着欧洲各国的全国性体育协会，在欧洲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协调角色。这就从客观上为体育产业在欧洲的集约化发展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2 职业体育一体化 1750年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乔治俱乐部”(The Jockey Club)诞生于欧洲的英国。作为一个普通的赛马俱乐部，开创了现代体育俱乐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之后“乔治俱乐部”模式很快在欧洲大陆流行[6]。体育俱乐部职业化经营也在欧洲国家不断得到发展，足球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共同走向职业化的项目[7]。随着欧洲体育的“金字塔型”结构的形成，职业体育逐渐演变为竞争环境下的“自营模式”，欧洲职业体育赛事一体化体系逐步建立(表1)。足球职业赛事最有代表性，目前欧洲足球锦标赛已成为仅次于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内足球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俱乐部才能有资格参加欧洲级别的高水平足球赛事。欧洲足球联赛实行开放式的升降级制度，这种具有竞争力的一体化赛事为欧洲体育产业集约化发展作了操作上的准备。
1.3 体育经济政策一体化 由于文化语境的趋同性，欧洲一直寻求一体化发展道路。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盟逐渐意识到在缺乏广泛的基础民众支持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联邦制的欧洲，而体育和其他社会文化政策恰好有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理想的实现。欧盟委员会早在《赫尔辛基报告》中就指出，在“基于共同概念与原则的欧洲体育道路上”，体育具有作为“一种社会整合与教育手段”的功能[8]。European Year of Education through Sport中明确提出体育是一种“实现欧洲化的工具”，因此，欧盟一直在努力探索一套比较系统的政策群规制模式，这套模式是建立在一系列欧盟的政策文件、软法(soft law)和判例基础之上的，有人称之为“欧盟体育政策”[9]。
欧盟首次处理同体育有关的事务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法院通过“沃雷夫案”等案件的判决确立了一条处理欧盟与体育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之后20多年不断有人呼吁在《欧共体条约》中增加有关体育的条款。1997年，欧盟各成员国首脑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后通过了《阿姆斯特丹条约》，并附上一份一致通过的《关于体育的声明》(Declaration on Sports，简称《阿姆斯特丹声明》)，要求欧盟不仅要解决如何将欧盟法适用于体育的问题，还要利用体育在政治上的作用来达到欧洲一体化的目标[10]。在《阿姆斯特丹声明》的指引下，欧盟委员会于1998年发表了《共同体在体育领域内工作的成绩和展望》和《欧洲体育模式》2个重要文件，对于形成系统的、具有可实施性的集约化欧盟体育产业模式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1999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赫尔辛基报告》，试图在其调整体育产业时将统一内部市场与社会文化政策两股线索协调起来[11]，初步体现了欧盟委员会对体育产业进行法律管制的一体化框架构想。2007年10月，欧盟的非正式首脑会议在里斯本通过了《里斯本条约》，其中的“体育条款”为软性向硬性的转变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有助于构建具有延续性的欧盟体育产业政策，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实现体育产业一体化合作机制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
从欧洲体育产业集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作为世界体育产业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欧洲可以称为体育产业的沃土。经过长期的分分合合，欧洲终于统一了思想，实现了传统的分散化、各自为政的低效发展方式向一体化、集约化的高效发展方式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欧洲体育产业一体化集约发展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将深刻影响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方式。
2 美国：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引领导向型体育产业发展方式
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时代的来临，“脑力”“创意”密集型产业已渐渐替代了“土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12]。哈佛大学教授J.S.Nye认为，今天投资驱动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须走向创新驱动型经济领域。在创新驱动的风潮中，美国无疑走在了世界的前沿。当今全球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E.P.Michael认为，美国在20世纪初就进入创新驱动阶段。Atkinson和Court明确解释了美国新经济的本质，就是以知识及创新为本的经济。可以说创新驱动伴随着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体育产业作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自然深受影响，并在创新驱动下引领世界体育产业的走向，创造了产业发展的一个奇迹。
2.1 致力于高附加值体育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国际产业演进客观规律显示出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13-14]。1811年，美国第一家体育用品企业——泰勒公司出现，标志着专业化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开端。19世纪中后期，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制鞋工厂，较早实现体育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低效的传统发展方式严重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前进步伐。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着力于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体育产品的开发，而把劳动密集型的体育轻纺加工任务逐渐转移到亚洲国家，实现了体育产业的初步升级转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现实的经济形态，国际分工格局中出现“产品差别型分工”和“生产工序型分工”深化发展的新特点[15-16]。美国逐渐占领国际分工的顶端，充分利用其在新技术、新产品领域的创新优势，致力于高附加值体育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目前，一个“美国研发、全球制造，美国品牌、全球代工，美国产品、全球销售”的体育产业格局正在形成。数据显示，美国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20%以上，即使市场占有率在2004-2005年处于低谷，也能够稳定在21%的水平，拥有超过世界市场1/5的份额[17]。
2.2 创立独一无二的经营模式 美国一直致力于创新经营的发展，这也是美国体育产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支撑所在，其中职业体育独一无二的创新经营模式堪称典范。美国职业体育产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的赛马俱乐部模式。18世纪中后期，英国竭力推崇的户外运动逐渐渗透到美国，并迅速蔓延、发展壮大，这就从客观上为体育在美国的商业化做了经营上的准备。英国的“俱乐部”模式最初进入美国并非一帆风顺，曾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俱乐部制度在美国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拥有支持俱乐部制度的贵族传统，以及其对体育运动的支持和合法化[18]。针对实际需求，美国率先在1829年按照商业化方式运作了一个赛马俱乐部，由此，开创了体育商业化的先河[18]。
1876年被称为“棒球沙皇”的William Hulbert接管棒球协会，并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职业棒球发展的核心，确立了公平、稳定的联盟环境和制度结构，取得巨大成功。棒球独具匠心的联盟管理体制迅速引起其他项目的纷纷仿效。与欧洲主推的开放式职业体育联盟截然相反，美国主要实行的是封闭式模式，通过保留条款、选秀制度、工资帽、收入分享制度等维持联盟竞争的平衡，成为美国职业体育经营创新的立足重心[19]。美国这种独具特色的职业体育经营模式，极大地推动了职业体育产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1997年美国职业体育领域营业收入达到334亿900万美元，企业数量达到34401个，就业人数达到828200人。如今以4大联盟为首的职业体育产业已经成为世界上运作最成功的商业赛事(表2)。2009年6月出版的美国著名体育经济杂志SPORTSPRO对全球体育领域内各种赛事经济价值200强进行的排行显示：NFL、MLB、NBA位列前三甲；2010年NFL联盟收入继续上升到78亿美元、MLB收入达到68亿美元，2009-2010赛季NBA联盟收入达到40亿美元、NHL收入达到30亿美元[20]。
2.3 形成相对完备的创新政策 美国的产业发展向来以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著称。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无所作为，特别是走上创新引领型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政府更是倾注一定的精力，不断完善产业创新政策体系。一是加强创新驱动的投入政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强烈关注产业创新政策的制定，采取各种政策推动技术创新的投入。1979年美国R&D投入强度为2.38%，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2.6%，2000-2005年，美国R&D投入强度进一步上升到2.7%[21-22]。同时通过制定多元化的鼓励政策，进一步推动R&D投入资金的社会化。1979年美国R&D资金来源中政府占55%，社会仅为45%，到了2002年社会已经达到71.3%。
二是加强创新驱动的实践政策。通过各种激励政策鼓励风险投资，金融机构积极为高技术体育企业提供巨额资金，形成巩固创新模式所需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
三是加强创新驱动的保护政策。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型产业的核心价值，对其保护不力会使大量投资者因得不到回报而退出，导致整个产业的发展停滞[23]。美国在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方面早已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总体来看，通过贯彻实行创新投入、实践和保护政策协调化，美国实现了体育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从美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美国以欧洲体育产业基础为蓝本，通过创新性引入和全新商业化打造，实现了体育产业革命性升级，并根据产业结构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特点，集中优势力量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站稳全球体育产业的顶端，成功树立霸主伟业。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美国引领型发展方式是任何国家短期都难以超越的，但也不是坚不可摧的。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美国体育产业规模缩小，2010年体育产业总产值仅为4 140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6.14%。在世界体育产业产值整体攀升的大背景下，占据全球高端优势的美国体育产业产值出现回落值得警觉。
3 日本：以结构调整为核心的赶超导向型体育产业发展方式
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同其适时地调整结构密切关联的。从历史演变进程来看，日本是经济结构改革最快的国家之一。二战后日本经济陷入完全瘫痪状态，给国民生活带来深刻的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以赶超欧美为目标，逐步摆脱了“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两高一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也逐步实现了产业转型和升级，产业效益直线上升。2003年体育产业产值迅速达到96371亿日元(约833亿8 000万美元)[24]，2008年体育产业产值比2003年增长36.12%，年均增长率为7.2%，潜力强劲。
3.1 需求结构调整综合多国的发展历程显示，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U”形曲线，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使经济走过“U”形的最低端，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战后“外需主导”成为日本经济需求结构的主线，这一战略在短时间内迅速使日本走过了困境，并步入重化工业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所依赖的“外资、出口、大量消耗资源”经济增长3大支柱能量释放受阻，增长开始变得乏力。为了适应发展之需，日本迅速调整了经济发展方向，实现“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日本消费率平稳走过“U”形上升拐点，经济发展重新步入“快车道”。伴随着日本需求结构扩散效应，体育产业需求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体育出口开始逐渐放缓，社会对体育消费的需求迅速上升：1981年日本家庭体育消费已经达到26369日元；1982年越过3万日元门槛，达到30368日元；1988年又跨过4万日元大关，迅速上升到41153日元，比1981年增长了56.07%，1981-1988年年均增长7%。消费需求已在日本体育产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对与大众健康和生活质量提高密切相关的体育服务消费量需求迅速攀升。1994年，日本体育服务产品消费达到1158.7亿美元，占体育消费总支出的83.03%，其中体育设施使用费为304.6亿美元，观看体育比赛的支出为14.1亿美元，购买体育彩票的支出为840亿美元。体育用品消费为236.9亿美元，仅占体育消费总支出的16.97%，其中用于购买球类设备的支出为81.1亿美元，登山与水上运动设备的支出为86.5亿美元，其他体育设备支出为29.6亿美元，体育服装消费为39.7亿美元[25-26]。体育服务消费额是物质消费额的3.89倍，远远高于同期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水平，体育消费结构呈现高度去物化态势。日本体育产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实现需求结构的稳步调整。
3.2 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发生改变，逐步走向高级化。统计结果显示，1977年就业结构比重：第一产业由1970年的17.4%下降为11.9%；第二产业由1970年的35.2%下降为34.8%；第三产业由1970年的47.4%提高为53.3%。1977年国民收入比重：第一产业由1970年的7.8%下降为4.7%；第二产业由1970年的38.1%下降为35.4%；第三产业由1970年的54.1%提高到59.8%[27]。日本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带动体育产业结构逐渐转变，体育服务业呈现上升势头。1982年日本体育服务业产值为106.1亿美元，占体育产业规模的53.86%，1986年体育服务业占61.27%，1990年上升到63%。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发展遭遇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冰期，体育服务业产值略有回落。进入21世纪，随着日本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重回高速轨道，体育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体育服务业呈现加速态势，2003年体育服务业达到7万5 347亿日元(651.90亿美元)，占体育产业的78.18%[24]，体育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明显。
3.3 产业政策调整 日本是最早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和及时跟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日本体育产业的腾飞与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调整紧密相连。以促进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为目的，日本体育产业政策主要分为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前者是整个体育产业政策的核心，主要以体育产业内部资源的合理化分配为立足点，积极调整体育产业间的比例关系，实现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后者则是体育产业政策实施的有力保障，主要以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融合为落脚点，形成协同一致的制度群，最终实现对各企业体育经济活动的有效调整。
紧紧围绕产业政策的两大块，日本体育产业政策逐步形成了以下突破口。一是以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既注重过程性，又保持较强的主动性。在产业尚处于相对弱小阶段时，牢牢抓住赶超欧美的契机，尽可能实现静态的比较优势；在产业趋向成熟后，又确立未来发展的目标，最大限度地激发动态的比较优势。二是以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双向互动作用为宗旨，既遵从市场规律，又尊重企业的独立性。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由下至上”的决策方法，通过有效的对话机制，集思广益；在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又严格将自己限定在“有限政府”的范围之内，辅之以各种优惠政策，推动企业自主完成，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从日本结构调整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二战后日本确立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通过制定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实现了体育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并根据体育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有选择地重点扶持服务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变，成功培育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模式。日本产业政策调整经验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迅速实现体育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功范式。
4 启示
从体育产业发展方式演变进程看，无论是集约导向型的欧洲模式、引领导向型的美国模式，还是赶超导向型的日本模式，均呈现一定的阶段性和个性化特点，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历史演进原始基点看，体育产业起源于英国，继发于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并逐步蔓延至世界各地，产业起点不同。从政策发展轨迹看：美国奉行的是放开的政策路线，产业自由度较高；欧洲奉行的是逐步趋同的产业一体化政策，产业开放度较高；日本产业政策调整紧随整个体育经济发展，产业过渡化痕迹较深。从产业功能看：美国认可体育的特殊性，更加倾向体育的经济功能；欧洲基于共同理念的一体化目标，充分尊重体育的社会和文化功能；日本则更倾向在体育市场与社会文化潜能两股线索中谋求平衡。
进一步考察发现，尽管欧美日体育产业发展方式具有个性化特点，但又严格遵循体育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一是驱动体育产业发展方式演进轨迹是从劳动力、资本投入为主的要素驱动型，向管理、知识、技术创新为主的效率驱动型转变，符合E.P.Michael提出的“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演化路径。二是体育产业发展的“火车头”(主导产业)依次经历了体育“用品业—服务业”转变的软化过程，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涅茨法则揭示的“产业结构中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并且最终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服务化演化趋势[28]。三是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对产业发挥作用的方式悄然发生变化，要素积累阶段偏重于“直接数量型干预”，而到了质量和创新型增长阶段时“市场化调节”逐步深入，政府更加倾向于扮演“政策调控者”的角色。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经济体不能跨越自身发展阶段而随意选择某种体育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等缩短由一种发展方式向另一种发展方式转型的时间；因此，作为后发型国家的我国体育产业只要从率先发展的发达国家吸收经验，尊重与利用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趋势和内在规律，适时与合理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可以在较短的时间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29]。
首先，注重科技创新对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动力作用。充分抓住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机会，加大体育产业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的力度，降低体育产业技术研发的成本和缩短利用世界先进生产技术的时间，大力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在体育产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其次，注重体制规划对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力作用。以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加快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基础；加快推进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为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提供制度保障；加快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奠定重要基础”[30]3条主线为体制改革逻辑起点，真正实现体育产业从办向管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封闭式内向型管理向开放式外向型管理转变[31]。
再次，注重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对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推动作用。在进行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国际比较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同样一种政策措施，在一国可能进行得相当成功，在另一国却取得迥然不同的结果。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各国文化的迥异，不同国家国民对同一经济政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不同的经济行为。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完全可以运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元素为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创造有利的环境。